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當代中國的挑戰及其曆史由來

第二節 古代中國的邊疆戰略與民族政策

　　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早在夏商周時期，中國版圖就已經從黃河中、下遊流域逐漸向四周擴大，形成了被稱為中原的中心地區，少數民族居住的邊疆地區則是處於這一中心地區的外圍地帶。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邊疆的穩定，各民族之間的交流和融合，這是中國曆史發展的大趨勢。在這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產生了大量關於如何治理邊疆和少數民族的思想。這種思想是一個完整的體係，它有邊疆戰略、邊疆觀念、邊疆思想、邊疆政策等多個層次。盡管不同曆史時期的邊疆政策有所不同，但是從整體上來說，中國古代的邊疆思想與治邊政策還是有很強的連貫性和繼承性，它對國家的統一、民族的融合、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均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今天我們回顧古代中國的邊疆戰略，不僅對我們認識我國古代疆域的發展和少數民族政策有重大作用，同時也對於我們認識當代中國的邊疆和少數民族問題有很大的啟示。

　　一、古代中國疆域的演變

　　當代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但中國的概念有一個曆史的發展過程，由最初的京師、華夏地區，到由漢族和其他民族建立的王朝所統轄的地區稱之為中國，從近代開始才專指整個中華民族（包括漢族和其他民族）共有的國家為中國。那我們如何理解曆史上的中國呢？從朝代的更替上講，它是指清朝完成統一以後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前的前清版圖，還是僅指1949年後的新中國呢？

　　我國著名曆史地理學家譚其驤為我們提供了較好的認識論：“具體說，就是從十八世紀五十年代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鴉片戰爭以前這個時期的中國版圖作為我們曆史時期的中國的範圍。不管是幾百年也好，幾千年也好，在這個範圍之內活動的民族，我們都認為是中國曆史上的民族；在這個範圍內所建立的政權，我們都認為是中國曆史上的政權。”從入主中原的統治民族方麵來講，從秦朝以來的兩千多年裏，中國出現了一係列由漢族建立的中央王朝，也有其他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其中也出現過多次全國的統一局麵，但是每個統一王朝的疆域都不一樣。因此，如何界定中國的邊疆呢？譚其驤對曆史上中國疆域問題的論述，也為我們提供了有相當權威的視野。他指出：“某一曆史時期的中國邊界不等於這一時期中原王朝的疆界，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要混為一談所謂中國的邊界決不能僅僅是指中原王朝的邊界，還應當包括其他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的邊界，其他少數民族所建立的政權，都是中國的已部分。”作者還強調：“我們一定要建立起這麽一個觀念，邊疆地區有時不在漢族政權統治之下，也是中國的一部分，因為從整個曆史看起來，它是中國邊疆地區的區域性政權。”我們也應當從上述意義上認識我國邊疆的曆史演變。

　　1.秦漢時期的疆域與邊疆

　　秦漢是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中央集權製的形成和發展階段，也是中原王朝對邊疆地區的關係初步明朗化時期。秦漢王朝的統一和致力於對邊疆的開拓，為我國版圖與邊疆的形成奠定了基礎。秦的疆域在東北達到了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西北部，北部達到蒙古高原，西部達到今甘肅東部、四川、雲南一帶，南部達到大陸南端。漢朝在繼承秦朝版圖的基礎上，疆域又有所擴大。漢朝的西部邊疆擴展到河西地區，東北邊疆到達朝鮮半島，在東南邊疆，漢在完全領有秦的東南邊疆之後又略有發展，使東越和南越連在一起。秦漢王朝為了密切華夏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重用少數民族的首領，並大量提拔少數民族上層人物擔任邊疆地區的地方官。很多少數民族上層人物被封為侯爵，或在中央及地方政府擔任官職。這樣起到保持邊疆地區的穩定的作用，也加強了華夏族和少數民族的經濟、文化交流，增進了各民族之間的了解，進一步密切了多民族國家的內在聯係。

　　2.隋唐時期的疆域與邊疆

　　隋唐兩朝，是繼秦漢之後經過長時間的分裂而誕生的更加繁榮富強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其經濟之興旺，文化之輝煌，都是此前任何時代都無法企及的。隋朝的疆域東北抵遼水下遊，西北到青海西部，北至今內蒙古河套，南到海南島。唐朝的邊疆在隋朝的基礎上又有所擴展，東北達到黑龍江以北的外興安嶺，西部到達新疆以北的今天的中亞地區，南部到今天的越南。中國之所以能出現這樣繁榮的景象，是多種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這兩個朝代，尤其是唐朝在治理邊疆方麵所表現的超越前人的高明之舉，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各族人民有一個比較安定的從事生產與交流的環境，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隋唐的文化交流政策非常開放。唐朝幾乎是無保留地向邊疆地區傳播中原先進文化技術。每次唐朝與吐蕃和親的公主在人藏時，都攜帶大量的經史、佛經、曆法、醫藥以及工匠、侍女等，從而使釀酒、紙墨及紡織技術等宏揚到邊疆。同時，中原文化廣泛吸收邊疆地區的文化。唐代是中國文化最輝煌燦爛的時期，這與當時比較開明的文化交流政策和對其他少數民族文化的吸收是分不開的。隋唐兩代作為中國曆史上的輝煌時期，其昌盛局麵的形成與其邊疆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唐朝的統治者克服民族優劣的偏狹，尊重少數民族的人格與風俗，以懷柔、羈縻為邊疆政策的核心，根據邊疆各地的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管轄方式，使中國出現空前的繁榮局麵。

　　3.宋元時期的疆域與邊疆策略

　　宋朝時期，中國的邊疆出現了有別於其他朝代的特征。宋朝的疆域相對來說比較小，限製在中原地區和江南地區。而在邊疆出現幾個勢力強大的少數民族政權，出現了遼、宋、金、西夏並存的局麵。由於北宋國力相對較弱，北宋對邊疆的政策也主要體現在：對北方和西北勢力較強的少數民族政權采取結盟和安撫的政策；對西南的吐蕃、大理等一些勢力弱小的政權采取比羈縻政策相對寬鬆一些的政策，對這些民族政權的首領進行冊封，建立朝貢關係。

　　在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曆史上，元朝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義。元朝將其疆域北部擴展到整個西伯利亞西部並深人到中亞地區。更為重要的是，元朝在西藏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喇嘛製度，使西藏正式成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元朝促進了我國邊疆的形成和鞏固，初步奠定了中國疆域的最大規模。元朝對後世封建王朝的邊疆政策產生了深遠影響。元朝鞏固邊疆、加強統一的政策，為以後的明、清封建王朝的統治者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治邊經驗。元代的“行省”建製與政區劃分，基本上為後世所沿用。元時對西藏僧俗官員並行製度一直延續下來，成為以後各地政教合一政權的定製。元朝所開創的土司製度也為明、清所沿用。

　　4.明清時期的疆域與邊疆策略

　　明朝的疆域東北到外興安嶺，北部到今天的內蒙古地區，西北到今天新疆東部。明太祖朱元璋經曆了元代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的苦難，繼承和發展了曆代統治者的治邊思想，同時根據明初的政治形勢和邊疆狀況，形成自己的邊疆戰略。“明朝治邊強調‘守備為本’、‘剛柔並濟’、‘以夷治夷’三個方麵”。“守備為本”指的是以武力為基礎，作積極的防備。明朝在繼承和發展了唐朝府兵製和元朝禁衛軍衛所的基礎上，建立了衛所製度，以維持一支強大的軍事隊伍。“剛柔並濟”是我國傳統的治邊思想，但是明初的統治者真正發揮了這一思想，不是在武力上下功夫，而是堅持“恩撫”。這一思想體現在推翻元朝統治、統一邊疆地區、對北元和其他各族的政策之中。“以夷治夷”也是傳統的治邊思想，但是明初總結了元朝的教訓，他們的大漢族主義思想和民族歧視觀比較淡薄，他們認為“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者，皆朕赤子，豈有彼此”。

　　清朝我國曆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其疆域從總體上來說在曆代統一的封建王朝中是比較大的一個。其疆域東北到外興安嶺，北部到今天的外蒙古，西北到今天的中亞東部，西部坯包括西藏地區，南部到海南島，清朝的疆域為今天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疆域奠定了基礎。清朝的邊疆政策廣泛地吸收了曆代邊疆政策的經驗教訓，對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對近代中華民族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貢獻。清朝的邊疆開發，人力更多，地域更廣，開發的手段更加多樣化，這是前代所不能比的。清朝對西北地區采取多種形式的屯田，鼓勵西北地區的開發，促進了西北邊疆地區社會經濟大幅度的提高。

　　綜上所述，我國古代的疆域處於不斷演變與發展中，但是，也有一個基本穩定的中原地區。中華大地的各民族在此繁衍生息，逐鹿中原，共同締造了中華文明。但是，我們還要辨證地、史地回顧曆史上的中國。作為現代中國人，我們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國作為現代中國的範圍；我們即不能以古人心目中的中國為曆史上的中國，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國範圍來限定我們曆史上的中國範圍。而應該采用整個曆史時期，幾千年來曆宋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為曆史上的中國。隻有這樣用辯證的、曆史的與發展的眼光，來看待曆史上的中國疆域與民族，才能更好地處理當今中國的邊疆問題與民族問題。

　　二、傳統中國的疆國觀

　　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埃及與古巴比倫淹沒在浩瀚的沙漠中，印度文明史被西方殖民者的入俊打斷。隻有中華文明曆經多次外患卻生生不息。究其原因，除了古代東亞文明圈被高山大海包圍的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外，還有一個主要的思想源流，即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在疆國觀念中的體現。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1.大一統的天下觀

　　大一統的天下觀是以“天地君親師”的傳統家國倫理為基礎的東方國家觀，其基本特征就是中央集權的“君主製”或“家長製”。大一統的天下觀是中華民族團結向上，具有強大的民族凝聚力的最根本思想基礎。它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出現。先秦時期，家、國、天下，各有不同的概念。《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家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在奴隸製時代，不僅把天下分為中國與四海，而諸侯亦依此而劃分為國與野，國為征服者所居，野為被征服者所居。《爾雅》雲：“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這樣，便形成已個以天子為中心的疆國觀，即由天子統領天下，外及四海，其下是諸侯管轄的城邦，城邦之內為卿大夫治理的家，家之外為四海蠻夷。所以，《詩》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大一統的領土觀念，在我國奴隸製社會高度發展的時期便已形成了，它在中國曆史上延續了二千多年，對我國疆域的形成和變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大一統的天下觀，既是指古代天子對於領土與疆域的一種觀念，同時它還含有天子對其他各民族的統治的思想。因為在中國，邊疆和少數民族有著特定的關係，在邊疆上有中國與四海之分，在民族問題上有華夷之別。

　　2.服事觀

　　邊疆是一個地理的概念，更是一個地緣政治的概念。它既反映一個政治中心對不同地區實施的不同程度管轄，又反映了不同地區對一個政治中心所承擔的不同程度的義務。中國古代的服事觀正是從這一角度認識邊疆的。在中國從諸侯分立過渡到大一統國家產生的前夕，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出現了中國最早的疆域學說——《禹貢》畿服製。據《禹貢》記載，夏朝就有了五服製，商周因之，逐步發展為完備的畿服製度。《國語·周語上》記載周有五服：“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服’字是事也，職事也。即服事天子之邦。五服形象地描述了整個周王朝的社會體係，即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服事觀所描述的社會曆史有可能在周朝並不完全存在。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服事觀反映了古代國人對領土與邊疆的認識。首先，服事觀肯定了單一的政治統治核心的存在及其社會作用。在先秦中國廣闊的土地上，雖然長時期存在邦國林立的現象，但是也始終存在著單一的政治核心，夏商周三個王朝就是依次出現的三個中心。春秋以後，雖然出現了諸侯紛爭的局麵，但這也隻是政治權力轉移的表現。戰國時，小國的消失，七雄之間的抗爭，也是為新的更加強大的政治權力中心出現作準備。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統一多民族王朝——秦朝的建立，標誌著中國古代政治中心轉移的成功。其次，服事觀反映了由核心逐漸向周邊擴散的政治結構，這與先秦社會，特別是典型的分封製社會的總形勢是相符的。事實上的治與不治的區別總是相對而言的，服事觀所主張的邊疆觀正是這樣一種觀點。第三，由五服說到九服說的變化，反映了中央王朝施政範圍由小到大的變化。服事觀作為中國古代傳統的治邊思想，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從漢朝起，當《尚書》、《周禮》被列為儒家經典後，其觀點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同時服事觀又是大一統前提下中央集權主張的重要思想先導。因為它提倡全國有一個政治中心，這和中央集權的主張是一致的。

　　3.華夷觀

　　也是一種“內外有別，親疏不同”的家族宗法觀念在我國古代民族與邊疆觀念上的反映。華夷觀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具有深遠影響。如果從華夷各自所處的不同的地域的角度考察時它又是一種邊疆觀。所謂華夷之說，緣起於我國上古華夏族群的形成時期。它所界定的，主要是黃河流域，特別是黃河中下遊地區的華夏族群與中國境內的其他族群之間的差異。上古時期，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人口不多，華夏族群在不斷地發展、壯大，占有黃河流域的廣大生存空間，並成為各部中最發達、最強大的一個族群。因此將自己生息之地視為文明的中心，而把其他非華夏族群稱為夷、蠻、戎、狄，統稱為四夷。在夏、商時期，有許多邦國是由非華夏族的各部建立起來的。它們與夏、商中央王朝保持著“要服”或“荒服”的關係。從總體上看，四夷分別處於華夏的四周，但實際上它們也是大量地雜居在一起。西周以後，小邦林立的局麵趨於結束。與此同時，原居住在中原地區的一些少數民族或者融合於華夏各部，或者退居於周邊地區。隨著民族區域界限的日漸清晰，中央王朝統治者對邊疆地區問題的認識更加明確了。

　　華夷觀還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自秦朝建立後，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大體上是這樣一種格局；人口眾多的華夏族聚居於廣闊的中原地區，在周邊地區散居著其他各少數民族。從秦漢到唐宋，再到明朝，中原漢人建立的王朝均遇到過由北方（包括東北和西北）少數民族南侵帶來的邊疆問題。元、清兩朝是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不存在華夷之說。但是到了清朝以後，隨著邊疆問題的重點由國內少數民族為主，逐漸演變為中華民族與境外民族之間的關係，此時夷狄的稱呼也就隨之從境內少數民族身上轉到外國人身上。華夷的主體也發生了變化，在古代“華”主要是指華夏族（漢族），“夷”主要是指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近代以後，隨著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國的近代民族危機的到來，包含整個中國各民族的概念，“華”是指中華民族，這其中既包括漢族又包括中國境內的其他少數民族，“夷”是指西方人或境外侵華國家。因此，“中華民族”一詞的出現，更多地體現了中國人民救亡圖存與民族振興的愛國主義情懷。

　　我們還應該看到華夷觀的不足之處。從民族問題的角度去看，它體現出了漢族統治者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的種族偏見和種族歧視，因為它是漢族統治者以漢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為標準，按照自己的意誌而定的。在中國漫長的曆史長河中，這種華夷觀成為儒家和社會上的主流觀點。總之，中國古代傳統邊疆觀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思想體係，它們既有積極的一麵，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礎；但是它們也有消極的一麵，它們不是建立在民族平等的基礎上，而是帶有很大的民族偏見。對此，我們要有充分地了解和認識。

　　三、古代中國的治邊思想及對少數民族的看法

　　上麵我們所提到的大一統天下觀、華夷觀是從一種宏觀的角度闡述對於邊疆的認識，下麵我們將從如何治邊的角度來認識古代中國的邊疆思想。中國古代的邊疆地區主要居住著少數民族，所以治邊的關鍵也就是如何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周邊少數民族的關係。在長期的曆史演變中，漢族和邊疆各少數民族之間形成了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麵的差異。中國古代治邊思想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麵：

　　中國古代統治者認為，中國傳統政冶思想和傳統的中華文化要先進和優越於邊疆少數民族。如前所述，由於環境和氣候的影響，邊疆的少數民族經常進犯中原，掠奪財物，夷夏大防，首先要防止以夷變夏，也就是防止“夷狄”擾亂華夏。曆史上有名的“五胡亂中華”的典故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古代中原地區經常受到邊疆民族或政權的威脅，甚至有的王朝被邊疆民族或政權所滅。西周滅亡於犬戎的東侵；漢朝——直受到北方匈奴的威脅；唐朝有安史之亂北宋更是受到邊疆少數民族政權的威脅，北方有遼國，東北有金，西北有西夏，南宋是被少數民族政權趕到南方，偏安一隅；明朝也受到北方的威脅。因此，古代中國的統治者將天下的民族分為華複與四夷，華複居於中原，四夷居於邊疆，華夷區域有別，風俗亦異。華夏行中原製度，四夷行本族禮俗，行禮儀者為華夏，不行禮儀者為蠻夷。但是，這裏必須說明：傳統的夷夏大防思想主要不是防在自然血統上，而是保衛中華文化傳統，這其中包括傳統的政治思想、儒家倫理思想和傳統的社會習俗等，並不是簡單的維護漢人建立的政權。

　　2.以華變夷

　　這是中國古代有著深遠影響的一種治邊思想。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發展史中，四海一家，天人相應的思想和大一統的思想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們打破了自然血緣關係，對建立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製以及以華變夷思想有重大的影響。在中國古代有著非常廣泛的四海一家的思想，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不管是同姓還是異姓，漢族與漢族之間還是漢族少數民族之間都可以是兄弟，都是一家人，均可成為中國王朝的政權的合法繼承者。在曆史上很多少數民族都被認為同華夏有著共同的祖先。此外曆史上有些中原王朝的統治者也有著少數民族血統，如唐朝的李世民。四海一家的思想在中國古代對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當秦朝實現了國家的大一統以後，大一統思想逐漸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思想。西漢時董仲舒說：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經常，古今之通誼也。”在中國古代，大一統思想不僅是漢族統治者追求的目標，同時也是銀多少數民族所追求的目標，比如前秦的苻堅和元清兩朝的統治者。以上述思想作為理論基礎，以華變夷的治邊思想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多事四夷的思想，即主張以武力征服為主要手段，然後在邊疆地區建立較為穩定的統治。這是一種積極有效的治邊思想，在中國曆代王朝中，有很多統治者都信奉和實踐了這一思想，如秦、漢、唐、宋的開國皇帝等。因為在中國古代，中原地區經常受到邊疆少數民族政權的侵擾，這對中原地區人們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危害，有時它甚至威脅到中原王朝政權的穩定。對此，統治者認為以其他方式（如經濟影響、和親結盟等）無法徹底解決問題，隻有通過多事四夷的武力征服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危機，從而達到安邊利民、安邦興國的目的。

　　第二，守在四夷的思想。《左傳》雲：“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這也就是說，無子本應以四夷為己守，但如國勢衰徽，就要以諸侯為守，對抗四夷。兩種局麵對比，顯然前者要比後者好的多。進一步說，如果四夷不能成為中央王朝的邊疆保衛者，反而要以多事四夷等方式加以治理，顯然這也不是一種最理想的狀態。守在四夷是梁以戎夏為一，即四海一家的大一統作為前提條件的，如果這種治邊思想能夠實現，無疑比多事西夷更為積極有效。在中國古代，為實現守在四夷而采取的措施的傳統指導思想是“觀德不耀兵”。所謂治邊的德政，就是不同邊疆地區的不同情況，中央分別施以恰倒好處的統治，即中央與邊疆地區雙方所承擔的權利和義務都要有恰當的、雙方都可接受的規定。守在四夷的治邊思想是以大一統的思想和承認邊疆少數民族有不同於中原民族的生活權利的認識為理論前提的；是以德政和武力後盾為主要實施手段的。在中國古代這種治邊思想較好的適應了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對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對邊疆地區的發展和穩定，對保持中原地區有一個較為安定的發展環境，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3.以夷製夷

　　這是中國古代最流行的治邊思想。是以夷長技來實現對夷的控製或者實現以華變夷的目的。清朝後期魏提出的“師夷長技以製夷”就是繼承了這一思想，盡管此“夷”所指帶的對象不同，是西方殖民者。在中國古代，漢族要比少數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麵要發達的多。但是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情況也不盡然。比如在有些時期，在軍事戰術和手段方麵，以從事農耕為主的華夏民族的傳統兵車就不如從事遊牧為主的北方民族的傳統騎兵更為先進有效。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就是針對這種情況而作的改革。在古代以夷製夷還有一層意思就是，以接受中原文明較多的“夷”也就是說受中原文明同化較多的少數民族，來統治和管理同化較少的少數民族。在不同的少數民族，甚至是同一民族的各部之間，與中原華夏民族各部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聯係也往往不盡相同，有些受漢族的影響比較深，甚至在政治上歸附於中原王朝。曆史上的以夷製夷，主要是通過加強中央政府對“四夷”首領的聯係和影響的方法實現的，比如通過加強政治、經濟、文化的聯係，或者通過和親等。

　　中國傳統治邊思想大體形成於秦漢，發展和延續至清代，其內涵是動態變化的，經曆了從懵懂到成熟的過程，各個時期的治邊思想又有其特色。中國古代傳統治邊思想是一個以大一統理念和華夷思想為基礎的政治思想體係，它反映了對不同地區施以不同程度統治。中國古代邊疆觀具有多層次的、動態的、有繼承性的特點。這種治邊思想，在邊疆地區產生了重要而廣泛的影響，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鞏固均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四、封建王朝的治邊措施與民族政策

　　中國曆代封建王朝均麵臨複雜的邊疆問題，統治者為了鞏固中原政權，製定並實施了相應的邊疆政策。邊疆政策是在我們以上所說的中國傳統的疆國觀、治邊思想的理論前提和基礎上，結合曆代王朝邊疆的實際情況而產生的。因此，它具有較強的靈活性和一定的繼承性。綜合各個曆史時期比較重要的治邊措施與民族政策，有如下幾個方麵：

　　1.屯田

　　秦漢時期，中原和邊疆地區由於自然條件的不同，曆史、經濟和社會製度的差異，邊疆地區的生產落後。秦漢政府注意到邊疆地區這些具體條件和因素，把加強邊疆地區的開發放在重要的地位。秦邊疆政策的立足點是重視邊疆民族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邊疆政策在經濟方麵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加強邊璐地區建設，移民實邊，興辦屯田。秦統一南越、河南地後，就立即移民實邊，增加勞動力。西漢實行屯田，主要是在北方和西北。屯田的形式有軍屯、民屯等多種，規模大小也不一樣。以屯田為主要內容的邊疆開發和邊疆建設，是漢代重要治邊政策。移民和屯田促進了邊疆地區的經濟發展，逐漸縮小了中原與邊疆在經濟上的差別，對全國統一經濟體的形成起了促進作用。邊疆地區和內地在文化領域的交流進一步加深和擴大，邊疆地區的文化豐富了中國文化的內容，促進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共同提高。與漢代的屯田相比，隋唐時期的屯田主要是軍屯。唐代有重兵戍邊，為了解決軍糧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屯田，它即保障了軍糧的供給，又促進了邊疆地區的開發。屯田製度是我國二千多年來開發與保衛邊疆的寶貴曆史遺產。新中國建立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就是這一曆史遺產在當代的繼承與發展。

　　2.羈縻政策

　　自從漢朝以來，西北的突厥民族對西北邊疆和中原王朝就有著極大威脅。唐初戰亂不息，為了鞏固初建的皇權和穩定邊疆，急需提出切實可行的邊疆民族政策。唐高祖在吸取前代教訓的基礎上提出“懷柔遠人，義在羈縻，無取臣屬”的政策。唐朝初期的統治者比較開明，民族偏見比較淡薄，對待少數民族基本上一視詞仁。唐太宗說過“自古皆貧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這就很好的反映了唐朝的懷柔思想。隋唐作為幅員遼闊的大國，若想治理好邊疆問題，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隋唐兩代為此作了種種努力。其邊疆政策主要體現在羈縻方麵：按照少數民族部落區域範圍設置羈縻府州，並直接任命其部落首領充當都督和刺史。羈縻府州比其他府州享有更多優惠的經濟待遇，一般隻向中央政府朝獻一些象征臣服的方物土產；除朝獻外，有的羈縻府州還要交納輕微的賦稅。羈縻政策是對秦漢時期的屬國、屬邦政策的繼承和發展，與之相比，羈縻府州從組織係統和隸屬關係上，比屬國和屬邦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更加密切，進一步加強了中央政府對邊疆地區的管轄。羈縻政策與邊疆民族的歸附有關，當時的羈縻政策主要是針對西南地區，因為西北和東北的少數民族大都沒有歸附。

　　3.和親政策

　　和親主要是指中原漢族王朝與邊疆少數民族朝廷之間的通過王室或宮女外嫁的聯姻關係，達到休戰，並促進邊疆民族地區與中原王朝的政治與經濟往來。和親在中國有很長的曆史，最初把華夏與蠻夷戎狄修好的政治活動叫做“和親”的是《周禮》。在中國古代和親的曆史上，漢唐最具有代表性。和親同戰爭與和平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漢代的和親，完全以漢朝與匈奴的關係為轉移。”漢朝立國之初，在經曆了多次的戰爭以後，國力較弱，而匈奴國力強盛。在這種強弱的對比下，漢朝在戰爭失敗的情況下，采取與匈奴和親的政策。最著名的就是王昭君出塞。漢代和親多是戰敗後的一時權宜柔遠之策。

　　唐代的和親與漢代相比有所不同。漢代的和親對象隻有匈奴與烏孫，唐代則與吐蕃、契丹、回鶻、突厥等民族都有聯姻；在規格上，漢朝的出嫁者都是宗室女或宮女，唐朝的有些是公主。這裏有我們都比較熟悉的文成公主、金成公主和親吐蕃的故事，均已經成為傳誦千古的佳話。這說明唐朝和親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比漢朝有所發展，具有較多的平等民族觀念。

　　唐朝邾親的目的與策略同漢朝相比更複雜，它主要可分為以下幾種情況：第一，以懷柔、羈縻為主旨的和好聯姻。在這種情況下，雙方的軍事衝突較少，和親的軍事政治意味淡薄，更多的體現了民族間的友好往來。第二，和親出於整體戰略的需要。唐高祖武德八年許婚西突厥，即是為了“遠交近攻”，對付頭號敵對勢力東突厥。第三，和親更是一種政治需要和外交手段。但是，無論出於哪一種目的，它都在客觀上加強了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內地與邊疆地區的交流與往來，促進了民族融合。

　　4.封冊製度

　　指中原王朝對周邊少數民族首領或周邊附屬國例如琉球、朝鮮等通過封冊方式確定“君臣之位”，從而確立其對中央王朝的從屬關係。封冊指兩種不同的方式。封，主要封賜少數民族首領以官爵；冊，大多指冊命周邊汗國的國王或可汗。封官爵者，主要是已經內附乃至劃為羈縻州的少數民族酋領。冊命可汗，則情況略顯不同。有些是少數民族的首領，因其家族統治該民族已久，卻有較高的威信，甚至已被推舉為可汗者，中央王朝隻是履行封冊儀式，承認其實際地位；有些首領或可汗，則必須由朝廷封冊以提高其威信，從而確定統治地位；有些可汗則是在武力征服之後，為恢複其部落及汗國地位而冊立的。封冊邊疆民族的首領或可汗，稱臣於中央王朝，在政治上是從屬地位。對中央王朝來說，冊命汗國首先是作為王朝的藩屏；對於冊命的汗國來說，則須承擔供奉義務，受冊後譴史朝貢。通過這種封冊方式，使邊疆的少數民族政權實際上成為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羈縻製度相比，封冊主要是對北部和西北邊疆地帶的一些少數民族政權所實行的，而羈縻主要是對西南地區一些歸附的少數民族。二者在同中央政府的從屬程度上有所不同，所設置的羈縻府州是在中央王朝的統一行政管轄之下，而封冊可汗，則認可和保留了原來的少數民族政權。此外，二者的穩定性也有差別，封冊的汗國可能隨著可汗的更替和其政權力量的增強而脫離對中央王朝的臣服，甚至進攻中央王朝；而羈縻府州一般不具備對中央政府構成威脅的條件。

　　5.土司製度

　　土司製度形成於元朝，也稱土官製度，土司製度是指由中央政府任命少數民族貴族為世襲地方官，並通過這些官吏對各民族人民的管理，達到加強對邊疆地區統治的目的。土司製度主要是針對西南邊疆地區而言的。在元朝土司屬於朝廷命官，與以前的酋長和其他附屬於中原王朝的少數民族政權有根本的變化。同時它與流官也有很大的不同：土司是世襲的，此外，土司犯罪其處罰亦較流官為輕。元代建立土司製度後，即規定了土司應向中央政府繳納賦稅及按期進貢的製度。能夠向朝廷繳納賦稅，這是土司及其所管轄的地區接受元朝中央政府統治的重要標誌。明朝繼承了元朝的土司製度，明朝在平定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時，承認元朝授予各族首領的官職，承認其轄區，允許土司在轄區內仍然保留其傳統的統治機構和權力。土司製度是曆史長期發展的產物，在它產生的初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首先，它實現了對邊疆地區的間接統治，加強了中央王朝對邊疆地區的控製。在土司製度以前，西南的廣大地區盡管已納入中國封建政權的版圖之內，但實際上封建政權並沒有真正對那裏實行統治。其次，加強了邊疆與內地之間的經濟與文化往來。這樣既有利於中原地區先進的經濟、文化向邊疆地區的傳播，另一方麵也豐富和發展了中原文化。

　　6.改土歸流

　　指中央政府為了強化對邊疆與少數民族的權力，改土司為府、州、縣等與內地相同的行政管轄製度，由中央派流官治理，或廢除府、州、縣中的土官，全部由流官統治，或選派一些土官到中央或其他地方擔任流官。其起源於元朝，興盛於明朝，定型於清朝。明初所采取的土司製度和土流合治，對穩定西南邊疆和加強中央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起到一些積極作用。由於土司製度是封建統治者為加強對邊疆統治而采取的一種過渡性措施，就製度本身而言，是落後於內地的政治製度的，隨著曆史的發展，它的消極作用逐漸暴露出來。首先，土司製度是建立在保留原有的生產方式為出發點的，從長時期來看阻礙了封建經濟的發展。在土司製度下，土司的豪華與土民的貧困形成鮮明的對照。西南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緩慢，甚至長期處於停滯狀態，除其他原因外，與土司製度也有很大的關係。其次，土司製度的長期存在，不利於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鞏固。因為土司製度帶有濃厚的割據性，這與中央政權容易產生矛盾，與中央對抗或發動叛亂。土司內部由於爭奪承襲權或土司之間爭奪土地也經常發生衝突。於是明朝在一些矛盾比較突出的地區開始實行改土歸流，改土歸流有利於加強中央對邊疆地區的統治。但明朝的改土歸流隻是開始，並不徹底。明朝的改土歸流是在土司作亂的情況下采取的一種臨時性措施，其目的並不明顯，其改流也不徹底，並沒有真正觸動土司製度。

　　清朝末年，西方殖民者特別是英國和法國對雲貴川藏的侵略，均是從少數民族地區開始的。中國政府為了邊疆地區的穩定，爭取戰略要地，鞏固國防，大力推行“以漢化夷”的改土歸流。清朝對土司製度進行了真正意義上的改土歸流，統治者將土司革除，更以流官，真正廢除了土司製度。但是，清末改土歸流多以武力的手段進行，少數民族對此付出了血的代價。曆史的教訓值得汲取。

　　7.因俗而治

　　即“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的政策。清朝是繼承中國曆代傳統而建立的統一多民族國家，是最後一個封建王朝。但是其統治者是滿清，而處於被統治地位的主體是漢民族。邊疆各民族和漢族的曆史文化傳統相差較大，如何根據各民族習俗特點製定適宜的邊疆民族政策，是清朝完成邊疆統一後，穩定邊疆、長治久安的重要問題。“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的因俗而治，是作為同樣為少數民族的滿清統治者的上策之選。即在一個國家內實行多種政治製度。它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麵內容：第一，在邊疆地區對各民族實行多種形式的管理製度。例如，對蒙古地區實行盟旗製度進行管理；對西南地區實行土司製度；對台灣和海南實行郡縣製；對西藏實行地方政權的行政管理製度等。第二，對邊疆民族上層人士和宗教的政策，清朝通過“恩威並濟”，一方麵籠絡和撫綏各民族上層人士，對他們給以優厚俸祿，封以崇高爵位；另一方麵，分化和削弱他們的權勢。在邊疆地區，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往往交織在一起，國家在製定邊疆政策時不得不考慮宗教因素。在西北和西藏邊疆地區，伊斯蘭教和藏傳佛教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和社會勢力。清朝統治者為實現蒙古和西藏地區的安定，就利用“興黃教以安眾蒙古”，一方麵綏服西藏，另一方麵加強蒙古地區對清朝的向心力。對於伊斯蘭教，清朝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亂之後，對其采取政教分離的政策，這對保持新疆地區的安定是有很大幫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