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與西藏問題

第二節 正確認識人權國際化問題

　　通過對國際人權的曆史考察，我們發現，人權已越出國界，深入人心，為各國關注，人權問題已成為現代國際法的新領域。然而國際社會是複雜的，不同意識形態的交鋒是尖銳的。因此，隨著人權國際化進程的不斷發展，人權問題成為國際政治鬥爭的重要方麵。我們對人權國際化的問題相應要有全麵的、正確的認識。

　　第一，人權是全人類的共同旗幟，更是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目標和理想。人權的學說及其實踐都是由歐美資產階級國家提出與進行的。它們認為人權是普遍的、永恒的。這種觀點自然否認了人權的階級性和曆史性。國際人權的發展事實也證明了此論的局限與錯誤。但是我們拋開不同的階級、政黨、國家和社會對人權的理解這一層，人權在本質上承是有其超階級的一麵。否則，為什麽世界各國憲法都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呢？這些權利條文雖然用詞各不相同，但內容大體一致。為什麽全世界大多數國家都致力於參與聯合國促進人權的國際活動，並加入《國際人權公約》呢？這均說明人權是全人類追求的共同旗幟。

　　人權也是無產階級的口號和社會主義的目標。馬克思主義在誕生之初，對資產階級的人權理論進行了批判，揭露了資產階級人權的欺騙性與虛偽性。與此同時，馬克思也肯定了資產階級人權的曆史功績。否則，馬克思怎麽會說美國《獨立宣言》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人權宣言。馬克思還直接利用人權口號：“推動國際工人運動的發展，把爭取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作為自己的理想。他說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取階級特權與壟斷權，而是要爭取平等的權利與義務，並消滅任何階級統治。”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人權建設也是一個重要方麵。李鵬同誌曾說：“我們不認為自由、民主、人權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利。社會主義國家也應是自由的、民主的、享有充分的人權。”

　　有了以上認識，我國應該積極參與人權領域的國際活動，推動國際人權朝著健康方向發展，以促進世界和平與安全，同時我國應該在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建設中不斷完善我國的人權狀況，不斷提高我國的人權理論研究水平。

　　第二，國際人權活動中，充滿了尖銳複雜的國際政治鬥爭。在此僅舉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即可見一斑。鬥爭的雙方是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同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西方發達國家憑借較宏厚的經濟實力，以“人權衛士”自居，對發展中國家的人權狀況橫加指責，要求它們按照西方的“人權標準”進行“改善”。同時西方國家還借人權問題對社會主義進行誣蔑，以宣揚資本主義。發展中國家在人權會上針鋒相對，主要關注民族自決權、發展權問題及中東、南非等大規模侵犯人權的事項，把爭取人權的鬥爭與反對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和種族主義的鬥爭結合起來，批駁西方發達國家在人權問題上的“雙重標準”。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在曆屆人權會上都將南非種族歧視問題，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權問題列入議程並通過決議，推動了國際社會反種族歧視、反以色列侵略的鬥爭。第三世界國家還團結起來，使許多破壞發展中國家團結與合作、幹涉它們內政的不合理議程被打掉，顯示了發展中國家共同反對西方控製的力量。這一切表明，在國際人權領域裏，不同社會製度和價值觀念的鬥爭是十分尖銳的，這也是兩種社會製度之間的控製與反控製的鬥爭。我們要認清西方國家在鼓吹“天賦人權”的背後，隱藏著幹涉和控製他國的政治目的。這樣，才有利於我們在鬥爭中推動國際人權向前發展。

　　第三，“人權外交”是西方發達國家推行強權政治的重要手段。西方國家曆來奉行實力政治，將實力視為追求國家利益的最重要手段。自80年代以來，這些國家以美國為首，高叫“要把人權作為對外政策的一項原則”。美國似乎放棄了實力政策，要把道德、正義與理想納入其外交之中。其實不然。“人權外交”是美國強權政治在新形勢下的延續或變種。美國自卡特上台以來，由於其實力的相對衰落，過去推行熱戰與冷戰相交織的實力政策損害了美國的國際形象。於是卡特政府提出了“人權外交”的口號，試圖用道義力量彌補其軍事力量的不足，維護相對衰落的霸權地位。八十年代中後期以來，蘇聯東歐開始的改革及後來的劇變，使得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有可能利用其經濟優勢推行“人權外交”，加緊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就目前而言，西方“人權外交”的主要手段有：以議會充當人權外交的急先鋒，通過人權議案、聽證會等推銷西方的自由與民主，攻擊社會主義製度和共產黨的領導；政府依據戰略需要，采取“雙重標準”，對人權首犯如南非、以色列等不加指責，相反予以援助，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則利用其軍事、經濟、商業貿易上的優勢與優惠施加壓力；利用非政府組織或官方渠道，扶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反對者，進行和平滲透；利用學術交流、“和平隊”、“美國之音”、“自由歐洲電台”等進行意識形態的攻心戰。就近幾年蘇聯東歐的變化而論，西方的“人權外交”頻頻得手。而就我們國家而言，西方加強了對中國的人權外交攻勢。它們在西藏問題、中國的人口政策及宗教和政治改革等方麵，利用人權施加外交壓力。五六十年代，美國對新生的社會主義中國推行熱戰、冷戰遏製的實力政策，沒有搞垮共產黨。現在要把人權外交作為對華關係的基石，搞“和平演變”，我們要保持警惕。

　　第四，正確理解人權與主權的關係。在國際關係和國際法中，如何認識人權與主權的關係是一個具有根本性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有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是“人權至上”論，另一種則主張以尊重國家主權為基礎開展人權國際合作。

　　“人權至上”論主要是西方國家的觀點。它認為人權無國界，國際社會對某國人權問題的幹涉是“合法幹涉”，不屬於幹涉內政。維也納學派從創始人凱爾遜至代表人物菲德羅斯、勞特派特都持這種觀點，認為在人權問題上，任何國家都不應該依據《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七款即不幹涉內政原則指責他國的幹涉權。這種觀點是站在所謂的“國際主義”立場上否認國家主權學說，試圖在人權問題上抬高國際法的地位。它表麵上似乎是為了促進國際人權保護，而實質上反映了那種企圖建立世界法與國際政府的霸權思想，反映了某些西方大國企圖借口“人權保護”為其侵略、幹涉政策作掩護的帝國主義要求。在國際實踐中，這種觀點也是有害的。八十年代以來，美國借“人權保護”為名，入侵格林納達，幹涉尼加拉瓜，侵略巴拿馬。這些肆意踐踏別國主權的事實表明，“人權至上”的論調，理論上是荒謬的，實踐上是有害的，應該徹底否定。

　　主張保護人權應以尊重主權為基礎的觀點，反映了世界上多數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與人民的要求。這種觀點認為，尊重和實現人權的根本途徑決定於一國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決定於一國政府推行的人權政策與措施及其促進人權的誠意與努力；如果過分宣傳個人權利，而忽視民族國家集體的權利，事實上不利於國家的發展，不利於國家的穩定，最終也不能保障個人權利的發展；鼓吹“人權至上”，按西方標準任意審議他國人權狀況，往往導致幹涉他國內政，導致發展中國家的衝突乃至戰爭。因此發展中國家提出，在國際人權領域，開展國際合作，促進人權，要尊重國家主權，不幹涉內政，並呼籲國際社會處理人權問題時，“適當地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在貫徹人權與基本自由方麵的經驗”，“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各種社會全麵情況”，審議人權要“以促進人權的充分尊嚴與社會的發展與福利的需要”為目的。發展中國家的上述主張與呼籲反映了現代國際人權活動的進步要求，也正是我們理解人權與主權關係的基本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