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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柏林大學三校友

  創建於1809年的柏林大學是德國最古老的大學之一。它由普魯士教育改革者及語言學家威廉·馮·洪堡及弟弟亞曆山大·馮·洪堡所創立,在歐洲乃至於全世界的影響都相當深遠。柏林大學從創立之日起,就確定了教學與科研為一體,全麵人文教育的辦學宗旨。洪堡在創建柏林大學時提出的“學術自由”“大學自治”“教授治校”等辦學思想成為現代大學製度思想的濫觴。作為世界學術中心的柏林大學,包括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普朗克,哲學家黑格爾、叔本華,神學家施來馬赫,法學家薩維尼都曾在此任教。而共產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哲學家費爾巴哈、著名詩人海涅、鐵血宰相俾斯麥等都在這所大學就讀過;這裏還產生了29位化學、醫學、物理和文學等領域的諾貝爾獎得主,其成就可謂驚人。

  中國許多知名學者、政治家也在柏林大學留下了他們的身影。新中國開國總理周恩來1922年在這裏勤工儉學,教育家蔡元培留德期間對洪堡大學的古典大學思想作過深入研究,包括張君勱、羅家倫、季羨林、賀麟、葉企孫、趙九章等更是柏林大學培養的中國精英。

  1946年,朱家驊、辛樹幟、盛彤笙這三個柏林大學的校友,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了。

  朱家驊,字騮先,浙江湖州人。先後留學瑞士、德國,1922年獲德國柏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即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教德語,年僅24歲。有人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中國現代史上第一批精英,往往都和德語有關,蔡元培真正弄通的就是德語,魯迅和鬱達夫的德語也相當不錯。朱家驊後任中山大學、中央大學校長,1932年起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是中國現代教育的先驅和學界泰鬥,此後還擔任過中央研究院院長、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行政院副院長等多項重要職務。

  辛樹幟是朱家驊在教育界的心腹幹將。1922年回國後,朱家驊主政中山大學、中央大學時,辛即在上述二校任教授。朱執掌教育部後,聘請辛樹幟為西北農學院院長。當時他和竺可楨、吳有訓、陶孟和四人,被教育界稱之為朱家驊的“四大金剛”。1940年陳立夫出任教育部長後,辛樹幟被排擠,朱家驊二進教育部後,1946年將甘肅學院與甘肅法政學堂合並,成立蘭州大學,他又將辛樹幟聘為蘭州大學校長。

  盛彤笙和辛樹幟在西北農學院曾經有過一段共事,雖然時間僅一年多,但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特別是在陳立夫驅逐辛樹幟的風潮中,盛站在辛這一邊,逆境中結下了深厚的友情。在創建國立獸醫學院這件事情上,朱家驊、辛樹幟、盛彤笙三個柏林大學的校友真可謂惺惺相惜,一拍即合。

  要在西北創辦獨立的獸醫學院,朱家驊深知隻有卓越的校長才能辦出卓越的學校來,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為獸醫學院選一個好校長。經辛樹幟推薦,他選定了中央大學教授盛彤笙。這位柏林大學的雙料博士,八年的從教經驗,正值35歲黃金年華,朱家驊選中他是件順理成章的事情。

  大西北曆來是塊兵連禍結、苦難多災之地,加上馬氏家族盤踞多年,經濟凋敝,民不聊生。國立獸醫學院從成立到蘭州解放這三年,用盛彤笙的話說,“猶如乳嬰階段”,本應受到百般嗬護,但卻生不逢時,充滿艱辛。值得慶幸的是,教育部長朱家驊、蘭大校長辛樹幟在任上給予了盛彤笙許多寶貴的支持,使國立獸醫學院在極度艱難之中有所建樹。

  為了創建這所獸醫學院,教育部長朱家驊可謂苦心孤詣。

  當年國民政府急如星火般的訓令:“西北獸醫之重要刻不容緩,著先行成立獸醫學院並招收一年級新生。”一沒校舍,二沒師資,三沒設備,就要設帳授徒,這猶如要求剛生下的嬰兒走路一般,實在勉為其難。朱家驊也充分考慮到了這一點,他在委任辛樹幟籌辦蘭州大學的同時,先將獸醫學院設在蘭州大學,作為四學院之一。當行政院將要研究通過設立獸醫學院的議案時,為了給學校爭取經費和更大的發展機會,他隨即提出將學院改為獨立設置。1946年10月1日,行政院通過議案後,考慮到國立獸醫學院的困難,他協調了兩校合作辦學。1946年12月,朱家驊訓令:

  “國立獸醫學院院長盛彤笙:

  查該院應為獨立設置,關於經臨各費及員工名額已令知國立蘭州大學在案,但為便利教學計仍與國立蘭州大學密切合作,該院長並受蘭州大學校長之指導,出席該大學校務等會議。”

  雖然獨立設置,但仍將其和蘭州大學捆綁在一起,受蘭大校長的指導,自然名正言順。在教育部的協調下,辛樹幟先生給予了鼎力支持,兩校密切合作,使國立獸醫學院邁出了曆史性的第一步。

  首屆新生的報名、考試、錄取都由蘭大負責,首屆新生於當年11月1日報到,16日開始上課。那時,盛彤笙還要在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授課,完成1946—1947年度的教學任務,並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挑選儀器設備,經常往返於南京與蘭州之間,學生的日常管理全部托付給蘭州大學。而蘭州大學正是初創階段,百事待舉,自己也有許多困難,卻幫助獸醫學院承擔了一部分基礎課的教學工作,提供了圖書借閱和實驗儀器使用的便利,學生生活上享受同等待遇。當聘請的教師到蘭後,蘭大還陸續擠出宿舍30間,安置教職員及眷屬。

  由於抗戰勝利後不久,“國步方艱,瘡痍未複,庫帑彌絀”,國家經濟狀況十分困難,辦學經費、儀器設備極度缺乏,師生的日常生活很多時候都要靠舉債度日,新生的學院可謂舉步維艱。盛彤笙每當遇到難題,就向朱家驊求援,而他也盡其所能予以解決。

  1946年11月,朱家驊致電知照蘭州大學及在蘭一些單位:

  “查獸醫教學重在實習,該校獸醫學院新創,基礎未立,應與蘭州各防疫機關及其他有關機構取得聯係以便利用其既有設備增進教學效率,又該院校舍本部已會商請衛生署就蘭州動物場房屋酌與撥用。”

  有了這把“尚方寶劍”,盛彤笙先後與西北羊毛改進處、衛生署蘭州實驗動物場、西北馬政局、農林部蘭州獸疫防治處等單位建立了教學合作關係,這些單位或者提供實習場所,或者無償支援圖書儀器,或者聯合開辦門診,都給予了力所能及的幫助。甘肅省政府還將省上剛成立不久的畜牧獸醫研究所連人帶資產整體移交給國立獸醫學院,這些都給了新生的獸醫學院以莫大的支持。

  當年財政部確定的20億元開辦費,因下撥遲緩,不斷貶值,在征用土地

  和修建伏羲堂及從上海購買部分儀器後,已所剩無幾。而學校還要購買圖書儀器、修建家畜病院、教職工住宅宿舍、圍牆道路、水井水塔、建設畜牧場及購買種畜等,學校向教育部申請還需要經費15億元。朱家驊隨即向行政院積極爭取。1947年10月,財政部追加擴充改良費10億元,為了將所撥經費盡快拿到手,由教育部擔保,“以應領各費作抵”,從銀行先行借出5億,搶在貨幣貶值之前發揮了效用。不僅如此,朱家驊還特地從教育部的“擴充改良”經費中拿出一萬美金,給獸醫學院在美國購買圖書和儀器設備。僅顯微鏡,就一次購得18架,從上海空運時,又協調財政部給予免稅護照,要求“仰沿途關局所遵照,一經驗明照貨相符,即予免稅放行”,很快運到蘭州,解決了辦學的急需。在當時國民黨上層貪汙腐敗、中飽私囊成風之時,作出此舉,實屬罕見。

  盛彤笙在海內外延攬的師資,許多都是名重一時的碩學之士,他們學成之後希望回國效力,但人在海外,身不由己,或因路費難以成行,或因對方政府無端阻撓,每當有了難題,盛彤笙就直接給朱家驊寫信或發電報,由教育部拿出美元,通過外交途徑排除幹擾,資助從國外聘請的師資順利返國。1948年秋,學院學生僅75人,而教職員工就有67人,幾乎是1:1的比例,教育部感到冗員過多,盛彤笙申明:“人才為辦學之急需,國內獸醫人才羅致不易,今後學校的規模還要擴大,儲備人才是學校發展所之必須”。教育部破例照準。

  1947年9月,當得知獸醫館即將開工並定名伏羲堂時,朱家驊特地為伏羲堂題寫了基銘,慶賀伏羲堂奠基。

  《伏 羲 堂 基 銘》

  瀚海西 暨金微 天蒼茫 水清漪

  磧礧砢 草萋菲 牧群牲 宗伏羲

  物吾與 思弘施 六畜疾 我為醫

  人樂康 畜蕃滋 大且久 示茲基

  中華民國卅六年九月國立獸醫學院建

  國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部長朱家驊奠基

  這首基銘古調鏗鏘,意境高遠,吐屬大雅,字式嚴整,充滿了豪壯之氣。之後被盛彤笙勒石刻銘,鑲嵌在伏羲堂大門左側,成為永久的紀念。

  朱家驊心中一直惦念著這所學校,1948年他計劃到新疆視察的同時,順道來蘭州看看國立獸醫學院。盛彤笙備受鼓舞,擬將伏羲堂的開館剪彩儀式安排到朱家驊來後舉行。但人算不如天算,隨著國民黨在戰場上的節節敗退,朱家驊終於未能成大西北之行,乃委托蘭大校長辛樹幟代為出席剪彩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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