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當代中國的挑戰及其曆史由來

第三節 近代中國的邊疆危機與民族問題

　　自19世紀開始，中國開始走下坡路。統治階級更加腐敗，政治黑暗，全國武裝力量陷於癱瘓。國內各族人民的反清起義連綿不斷，清廷的統治麵臨著嚴重的危機，正如“日之將夕，悲風驟至”。與此同時，歐美國家自18世紀中葉開始的產業革命取得長足的發展。拿破侖戰爭後，英國的工業生產迅速發展，到1830年代，其產量已占世界工業產量的一半。尤其是紡織品工業，生產嚴重過剩，迫切需要擴大國外市場。為了尋求和開辟世界市場，以英、法、美為代表的歐美國家加緊了對外擴張與侵略，英國成為開拓殖民地的急先鋒。中國很早就成為它覬覦的對象。1840年，英國發動了對華鴉片戰爭，擁有龐大兵員的清軍，雖人多勢眾，但因製度腐朽、技術低下，大刀長矛終敵不過堅船利炮。清政府無力製止英國侵略禍水東流，被迫於1842年訂了城下之盟《南京條約》。鴉片戰爭是中國社會曆史的轉折點。戰爭的失敗，標誌著晚清中國國勢大衰，已遠遠落後於世界的發展。它正如毛澤東指出，“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自此，中國由獨立自主逐步淪人喪失主權與領土的境地。鴉片戰爭後，清政府並沒有吸取戰爭失敗的教訓，臥薪嚐膽，勵誌圖強，相反，逐步走向依附於帝國主義，共同對付國內日益高漲的太平天國及撚軍的人民革命運動。到19世紀六、七十年代，大清帝國雖然依靠洋人鎮壓了太平天國及撚軍農民運動，但是清政府已被折騰得財力殆盡，國勢更衰。從此，近代中國不斷遭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而中國的外患，無不是從我國的邊疆民族地區開始的。可以說帝國主義侵華是我國近代邊疆危機產生的直接原因。

　　一、帝國主義侵華與近代中國的邊疆危機

　　在晚清中國衰敗之時，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頂點，開始向帝國主義過渡。資本輸出逐漸代替了商品輸出，成為列強對外經濟侵略的主要形式，因而列強對殖民地的爭奪更加迫切。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也表現得更加突出，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逐漸趕上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日本通過1868年的明治維新建立了地主資產階級專政，迅速走上了對外侵略的道路。德國在19世紀70年代之初擊敗法國，完成了日耳曼各邦的統一，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和最新的工業技術。此外，從1873年開始到19紀世末，資本主義世界連續發生四次世界性經濟危機。為了擺脫自身無法解決的內在矛盾，轉嫁經濟危機，列強竭力加緊對市場、原料及投資場所的爭奪。也正是從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後，各資本主義大國開始了奪取殖民地的高潮，分割世界領土的鬥爭達到極其尖銳的程度。

　　在對東方的資本輸出與殖民爭奪中，資本主義大國均看好中國。因為通過兩次鴉片戰爭，各資本主義國家主要取得了在中國沿海口岸的商業特權，中國廣大內陸地區尚未對其開放。它們迫切希望打開中國的門戶，開辟中國內地的廣闊市場。法國總理茹費理在法國議會中宣稱：資本主義國家，在至今尚未開發的地區，在那個非洲、在那擁有巨大資源的亞洲，特別是那廣大的中華帝國內，要極力搜取它們自己的一份，……我們要站在那富庶區域的門口。自19世紀70年代開始，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占領中國四周的“門口”，加緊侵略中國邊疆與周邊國家，以便從中國的背後打入內地，開辟陸地通商捷徑，發展勢力範圍。自古以來，中國與周邊國家與地區之間存在著一種“藩屬”關係。“藩屬”體製可分為二種：一種是外藩即屬國，對中國定期朝貢，中國皇帝不過問其內政外交，不將屬國納入中國版圖，但對屬國有保護的責任，如朝鮮、越南；另一種是藩部，要歸順中國皇帝，納入中國版圖，委派大臣管理，但對其內部事務采取分封製，藩部外交、國防由中央管理，如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但是，中國皇帝與宗藩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有時中國封建統治者對其內部事務幹涉過多，導致屬國國王或藩部土司與中國皇帝關係惡化以及民族間的矛盾。這種情況給資本殖民主義者以挑撥離間、分裂中國的機會。自19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出現了全國性的邊疆危機。

　　19世紀60年代，清朝政府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過程中深感洋槍洋炮的威力，試圖師夷長技以製夷，故此開始了近代化的進程。在這個過程中最先出現的不是經濟領域裏生產的發展，而是軍事領域的一係列變革。在急於獲得國外先進的裝備技術的同時，人們也對提高國家整體戰略防禦能力提出了要求。此時，沒有海軍的中國傳統國防體製在列強的侵略下，基本上失去了保衛疆土的作用。海洋在古代的條件下構成了一道天然的國防屏障，但在經曆了兩次鴉片戰爭的打擊之後，中國傳統的國防體製已走向崩潰。東瀛日本的崛起，又在中國東方增加了一個強敵，這就迫使清政府改變曆來專注陸防的傳統觀念。從19世紀70年代起，日本成了侵略台灣的最危險的敵人。它當時有強烈的向外侵略擴張的要求，目標是朝鮮和中國的台灣。日本在強迫琉球國王接受其藩王封號後，便於1873年3月利用1871年琉球船民幾十人因船失事漂流到台灣琅驕地方遇難一事，派外務卿副島種臣到北京，向清政府總理衙門提出交涉。1874年初，日本決定向台灣進兵。4月，日本設立台灣藩地事務局，任命大隈重信為局長，在長崎設立侵台的軍事基地；同時又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為台灣藩地事務都督，負責指揮侵台軍事。1875年，日本出動陸、海軍3000餘人，在西鄉從道率領下，悍然進攻台灣。1879年還正式吞並琉球，廢除其國王，將琉球改為衝繩縣。

　　正當日本在中國東南沿海點燃侵略台灣的戰火時，英國又在中國的西南邊疆挑起了釁端。1876年，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借口馬嘉理事件對清政府大肆訛詐。馬嘉理事件發生於1875年初的雲南邊境上，其根源在於英法殖民者企圖從境外搶先侵入中國雲南。1868年，英國第一次派出所謂探險隊從緬甸的八莫出發，闖入中國邊境，妄圖從騰越（今騰衝）進入大理，由於遭到控製這一地區的杜文秀回民起義軍的阻擋，未能達到目的。法國則於1866年組成探測隊，從越南的西貢出發，探測從湄公河（瀾滄江下遊）通往中國的可能性，結果發現該河上遊不能通航，於是把注意力移到北越，想從這裏取得進入雲南的通路。1874年，英國又成立一支由193人組成的武裝探路隊，由上校軍官柏郎率領，從緬甸的曼德勒出發，北上探測滇緬陸路交通。英國駐華使館向清政府謊稱這是少數人的探路隊，是來華遊曆的，還特地選派英國駐上海領事館的翻譯官馬嘉理前往雲南接應。1875年2月，馬嘉理帶柏郎的武裝探路隊擅自越境，闖入雲南的蠻允附近。2月21日，馬嘉理被當地人民盤問，他態度蠻橫，並開槍行凶，憤怒的群眾把他打死，柏郎被迫退回緬甸。馬嘉理事件完全是英國蓄謀侵犯中國邊境引起的。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卻向清政府提出以斷絕外交關係，增派軍艦來華相威脅。1876年2月，英國派出4艘軍艦，由印度來華，為威妥瑪的外交訛詐助威。在英國的多方威脅下，9月23日，李鴻章與威妥瑪在煙台訂立了中英《煙台條約》16款，規定中國賠償白銀20萬兩，派專使赴英賠禮道歉。另外，還議定了英國人入藏“探路”專條，規定英國可派“探路隊”從北京出發，經甘肅、青海，或者由四川進入西藏，轉赴印度，也可派員由印度進入西藏。英國侵略者通過中英《煙台條約》和“另議專條”，除攫取更大的通商、領事裁判權外，更覬覦中國的西南邊疆，尤其是對西藏虎視眈眈。

　　在西北邊疆，野心勃勃的沙俄把魔爪伸入中國新疆。1864年10月，沙俄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割占了中國西部44萬多平方公裏領土。此後，沙俄妄圖鯨吞整個新疆，進而南下與英國爭霸南亞地區。1864年，新疆回民在陝甘回民反清鬥爭的影響下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清舉事。這些武裝暴動一開始就被反動封建主竊取了領導權，他們實行封建割據，有的甚至進行通敵叛國的罪惡活動。喀什噶爾封建主金相印為了攻下漢城，竟向浩罕汗國乞師。浩罕的統治者派部將阿古柏於1865年乘機自中亞進入南疆，1867年阿古柏宣布成立哲德沙爾國（意即七城國），自立為汗。1870年，阿古柏控製了南疆全部和北疆的一部分。阿古柏妄圖同時勾結英國和沙皇俄國。但俄國為了防止阿古柏勢力的進一步擴張，並乘機侵略中國，竟借口安定邊境秩序，於1871年7月悍然出兵強占中國新疆的伊犁地區，美其名曰代為收複，實際上卻設官分治，占地墾殖，對當地中國居民征收重稅，把伊犁地區置於阿拉木圖的沙俄行政長官管轄之下。英國見沙俄侵人新疆，也不甘落後，夢想以印度為基地，侵占西藏，插足新疆，以排擠沙俄侵略勢力。1874年，英國同阿古柏簽訂正式條約，承認阿古柏政權，並以提供槍支彈藥為條件，取得了在阿古柏統治區通商、駐使、設領事館等特權。所以，中國西北邊疆的危機，歸根結底是英、俄兩個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擴張活動及其相互矛盾所造成的。

　　資本主義列強的加緊侵略擴張，對中國的邊境造成了日益嚴重的威脅。中國的邊疆地區大都受到外國侵略的壓力，危機幾乎同時出現，標誌著中國邊疆普遍危機的開始。中國的陸疆和海疆同時發生了危機，“海笨之波濤未息，山瞰之遊繳紛來”。這種陸上和海上兩個方向同時吃緊的安全形勢是清王朝從未遇到過的。尤其是從來為中國所“小視”的日本侵略台灣並簽定中日《北京專約》後，清政府進一步認識到邊疆問題的嚴重性，於是展開了一次內部大討論，以圖調整國防戰略，確保王朝安全。

　　二、“海塞之爭”與中國近代海權問題

　　麵對俄國在西北陸姆和日本在東南海疆挑釁的雙重邊防安全困局，清王朝緊迫的任務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國家安全防禦體係和邊防重點。1874年，清朝統治集團內部就此進行了一場廣泛的討論。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海防與塞防之爭。這次爭論，初步改變了中國已經延續了幾千年來“重陸輕海”的國防戰略思想，對中國近代國防的重建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在中國數千年的地緣戰略史上，以中原為政治中心的封建王朝所麵臨的威脅，主要來自蒙古高原和東北山林地區遊牧民族的侵擾。這些封建王朝幾乎無一例外的以北部和西部兩個方向作為國家安全的重點防禦方向。依據這個戰略重點建立的龐大的陸軍部隊，起到了保家衛國的作用。而古代的東南沿海疆域基本沒有真正遭到過外敵入侵。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歐亞海上航路開通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海洋在古代的條件下構成了一道天然的國防屏障。清王朝入主中原後厲行海禁，使海防空虛，武備廢弛，最終直接導致了19世紀中葉兩次鴉片戰爭中抗擊西方列強從海上入侵的失敗。在經曆了這兩次打擊之後，傳統的國防體製已走向全麵崩潰。在這種嚴重形勢下，清朝統治集團內就國防戰略重心的部署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形成了有名的“海防”和“塞防”孰重的持續爭論。爭論的結果使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地緣戰略重點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這場爭論以“籌銅”（即籌備軍費）為導火線。無論是加強東南海防，還是向新疆進軍，都需要籌集巨額經費。而清政府的財政經濟狀況卻已捉襟見肘。如何處理海防和塞防的關係的爭論便以“籌銅”為導火線在大臣之間激烈展開。以直隸總督李鴻章為代表的一批官員，鑒於籌辦海軍需要大量軍費而清政府“財用極細”，主張停止在西部的大規模軍事行動，放棄新疆，改變“曆代備邊多在西部”的國防戰略重點，將國防重心從西部邊塞轉移到東南沿海，“移西銅以助海防”，專重海防，確保東南財富區的安全。在李鴻章的鼓動下，一時間，“邊疆無用論”、“得不償失論”、“出兵必敗論”甚囂塵上。如吏部尚書崇實認為新疆“縱能暫時收複”“萬裏窮荒，何益於事”？山西巡撫鮑源深亦持此論。湖南巡撫王文韶、漕遠總督文彬、山東巡撫丁定禎、江蘇巡撫吳元炳等則代表了傳統的觀點。他們認為俄國與中國東北和西部接壤，而今又占據伊犁不歸，其“心自貪欲逐，駿駿有日逼之勢”，所以當務之急在於防俄，否則“我師退一步，則俄人進一步；我師遲一日，則俄人進一日，事機之急莫此為甚”，“但使俄人不能逞誌於西北，則各國必不致挑釁於東南”。他們主張以西部陸上防禦為主，全力注重西部塞防，神速進軍西部，及早收複新疆。這種觀點實質上仍以西部陸上邊塞防禦作為國家安全的惟一防禦方向。

　　1875年4月，督軍西部的陝甘總督左宗棠提出，從國家整體安全的角度出發，新的國防布局應海防塞防並重，“竊維時事之宜籌，漠謀之宜定者，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以兩個方向共同作為國防戰略的重心，在西部和東南同時加強軍事防禦的建設，二者不能偏廢。不過當前應當側重於解決新疆問題，因為海防是否鞏固，也與西域邊疆得失關係密切，況且此時日本侵人台灣事件已經了結，東南海防並非燃眉之急，而西北邊疆卻強敵壓境，事態還在急劇惡化。片麵地強調海防而忽視塞防，不僅不能有利於海防的發展，而且會由於塞防形勢的惡化而影響到海防，最終給國家的國防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左宗棠駁斥了李鴻章放棄新疆的謬論。他認為從戰略形勢上看，新疆為國家西北屏障，占據重要的戰略位置：中國定都北京，蒙古環衛北方，西北至北各關隘連成一線，構成完整的國防北線防禦體係。重視新疆是為了保衛蒙古，保衛蒙古是為了拱衛京師。西北臂指相連，形勢完整，才無隙可乘。這就是著名的“新疆一蒙古一京師”戰略關係判斷。左宗棠的意見極大地影響了朝廷的決策。雖然朝廷此時已深知國家海防建設刻不容緩，但新疆問題關係到蒙古甚至京師的安全，因此他們視此為國家安全的首要矛盾。最後，清政府權衡利弊，決定采納左宗棠的建議，決心不放棄將西部塞防作為國防戰略重心的選擇。但同時基於對現實形勢的考慮，清廷又將海上方向作為國家戰略防禦的另一重要方向，並明確告諭天下：海防“現為目前當務之急，又屬國家久遠之圖”，“台灣之事現雖權宜辦結，而後患在在堪虞。……延宜未雨綢繆，以為自強之計”。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率軍西征，負責收複西部領土，以固塞防；並命北洋大臣李鴻章、南洋大臣沈葆禎分別督辦北洋、南洋海防，這就打破了中國漠視海權的傳統。1878年，清軍收複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境，粉碎了英俄利用阿古柏分裂新疆的陰謀。

　　很明顯，晚清決策者們希望以東南海防和西部塞防兩個重點方向，作為國家地緣戰略的重點，海防塞防同時兼顧，既抵抗陸上強國俄國的侵略，又對海洋強國日本等國進行防禦。中國傳統的以塞防為主的地緣戰略重點發生了些微的變化，開始重視海防了。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設立台灣行省，同一天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海軍領導機構——海軍事務衙門。在李鴻章的實際主持下，中國政府大量進口歐洲列強的鐵甲艦，建立了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七”的海軍。中國近代安全防禦戰略體係初步建立。但是，數千年來中國人重陸輕海的傳統疆國觀積重難返。在東亞的國際關係競爭中，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立即走上了“海軍強國”之路，早已將中國視為主要敵人。作為海島國家的日本，早已將籌海戰略置於重中之重。1895年的中日甲午海戰的慘敗，證明了近代中國海洋戰略與海權觀念的嚴重落後。

　　三、傳統疆國觀的曆史局限性

　　以大一統的天下觀為代表的古代疆國觀念，作為我國古代政治思想的遺產，為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和我國疆域的生生不息奠定了基礎。但是，它也有曆史的糟粕性。

　　第一，“重農輕商”、“重陸輕海”的守土思想，在近代以來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資本主義的發展，也阻礙了中國人對開拓海洋重要性的認識。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重農輕商”的東亞農業大國，因此，在國防戰略上表現為“重陸輕海”，明清時期甚至出現了“海禁”。由於地理條件的原因，在古代中國的主要威脅來自於北部和西北邊疆，中國一直以來不重視對海防的建設和對海洋的開發利用。宋朝設立了市舶司，大力發展海外貿易。明朝中國的海疆受到倭寇和海盜的騷擾，中國沿海數千裏居民慘遭荼毒，嚴重影響了明朝的海上交通，也影響海外國家的入貢互市。明朝對此不得不采取海禁措施。清朝與曆代統治者一樣，均重視陸防而忽視海疆。清初為了防範台灣鄭成功和荷蘭人的騷擾，也實行海禁政策。統一台灣以後，清朝的邊防出現較大變化。隨著俄羅斯的東侵和中亞少數民族的來犯，中國的治邊重心轉向西北陸地邊疆，而東南海疆的保守局麵開始形成。統一中國後，康熙帝曾一度設置對外貿易港口，建立海關，及時調整海禁為開海政策。但是到了康熙後期，由於東南沿海海盜的騷擾，以及康熙帝對外國傳教士和對台灣地位認識的改變，清朝又實行海禁的政策。這一政策被雍乾兩朝所繼承，並且隨著西力東漸的不斷加強，對海疆的防範限製不斷加強。乾隆以後，以英國為首的新興資本主義國家加快了侵華步驟，清朝海驅政策隨之發生深刻變化。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東南海防被迫打開，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使中國海防的大門進一步打開。而中法戰爭中海戰的失敗，清王朝認識到海防的重要性，開始籌建新式海軍。但是，為時已晚。“重陸輕海”的傳統思想，遲滯了中國海疆戰略與近代海軍的發展。隻有揚棄傳統中國的“重農抑商”、“重陸輕海”的舊思想，而走依靠大陸、而向海洋的新戰略，解放思想，積極謀求海外發展，中國才有出路。這也是近代日本明治維新成功，而中國的洋務運動失敗給後來中國人的教訓。

　　第二，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文化為基礎的大一統觀念，在封建社會有利於中央集權製度的建立和國家的統一，但是在近代民族國家建立的進程中，卻相反不利於國家的統一與進步。首先，表現在高度的中央集權製限製了地方因地製宜的權利。而在當代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往往表現為中央政府“統得過死”。而地方自治與聯邦製恰恰是現代西方國家社會進步的根本性標誌之一。其次，國家疆域的統一與發展，需要國防思想與軍事力量的統一。以儒家文化為基礎的中國傳統國防觀念不利於近代國防建設。儒家強調“皇帝就是國家”，於是在軍隊中也強調忠君忠上的觀念。國家的軍隊成為“某家軍”。這正是我國近代軍閥製度的起源。以李鴻章為例，在上述晚清“海防塞防”爭論中，李鴻章意識到東南萬裏海疆成為列強入侵為患的門戶，數千年來中國以海洋為屏障為大防的情勢不複存在，國防戰略的重點應由傳統的西部塞防轉移到東南海防。其思想雖然有許多先進之處，但他放棄新疆塞防、專注海防的看法顯然有私心誤國之嫌。李鴻章後來出任北洋大臣專管北洋水師，但是，他養兵千日，不在保家衛國，而在以“李家軍”擁兵自重，而不敢與洋人開戰。麵對日本對台灣、琉球和朝鮮的不斷侵略，李鴻章認為日本是中國的“十年之憂”。十年後的中日甲午海戰中，貌似強大的北洋水師執行李鴻章的避戰求和的作戰方針，落得被動挨打，結果全軍覆沒。而南洋水師卻按兵不動。甲午戰爭的慘敗證明，僅僅依靠軍事強國，靠技術保衛邊防是不夠的。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也是利用中國的軍閥割據，從東北向華北，各個擊破，將國民黨軍隊打得落花流水，大半個中國大好河山落入敵手。

　　第三，“華夷秩序論”，不利於民族平等觀念的建立。基於華夷秩序論的“華夏與邊緣”的民族關係，事實上是大漢民族主義的表現，具有強烈的民族優越感和賤視夷蠻狄戎的一麵。在處理與落後民族和周圍國家的關係中，我國封建王朝往往使用文化和道義的力量，以行“仁政”的理念，來處理中原王朝與邊疆民族的關係。但是，作為封建統治者，他們對邊疆民族的“不順”之舉，更多采取了“恩威並舉”中的武威一麵，使得中國的民族關係與邊疆穩定常常出現問題。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並將之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執行了正確的民族政策與睦鄰外交方略，邊疆穩定，民族團結，中華民族崛起與複興的時代終於到來。

　　新中國的邊疆戰略與民族政策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開創了中國內政外交的新時代。新政初立，百廢待舉，許多曆史遺留的外交問題需要解決。同周鄰國家懸而未決的邊界問題，尤為突出與複雜。此外，因為我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的關聯性和跨國性，我國的邊疆問題不僅影響到睦鄰外交的格局與國家安全，同時也影響到邊疆民族地區的穩定與發展。19世紀以前的中國是統一的中華帝國，並非近代意義的民族國家，皇帝被視為天下共主。在邊界問題上，中國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民族問題上，中國封建皇帝也認為“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古代中國沒有科學的邊界概念，將四周的少數民族視為“蠻夷”。除與俄羅斯帝國有過邊界交涉外，中國在鴉片戰爭前與絕大多數的周鄰國家沒有訂立邊界條約，一般隻有傳統習慣線。因此，當代中國成立前後，就麵臨著複雜的邊疆與民族問題。周恩來作為中國總理兼外長審時度勢，以解決中緬邊界為開端，創造了中國解決邊界問題與跨國民族問題的成功範例。他為新中國製定邊疆戰略與邊界政策作出了卓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