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位於蘭州西果園的西北農業專科學校奉命撤銷,盛彤笙從中為西北獸醫學院(員怨緣園年原國立獸醫學院更名)延攬了一批人才,崔堉溪就是其中的主要對象。從此,他終生服務於這所學校及以後的甘肅農業大學,把畢生精力都用在培養畜牧科技人才和振興祖國的養馬事業上。他在馬匹育種和鑒定方麵造詣之深名播國內外,以至於美國一家報紙將他稱之為“中國馬人”,一個為馬而生的人。這個名字對他來說,實在是既形象又貼切,也是他一生愛馬的生動寫照。
崔堉溪,山東省日照人,生於1914年。由於家境較好,他在山東濟南及北平等地上完高中,1936年考入西北農學院畜牧獸醫係,1940年成為西北農學院首屆畢業生,並留校任助教。在家庭的資助下,他自辦畜牧場,研究綿羊育種和羊毛改良。為了提高自己的學業水平,他努力學習英語,爭取出國深造。1944年底參加農林部留美農業技術實習人員考試,經兩榜定案,第一榜名列第二,第二榜名列第一而被錄取。1945年3月留學美國中部的艾奧瓦州立農工大學畜牧係,其中有一年的時間到多個畜牧場、研究所、西部大草原進行考察和實習,特別是接觸了一些馬場,他被那在遼闊的大草原上疾速如風、雄健俊美的精靈深深吸引,從此與馬結下了不解之緣,下決心要在自己的祖國也培育出優良的馬品種來。
1946年8月,崔堉溪返回國內,母校西北農學院院長章文才專程來到上海,邀請他回校任教,聘他為畜牧係副教授兼係主任。1948年崔堉溪接受當年的老師路葆清邀請,來到甘肅蘭州的國立西北農業專科學校,被聘為畜牧係教授兼畜牧場主任。1950年春,西北農業專科學校撤銷,大部分專業並入西北農學院,其中的畜牧科和牧草科及10名教師、23名學生並入西北獸醫學院,學校“借水和泥”,隨即以此為基礎成立了畜牧係,崔堉溪被盛彤笙聘為副教授兼會川畜牧場主任,一年後被聘為教授。
西北畜牧獸醫學院的很多老師都傳聞崔堉溪當年和蔣介石的公子蔣經國有些淵源,而且關係不錯,其實也確有其事。從本人檔案中可以看出,這完全是為了出國深造而形成的一段曆史。抗戰時期,蔣中正為了培植“太子”蔣經國的勢力,在重慶辦了一所三青團幹部學校並自兼校長,蔣經國出任教務長。崔堉溪被招生簡章上所列“一年期滿,成績優異,派出國留學”的條件所吸引,覺得這是獲得出國留學的極好機會,於1944年5月赴重慶參加學習。在一年的學習時光裏,他比任何人都要刻苦努力,又是學習專業,又是訓練英文的會話和寫作。崔堉溪的學習勁頭在學校引人注目,當教務長的蔣經國自然也看在眼裏,喜在心中,認為這是棵好苗子,想物色成自己的親信,特別是見到了他寫的一篇很有見地的文章“發展河西走廊的意見”後,對他更為欣賞,還提出讓他到甘肅河西某縣當縣長。但崔堉溪對從政不感興趣,再三申明想出國留學,蔣經國亦未再勉強。1945年3月崔堉溪如願以償留學美國,蔣經國多次給他提供經濟上的資助,並希望他回國後到中央政治大學任教。這在別人來說,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結果他又未允應,而是回到母校搞專業。一度,蔣介石想讓蔣經國取代盛世才到新疆當省主席,在考慮新疆工作的班底時,崔堉溪又進入蔣經國的視野,擬讓他去當一個地區的專員,結果這件事因張治中兼任新疆省主席而作罷。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前夕,蔣經國還沒有忘記這位當年的學生,從杭州寄來參加“青年救國團”的表格和宣言書,但又被他一一退回。看來人各有誌不能強勉,崔堉溪終於還是留在了大西北這塊令他向往的土地上。
來到西北獸醫學院的崔堉溪投入了畜牧係的創建工作。他和同仁們一起設置課程,編寫教材,購置設備,籌辦校內畜牧場,同時還經常往返於蘭州和一百多公裏外的渭源縣會川牧場,管理和繁育西北農專移交過來的各類家畜。建係初師資力量較弱,他一人同時講授了家畜飼養學、品種學、屠宰學、牧場經營學、養馬學等5門課程,從而也奠定了學院動物生產學科的基礎。崔堉溪治學嚴謹,健談風趣,講課深受學生歡迎,40多年來培養了一大批高層次的畜牧科技人才。
崔堉溪性情直爽,敢說真話。1952年帶學生在東北遼寧的鐵嶺馬場實習,對馬場從蘇聯進口的種公馬和牛的新品種進行鑒定。之前很多人都說蘇聯的種馬和奶牛的品種這也好那也好,唯獨他卻發表了不同的見解,認為這些馬和牛從頭型、脖子到四肢等外形條件都不太理想。他說,“柯斯特羅姆牛肉墩墩的,這算什麽優良奶牛品種啊?弗拉基米爾馬也不是很好的挽馬。”在當年向蘇聯一邊倒的形勢下,說真話是要冒很大風險的,搞不好就會戴上“挑撥中蘇關係”的大帽子。大概是馬場把情況反映給了學校,回校後學校還組織畜牧係對他進行批判,但他還堅持說要實事求是,不好就是不好,不能說瞎話。後來,那匹蘇聯種公馬繁殖的後代真的不怎麽好,證明他的鑒定是正確的,這件事才不了了之。
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在養馬學界有“馬界三傑”之說。他們是謝成俠、崔步青、崔堉溪。謝成俠是南京農學院畜牧獸醫係教授,中國養馬業的開拓者之一,家畜繁殖學奠基人,率先編著了《中國養馬史》《中國養禽史》等書;崔步青是吉林農業大學教授兼畜牧獸醫係主任,著名養馬學家,我國現代馬政建設和馬匹育種改良事業的奠基人,擅長相馬和育種,對我國現代馬政建設、馬的育種改良和畜牧教育做出了重要貢獻。其兄崔步瀛為國立獸醫學院籌委會五委員之一。
到了20世紀50年代中期,隨著畜牧係師資力量的增強,各門課程都有專任教師,崔堉溪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養馬的研究上來。多年來,他廣為收集國內外大量相關馬的資料,多次主持了對全國馬驢品種資源的調查工作,足跡遍布全國十幾個馬場,幫助陝甘青新4省5個國營馬場製定了馬匹育種方案,以嚴謹的科學態度指導和參與了馬的新品種的鑒定和選育工作,為陝西“關中馬”、甘肅“山丹馬”與“河曲馬”、青海“門源馬”、新疆“伊犁挽馬”以及西南馬保種育種的研究傾注了大量心血,使許多新品種通過了國家鑒定。
古之相馬有伯樂、九方皋,他們能夠“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善為世間識別千裏馬。而崔堉溪通過多年來對我國養馬業的深入研究,對馬同樣從身高、體型、肌肉、頭頸、四肢、運步等方麵一望而知其優劣,成為“現代的伯樂、九方皋”,在養馬業界一言九鼎。1956年青海省門源開始“挽乘兼用馬育種”的研究,海西州聘請他為總顧問。此後,他經常奔波在海拔3000多米的門源大草原上,經十幾年的努力,選育出體型優美、緊湊結實、運步輕快、動作靈活、適應性強、適合軍需民用的門源新品種馬,1989年獲青海省科委二等獎。1961年,甘肅山丹軍馬場開始培育軍用馬品種,由該馬場政委擔任“山丹馬”育種委員會主任,崔堉溪任副主任,全麵負責技術工作。他深入草原調查研究,幫助製定育種計劃,鑒定馬群,將其中的理想型馬品種橫交固定,在1983年培育出優良的馱挽、馱乘多種性能的“山丹馬”,使舉世聞名的東漢“踏飛鷹奔馬”為之複活,這項成果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他還指導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昭蘇馬場開展“伊犁挽馬育種”,獲農牧漁業部技術改進二等獎,並參加了多個馬新品種的鑒定,為我國西北養馬生產乃至全國畜牧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崔堉溪在養馬領域中有很高的學術地位,發表論文39篇,多次在全國性的農牧業會議上作學術報告,兼任過中國畜牧獸醫學會甘肅省分會常務理事、全國《養馬雜誌》編委、《甘肅畜牧獸醫》雜誌編委會第一副主任等職務。主編有全國統編教材《養馬學》及《中國現代養馬》《養馬學及實習指導》等著作,參編《家畜飼養學·馬匹飼養》《中國馬驢品種誌》《中國畜禽品種誌》等,被全國馬匹育種委員會聘為委員兼西北片(陝甘寧青新)片長。
崔堉溪對馬終生至愛不渝。他家的牆上掛的、桌子上擺的、書櫃裏放的,全都是馬的模型、圖片或書籍資料。每到馬場去,第一件事就是看馬,馬跟他也很親熱,不管多麽烈性的馬,經他一擺弄,便俯首帖耳地聽他指揮。他對馬的感情,可以說是滲透到骨子裏。但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國養馬業日漸式微,這使崔堉溪心中非常焦慮。1979年他在《青海日報》上發表了“養馬業有廣闊的前途”的長篇文章,闡述了養馬業在國防和民生中的地位及前景;同年還通過《光明日報》內參,向中央高層主管部門強烈呼籲拯救我國的養馬業。他說現在有一種錯誤的論點,似乎“四個現代化”就不需要馬匹了。目前,全國有13個畜牧業基地,卻沒有一個養馬基地。我國70豫的土地是山地,即使搞機械化也是離不開馬匹的。他在內參中指出,原屬中央軍委總後勤部的甘肅山丹軍馬場,有著悠久的養馬曆史,在國內很有聲望,該場原有兩萬多匹馬,現在隻剩一萬多匹了;出土文物“馬踏飛燕”中馬的體型,力速兼備,既有重型馬的體軀,又有輕型馬的蹄腿、頭頸,舉世無雙,這種體型的馬,現在也難得一見。他認為,世界養馬業正麵臨著一個大的轉折,即從役用重新轉為肉用或乳用,馬肉不僅味道鮮美,而且脂肪由軟脂酸所組成,其中的亞油酸、亞麻酸有軟化血管的作用,這是牛、羊、豬所不及的。馬奶的成分和人奶接近,特別是含Vc比牛奶高9倍,養馬的成本比養豬、養牛的成本都要低。我國草原麵積大,群牧養馬大有前途,應從現在起,以戰略的眼光,開展肉用型馬的培養和研究,重振養馬業。
1987年,崔堉溪退休後,被甘肅農業大學返聘,繼續任研究生導師,講授家畜飼養學、養馬學等諸多本專科生和研究生課程。他還扛鼎出版了對甘肅畜牧業至關重要的《甘肅省畜禽品種誌》和《甘肅省誌·畜牧誌》填補了省內空白。1998年科技部出版《科技成果公報》稱讚《甘肅省誌·畜牧誌》為“最佳全國省級畜牧誌”,可作為“教學、科研與生產的指導性文獻和工具書”。
“道義是肩仁者勇,詩書悅性壽而康。”這是弟子送給崔堉溪的一幅壽聯,也反映他晚年生活的樂趣。在頤養天年之時,他還不忘對馬的關注,運用自己廣博的知識,對作為我國旅遊標誌的國寶級文物“馬踏飛燕”進行了一番考證,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在《隴右文博》1999年第2期發表了《甘肅河西古代養馬史和漢墓銅奔馬模型的考證》一文,是一篇有很高學術價值的文章。它不但以大量的事實闡明自秦漢以來甘肅河西一直是我國最重要的皇家馬場所在地,而且以科學嚴謹的態度和大量充分的史料,說明1969年10月在甘肅武威雷台一座東漢墓葬出土的“銅奔馬”模型,“在馬的外形上,對每一部位都做得十分完善、準確、鮮明,無任何一處的失格,並把馬的捍威、氣質、風采、步伐與速力等充分表現無遺”,“對於了解研究我國古代馬特別是漢馬,是十分難得的依據”。崔堉溪據此提出這具“銅奔馬”模型的正確名稱應該是“蹄蹭飛鷹銅奔馬”,並且斷言該銅奔馬與東漢初期名將馬援提出的我國和世界曆史上第一個馬匹理想型模型———“名馬式”(已失傳)“有許多相似之處,二者形成的時期、地點及其曆史背景和社會基礎也都是相同的。‘名馬式’是最優秀馬匹的榜樣,是最佳漢馬的樣板。‘蹄蹭飛鷹銅奔馬’其實就是‘名馬式’的再現。”崔堉溪的這一著名觀點,不僅使長期以來廣有爭議的“銅奔馬”有了正確的冠名,而且對全麵評價我國古代養馬生產發展水平、種質水平,開發和利用我國馬種資源,發展現代養馬生產均有重要借鑒和指導作用。
2002年3月,崔堉溪病逝於蘭州,享年8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