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與西藏問題

第三節 鬧“藏獨”的國際活動

　　在國際上，自分裂分子逃至印度後，幾十年來，達蘭薩拉流亡集團為了取得國際社會對“西藏獨立”的同情或支持，以達賴喇嘛為中心，展開了不少的外交活動。60年代末，他訪問了泰國和日本，1973年又訪問了歐洲11國，1979年，達賴喇嘛首次訪問了美國、蘇聯和蒙古。雖然在這些訪問中，他受到許多高級官員，甚至國家首腦的接見，但是大多數國家都非常謹慎地對待達賴喇嘛。在六、七十年代，“流亡集團”的國際努力沒有多少成功可言。

　　但是，八十年代以來隨著國際格局的重大變化，“西藏流亡集團”又在國際舞台上展開了以達賴喇嘛出訪為中心活動的國際努力。

　　在這一係列的國際活動中，達賴喇嘛打著宗教的旗幟，以美國、西歐為重點出訪對攀國，以歐美國家議會以及那些反華議員為活動主要對象，以所謂的“西藏人權問題”為主要論題，以中國政府為主要攻擊目標，迎合西方人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心理，對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進行了惡毒攻擊，對社會主義的新西藏予以全麵否認，企圖謀取國際輿論對“西藏獨立”的同情和支持，鼓起國際社會對他重返西藏的關心。

　　與六七十年代相比，達賴喇嘛的國際活動明顯地存在著一些新特點。一是加強了國際出訪；二是確立美國和歐洲為重要訪問對象；三是提出了一係列解決“西藏問題”的新方案；四是迎合西方社會，確立西藏人權問題為重要論題；五是達賴的國際努力獲得了一定成效。

　　達賴訪美及其五點和平建議

　　1987年9月10日至28日，達賴以宗教活動為由，出訪美國。這次訪問以美國新聞界及國會為活動重點，他接受了紐約《世界日報》、《美洲華僑日報》的采訪，遊曆了華盛頓、紐約、印第安納州的布盧明頓和佐治亞洲的普來恩斯等地。

　　達賴在接受紐約親台灣的中文報紙《世界日報》記者單獨采訪時說，此次美國之行的主要目的，“第一是宗教目的，如闡揚佛理，主持宗教儀式”，“另外則為政治目的，拜訪一些國會議員，參議員，並代表六百萬西藏人民感謝他們在揭發中共侵略和暴行統治的史實上仗義執言”。由此看來，他出訪的主要目的是政治目的。正如他啟程前夕對美聯社記者所說“現在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保持自己的決心，使西藏問題仍然是一個活生生的問題”。就是要誣蔑我國的西藏政策，鼓吹西藏獨立，分裂祖國，並尋求美國國會向中國施加壓力，支持他的分裂活動。這一點在達賴9月21日對國會人權小組委員會發表的解決西藏問題的“五點和平建設”中表露無疑。

　　他在演講中首先對西藏的曆史進行歪曲。說什麽“在人民解放軍1949年至1950年侵入西藏的時候，西藏一直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並對中國進行惡毒攻擊。他把“亞洲局勢緊張”、“地區衝突的根源”、“中印邊界戰爭”等都歸罪於“1949年至1950年期間建立不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侵入西藏”。他還鼓吹“西藏獨立”對於“亞洲均衡”具有重要戰略意義，“西藏地處亞洲中部，把亞洲大陸的大國印度、中國與蘇聯分隔開來，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這使它在曆史上在維護和平與穩定方麵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曆史上亞洲的所有帝國都竭力相互製約，都沒能攻占西藏，西藏作為一個獨立緩衝國的重要地位對於維護該地區的和平是必不可少的。”“我們西藏人有我們自己的文化、語言、宗教和曆史，顯然是一個獨立的民族。要不是中國的占領，西藏今天肯定是仍在維持和促進亞洲和平方麵發揮著它作為一個緩衝國自然應起的作用”。

　　接著，達賴對解決所謂“西藏問題”提出了“五點和平建議”：

　　1.使整個西藏變成一個和平區

　　我建議把整個西藏，包括東部的康省（昌都地區）和安多省，變成一個阿希姆薩（和平）區。……西藏曆來是……亞洲大陸大國之間的緩衝國。……要建立西藏和平區，中國就得把其軍隊和軍事設施從這個國家撤走。……從曆史上講，中國和印度的關係從來沒有緊張過，隻是在中國軍隊開進西藏，第一次要劃定共同邊界之後，這兩個大國的關係才緊張起來，以致導致了1962年的戰爭。如果……用一個友好、遼闊的緩衝區把他們隔離開來，將會大大有利於促進世界上這兩個人口數一數二的國家恢複友好關係。

　　2.中國放棄向西藏地區移植人口政策，因為這威脅著西藏民族的根本生存。

　　中國違反1949年的第四個日內瓦公約，讓大批中國平民遷居西藏。這種作法給西藏這今獨特民族的生存構成威脅。……今天，在整個藏區，遷居去的中國人已達750萬人，而藏族人隻有600萬。在……西藏自治區……藏族人隻有190萬，在該地區居民中已居少數，這個數字還不包括中國駐紮在藏區的30到50萬軍隊。

　　……為了使藏族作為一個民族生存下去，必須製止人口遷居，必須讓在藏區定居的中國人追回中國。否則，藏區很快就會變成隻不過是一個吸引遊客的遊覽勝地和曾有過一段輝煌曆史的遺跡。

　　3.尊重西藏人民的根本人權和民主權利。

　　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權最嚴重的地區之一。中國人在那裏推行一種稱為分離和同化的種族隔離政策，對藏民實行岐視，藏民在自己的國家裏充其量隻不過是二等居民。他們在一個殖民政府的統治下生活，被剝奪了一切基本權利和自由。

　　4.恢複和保護西藏的自然環境和中國放棄在西藏生產核武器和堆放核廢料計劃。

　　藏族人非常愛惜各種生命，佛教信念進一步加強了他們的這種天性。在中國入侵之前，西藏是個有獨特自然環境的沒有受破壞的野生天然保護區。令人傷心的是，在過去的數十年裏，西藏的野生動物和森林；幾乎被中國人破壞殆盡，這給西藏優美環境造成了破壞性影響。西藏剩下的那點東西必須加以保護，必須努力使環境恢複平衡狀態，中國在西藏生產核武器，可能還開始在西藏傾到核廢料。……這樣做所帶來的危險是顯而易見的，中國對西藏的獨一無二的優美環境漠不關心，這不僅使現在活著的幾代人受到威脅，而且會給今後的幾代人造成威脅。

　　5.就西藏未來的地位以及西藏人民和中國人民之間的關係問題舉行誠摯的談判。

　　我們希望本著坦率與和解的精神，通情達理和實事求是地處理這個問題，著眼點應該是努力尋找一種符合藏人，中國人和其它所有有關民族長遠利益的解決辦法。藏人和漢人都是獨特的民族……但是，這不一定妨礙兩個民族在符合雙方共同利益的方麵進行真正的合作。

　　最後請允許我以個人身份講幾句話。諸位以及諸位的同事和同胞一向對各地受壓迫人民的困境表示關切和聲援，我想借此機會向諸位表示感謝。你們公開對我們藏民表示同情，這已經給我們在西藏的人民的生活帶來積極影響，我請求你們在我國曆史這個關鍵時刻繼續支持我們。

　　達賴喇嘛的美國之行，很快在國內外引起反響。

　　達賴訪美，及其進行的分裂鼓噪，成為1987年9～10月拉薩騷亂的導火索。1987年9月27日（星期日），在拉發生了遊行示威。一位外國目擊者說“星期日舉行的示威是要求西藏獨立的喇嘛發起的”。達賴作為喇嘛教的最高宗教領袖，在喇嘛中具有強大的號召力。他憑著特殊身分在美國誣蔑中國政府，鼓吹“藏獨”。九、十月的騷亂就是達賴在美國從事政治活動的直接後果。

　　騷亂發生後，達賴又委托他的法律顧問範普拉赫在印度發表一份支持拉薩騷亂分子的聲明。聲明說，“他呼籲一切人權組織和支持正義與自由的人們規勸中國政府，停止決處無辜的西藏人並釋放被關押的人。”西藏流亡政府辦公室也發表講話，胡說拉薩騷亂標誌著“西藏自由鬥爭的開端”。“我們將繼續鬥爭直到取得完全獨立。”與此同時，流亡集團還在印度及瑞士聚集分裂分子衝擊我駐印使館和駐瑞士使館，以響應和支持拉薩騷亂。

　　達賴的美國之行，在美國國會引發了一個反華的議案。達賴在國會眾議院發表五點和平建議後，立即得到參議院外委會主席佩爾和參議員赫爾姆斯的支持。這兩個出名的反華議員提出了一個幹涉中國內政的“西藏問題修正案”，誣蔑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歪曲拉薩騷亂事件，造謠中國處決和監禁了一百多萬藏人，還散布西藏是“國家”的謬論，支持達賴分裂中國的“五點建議”。

　　這個決議還要求美國政府將其對華外交與人權問題聯係起來。要求裏根當局在向國會提出向中國出售武器請求時，要能“判定中國正有誠意地、及時地著手解決西藏的人權問題”。決議還呼籲裏根會見達賴，建議美國向10萬藏民提供20萬美元的援助。

　　美國國會的“修正案”是近幾年來西方議會在西藏問題上幹涉中國內政的始作俑者。自1987年以後，西方議會仿效美國國會先後通過了許多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這些決議或多或少，都幹涉了中國的內政，鼓勵了西藏分裂分子的氣焰。

　　由此看來，“五點和平建議”，根本不是為了西藏的和平與穩定，不是為了解決西藏問題。而是再次向世人重複“西藏獨立”的老調，散布“中國侵犯西藏人權”的謠言。其建議“使西藏變成一個和平區”，說到底就是要使西藏成為一個“緩衝”性質的獨立國。無論怎麽“緩衝”，都是涉及到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問題。所以說“五點建議”本質上是分裂中國的建議。

　　歐洲之行，斯特拉斯堡建議

　　1988年6、7月間，達賴喇嘛到歐洲訪問。他拜訪了羅馬教皇、歐洲共同體總部，還到德國和法國遊曆。1988年6月3日，達賴在行前接受了芬蘭記者采訪。這位宗教領袖表示：“西藏是獨立的國家，在近40年的占領時期，這個國家遭受了很大的痛苦和毀壞，西藏人對中國人有嚴重的怨恨情緒，隻要有機會就會發泄。”此話一語道破了他此次歐洲之行的動機。

　　隨後達賴開始了他的歐洲之行。首先他應聖坦塞爾莫教堂修士之邀到羅馬同教皇進行他們的第五次會晤。在會晤的前一天，6月13日達賴發表聲明說：“我們的友誼日益增長，每次到歐洲來，如果不能見到他，我就感難過，就感到若有所失。”然而雙方談話的結果對達賴來說是十分失望的。羅馬《新聞報》說，“害怕影響其同中國的謹慎對話的梵蒂岡則公開表示了它的不同意見。……兩位宗教領袖隻在一起呆了18分鍾，……這是第一個不支持的跡象。……教廷如此謹慎的原因可能是，據傳北京和梵蒂岡接觸頻繁。”

　　6月14日下午達賴到達法國斯特拉斯堡。據報道他的這次訪問在歐洲共同體的議會裏引起了消極的反應。歐洲議會議長發表聲明，他不會接見達賴喇嘛，也不會讓達賴在議會講話，他還說，我不認為在目前形勢下他的訪問對於歐洲議會改善與中國的關係會有什麽用。歐洲議會辦公室和議會政治集團主席也聲明，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議會沒有邀請達賴喇嘛。

　　6月15日下午在歐洲議會大廈的一個會議廳舉行記者招待會。由於未能在議會講演，所以早已印製好的《對歐洲議會員的演講》稿隻好在記者招待會上散發。在此文中，達賴重彈中國政府踐踏西藏人權，暴力鎮壓要求民主、自由的藏民，向西藏移民等老調，並聲稱中國政府在西藏實行暴力仍在繼續。達賴重申他的5點和平建議；此外他又提出以下幾點“想法”，即“斯特拉斯堡建議”：

　　一、西藏應當成為一個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的政治實休，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聯盟”的關係？

　　二、由中國政府負責西藏外交事務，但是西藏政府在國外可以設立宗教、文化等方麵的外交辦事處；

　　三、西藏政府加入世本人權宣言；

　　四、西藏政府應該由通過全民投票選舉出執行首腦、對財政立法和獨立的司法體係組成。政府所在地是拉薩；

　　五、西藏經濟、社會體製應根據西藏人民的意願來決定；

　　六、西藏禁止核武器或其它武器的製迨、試驗、儲存、以及核能的利用。

　　七、應該召開地區和平會議來保證正使西藏通過非軍事化而成為和平的聖地，在這個會議召開和非軍事化、非核化實現之前，中國可以有權在西藏保持以防禦為目的的、有限量的軍事設施的存在。

　　達賴還解釋提出這個建議的原因與打算。他說，西藏政府的代表團已經組成，準備同中國政府代表會見，進行詳細討論。在回答各國記者提問時，達賴表示，“西藏應該建立自己的民主政府，同中國保持聯盟的關係……全麵獨立太難實現了，因而需要采取現實主義態度”，“……西藏人的事應該由西藏人自己解決，我隻是藏族人的自由代言人”，“……我在外邊更有利，可以充當西藏人的自由代言人”，“西藏問題是西藏人的問題，不是我本人的問題，60年代以來我一直認為，達賴的地位應當由西藏人來決定，而不是由我個人來決定”，“……我並不反華，並不反對中國政府，隻是要求恢複我們的權利。”

　　不可取的“中間道路”

　　達賴在1987年訪美提出“五點建議”後，流亡集團的分裂分子四出活動，發表講話，製造輿論，企圖就“西藏的地位”問題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但這種分裂主張遭到中國政府拒絕。而追隨達賴的青年人，特別是西藏青年大會堅決要求獨立，並主張在西藏舉行武裝暴動。達賴自稱，他要在這二者之間開辟一條中間道路，作出讓步，在某種程度上得到北京的支持，重開談判，解決西藏問題。斯特拉斯堡建議就是達賴所謂中間道路的體現。這條“中間道路”可取嗎？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中間道路”提出的曆史前提“西藏曆史上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達賴在“斯特拉斯堡建議”中開門見山就說“我國曆史是一部獨立的曆史”；“從未向任何國家出讓過主權西藏與中國是兩個根本不同的國家。”他是想用歪曲曆史的辦法，為“藏獨”製造依據。而在這種曆史前提下提出的“西藏政府”與中國的談判建議，隻能是導致中國承認“西藏流亡政府。”這是將中國內政變成兩個國家之間問題的企圖。

　　其次，建議提出的西藏作為一個“自治的民主政治實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聯盟關係（Assosiation）的政治主張是不可取的。這個政治主張是整個建議的核心。在這個主張中，所謂的西藏政府有權決定同西藏和西藏人有關的所有事務，“中國政府負責西藏的外交事務。但西藏政府在國外可以設立宗教、文化等方麵的外交辦事處。”這種主張很容易使人想起近代史上的宗主權或保護權。按照這種曆史傳統，被保護國的外交與國防為保護國或宗主國負責，其內政則自主獨立，盡管如此，被保護國仍然是國際法的主體，享有主權或半主權。由此看，斯特拉斯堡建議就是企圖將中國內部的民族區域自治問題變成類似於曆史上的所謂的保護權或宗主權關係，改變西藏的法律地位。

　　再次，建議提出通過非軍事化和中立化將西藏變成和平區和大國之間的緩衝國的主張，是故意混淆中印關係中的問題，是涉及到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問題。如果將中國的西藏拿出來與印度去建立和平區或中立區，其結果隻能是破壞中國的領土完整。這正是曆史上英印殖民主義著侵略西藏的目標之一。

　　第四，達賴在建議提出前還提出將中國國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改為“亞細亞共和國聯盟”或“亞細亞合眾國”，以適應中藏雙方的“地位平等”。這一主張也同樣是不可取的。達賴說“中間道路意味著不是完全獨立，而是地位平等，相互尊重。在一個共和國裏我們有自己的地盤，是那裏的主人，中國幫助我們。”達賴在提出這一主張時，把中國與蘇聯作了比較，希望未來的中國象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擁有主權一樣，西藏、新疆、內蒙古、滿洲也同中國地位平等。由此看來，這種“合眾國”或“國家聯盟”的主張都是要分裂中國，就象現在的蘇聯瓦解而成為“獨聯體”一樣。

　　總而言之，斯特拉斯堡建議，並不是什麽新的建議，它隻是在表麵上作了某些讓步，並沒有徹底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西藏分裂集團不得不看到，國際上雖然有某些反華勢力同情他們，但沒有一個國家政府公開支持其“西藏獨立”主張。因此轉變手法，提出一些新名詞，如“自治的民主政治實體”、“國家聯盟”等，但其實質仍然是搞“西藏獨立”。所以理所當然遭到中國政府的拒絕。就在這個“建設”提出後不久，中國政府嚴正聲明：“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不容否認。西藏獨立不行，半獨立不行，變相獨立也不行。”這個建議，沒有從根本上放棄藏獨主張，不能作為同中央談判的基礎。

　　達賴喇嘛在1989年

　　1989年，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是具有特殊意義的一年。

　　對中國來說，1989年是國慶40周年，改革開放10周年，也是平息1959年西藏叛亂30周年。但是這一年也是中國曆史的多事之秋。3月拉薩再次發生騷亂，國務院於3月7日宣布在拉薩實行戒嚴。春夏之交在北京地區發生了動暴亂。此後西方對中國推行政治孤立、經濟製裁。為了表示對中國的所謂“懲罰”，西方某些組織極力抬高達賴的地位，授予他各種人權獎，以至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

　　對世界來說，1989年是國際關係的一個轉折時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政權易手，蘇聯的動蕩、德國的統一，標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兩極體係崩潰。世界範圍的社會主義出現了嚴重挫折。中國麵臨著嚴峻的考驗。

　　西藏流亡集團利用中國出現的暫時困難，在國際上掀起了分裂活動的高潮：

　　1.呼籲國際幹預西藏問題：3月7日國務院宣布拉薩戒嚴。流亡集團立即作出反應。流亡集團駐華盛頓特別代表發言，呼籲給美國議員寫信或開展遊說活動幹預西藏的獨立活動。他認為這是一種有效的辦法，可以贏得國會通過決議，支持西藏獨立。3月10日，達賴在每年一度的所謂“民族起義獨立日”紀念文告中誣蔑國務院宣布的拉薩戒嚴令。他還向包括美國總統布什和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內的世界40位領導人致電，要求他們幹預西藏問題，取消在拉薩實行的戒嚴。西藏青年大會還呼籲美國援助資金與武器，幫助他們在西藏開展遊擊戰，爭取“西藏獨立”。流亡集團駐華盛頓特別代表還以“國際聲援西藏運動”主席身分，接受美國有線電視廣播網（CNN）采訪，呼籲國際社會支持流亡集團的分裂活動。

　　2.出訪歐美，開展反華的人權活動：達賴在國際上以“聖雄甘地第二”自居，鼓吹“非暴力”思想，因此十分接近西方媒介，成為新聞人物。他正是利用國際媒介的作用，打著維護人權的旗號，鼓吹“西藏獨立”。1989年4月，他開始歐美之行，向中國發動了新一輪的人權攻勢。在歐洲之行中，達賴將工作重點放在歐洲議會。4月17日，他在斯特拉斯堡歐洲議會大廈發表題為《多元世界中的人權普通性》，他在演說中以華麗動聽的辭藻宣揚他的“非暴力”思想：

　　不了解幸福的真正性質是有人將苦難加於他人為主要原因。這種人認為別人的痛苦可能會給他們自己帶來幸福，或者他們自己的幸福更重要。……但是，這是鼠目寸光的作法，給別的生靈造成痛苦不會使自己得到任何真正的好處。以犧牲別人的代價得到的眼前利益是不會持久的。從長遠看，給別人造成苦難和侵犯別人的和平和幸福的權利隻會給自己造成疑懼、焦慮和不安。這樣的感覺隻會擾亂作為幸福的標誌的內心的平靜和滿足。……西藏人民渴望將這塊他們的家園的高原轉變成真正的和平聖地，在那裏，人和自然可以和睦與和平相處。

　　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亂後，達賴又不失時機對中國進行誣蔑。6月27日，他在哥斯達黎加說，“最近在中國出現的暴力事件，多年來已在西藏出現。”

　　3·接受諾貝爾和平獎，乘機攻擊中國：1989年六四風波之後，西方為了表示對中國的不滿，將達賴抬出來，提高他的影響，借以“懲罰北京”。7月21日，達賴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將北京平暴與拉薩戒嚴胡扯在一起。他說，“中國對民主運動的鎮壓標誌著將對西藏的自決采取新的強硬方針”。同日，他接受了美國國會授予的人權獎——沃倫伯格獎。在頒獎致辭中，達賴又放攻擊之詞：“在西藏對暴亂僧侶的殘酷鎮壓不象在北京的屠殺那樣在西方被廣泛地報道。”

　　1989年對達賴集團來說，其最大的也是意外的收獲莫過於達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1989年10月5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在奧斯陸宣布，把1989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達賴喇嘛。該委員會負責人公然說授獎是為“懲罰”中國和影響西藏局勢。這一決定顯然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助長了西藏分裂主義分子的氣焰。達賴對此說：“我隻是一名普通的佛教僧侶……這次諾貝爾和平獎也許可以使更多的人睜開眼睛看一看他們自己的本質，”“獲獎將有助於促進建立一個獨立的西藏。”

　　達賴獲獎後增加了宣傳鼓動活動。10月12日達賴在美國威斯康星一一麥迪遜大學發表演講時攻擊中國政府，他說“我的國家在中共的統治下備受苦難。”10月26日達賴對日本記者說：“這次獲獎從長期來說會對解決西藏問題帶來相當的好處。……會加強人們對當局的不信任。”12月10日達賴喇嘛在領取諾貝爾和平獎時說，“在今後5至10年來，中國將會實現民主與自由”，“要求得到民主是天經地義的。中國鎮壓民主從根本上講是違反自然的”。在其諾貝爾演講中，達賴重申了他關於西藏的五點和平建議，他說“西藏問題的任何解決方案隻有在得到國際保證下才有意義”。很顯然，他企圖使西藏問題國際化，尋求國際社會對他的保障與支持。

　　4.聯絡海外“民運”分子，共同開展反華活動。六四風波以後，領導國內動暴亂的許多“精英分子”流亡海外，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這一夥很快與域外的西藏分裂分子勾結起來，共同從事反華活動。達賴集團也很重視。達賴說“西藏與中國難民之間的合作日益增大，從而會有助於中國的民主事業。我們現在在海外會晤中國人的機會增多了。我們也在要求得到更多的自由與民主，在中國與西藏難民之間正在建立新的更加密切的關係。”

　　反華勢力沆灌一氣，真是人以類聚，物以群分。這也是達賴集團在六四風波後進行分裂活動的一個新動向。

　　國際西藏年

　　進入九十年代，國際風雲，變幻莫測，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發的海灣戰爭，南斯拉夫因民族糾紛導致的內戰，以及蘇聯加速解體而形成的獨聯體等大事對未來的國際關係格局發生了具有深遠曆史意義的影響。西藏流亡集團也瞄準了這一曆史性變化，在國際上展開了新一輪攻勢，企圖進一步擴大西藏問題的影響，使之國際化。九十年代第一個重要活動就是流亡集將1991年定為“國際西藏年”（1991.3～1992.3）。達賴再次加強對歐美國家的出訪，並在世界許多國家舉辦“西藏展覽”和藏戲演出，召開國際性藏學討論會，為流亡集團大造聲勢。

　　199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權代表簽訂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十七條協議”）。“十七條協議”是一個劃時代的文件，它標誌著包西藏人民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清除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西藏的影響，使西藏獲得了解放。它也為未來西藏確立民族區域自治製度奠定了基礎。協議的簽字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批準，受到十世班禪的熱烈擁護和十四世達賴的認可。但是1959年3月，達賴集團逃亡國外後，為了從理論上尋找其從事分裂活動的根據，對十七條協議進行誣蔑，說這是一個“城下之盟”，是“非法的、無效的”。在“國際西藏年”裏，他們在一係列國際活動中老調重談，攻擊人民解放軍和平解放西藏，誣蔑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綜觀一年的活動，可以總結為以下幾個方麵：

　　1.達賴再次出訪歐美，突破政府首腦不接見的慣例。直到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承認“西藏流亡政府”，令流亡集團大為頭疼。因此，他們妄圖在新一輪外交攻勢中爭取突破西方大國政府首腦不接見達賴的慣例，以期取得某些成功。1991年3月17日達賴抵英國活動，會晤了英國大法官一梅傑內閣閣員，而且是蘇格蘭和威爾士的首席法官，上議院議長麥凱勳爵。3月19日查爾斯王子會晤達賴，3月20日達賴會見下院議長伯納德·平瑟希爾。但是英國首相梅傑拒絕會晤達賴。英國外交部發言人說，“沒有一個政府承認這個政治實體，而且我們同它沒有往來”，“我們認為西藏獨立是不現實的，鼓勵此事也無補於事”，“達賴與梅傑之間的會晤會被解釋為國家的行為”對此達賴本人頗為不滿，他說：“我感到一些國家對中國采取了不必要的過分謹慎的態度，”英國對西藏問題的態度“不能令人滿意。”

　　3月25日達賴訪問美國，在康納爾進行了為期3天的逗留。4月16日達賴與美國總統布什進行了半個小時的會談，他們討論了西藏的一般情況。4月18日達賴在美國會會見美眾院議長和參院多數黨領袖後向多達200名國會議員和其它貴賓講演。達賴呼籲美國對中國政府采取更強硬立場，要把雙邊關係同人權和民主聯係起來。布什會見達賴，突破了美國政府首腦不與達賴接觸的慣例。這也為西方其他國家政府首腦會晤達賴開了一個惡例。1991年12月，英國首相迫於國內人士的壓力，在唐寧街十號首相府會見了達賴。達賴稱這是“一次極為愉快的會見，他感到特別高興”。

　　美英首腦會晤達賴，對流亡集團而言是一個小小的成功。一方麵，達賴由此提高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麵，在這些會晤中，達賴掌握了西方政府對西藏問題的立場，並了解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如在梅傑會晤達賴時，英國首相就向達賴通報了他於9月訪華時與中國總理李鵬會晤時談西藏人權的問題。

　　2.舉辦“西藏”展覽，召開國際藏學會議，宣傳西藏問題，這是流亡集團在“國際西藏年”的一項重要活動。其目的是為了與中國為紀念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而舉行的一係列國際展覽及演出抗衡。在流亡集團舉辦的展覽、演出及研討會中，達賴親自出馬，擴大□□□年2月訪問捷克時，達賴專門前往《西藏攝影展》□藏的關注。在展覽會門前，達賴問“這裏為什麽有□，婦女答道都是來看達賴喇嘛的，我出於好奇，想看看□”另一位姑娘則說：“過去從未聽說過達賴喇嘛的名字，報紙電視台都說，他是總統請來的客人，我就想看看他。”達賴正是以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榮譽，以外國首腦客人的身分，影響著世界媒介，吸引著人們對西藏問題的關注，他真是一個出色的廣告商。1991年11月，哥倫比亞大學舉行了一次藏學討論會、探討“中國與西藏”關係問題。有趣的是，不僅達賴參加了，而且海外“民運領袖”方勵之也參加了，兩位“貴賓”，同台辯論，引人注目。

　　流亡集團對中國在國外的藏戲演出及有關文化活動進行衝擊和幹擾。如1991年10月，中國四川歌舞團應邀赴印度訪問演出。10月2]日，在新德裏舉行首場演出，其中有藏戲雙人舞。流亡的分裂主義分子幾十人聚集劇場外示威。甚至有人衝上舞台抗議，破壞演出。這樣的活動是與流亡集團其他的破壞活動一脈相承的。

　　3.開展以“西藏人權問題”為中心的宣傳攻勢。宣傳“西藏人權問題”是流亡集團攻擊中國的主要目標之一。在國際西藏年，其人權攻勢具有新的內容與特點。一是加強專門從事宣傳西藏問題組織的活動；二是開展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通過西藏決議為中心的國際活動；三是將西藏問題由人權問題上升為自決問題。

　　流亡集團在美國成立了許多專門宣傳西藏問題的利益集團（Public Interest Group），其中有一個名叫戶援西藏國際運動（International Compaign For Tibet），成立於1988年，在美國注冊，以華盛頓為基地，以遊說國會為主要活動內容。其“組織簡章”說，“聲援西藏國際運動”的主要活動是：就西藏問題，進行調□資料，向國會各機構進行遊說聽證，以促進西藏的人權。其□則是：幫助世界各國政府與人民取得關於目前西藏情況的準□料；西藏是被中國官員占領的殖民地，西藏的資源被中國大量□走；西藏作為國際法上的“民族”享有自決權；西藏是一個擁有獨特語言、文化和宗教的被占領國家，中國政府對此負有特殊的人權責任；中藏之間應就解決西藏問題進行對話。這個組織在遊說國會的活動中特別賣力。現在已成為國會了解西藏問題的主要反麵渠道之一。它給國會議員寫信要求國會通過有利於達賴集團的議案，幫助國會議員起草、傳遞致中國領導人的信，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其成員還經常舉辦講座，提供所謂關於西藏人權的最新消息與背景材料。到目前為止，這個遊說集團已取得了某些成績。在他們鼓動下，美國國會通過決議，建立“美國之音”的藏語廣播；給移民美國的藏人提供簽證；為流亡藏人提供美國富布賴特獎學金。1991年，聲援西藏國際運動主席是洛迪·嘉裏，主任是米歇爾·波拉。

　　流亡集團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開展活動，是隨北京六四風波後西方加強對華人權攻勢而開展的。六四風波後，西方在所謂的中國人權問題上大做文章，並企圖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搞一個譴責中國的決議，西藏分裂集團見有機可乘，加緊了在聯合國人權會的活動。1990年3月第46屆人權會上，西方製造的所謂中國人權決議案被否決。在1991年8月人權會小組委員會上，西方國家通過秘密投票搞了一個西藏人權決議，要求聯合國秘書長向中國政府呼籲中國政府就西藏人權狀況提供說明。流亡集團為之感到歡欣鼓舞，在日內瓦加強活動，調兵遣將，企圖在1992年第48屆人權會上搞一個關於西藏人權的正式決議。達賴集團將洛迪·嘉裏從華盛頓調派到日內瓦，配合其歐洲辦事處作人權會各成員國工作。並打著非政府組織的名義在人權會煽風點火，攻擊中國侵犯西藏人權。然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流亡集團在聯合國人權會的分裂活動以失敗告終。正當其“國際西藏年”結束之即（3月5日），第48屆人權會在3月4日晚表決通過了對中國不采取行動的動議。“國際西藏年”宣告破產。

　　在蘇東劇變之後，達賴集團將所謂“西藏人權問題”的宣傳上升到“民族自決”。胡說“根據國際法的原則；西藏是一個被占領的國家”，“西藏人民遭受著一種形式的殖民或外國統治”，“在中國統治下，西藏人民不斷受到對人權的侵犯”，“在西藏問題上聯大第1723號決議承認的西藏人民自決權”，是壓倒一切的，包括保護領土完整的原則。達賴出訪東歐，鼓吹從東歐的自決中看到“西藏擺脫中國”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