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乙醜(2009年)歲末,我收到了上個世紀50年代我在西北師院(今西北師大)求學時代的學弟、隴西師範學校資深教師戴蟠的來信以及他為其故世不久的兄長戴楚石老先生的遺著——《隴西文獻叢書》所寫的誌略一文。戴蟠老師的來信中說:“遵照活了近百歲(97歲),而故世的兄長楚石先生臨終遺言:想請我為其以畢生精力所完成的這部《隴西文獻叢書》寫一點閱讀感言。”對百歲老人的臨終托付我當然隻能遵命,但也隻能寫一點膚淺的讀後感而已!
我本人已年逾古稀,在我的一生中,雖學習並從事曆史教學與研究工作長達半個多世紀之久,晚年又從西北師大曆史係調到甘肅省文史研究館,也曾兼職於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工作。我始終認為:在博大精深的國學(包括浩如煙海的地方史誌等)方麵,我從來隻能算是一名才疏學淺的初學者。所以我對已故世及在世的國學大家的作品,隻有心存敬畏虛心學習,從來也不敢枉作自不量力的評點。
但是,我看了戴蟠老師為其故世兄長楚石老先生的遺作——《隴西文獻叢書》所寫的概括介紹後,可以坦白地說:我的心靈受到了深深的震撼。我作為一名專業史學工作者,從早年起我就堅信: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富於曆史感的民族,曆史學在中華民族文明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在不同的曆史階段都起著重要的曆史作用。因此,中國曆史上史家輩出代不乏人,中國的史學著作除了浩如煙海的官修史書外,民間曆史著作(包括地方史誌及各類民間野史等)之豐富和完備,從世界範圍來說也是沒有一個其它國家可以相比的。其中地方史誌的重要性在於:它的史料基本上來自於民間,從而更加客觀也更加真實地補充甚至修正了官修史書的缺漏謬誤和記載,以及論述中的官方色彩。地方史誌的優越性也還在於它的作者大都出身於民間,他們可以“秉筆直書”,所記述的史實有更加顯明的“三親”特色(即親曆、親見、親聞),真實性也就更強,這是地方史誌的最可珍貴之處。
從中外史學史上看,曆史學的真實性原則無疑是衡量史學家及其史學作品有多大曆史價值的獨一無二的標尺。而戴楚石先生正是以他畢生的時間和精力、鍥而不舍、孜孜以求地從事隴西地方史誌的資料搜集、校勘正誤以及編纂工作。在從事這項極為艱巨和繁瑣工作的漫長歲月中,他也曾遇到過常人難以想象的挫折、困難、屈辱和阻力。但他依然矢誌不移、無怨無悔地以年老病衰的身軀努力完成他的史誌編纂工作。楚石老先生的這種傳統曆史學家的優良品格和執著精神真正感人至深。清代大學者章學誠在它的名著《文史通義》中說的史家“四長”即“史才”、“史學”、“史識”、“史德”是一個史學家應該具備的四個方麵的才能和品德,這對一個史學工作者來說其實是難以達到的四項極高標準,但戴楚石先生最起碼是按此標準奮鬥了一生的一位地方史誌專家,可敬、可佩!
另外,戴楚石老先生以畢生的精力,在親自采訪、正誤的基礎上所撰寫的《隴西文獻叢書》一書,作者視野之開闊、搜集資料之完畢,我個人認為它夠得上是一部當今關於隴西地方曆史中“百科全書式”的巨著。近些年來,我因工作之便翻閱過的本省及外省各地方、甚至各行業的史誌類的書籍不少,但像楚石老先生編著的《隴西文獻叢書》這樣的包括了方誌(曆朝曆代的府誌、縣誌、山誌、人物誌等各類專誌)及金石學、著述、文化教育、曆代人物、曆史文物、名勝古跡、古建築、曆代著述等諸多方麵內容的還真為罕見。《隴西文獻叢書》的另一可貴之處也還在於此書不僅是記述,也做了許多正誤工作。楚石老先生取舍史料態度之嚴謹,視野之開闊,以及求真務實的治學精神,這在當代史學工作者中間來說,都可稱是十分罕見和可貴的。我堅信這部史誌巨著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必將會愈加顯示其不可磨滅的獨特光彩,這部巨著也肯定會在甘肅省所有的地方史誌叢書中享有其應有的聲譽,體現應有的史料價值,並豐富了甘肅省地方史誌的寶貴書庫。
最後,我以誠摯的心情期盼這部史誌巨著能夠早日麵世以饗廣大讀者,也可告慰九泉之下的戴老亡靈。
(本文刊載於2010年出版的《仰之方爾高——戴楚石先生紀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