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當代中國的挑戰及其曆史由來

第一節 中華文明的演進與邊疆民族的特點

　　“我國曆來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漫長的曆史發展中，經過長期的錘煉，形成了具有強大內聚力的中華民族。把我國各民族維係於一個統一的大家庭中而又世代傳承的紐帶，主要有三個：一是國家的長期統一；二是各民族相依共存的經濟文化聯係；是近代以來各民族在抵抗外來侵略和長期革命鬥爭中結成的休戚與共關係。”江澤民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的這話，對我們探討中華文明在世界史中飽經滄桑而屹立不倒的曆史，特別是近代史上各民族抵禦外來侵略、保疆衛國的曆史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今天的人們都知道，中華文明是源於本土的古老文明，56個民族為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共同作出了貢獻。我國民族分布與世界其他多民族國家相比，具有鮮明的特點：占全國總人口90%的漢族，起源並主要居住於中原地區；占全國總人口10%的其他少數民族主要居住在邊疆地區。因此，我國的邊疆問題與民族問題緊密相連。上述三個因素，同樣是促成我國疆域穩定發展、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曆史遺產。

　　中華民族的起源與“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

　　關於中華文明起源的地域問題，學術界曾出現過“外來說”（即“西來說”）與本土論、一元論與多元論的論戰。1894年倫敦大學教授拉克伯裏編撰的《中國古文明西來論》（Westerit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一書，認為中華文明來自古巴比倫。隨著我國史前考古的不斷進展，中華文明起源的“外來說”（西來說）已被徹底摒棄，學者們堅信中華文明的本土起源說。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在其所著《中畫文明的起源》中強調了中華文明的本土起源，他認為中國文明是獨自發生、發展的，而並非外來的。在堅持中華文明本土起源說的前提下，對於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地域問題的討論，至今仍存在有兩大類觀點：一是中華文明起源的一元說，這是一種傳統的觀點；一是中華文明起源的多元說。蘇秉琦教授提出了中華文明起源的“滿天星鬥”說，認為中華文明的起源猶如“滿天星鬥”，最初在不同的地點分別起源，然後不斷融合，逐漸形成了統一的文明。

　　中華文明起源的一元說認為，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最早的起源地，中華文明由此起源，然後傳播到其他地區。嚴文明先生認為，史前階段中原地區的文化發展水平較高，又處於中國核心地理位置，因而在中國史前文化中起著領導和突出作用，不但有條件最早進入文明社會，而且為中國文明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格局。中華文明起源的黃河流域中心論是關於中華文明起源地討論中的傳統觀點。隨這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的進展，這一論點逐漸有被中華文明起源多元論取代的趨勢。

　　中華文明起源的多元論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者。夏鼐先生認為，與中華文明起源關係最為密切的主要有三個文化圈，即黃河中遊、黃河下遊、長江下遊三個地區的新石器晚期文化。也有學者根據近幾十年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提出中華文明的發祥地可分為四大區域，即黃河流域文化區、長江流域文化區、珠江流域文化區和遼河流域文化區。還有學者主張中華文明有六大發祥區，即中原文化區、山東文化區、長江中遊文化區、江浙文化區、甘青文化區和燕遼文化區。

　　費孝通教授後來提出了“多元一體”論，將上述論戰的二者協調到一起，為人們全麵地、曆史地認識中華民族內部民族間的關係提供了新的視角。費先生認為，中華民族即指現在中國疆域裏具有民族認同的中國各族人民，是當代中國各民族的總稱。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在幾千年的曆史過程中形成的。他指出，黃河中下遊和長江中下遊分別有兩個較大的文化區，“中華民族的先人在公元前5000年到2000年之間的3000年中還是分散聚居在各地區，分別創造他們具有恃色的文化。這是中華民族格局中的多元起點”。費孝通先生認為，漢族的形成是中華民族形成中的一個重要階段，由此在多元一體的格局中產生了一個凝聚的核心。春秋戰國的500多年裏，由於各地人口的流動、各族文化的交流和各國的互相爭雄，出現了中國曆史上的一個文化高峰，這也是漢族作為一個民族實體的育成時期，直到秦統一天下而告一段落。而漢作為一個族名則是漢人以及其後中原的人和西周外族人接觸中產生的。民族有一個從自在到自覺的過程，必須和非我族類的外人接觸才會發生民族的認同，也就是所謂的民族意識，而民族的得名必須先有民族實體的存在，並不是得了名才成為一個民族實體的。所以，漢族這個名稱不能早於漢代，但其形成則必須早於漢代。當時中原的原有居民在外來的人看來是一種“族類”而以同一名稱來稱呼，說明這時候漢人已經事實上形成了一個民族實體。中原地區作為中華文明的中心地位已經穩固。這是形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又一步，從華夏核心擴大而成為漢族核心。

　　費孝通還認為，新石器時代各個文化的交融與匯集，已經形成了多元並存的格局，或是說是一種早期的多元文化並存的現象。各個文化已經開始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互影響了。到了夏、商、周三代，這種情況就更加突出了。自秦漢以降，民族間的相互影響越來越深刻。民族之間的影響是相互的，作為核心民族的漢族與各個少數民族也是如此。漢族對少數民族影響表現為先進文明向較落後的文明進行文化的“傳導”，後進文明通過學習先進文明減少相互的差距，也就是所謂的文明的勢位差，比如兩個民族在生產工具方麵存在的差距。漢族的農業文明較之於其他民族，有許多先進的成果，比如生產工具、耕作方式、社會製度等，這些對他們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為他們在曆史過程中逐漸地學習和掌握。另一方麵，少數民族對漢族也有著深刻的影響。以清朝為例，經過康雍乾幾朝不斷地興兵征戰，清代將新疆、西蒙納入了帝國的版函，最終為我們今天的疆域奠定了大一統格局的基礎。費孝通關於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論，對於人們認識中華民族的演進史和當今處理好民族與邊疆問題，具有重大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二、我國邊疆民族的分布及其特點

　　我國邊疆地區，民族成分眾多。在全國少數民族中，除高山族、佘族和黎族等少數幾個民族外，其他50多個民族在邊疆省區中都有分布。1990年我國人口調查顯示，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為11753.5萬餘人，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0%，其中一半以上居住在邊疆省區。其分布的顯著特點是大雜居、小聚居。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聚居地域，他們總體上雖分散在若幹個省、縣和鄉，同其他民族交錯雜居，但在一些省、縣和鄉裏，又往往聚族而居，因而形成大雜居，小集中的分布狀態。這是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發展形成的。新中國成立後，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很據少數民族聚居的不同情況，建立了不同行政級別的民族自治區域，到1990年底建立了相當於省級的民族自治區5個、自治縣或民族自治旗124個和民族鄉2719個，其中大多數在邊疆地區。我國各少數民族在邊疆地區往往與相鄰國家的民族關係密切，經濟文化交往曆史悠久，是我國與周邊國家友好往來的橋梁。少數民族分布地區多為我畫的牧區和森林地域。全國牧區有286萬平方公裏草原，僅內蒙和新疆就占165萬平方公裏。這裏礦產資源、農產資源和水力資源等也十分豐富，是我國進行西部大開發的基礎。

　　根據少數民族的聚居狀況，我國東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的民族分布有一定的規律與特點。東北三省和內蒙古東部，主要有滿族、蒙古族、朝鮮族等少數民族；西北邊疆省區有14個少數民族生活在遼闊的邊疆地區；西南邊疆各省是我國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個數最多的地區，主要少數民族有20多個。

　　滿族，是東北古老的民族，其先民為肅慎、女真。現有人口約1000萬，在少數民族中僅次於壯族。滿族人口80%分布在其發祥地的東北。遼寧省滿族人口比較多；吉林省的滿族分布也很普遍；黑龍江省依蘭被譽為滿族發祥地，省內各地都有滿族分布。現全省有滿族人口120多萬，僅次於遼寧省。內蒙古、甘肅、新疆、雲南和廣西等邊疆省區也有滿族分布。其中內蒙古的東部分布較多。

　　蒙古族，先民為蒙兀室韋，是大興安嶺西北部額爾古納河東岸的遊牧民族。全國蒙古族現有人口約4卯萬，其中60%分布於內蒙古自治區。東北三省也比較多，西北的新疆是蒙古族分布較多的地區，甘肅省和青海省也有蒙古族分布。

　　朝鮮族，是朝鮮半島陸續遷入我國東北和內蒙東部地區的少數民族。現有人口約200萬。主要分布於東北地區東部、中部沿江河地帶。遼寧省朝鮮族主要分布在丹東、寬甸等鴨綠江流域。吉林省延邊地區和長白縣是朝鮮族自治州和自治縣。黑龍江省的寧安、海林、東寧、密山、雞東等市縣都建有朝鮮民族鄉。內蒙古自治區東部江河沿岸也有少量朝鮮族分布。

　　回族，是我國分布最廣泛的少數民族，現有人口860多萬人，主要聚居在寧夏、甘肅、新疆等西北邊疆地區。甘肅省有回族人口近100萬，已建立臨夏和張家川回族自治州、自治縣。新疆也是回族人口較多的地區。昌吉和焉譽建立了回族自治州、自治縣。此外東北和內蒙，西南地區的雲南省回族人口也較多。

　　藏族，其先民公元前就生活在青藏高原及其邊緣地區，目前藏族人口約460萬，其中45%以上集中在西藏，其佘分布在青海、甘肅、四川和雲南等省。1965年9月1日成立了西藏自治區。自治區內藏族人口約210萬，占全區人口95%以上。此外西川、青海、甘肅、雲南等省也有分布。

　　“國家主權”（sovereignty）、“國界”（borderland）等國際法的概念，是近代以來才由西方傳入中國的。古代中國王朝形成了自成一體的國家觀念即大一統的天下觀。在此觀念下，隻有大致的邊疆的概念，而無確切的國界概念。由於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民族居住於中原地區，而少數民族多居住於邊疆地區。當現代民族國家、主權、邊界等出現時，我國的民族與邊疆問題就有了與其他國家不太一樣的特點。我國境內“邊疆少數民族”概念的形成，與1911年“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辛亥革命息息相關。孫中山倡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鏟除少數民族主導的滿清封建王朝為己任。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並建立中中華民國後則將“五族共和”寫入了新憲法如今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帶的這些少數民族，基本上就是“五族共和”裏除漢族外的其他四個主要少數民族滿、蒙、回、藏。他們所在的區域曾被稱為“滿洲”、“蒙區”、“回疆”和“藏地”。近百年來，“五族”當中除了漢族以外，其他族群在20世紀50至年代有了進一步的識別和細分，同時獲得了有史以來首次法定的平等身份：在滿洲有“赫哲族”、“朝鮮族”和“鄂倫春族”；回疆除了“維吾爾族”和“回族”以外，還包括了“哈薩克族”、“烏孜別克族”；藏地當中，也分出了“門巴族”和“珞巴族”等若幹族群。隨著現代國際關係中領土完整和邊疆穩定等近現代主權國家觀念的確立，上述少數民族凸現出了他們的邊疆屬性。我國邊疆少數民族的跨國性與複雜性日益突出，邊界問題因此而生。那麽，怎樣認識這些具有“邊疆屬性”的少數民族呢？

　　在當代中國政治與外交的範疇下，“邊疆”的含義包括了地理、政治和文化三個層麵。

　　第一，作為曆史地理概念的“邊疆”：從廣闊的曆史地理視角來看，我國的邊疆是基本穩定的，但並非一成不變。從亞洲大陸的曆史傳統來說，中國“地理的邊疆”主要指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空間裏各民族長期活動、交往的廣義邊界，也即“西起帕米爾高原，東到太平洋西岸諸島，北有廣漠，東南是海，西南是山”這樣的自然界限。在少數民族所居住的邊陲地區，“邊疆”指的是一個較大的地理空間。在長城內外和青藏高原，作為主體民族的“漢”和作為少數民族的“蒙”、“回”、“藏”民族間的連接與交往不斷加強，逐漸融入到中國的版圖。但是這一民族融合的曆史進程並非是同時進行的。古代西南地區“吐蕃”與“南詔”，以及宋代的遼、金、夏等均自立為王，割據一方。從中國文明“多元一體”的長期演進的曆史進程來看，我國疆域的分分合合，曆史以來，處於某種變化之中，但是基本上是以中原為核心的穩定區域。

　　第二，作為地緣政治概念的“邊疆”：從地緣政治角度看邊疆問題，也可從內外兩方麵觀察。“邊疆外沿”即指國界，代表國家間的領土分野。所謂邊疆民族，無論其具體的族群身份如何，均體現和承載著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對“外”接壤、交往乃至對峙、並存的功能。“邊疆內沿”主要體現一國之內的族群區別與國內的少數民族間的關係，往往是省區界或縣鄉界，屬於“軟性”區分，開放的特點較為顯著，族群往來也因此方使得多。這樣，“少數民族”在邊疆就有了內外不同的向心力和流動感。“邊疆”的內外區別及其雙重作用，無疑是在強化與境外之分的同時，使境內族群日趨“內化”並增強彼此交融。“邊疆外沿”由於代表國界與主權，通常有軍隊駐守，警備森嚴，堪稱“硬性”疆界，在族族交往上因涉及國家關係，一般較為封閉，同時還會受國際局勢的影響而發生變異，例如，今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境內的大部分“邊疆外沿”，在20世紀90年代前代表的是“中蘇邊界”體現著中國同另一個多民族大國的關係。90年代隨著蘇聯的解體，境外之方變成了中亞的多個獨聯體國家。“政治的邊疆”意味著不同利益集團在一定時期裏的勢力範圍。在東亞古代，政治的疆界每每模糊不清，並隨朝代更替，分分合合，具有周期般的曆史“彈性”。近代以來，受到西方列強的衝擊，東亞大陸的政治邊疆也演變為現代意義上國家之間的領土分野。這種領土分野以確定的國界為標誌，使古代社會各分散民族間許多重要的緩衝地帶和曆史“彈性”差不多蕩然無存。例如，越南在古代為中國南部的藩屬國，而在近代中法戰爭後變成了法國的殖民地，二戰後獲得了獨立。再如，外蒙古在古代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而在近代沙俄侵略與斯大林的蠱惑下獨立於中國領土之外。在國家劃定的疆界內，“國民”的身份往往壓過了“民族”的認同，甚至使後者在“國籍”的歸屬上不得不以“邊為界，化整為零”，出現所謂的“跨國界民族”。我國邊疆少數民族的跨國性相當明顯。新疆的維吾爾、哈薩克、烏孜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等諸民族以及內蒙的蒙古一族就是典型的例子。

　　第三，作為民族文化概念的“邊疆”：“文化邊疆”的界定顯得要寬泛和綜合一些。它代表著某種相對獨立、穩定的生活方式以及在此基礎上伴生的族群意識乃至價值觀念。每一文化都有自己的地域中心。由中心向外推延，自身的輻射和影響難以企及之處才被視為邊界。邊界之外是與“我”不同的“異邦”、“異文化”。例如，若以黃河，長江流域為主，從所謂“中原文化”看去，在其西麵北麵，那世世代代以牧為業且“逐水草而居”的草原牧區，便是自己“以農為本”的文化邊疆，反之亦然，農耕之地，即成為牧業民族眼中的“他邦”所在。但彼此之間隻是相互不同而已，並無高低優劣之別。從“超大規模”的帝國視野來看，可謂“長城內外是家鄉。雖然兩地之間的地域呈現出“邊疆形態”，但若將內外兩邊合觀而論對漢族是邊緣的長城，對整個的亞洲內陸卻是一個中心”。正是我國邊疆在民族文化上的豐富多采與寬容性，中華文明既有了漢族主宰的漢唐盛世，也有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蒙元帝國與大清王朝。

　　總之，我國邊疆問題與民族問題具有鮮明的特點。其曆史演變的長期性，民族分布的跨國性，以及與宗教和社會文化關聯的複雜性，為人們認識我國邊疆與民族問題提供了豐富多彩的畫卷。

　　三、中華文明中心的東移及其曆史地理成因

　　由於古代技術條件的限製，中原華夏文明在向周邊發展的過程中，自然受到了我國西部高山大川的阻隔，而不得不主要作東向與南向擴展，並成為東亞文明圈的中心。春秋戰國時代，作為漢族前身的華夏族的勢力逐漸由中原擴散，東到海濱，南及長江中下西抵黃土高原。中華文明核心的擴展對周圍的其他民族即當時所謂的夷蠻戎狄，采取了兩種趨勢，一是包進來的“以夏變夷”，一是逐出去，趕到更遠的地方。匈奴分為南北兩部，北匈奴走了，南匈奴漢化了，就是具體的例子。長江中下遊原來不同於黃河中下遊的文化區，比如楚文化，曾是一個與中原華夏並立的多元統一體，是一個農業經濟發達的文化。秦滅楚後，楚漢從相爭到合並為統一體也是經過一個相當長的過程的。再如嶺南文化融入漢民族的進程。早在秦代，漢人已越南嶺進入珠江流域，廣西桂林的靈渠就是見證。漢族文化越嶺入粵主要始於漢代。當時的南越王還隻是一個強大的地方政權。南嶺山脈以南地區成為以漢人為主的聚居區，經過了幾百年的時間。這兩個例子旨在說明中華文明在早起的演進過程中具有東向性或南向性的擴散特點。這一曆史演變的進程，較好地說明了當今中國社會存在的許多“孔雀東南飛”的現象。

　　民族學和社會學為我國提出了關於中華文明中心擴展和東移的良好解釋。中華文明中心的擴展和遷移源於漢族本身的擴張，民族融合的趨勢和漢族農業經濟的凝聚力。中華民族先是在各地區分別有它的凝聚中心，各自形成了初級的統一體，然後才逐步成為一體。例如新石器時期，在黃河中下遊有不同的文化區，這些文化區逐步融合出現漢族的前身——華夏的初級統一體。當時長城外牧區是一個以匈奴為主的統一體，和華夏及後來的漢族對峙。經過多次北方民族進入中原地區及中原地區的漢族向四方擴散，才逐步匯合了長城內外的農牧兩大統一體。經過各民族流動、混雜、分合，漢族形成了強大的核心，主要聚居在平原和盆地等適宜發展農業的地區。此外，漢族通過屯墾移民和通商，在其他民族地區形成一個點線結合的網絡，把東亞這一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串聯在一起，形成了中華民族自在的民族實體，並逐步形成了大一統的格局。

　　曆史地理學對中華文明從黃河中心到長江中心的南向變遷，有一個更為有意思的解釋。曆史地理學認為，黃河流域孕育出華夏文明，長江流域孕育出荊楚文明，這兩大文明都是中華文明的主要源流。這兩大文明的發展程度還是有所差別的。華夏文明比荊楚文明發展得更迅速更成熟，最終占了上風，成為中華文明的主流。但是，學術界提出了質疑：既然黃河流域的環境比長江差得多，那麽，是什麽契機使黃河流域的華夏文明發展得反而比長江流域的荊楚文明更迅速更成熟？曆史地理學讓後人茅塞頓開。黃河從春秋時代至今決口1500多次，大改道26次，的確是一條害河。春秋至今近三千年，那麽春秋之前的黃河呢？而中華文明恰恰是距今七八千年前到二千年前的這段時問產生的。《中國文化概論》指出：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左右的新石器時代，黃河中下遊地區氣候溫暖，雨量充沛，基本為草原覆蓋，而且擁有大量森林，極適宜作物生長和人類繁衍。這一帶甚至有白猿、犀牛、大象。可見其環境比現在的長江流域還好。這個看起來不可思議的結論同樣可以在漢字中得到映證：河南省的簡稱為“豫”，以象耕田之意。從春秋戰國起，邊緣政權就希望“逐鹿中原”。良好的植被生態環境自然使得黃河災害較少。中華文明的始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因此均起源於黃河中下遊。距今四五千年前在長江中下遊產生的屈家嶺文化也是中華文明的起源之一。但為何發展程度較低，而隻有黃河文明才發展成為中華文明的主流呢？這與當時的物質條件有關。有學者指出：“中國的農耕文明雖然同時發祥於黃河、長江流域，但由於黃河流域細膩而疏鬆的黃土層較適宜於遠古木石銅器農具的運用和粟、稷等旱作物的生長，所以農業生產首先在黃河中下遊達到較高的水平，黃河中下遊地區自然也成了中國上古時代的政治、經濟和人文中心。”而長江流域是黏性較大的紅土層，而且多為水田，顯然不適於木石銅器農具的運用。古代的長江流域並不像現在這樣，既然當時黃河流域溫暖濕潤得能有犀牛大象，可以想見長江流域會酷熱潮濕到什麽程度，大概有點像現在的亞馬遜原始熱帶雨林。《說文·林部》雲：

　　“楚，叢木也，一名荊。”這說明楚人的祖先曾活動於荊山叢林之中。湖北省嘉魚縣蛇屋山一帶有紅土型金礦，這種礦床隻能在很長曆史時期的熱帶雨林中發育，證明長江流域在古代的確曾為熱帶雨林氣候。古代典籍中經常提到南方山林中的“瘴氣”“瘴鬁”，使中原人視南方為畏途。《辭海》稱：“瘴氣，舊指南方山林間濕熱蒸鬱致人疾病的氣”，“瘴鬁：內病為瘴，外病為鬁。南方濕熱之地有之”。由此可知，南方氣候濕熱，瘟疫橫行，毒蛇猛獸出沒，使長江流域成為不適於人類生存的蠻荒地帶，西周初期華夏文明已發展到較高程度，荊楚仍處於艱苦刨業階段。“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川”。所以中原人稱南方為“南蠻”、“苗蠻”、“荊蠻”、“荊楚”。直到漢唐北宋時代，嶺南（廣東）仍屬流放地，故有韓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的哀怨，和蘇軾“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做嶺南人”的自慰。由此可見，原始的工具、黏性較大的土壤、濕熱的氣候及艱難的環境使長江流域的荊楚文明沒能發展為中華文明的主流。

　　但是，從距今三千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開始，為何長江文明日益發展起來，而黃河文明卻逐漸衰落呢？學術界提出了種種解釋。其中科學技術的發展與自然現象的演變為後人提出了更加圓滿的答案。第一，鐵器時代的到來為先人開拓南方提供了可能鐵器大致產生於戰國時代，有了鐵器和牛耕，才能高效地在長江流域的紅土層上耕作。從考古材料看，我國南方的楚、吳、越，是最早製造和使用鐵器的幾個國家之一。尤其是楚國，已掌握了冶煉鐵、鋼的先進技術。第二，氣候的變遷使南方更適於人類的發展。從距今三千年前起，中國大陸的氣候逐漸變冷變幹旱，使北方草木蕭殺，災害增加，而南方則變得更適於人類活動。第三，北方過度的開發，使人類遭受了懲罰。黃河流域成為文明中心後，過度墾殖和頻繁戰火破壞了良好的植被，造成水土流失和黃河肆虐，人民流離失所。中原優秀的農耕男女大批南遷，從而使長江流域得以開發。史載“河患萌於周季，侵淫於漢，橫潰於宋”，可見周代以前黃河河患較少，正是因為產生了華夏文明後才使黃河變為害河。第四，由於北方遊牧民族的不斷南下侵擾，迫使北方王朝經常南遷，偏安一隅，從建都南京的六朝一直到南宋偏安杭州，經濟文化中心南移，逐漸使長江流域高度開發，超過了北方。

　　我國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曾在一篇題為《中國周期性的內部衝突戰》的論文中指出：中國和平與內亂的循環有一種很精確的周期性，大致是幾百年一個周期，直接原因是由北方遊牧民族和中原農耕民族之間周期性的衝突引起的。而遊牧民族的南侵浪潮的背後也同樣與氣候的變化規律有關。在較冷的三千年中，年平均氣溫有2～3℃的擺動，寒冷時期大致出現在公元前1000年（殷末周初）、公元400年（六朝）、公元1200年（南宋）和公元1700年（明末清初）。漢唐兩代則是比較溫暖的時期。殷末周初，落後的周人滅了先進的商人，公元400年的六朝時代主要指南北朝。所謂“五胡十六國”，足指北方五種主要遊牧民族南侵，建立了北中國王朝，並最後融合於漢族的過程。南宋時期，北方的女真、蒙古等多種遊牧民族南侵，最終滅了宋王朝。明末清初時期，北方的女真族南下滅了明王朝。這些時期全是寒冷的年代。氣候溫暖的漢唐兩代恰是中國曆史上最強盛的朝代，北方遊牧民族節節退讓。

　　為什麽氣候冷暖與治亂更替如此巧合？這絕非偶然。氣候寒冷時期，北方草原區水草不豐，畜群無以為食，遊牧民族自然要南侵劫掠。而北方農業區也因氣候寒冷，作物歉收，災害頻仍，農民起義不斷，中原王朝國力衰微。遊牧民族是有利則進，不利則退，故而戰亂發生，中原王朝南遷或崩潰。氣候溫暖時期，北方草原水草豐盛，遊牧民族缺乏南侵的動力，北方農業區也災害少，收成好，國力強盛，即使遊牧民族南侵也往往“不利”，因此可保長治久安。

　　四、從“多元一體”論看我國民族問題與邊疆問題的關係

　　1988年秋，費孝通教授發表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這一著名論文，闡述了他一個重要論點，即中華民族以漢族為核心，在長達幾千年複雜的曆史變遷中，形成了一種“多元一體”的大格局。文章以大量考古成果及曆史文獻為根據。係統說明了這個格局的起源發展與民族關係的內容特點等。此論一出，引起了學界的強烈反響。事實上，關於我國民族關係的格局問題，從前一直處於百家爭鳴之中。到了“文革”結束後，才有較為一致的觀點。學術界普遍認為，漢族的前身華夏民族從多元形成一體的曆史過程始於夏、商、周三代。中原地區之所以會成為中華文明的中心，地理環境的優越和氣候的適宜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戰爭洗禮（阪泉大戰，涿鹿之戰，征伐三苗），洪水治理和實力政治同樣為逐鹿中原的霸主們提供了基礎。還有學者認為，“整個中國的古代文化就像一個重瓣花朵，中原是花心，周圍的各文化中心好比是裏圈花瓣，再外圍的文化中心則是外圍的瓣。這種重瓣花朵式的結構乃是一種超穩定的結構，又是保持多樣性因而充滿內身活力的結構，中華文明的曆史之所以幾千年延綿不斷，是與這種多元一體的重瓣花朵式的文化結構與民族結構的形成與發展分不開的。”

　　用“多元一體”的觀點觀察我國的民族與邊疆問題，在當代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中華民族起源的多元論與本土論，否定了起源問題上的一元論和外來說。這為在民族義係中樹民族平等觀反對大漢族主義提供了理論依據。漢族在中華民族中的核心地位並非是從一開始就是這樣的。漢族的形成、發展壯大以致最終成為核心民族也是經曆了相當長的一段曆史時期的，而非一些人認為漢民族“天然”就是中華民族的核心。這一結論在當代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和理論上的意義。比如有的漢文文獻認為中華民族起源於黃河中下遊，繼續在中原發展者最終成為漢族，迀徙到邊疆者發展為“四裔”各民族。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大漢族主義”在民族起源問題上的體現，既不科學，也非常有害。“多元一體”論打破了“大漢族”的話語霸權，也是對國家倡導的“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繁榮”方針做了一個較好的曆史注釋。要尊重民族的多樣性，尊重各民族的曆史及多姿多彩的文化。

　　與此同時，“多元一體”格局論號召包括所有少數民族在內的全體中華民族，要自覺維護邊疆安全與國家的統一。特別是在近代以來，西方殖民者對中國的侵略主要就是從我國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開始的。他們利用中國的民族矛盾，企圖分而治之，破壞中國的統一。在嚴重的民族危機中，我國各民族人民為救亡圖存，維護國家領土完整，作出了可歌可泣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