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與西藏問題

結論

　　西藏流亡集團自1960年成立以來，已經有30多年了。如多年來，流亡藏人在十四達賴喇嘛這根精神支柱下已基本上適應了國際環境。流亡集團結合西方現代政治製度及過去西藏政教合一體製，建立了“流亡政府”、頒布了所謂“憲法”，並維持至今。估計它在短期內是不會消失散攤的。但是，它們從事的獨立活動，雖然在國際上暫時得到了某些同情，卻是難以得逞的。

　　綜觀西藏流亡集團三十多年的活動，尤其是最近十年來的活動，人們可以看出流亡集團鼓吹西藏問題，具有以下幾個特點或規律。

　　1.適應國際形勢變化，具有機會主義性質。自美蘇緩和以來，國際形勢趨緩。各國因此更關注保護環境、宗教和人權問題。西藏分裂分子便適應這種國際性呼聲，四處鼓吹“西藏人權問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政權易位後，西方高呼這是什麽“民主、自由、自決的勝利”。達賴喇嘛也將他的觸角伸到東歐，鼓吹從東歐變革中看到“西藏自決擺脫中國”的希望。海灣戰爭爆發後，以美英為首的西方國家依據聯合國決議派兵海灣戰場，解放科威特。達賴又將西藏比作科威特。說“布什總統和梅傑首相對在科威特侵犯人權和實施暴行表示深惡痛絕，我對這種態度表示歡迎，”但對他們拒絕支持西藏的自決要求，表示失望。達賴集團采取機會主義的態度，將毫不相幹的問題胡扯在一起，雖然能夠一時混淆視聽，但要真正取得較大成果，卻是很難奏效的。

　　2.人權是流亡集團經常使用的武器。30多年來，流亡分子苦心經營，以一個反華的弱者形象出現在國際舞台，通過歪曲事實，在國際社會傳播謠言，誣蔑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謊言一千遍，似能成真理。外國新聞界及普通百姓不明真相，很容易對流亡藏人產生同情與支持。起初作為難民的流亡藏人能夠生存下來，離不開國外大量的捐贈。現在，他們以一個人權受害者的形象出現於世人麵前也頗能迷惑不少人。

　　3.在西藏問題上，流亡集團與國際反華勢力呈勾結之勢。除了與海外民運分子勾結外，西藏分裂分子還與新疆分裂勢力“東土耳其斯坦組織”和內蒙古的分裂勢力勾結，鼓吹西藏、新疆和內蒙古脫離中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西藏流亡集團已在美英等國議會建立了為他們說話的“西藏利益集團”，如前麵提到的“聲援西藏國際運動”。現代西方國家的院外集團非常活躍，成為影響國會決策的重要力量。流亡集團在這方麵的工作正是我們中國所忽視的。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都有幾位地位顯赫的反華議員成為達賴喇嘛的“老朋友”，如佩爾，赫爾姆斯，蘭多斯。這些人都是反共老手，主張對華強硬的鷹派人物。他們在美國國會通過幹涉中國內政的西藏問題決議時起了軍要作用，成為達賴喇嘛的代言人。

　　4.達賴喇嘛是西藏流亡集團鼓吹西藏問題的旗手。達賴喇嘛玍西藏政治與宗教生活中具有崇高地位，是一個精神象征，是維係流亡藏人的力量。但是他卻被分裂集團用作進行分裂活動的旗幟與旗手，所以對流亡藏人具有很大的誘惑力與號召力。與此同時，達賴在國際上，仿效印度的聖雄甘地，鼓吹非暴力主義，也是有很強的吸引力的。作為西藏流亡集團的首腦，達賴正是以上述二種形象出現在國際舞台，為流亡集團贏得同情和支持。1989年達賴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更加抬高他的國際形象與影響力。

　　5.利用西藏問題，推卸談判責任，企圖使西藏問題國際化。中央政府自1978年表示希望達賴回歸祖國以來，關於對話的基本原則一直沒有變，我們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是什麽先決條件，而是基礎和取得成果的保證。即隻要放棄“西藏獨立”的立場，一切都可以談判。但是，十多年來，達賴集團在談判問題上大做文章。他就解決西藏問題提出了諸種建議，並要求以他的建議為基礎同中央政府談判。1987年，他在美國國會提出了“五點建議”，第五點提出“就西藏未來的地位”與中國政府舉行談判。1988年，他在斯特拉斯堡建議中提出“召開地區和平會議”使西藏非軍事化，成為與中國保持“聯盟關係”的“自治實體”。後來，他又要美國對談判解決西藏問題提供“國際保障”。總而言之，他的主張都涉及到所謂的“西藏的地位問題”，他談判的前提涉及到“國際保障”問題。這正是要使西藏問題國際化，使屬於中國內部事務的問題讓外國人來參與或幹涉。而這種幹涉的後果隻能導致分裂和破壞中國的領土完整。

　　§§第八章 蘇東劇變與西藏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