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探幽

第十五章 《闊端與薩班涼州會談》出版的回顧與展望

　　《闊端與薩班涼州會談》（以下簡稱《涼州會談》）一書是國內外史學界第一本係統、全麵地論述蒙藏民族關係和中華民族統一進程中一次重大曆史事件——“涼州會談”的學術專著。這本書自1997年10月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麵世以來，距今已經有八個年頭了，八年來這本書無論從學術價值、社會效益、政治影響諸方麵都發揮了它應有的作用，受到了學術界和社會各界廣泛的好評，但是，當年為什麽要編寫這一本書？這本書的編寫過程怎樣？曾遇到過哪些困難和曲折？卻早已是鮮為人知的事了。這次甘肅省武威市舉辦第三屆“天馬”文化旅遊節期間還特地舉辦“涼州會談學術報告會”，我十分榮幸和本書另一位主編蘭州大學曆史係樊保良教授接到了邀請函。我想借報告會的機會對八年前我們編寫這本書曆經的曲折過程在報告會上作一簡略的回顧，當然也想利用這個機會談談我個人對今後進一步展開對“涼州會談”這一曆史事件進行學術研究的一些設想，並就教於在座的各位專家學者。

　　一、《涼州會談》一書編著的背景和過程

　　《涼州會談》一書是1994年李鐵映同誌來甘肅考察，參觀了武威武南鎮白塔寺遺址後，認為白塔寺遺址曆史意義重大，就委托陪同他一道參觀的甘肅省委副書記孫英同誌召集部分熟悉這段曆史的專家學者專門研究論證這段曆史，要求在研究論證的基礎上再編寫一本學術專著。當時孫英書記最早找到的人是我，我當時擔任西北師大曆史係係主任兼甘肅文史研究館副館長。1994年下半年由我牽頭組成《涼州會談》編委會，我任編委會主任，蘭州大學曆史係少數民族史專家樊保良教授和我擔任主編，編寫組成員有十分熟悉武威地方史的原武威地區博物館梁新民館長、西北民族學院（今西北民族大學）古藏文專家華侃教授、包壽南教授。編寫組組成後就開始擬定編寫宗旨、體例、內容，落實各章節的編寫人員及任務，大體規劃了完成初稿及交付出版的時間後就開始投入了緊張的編寫工作，需要提出的是在本書緊張的編寫過程中，從1995年到1996年底當時省上領導省委副書記孫英、宣傳部長石宗源同誌、甘肅省文史研究館吳廷富館長、甘肅人民出版社社長張正傑、副總編陳紹泉以及本書的責任編輯李樹軍同誌等都給本書的編寫給予了極大的關心和支持。孫英書記專門為此書的編寫召開過多次座談會，參加會議的同誌均從不同角度對本書的編撰體例、書稿規模、史料取舍、圖片安排、封麵設計等方麵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特別是在幾次座談會上熟悉武威曆史、學術造詣極高、年過八旬的西北師大中文係李鼎文教授對本書的編寫也提出了許多中肯、獨到的建議，為提高編寫水平做出了貢獻。《涼州會談》一書在1995年就被列入甘肅省委宣傳部重點項目，同時也列入了甘肅人民出版社重點圖書選題。

　　為了搜集資料和增加感性認識，1995年7月我們編寫組一行人又來武威進行了實地考察，受到了武威地委有關領導的熱情支持。當時接待考察組並配合工作的有武威地委裴永俊副書記、地委宣傳部副部長翟書元，地委宣傳部陳福元科長，以及武威行署文化處的李天偉，武威市文化局的黎大祥等同誌。他們陪同我們考察組考察了武南白塔寺遺址，拜訪了世代守護白塔寺的當時年近八旬的白塔老人劉吉泰喇嘛（藏名茨成嘉措），在劉喇嘛家我們還看到了1927年白塔寺倒塌後出土的兩塊小碑，當時就進行了拍照，後來我們又去了四部寺之一的海藏寺，以及金塔寺、蓮花寺等處，進行了實地考察，同時也搜集拓製了部分珍貴的碑文、文物古跡圖片及文字資料。從武威返蘭途中我們又去了被稱為河西走廊門戶的天祝縣安遠鎮的極樂寺，當時有一位寺管會主任藏名馬尼瑪接待了我們考察組，在極樂寺我們了解到當初薩班從西藏來涼州是途經青海再到天祝，在極樂寺住了一個階段後才到武威的這一前所未知的曆史事實。在天祝縣我們也搜集到一些有關“涼州會談”的珍貴資料。

　　從武威考察返蘭後，我們立即投入了緊張的編寫工作，經過各位編著者的辛勤勞動，反複修改，終於在1996年6月拿出了定稿。我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在完成編寫任務過程中如落實計劃、修改、統稿等項工作中，樊保良教授承擔了大量的編寫工作，梁新民館長、華侃、包壽南教授，均以其嚴謹的治學態度按時完成了編寫任務，功不可沒。

　　事情的經過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從1996年本書定稿經甘肅省委宣傳部審批後上報中宣部審批，這一過程卻是曲折而漫長的。作為我們這些編著者們也充分理解如下事實：鑒於這本書的主題涉及西藏問題、宗教問題、民族問題，帶有相當大的國際、國內敏感性，中宣部對這本書的審稿一定會采取十分謹慎和嚴格的做法，但送審稿送上去將近一年時間，中宣部還遲遲不表態，卻是我們始料不及的。後來我們才了解到該書稿是由中宣部轉送至中央統戰部二局審稿，但中央統戰部二局以本書稿涉及題材重大、敏感性強、無合適的審稿人為由把書稿擱置下來遲遲不表態，我們編寫人員和出版社同誌都為此十分焦慮，在這個情況下作為編委會主任的我做了以下兩件事：一是找當時甘肅省委統戰部部長牟本理同誌，請他從省委統戰部角度敦促中央統戰部二局物色專家審稿，牟本理同誌答應給予支持；二是我們了解到當時任甘肅省副省長的洛桑·靈智多傑同誌曾在北京藏學研究中心工作，我專程拜訪了洛桑省長說明來意，他十分熱情地主動打電話給藏學中心藏學著名專家陳慶英教授，囑他主動承擔此項審稿任務，當時恰好我去北京參加九屆全國政協會議，又專程拜訪了陳慶英教授，請他主動承擔《涼州會談》的審稿任務，他慨然允諾。

　　經過方方麵麵的共同努力，1997年6月27日省委宣傳部終於收到了中央宣傳部出版局轉發的中央統戰部二局對該書稿的審稿意見，認為：“這是一部詳細論述公元13世紀前後我國西北和西南地區民族關係、政治、經濟、軍事以至文化的長篇論著，是一部史料豐富、分析深入，觀點明確的力作，同意出版。”當然審稿意見中也提出了幾個方麵具體的修改意見。我們嚴格按照中央審稿意見對書稿又進行了認真的修改，這本書終於在1997年10月出版麵世。

　　二、《涼州會談》一書出版後的社會反映

　　《涼州會談》是一本涉及重大題材、政治敏感性很強的學術專著。這本書在編寫過程乃至出版麵世前，出版部門和我們編寫者們雖然始終采取了極為嚴肅認真的態度，但我們也擔心這本書的史實論述中如有一點點不準確的地方，一些國內外的民族分裂分子就會抓住一點不計其餘，對這本書徹底否定，所以該書出版後，我們編寫者們無時無刻不在密切關注國內外學術界、有關少數民族代表人物，特別是蒙藏民族宗教研究學者們對這本書的挑剔、質疑和批評。但時間過去了八年，這本書經受住了歲月和實踐的檢驗，這是我們編著者們最感欣慰的事了。

　　這本書出版後好評如潮，當時任省委書記的孫英同誌為本書寫的序言：《推進中華民族團結統一的曆史壯舉》一文中說：“涼州會談的成功是西藏屬於中國，永遠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曆史見證。”序言中還說：“這本書以無可辯駁的曆史證據，給民族分裂分子以痛擊，作者們曆經數年的辛勤勞動，填補了我國史學研究的一個空白，為維護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作出了史學工作者可貴的貢獻。”我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民族學家當時年過八旬的穀苞老教授還專門著文評價這本書，書評的題目是“《闊端與薩班涼州會談》讀後隨筆”（發表在《蘭州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穀苞先生在他寫的書評中說：“《涼州會談》一書據我得知，它是係統地、全麵地論述涼州會談這一重大曆史事件的第一本史學專著。”書評接著說：“我懷著極大興趣，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多次在我腦子裏產生過這樣一個想法，這本書不管是誰，不管他多麽大的本領，在解放前甚至解放初期是寫不出來的，主編和作者們都是新中國培養的年已花甲的學者。”

　　根據以上這些評價，本書出版後連獲國家級大獎也就不足為奇了，現將本書獲獎情況簡介如下（以獲獎時間先後為序）：

　　1.1998年獲第十一屆中國圖書獎。

　　2.1998年獲甘肅省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

　　3.1999年《涼州會談》獲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設第七屆“五個一工程”“一本好書”獎。

　　1999年9月17日《光明日報》專版介紹“五個一工程”“一本好書”獎，對《涼州會談》一書的介紹是：“該書是一部以記述蒙藏關係史上重大事件為基礎，進而論述中華民族走向統一曆史進程的學術專著。全書觀點正確，引證有據，吸取了當代眾多學者的學術研究成果，更加有說服力地證明了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書語言流暢，通俗易懂，有較強的思想性、學術性和現實意義。”

　　4.1999年9月《涼州會談》一書又獲中國圖書評獎中最高獎的國家圖書獎提名獎。

　　《涼州會談》一書的連獲大獎自然也引起了國內新聞媒體的關注，中央級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人民政協報》、《中國青年報》及電視、廣播等均發專文或進行了專題報道，一致對本書的學術價值、曆史及現實意義給予了高度評價。據我所知這本書出版後並未大量公開發售，一些學術界的友人及普通讀者經常打電話問我為什麽買不到這本書。但這本書在中央領導層中則相當普及，據說有的中央領導還連看了好幾遍。2000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何魯麗同誌來甘肅調研時聽到省上領導介紹涼州百塔寺後，她曾在一個深夜邀我在寧臥莊賓館麵談，要我贈給她一本書，我隻好將手頭僅有的一本寫畫過的《涼州會談》贈給她，當時我向何魯麗同誌力陳保護並維修涼州白塔寺遺址的重要性，她慨然承諾說回京後立即向有關職能部門反映並促成撥款維修白塔寺的有關事宜。在大家共同努力下，過去鮮為人知坍塌了多年，淹沒在荒草中的涼州白塔寺不僅現在已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得到應有的保護和維修，並開始接待中外眾多參觀者，同時還被甘肅省列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成為對青少年進行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最佳課堂。《涼州會談》一書對白塔寺的宣傳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這也是我們這些編寫者們頗感自豪的事。2002年蘭州大學曆史係副教授切排（藏族）又將本書譯為藏文由甘肅民族出版社出版。

　　（三）今後如何進一步開展對“涼州會談”進行學術研究的一些思考

　　如何在學術專著《涼州會談》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宣傳這一曆史事件及白塔寺呢？我們作為這本書的主編曾和這本書的責任編輯李樹軍同誌在1999年3月有過一個共同思考，這一思考當時也曾形成文字材料，經省上領導批示過，但以後由於種種主客觀的原因，我們的這一思考至今未能付諸實施。

　　我們的構思是在學術性專著《涼州會談》基礎上再編撰一本《圖說闊端與薩班涼州會談》（暫定名），構思如下：

　　《圖說闊端與薩班涼州會談》（暫定名）

　　本書擬以文物、古籍資料圖片為主，文字解釋為輔，以《闊端與薩班涼州會談》為編排依據，直觀地展示出涼州會談的曆史背景、過程及其對中華民族的深遠影響。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涼州會談的文物資料相當豐富，尤其是薩班在西藏、涼州的政治、宗教活動所遺留下來的文物古跡較多，既有薩班本人的銅像，也有他赴涼州會談沿途經曆的唐卡畫以及與闊端在蒙古包會談情景的唐卡畫，這些都是極為珍貴的資料。闊端的墓保存完整，出土了一些相關的文物。除了文物之外，在藏文、蒙古文古籍中均對涼州會談有所記載，我們擬將古籍原件拍攝成圖片與出土文物、唐卡畫、古遺跡互為表裏，相互印證。每幅圖片附加文字說明、序言，厚度約250頁。

　　本書出版的意義：該畫冊與《闊端與薩班涼州會談》互為姐妹，通過文字論證，實物編排，全麵地揭示西藏統一與中華民族統一的曆史必然性，展示中華民族團結、穩定、繁榮、發展的優良傳統。涼州會談是甘肅獨特的文化資源，認真挖掘、研究它，對推動甘肅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宣傳甘肅，提高甘肅在全國的影響將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版本規格：采用國際標準16開本，硬精裝，正文120克進口銅版紙。精美，大方。圖片清晰，格式新穎。在印製上體現出甘肅出版的最高水平。

　　本書的編寫人員：擬以《闊端與薩班涼州會談》的編寫人員以及本書的責任編輯為基礎，組織聯絡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專家、專業攝影人員，及文物考古專家組成編寫組。出版單位確定在甘肅人民出版社。

　　本書出版的可行性與難度：畫冊所選擇的資料集中在甘肅、青海、西藏、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拍攝圖片的範圍相對集中，而且有線索可查，易於操作。難度在於大部分圖片需出省拍攝，拍攝費用高，圖書所用紙張規格高，印製費用高，兩項費用初步估算約需人民幣30萬左右，這筆費用還需省上支持。

　　以上構思也曾上報省上，當時省上相關領導馬西林、李重庵等同誌也作過批示，後來由於這本書要做到圖文並茂必須要有較大數字的投資才能啟動，當時無投資單位，我們的這個構思隻好被迫擱淺，但我至今認為這個構思仍未過時，如果條件齊備編一本《圖說涼州會談》作為對學術專著《涼州會談》的補充，其圖文並茂的形式一定更會增加曆史的真實感而受到廣大讀者和科研工作者的歡迎，所以我再次呼籲有關領導部門及學術界同仁能對我們的這一構思給予關心、論證和實際的支持，使對“涼州會談”的宣傳研究在原有的基礎上更向前邁進一步。

　　《涼州會談》一書出版已經八年了，我僅靠個人的回憶寫成本文，疏漏之處在所難免，希望大家諒解。

　　（2004年8月23—25日，甘肅省武威市在第三屆天馬文化旅遊節期間舉辦了“涼州會談報告會”，本人應邀出席，本文為我在此次報告會上的發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