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牧昆侖：盛彤笙院士紀實

十六、因緣際會張治中

　　創建中的國立獸醫學院，有幸與中國現代史上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結緣。他就是在國民黨上層人士中和中國共產黨交情最深，並被譽之為“和平將軍”的張治中。

　　張治中，原名張本克，字文白，1890年10月生，安徽巢縣人，國民黨陸軍二級上將。早期任黃埔軍校學生總隊長、軍官團團長，1928年後任國民黨第四路軍總指揮、第九集團軍總司令，抗日戰爭時期任湖南省主席、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參加了“一·二八”“八一三”兩次淞滬抗戰，並立下遺囑，表示誓死抗日的決心。抗戰勝利後，他三到延安，斡旋國共談判，為國內和平而奔走，是一位沒有同共產黨打過仗的國民黨高級將領。1946年3月，張治中調任西北行營主任，管轄甘、寧、青、新四省，並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後又改任國民政府西北行轅主任、西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長駐蘭州。盡管職務名稱不同，但他都是西北軍政一把手。張治中主政西北的三年，正好是國立獸醫學院的初創階段，彼此之間有著一段不平常的因緣際會。

　　盛彤笙非常重視與上層人物的交往，求得他們對辦學的支持，到蘭州後不久，就到“三愛堂”拜訪了張治中將軍。一個是知識淵博談吐儒雅的大學者，一個是國民黨中極富正義感的開明人士，一番交談，兩人均有相見恨晚相互崇敬之感。以後，他們經常見麵和書信來往，彼此建立了密切的關係。難能可貴的是，在辦學艱難之時，張治中總是以他有力的大手，助學院一臂之力。

　　當得知學院英文教師極為缺乏之時，1947年4月，他將自己的長女張素我送到學院任教。《國立獸醫學院校刊》有這樣一段介紹：

　　“本院成立之始，對於教授之延聘，即極注意，去夏應聘之教授有高行健、周中規、張素我、周維屏、朱宣人、許綬泰、蔣次昇、羅仲愚、朱曉屏諸先生。其中張素我先生為張治中將軍之長女公子，畢業於金陵女子大學後，曾留學英法等國，精通英法德三國語言，而於英文文學尤有極深之造詣，現任本院副教授。”

　　張素我1937年畢業於英國西南大學（現名ExeterUniversity），在父親的教導下，返回國內為抗戰效力，她牢記父親“咬口生薑喝口醋”的家訓，不畏世道艱難，深入湖南的窮鄉僻壤，辦識字、衛生、縫紉、救護等農村婦女培訓班，為抗日救亡默默地盡自己的一份力量。丈夫周嘉彬中將是蘭州警備司令，畢業於德國柏林陸軍大學，到蘭州後，她本可以在家中當“官太太”，但張治中素來對子女要求嚴格，一定要她們以學業報國。他還將長子張一純送到甘肅河西的山丹培黎學校學習，培養他接觸下層、增長本領、聯絡民眾的感情。張素我到校後，被盛彤笙聘為英文副教授，兼任院招生委員會委員，第二年即被聘為教授，負責英文科的命題和英語口試的主考，講課因語音純正、口語流暢極受學生歡迎。

　　張素我出生於1915年，至今健在。2009年，筆者到北京采訪時已九十有五，但精神矍鑠，耳聰目明，思維敏捷，仍然能清晰地回憶起在獸醫學院任教兩年中的許多往事。她曾任重慶大學教授，後隨丈夫調任來到蘭州，當年蘭州大學及西北師範學院也曾競相聘她為教授，但她遵從父命，來到國立獸醫學院。她認為國立獸醫學院從國外留學回來的人居多，人才濟濟。盛院長是留德雙博士，他的中文、德文、英文都非常好，講起話來侃侃而談，語言精練，用詞考究，見解獨到，思維縝密，受益無窮。她說：“盛彤笙很有才華，我父親稱他為‘具有遠見卓識的青年教育家和科學家’。他把學院辦得非常好，教學質量好，學校風氣好。在我的印象裏，盛彤笙是個學者風度十足、說話風趣、知識淵博、治學嚴謹的人，大家都非常敬重他。在獸醫學院兩年多，我也從中體會到父親‘不僅教書，還要育人’教誨的深刻含義。”張素我1949年因丈夫周嘉彬調任西安軍校第七分校任主任而離開蘭州。新中國成立後任教於北京外國語學院、北京外貿專科學校，以後又成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曆任全國政協第六、七屆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歐美同學會會長，全國婦聯第六屆副主席。在教學生涯中，培養了不少活躍在我國外交、外經貿戰線上的人才。2009年新中國成立60周年前夕，被全國婦聯授予“新中國100名巾幗英雄”榮譽稱號。

　　張治中開明豁達，作為西北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能屈身為一個學校辦理具體事務，在國民黨高層實屬罕見。

　　1948年1月，國立獸醫學院得到教育部一批撥款指標，但要將現款拿到手，至少得兩個來月時間，而市場物價一日數漲，盛彤笙多次與中央銀行蘭州分行聯係，請求透支一至六月經費。銀行以“非常時期，軍政各費支用繁浩，今後非有本部函轉，不得辦理透支、借款等”理由推諉。也就是說，沒有中央財政部的命令，透支就無門。萬般無奈之下，盛彤笙致函西北軍政長官張治中，請求“轉飭”蘭州分行給以透支經費，否則“等通知到時再行撥款，彼時物價又不知高漲多少倍，員工生活益感無法維持”。“轉飭”，即下達命令。張治中接到盛彤笙的函後，當即指示秘書處，用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名義，“以穩定局勢”為由，發布《緊急命令》：“仰即遵照戡亂總動員法令，如數借由所需之數，待經費撥到後扣除。”由於軍事當局的撐腰，銀行方才透支。當月，學院用這批款項購買儲備了一批麵粉、食油、食鹽、煤磚等生活日用品。“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以後事態的發展表明，這是極有遠見的一著，等到逐級撥款將錢拿到手時，一個月的薪金，還買不到半袋麵粉，“半年的經費僅還不到一個月的價值”。

　　1947年，盛彤笙為獸醫學院在上海買了7噸鋼材，輾轉拉運到鄭州，因隴海線中斷，再無法向西轉運。這批鋼材正是修建伏羲堂所急需，盛彤笙情急之中致電張治中，請求撥軍車兩輛拉貨，並幫助提貨人員聯係乘飛機前往。張治中親自致函，告知陸路交通已經中斷，汽車轉運已不可能，但提貨人員搭乘的飛機“已飭辦理”。當時的局勢，民航尚一票難求，何況在軍用飛機上安排人員，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這批鋼材雖然因種種原因一直未能運回，但張治中亦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予了幫助。

　　1948年10月，盛彤笙首倡由國立獸醫學院聯絡西北各省成立了西北家畜及飼料改進協會，以期推動大西北畜牧業的發展。會議共推甘肅省政府主席郭寄嶠為第一任理事長。當盛彤笙聘請西北軍政長官張治中將軍為名譽理事長時，張將軍欣然膺命，並委托盛院長起草西北畜牧改進五年計劃。會後，盛彤笙即深入河西調查，並與在蘭的有關機關共同編製畜牧改進計劃綱要。

　　盛彤笙和張治中在大西北建立了深厚的情誼。

　　1948年8月，應盛彤笙院長之邀，張治中將軍到國立獸醫學院給師生們演講。當時正是國共決戰之際，東北以及東南沿海炮火紛飛，作為西北地區軍政長官的張治中，戎馬倥傯。他在講話中沒有談什麽“戡亂救國”“防止共黨滲透”之類的應景之言，卻大談大西北的發展前景，如要建設鐵路幹線支線，修建四通八達的公路網，使商品和物資能夠流通，文化得以交流，生活得以提高；要開發大西北廣闊的牧場，把畜牧業放到極為重要的位置，使民生得以改善，邊防得以鞏固。他要求全體師生克服時局帶來的困難，靜下心來學習，擔負起開發西北邊疆的曆史使命。最後，他揮舞著手臂號召：“有誌青年到邊疆去！”同學們也報以熱烈的掌聲。以張治中將軍之地位及聲望，身踞“黨國”高位，能親臨學校，關注教育，慰問師生，鼓勵學習，而無一言涉及內戰之事，成為國立獸醫學院發展史上的一件幸事。亂世不言戰爭，危局暢談建設，其風采，其胸懷，令人欽佩。

　　1949年4月，時任西北軍政長官的張治中將軍由李宗仁代總統簽署任命，委以“南京政府和平商談代表團”首席代表，率國民黨和談代表團，同以周恩來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團進行和談。臨行前，張將軍在蘭州邀請社會賢達、親信幕僚座談，征求大家對“國共和談”的看法，盛彤笙應邀參加。大家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其中有許多人主張不去，理由是現在老蔣雖已下野，但軍權在握，和談成功，老蔣不高興；和談失敗，就是替罪羊，橫豎於將軍不利。唯獨盛彤笙認為應當去，他甚至站了起來，情緒激昂地說：“人生在世，大丈夫應有大作為。和談成功，國家可以早日擺脫戰火，人民得以休養生息；和談失敗，張將軍亦向民族、向人民表明了自己慷慨赴難的坦蕩胸襟。”聽完這番話語，張將軍也當場站立起來，向盛彤笙拱手相謝，連稱“領教！領教！”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張治中先是在新疆締結和平條約，穩定了邊疆局勢；後又因與中共和談及策動新疆和平起義，獲得了“和平將軍”的美稱。

　　為了爭取地方軍政當局對辦學的支持，在張治中的引薦下，盛彤笙還與西北各省主政的上層人物建立了聯係，如甘肅省政府主席郭寄嶠、新疆省政府副主席宋希濂、新疆警備司令陶峙嶽、新疆警備副司令趙重華、青海省政府主席馬步芳、寧夏省政府主席馬鴻逵等，與他們都有著一定的交往，其中與張治中和陶峙嶽最為推心置腹。當初學院經費支絀，伏羲堂的修建多次因無錢而中斷，師生住宿困難，還要修建辦公大樓、家畜病院、禮堂、學生宿舍等基礎設施。1948年7月，盛彤笙先後向新疆警備司令部宋希濂總司令、趙重華副總司令致函，商定舉辦數期邊疆獸醫人員訓練班，擬撥經費96億，解決培訓人員的住房，後因戰事未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