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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以碑石刻銘展示甘肅曆史——讀流螢著《塔影河聲——蘭州碑林記事》

  碑石刻銘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上幾個最古老文明中心所共有的一種文化現象。我國出現碑石刻銘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曆史,其碑刻形式之多樣,數量之巨大,涉及內容之廣泛堪稱世界之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國還是世界上最早對碑石刻銘進行專門研究的國家,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中就曾對秦代刻石加以著錄,在此基礎上宋代產生了專門以碑石刻銘為研究對象的金石學,到了近代,金石學又被考古學所取代。中國的古代碑刻不僅承載著大量的文字信息,還是獨有的書法藝術的重要物質載體,因此,中國古代的碑刻曆來深受世人矚目,尤為專家學者所珍視。保存至今的古代碑文墓誌具有與古代典籍同樣重要的文獻價值,也是曆史學、古文字學、古文獻學的研究對象。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古代碑刻也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應該倍加珍視這份寶貴的文化遺產。

  新中國建立以來,隨著國家文物事業的迅速發展,我國各地逐步設置了保護古代碑刻的碑林,其中最著名的有西安碑林、山東曲阜孔廟碑林等等。特別值得提出的是為了以碑石刻銘展示悠久的甘肅曆史,蘭州碑林也於2000年初步建成並開始接待國內外眾多參觀者。蘭州碑林位於蘭州市黃河北岸白塔山西峰,在高低錯落的庭院中坐落有以草聖張芝命名的草聖閣,四百米長的東西碑廊、碑亭等。登碑林最高點的草聖閣遠眺,四周群山巍峨,黃河如帶蜿蜒東去,金城景色盡收眼底,初次來到碑林,我為其選址的居高臨下、建築設計的古樸典雅、環境的清新幽靜感歎不已!

  後來,讀到了蘭州碑林的創建者流螢先生所著的《塔影河聲——蘭州碑林記事》一書,書的作者回顧了尋訪與甘肅有關的碑石刻銘的過程,碑林籌建者們的足跡不僅踏遍了隴原大地,還數度南下北上訪古覓蹤,求教於知名的專家學者趙樸初、季羨林、啟功等人,在他們的熱心支持和指點下,籌建者們除了搜集了一批珍貴的甘肅古代碑刻外,還在全國各地翻刻、拓印了一大批和甘肅古代曆史有關的碑額和書法真跡,這個過程既有喜悅,也不乏艱辛。讀《塔影河聲》,我為蘭州碑林創建者們的精神所深深感動,蘭州碑林能有今日之規模,怎能不和他們的一片癡心和奉獻精神分得開呢?

  我不是一個對碑石刻銘有深入研究的金石學家,也不是對中國書法藝術研究有素的書法家,我隻能從曆史研究的角度來觀察蘭州碑林。我認為蘭州碑林的曆史內涵十分豐富,可以說是一部以碑石刻銘所濃縮的甘肅曆史。勿庸諱言,現在許多外省人一提到甘肅,他們的直接印象就是邊遠、幹旱、貧窮、落後。對甘肅曾經輝煌的古代曆史,則不甚了了,補上這一課對我們曆史研究工作者來說責無旁貸。

  縱觀中國曆史,可看出甘肅曆史文化的積澱非常之深厚。這個區域是我國古代人類活動及文化頻繁交流的孔道,從地下發掘的資料表明,自舊石器時代至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甘肅遠古文化,已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序列,當曆史進入文明時期以後,古代的甘肅同樣放射著文明的異彩。如隴東的慶陽地區,隴中的天水、秦安一帶是周、秦先祖的發祥地。漢唐時代甘肅是橫貫東西方陸上“絲綢之路”的樞紐地段,在這片土地上東西方的經濟、宗教、文化進行著頻繁的交流、融合和滲透。由於甘肅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它在政治上、軍事上對中央王朝來說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而曆代的中央王朝都十分重視對它的經營,即使在戰亂頻仍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甘肅(特別是河西一帶)地區,仍然是一派興旺的景象,到了宋、明以後隨著絲綢之路的衰落、生態環境的惡化,甘肅經濟才逐漸走向衰落……時至今日千方百計地振興甘肅經濟、文化,當然是我們的頭等任務,每個人都應為此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我認為,從蘭州碑林的建立到流螢先生旨在介紹蘭州碑林的專著——《塔影河聲》一書的出版,均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人們對甘肅曆史的無知和偏見,這的確是一件極具曆史意義的事。

  蘭州碑林的曆史內涵十分豐富,例如有廣為人知、可作為甘肅文化標誌、獨具魅力的《敦煌寫經》、《秦漢簡牘》、《淳化閣帖肅王府本》等翻刻碑;還有聞名全國的《西狹頌碑》、《西夏碑》、標誌著西藏作為中國版圖一部分的古涼州(今武威)《白塔寺碑》;清朝乾隆年間鑒於甘肅及鄰近陝北地區地瘠民貧,被乾隆皇帝恩準豁免糧稅的《免糧恩碑》等翻刻碑;以及曆史長河中的一些名人,如被譽為書法“草聖”張芝、書法“八分體”的創研者梁鵠,以及李世民、李白、懷素、王仁裕、範仲淹、胡纘宗、鄒應龍、安維峻、牛樹梅、左宗棠、林則徐、譚嗣同、孫中山、於右任、張大千等人的詩書碑。這些曆史人物中有的人本身就是甘肅籍人士,例如張芝是東漢時代敦煌淵泉(今甘肅瓜州)人,梁鵠是東漢時代安定烏氏人(今甘肅平涼),唐太宗李世民則是甘肅隴西人士……有的人是來甘肅任官的,有的人是因為得罪了朝廷遭貶斥來到西部的甘肅,有的人是來甘肅尋親訪古……總之,他們都在隴原大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腳印和一些不為人們所熟知的史事,與此同時也留下了許多並不常見的詩詞和書法佳作。從目前的情況看,蘭州碑林中應該收集到的碑刻大體上也都有了,當然也還處於逐步完善的過程中。因此,蘭州碑林可算是由碑石刻銘譜寫的甘肅曆史的若幹篇章,碑林的建成既可以從另一種形式反映甘肅悠久的曆史和曾經輝煌的文化,也可以對甘肅曆史所知不多的參觀者們補上一堂生動的曆史課。

  《塔影河聲》一書的內涵十分豐富,我特別注意到的是作者通過對一些碑刻、手劄、匾額、楹聯搜集過程的敘述,引出了甘肅曆史上一些不為人們所熟知或即將被湮沒的史事,娓娓道來頗能引人入勝,現僅舉數例如下:

  一、我國古代史上也曾湧現出一批隴籍文官武將,其中讓我最敬仰的是一些正氣凜然、兩袖清風的清官廉吏和一些剛正不阿、不畏權暴、冒死彈劾權奸、上疏朝廷的著名人士,前者有東漢著名的廉吏李洵、蓋勳,明代的黃諫,清代的牛樹梅等人,後者首推明代繼楊繼盛(楊椒山)之後,百折不撓地彈劾權奸嚴嵩、嚴世蕃父子的蘭州籍禦使鄒應龍和清光緒年間上疏六十多道、嚴正抨擊慈禧太後、李鴻章等投降派,因而獲罪的甘肅秦安籍禦史,被譽為“隴上鐵漢”的安維峻。蘭州碑林中收集有他們並不常見的書畫墨跡和奏疏草稿等,令人見其字如見其人,有肅然起敬之感,他們的事跡對當今的人們也不乏教育和啟迪作用。另外,古代隴籍人士在外地做官影響較大,至今還留下許多題詞匾額的首屬明代的李夢陽和胡纘宗了,李夢陽是甘肅慶陽人,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他在江西任職時不僅自己創辦多家書院,還為宋代所創、被譽為“四大書院”之一的“白鹿洞書院”題字,至今這一石匾仍完好地保存在廬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書院舊址,是中華名匾之一。胡纘宗是甘肅秦安人,明代進士、文學家。他在明世宗嘉靖年間先後擔任過山東巡撫、蘇州知府等,在這一地帶留下不少他的筆跡,如山東曲阜至今留有他寫的“金聲玉振”四個字的牌坊,為濟南著名的趵突泉題下“趵突泉”三個字的石碑,江蘇鎮江市焦山公園的定慧寺影壁上留有他寫的“海不揚波”四個大字,蘇州虎丘留有他題寫的“千人作”石碑拓片……現在蘭州碑林把收集到的這些拓片翻刻成碑展出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

  二、蘭州碑林中展出了我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涉及甘肅的兩幅墨寶:一幅是1922年為了穩定全國政局,給當時任陝西靖國軍第六支隊司令、著名的愛國將領鄧寶珊先生的親筆信,另一幅是孫中山先生在1920年為甘肅臨洮籍留日學生、中華革命黨人黃文中(1890—1946)所翻譯的日本植原悅二郎著作《日本民權發達史》一書的著名題詞:“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如今這個題詞流傳甚廣,甚至出現在當代一些影視作品中,竟將孫中山的這個題詞錯誤地說成現代其他革命領導人的語錄,而黃文中為何許人也,已鮮為人知。黃文中(字中天),畢業於甘肅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後自費留學日本,曾獲東京明治大學經濟學學士。回國後任教於多個甘肅中等學校,他博學多藝,人稱才子,在詩文、楹聯、書法諸方麵都有很高的造詣。曾因得罪甘肅當局多年流亡省外。20世紀30年代他滯留杭州期間曾為西湖撰書楹聯多幅,其中最負盛名的是他撰寫的“西湖天下景”匾額和著名的疊字聯:“山山水水處處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時時好好奇奇”。落款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臨洮黃文中書於杭州西湖俞樓”。這副楹聯享譽大江南北,十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恢複高考後,上海考區有一年的高考作文就以此楹聯命題,足見其影響之大。我感慨像黃文中這樣的傑出的甘肅曆史人物及其事跡隨著歲月的推移已逐漸為人們所淡忘,蘭州碑林又將此楹聯翻刻展出,頗具重現曆史之功。

  三、一代國畫大師張大千先生(1899—1983),在抗日戰爭時期的1941年曾來過甘肅,他先後在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等處臨摹壁畫,並對其進行編號,曾在那裏艱苦工作了兩三年時間,為敦煌藝術品的保護和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相當一段時期來,甘肅省內報刊上講到這段往事時隻是講甘肅靖遠籍進士公、著名的書畫家範振緒先生(1872—1960)和張大千的交往和支持,而對於同樣和張大千交往頗深,並從物質財富上對張大千的敦煌之行作出極大支持的國民黨上將魯大昌(?—1962)則很少提及,我分析其中原因可能是這段往事已鮮為人知,也可能是由於魯大昌本人的一段曆史背景的影響導致這件事也被有意隱晦。《塔影河聲》一書在介紹這段曆史時,不僅標題直書為“張大千和範振緒、魯大昌的友誼”,還翔實地、以較大篇幅記載了作者在本書出版前曾在我陪同下登門拜訪了年近八十歲的魯大昌長女魯敬,魯敬向本書作者詳盡地追述了這一曆史過程。魯敬說:“1941年由於右任介紹來拜訪魯大昌後,兩人就結下深厚的友誼。張大千來甘肅帶的親眷、隨從很多,去敦煌往返均食宿於七裏河吳家園(今陸軍總院址)的魯大昌公館,魯大昌為其去敦煌臨摹壁畫除提供了有力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支持外,還給張大千介紹了魯大昌的老友,敦煌本地大商人劉鼎臣就地給張以支持。”在這次拜訪中,魯敬向本書作者出示了她十七歲時張大千為她畫的一幅素描畫像,以及80年代在美國的張大千聞知魯敬年老病弱、生活無著,讓去美國探親的兒子張梟給魯敬帶來了一幅張大千的畫,是菊花,上邊題寫了一段話:“七十年辛酉七月十二日,小兒蘧蘧還金城,病中寫此寄予魯敬賢侄……愚叔八十三歲爰。”這段題詞意境十分悲涼,原意是讓魯敬變賣此畫,維持生計,但魯敬將此畫連同那幅寫生畫視作珍寶,一直收藏在身邊直至2002年歲末她久病故世,現在這兩幅畫流落何處就不得而知了。

  若幹年來我在曆史教學與研究工作中深感曆史學的可貴之處首先在其真實性,“不虛美”、“不掩惡”、“秉筆直書”都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毋庸諱言,這一傳統現在也在逐漸淡化之中……。《塔影河聲》一書中對若幹曆史的翔實記載體現出對這種史學優良傳統的傳承精神,實屬難得。

  (本文原載於《甘肅日報》2002年7月23日《文化時空》欄目,修改補充後發表於甘肅省文史研究館編《甘肅文史》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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