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探幽

第十四章 水梓先生在辛亥革命時期的一些事跡

　　1911年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辛亥革命，是我國近代史上一個重大事件，它是一場以推翻清朝政府，結束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專製統治為目的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隆重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日子裏，我將曾經親身參與並經曆辛亥革命全過程的我的父親水梓先生的一些事跡，追述如下，以示緬懷之情。

　　一、青年時代父親的求學過程及政治思想傾向

　　為了說明父親之所以當年熱忱投身於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不能不回顧一下他早年的求學經曆及思想發展脈絡。父親水梓字楚琴。生於1884年（清光緒十年）歿於1973年，享年90歲。父親的祖籍是甘肅河州（今臨夏回族自治區）廣河縣三甲集水家村的一個貧寒農家。清末，這一帶因民族糾紛戰亂不已，曾祖父隻好攜帶妻兒老小遷居榆中、定西一帶務農為生。最小的兒子是我的祖父水應財，他獨自來到蘭州，曆經從軍、打工、賣清油、製氈帽，終於定居於蘭州市新關街（今秦安路），父親即出生於此故居。

　　父親自幼敏而好學，青年時期，剛好遇上舊的科舉考試製度向新式學堂教育轉變的關鍵時期。他於1901年（清光緒十年）18歲時，以童生資格參加科舉考試，以府試、院試均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取了秀才後，在繼續準備考舉人的過程中，晚清政府推行“新政”，廢止了科舉考試，在各省開設了學堂。父親以秀才資格保送入甘肅文高等學堂。清末的學堂裏除依舊遵照“學部”（即教育部）的規定繼續舊的“忠君、尚公、尚武、尚賢”為宗旨的教育外，也開始聘請外籍教員教授外文，還采用了部分外國教科書。從嚴酷的舊式學塾進入新式學堂的父親，在文高等學堂開始接觸新學，閱讀嚴複的譯著，以及章太炎、梁啟超、康有為的文章，使他耳目一新，精神大振。

　　甘肅文高等學堂第一任總教習陝西籍人士劉古愚先生，是西北最著名的維新派人士，當時被認為是康有為、梁啟超的“黨羽”，他對父親影響很大。在這種學習環境裏，父親開始從製度的角度思考中國傳統社會體製的弊病。1907年父親參加文高等學堂畢業考試，試題是當時的陝甘總督升允出的題目“國無遊民、朝無幸位”，父親在試卷中則闡述：“朝有幸位，而後國有遊民。”升允在查閱試卷時發現了他的文章十分震怒，認為父親是譏諷朝政，有革命思想，於是援引當時學部的《學務綱要》中“學生不準妄幹國政，如有犯此等，各學堂即照章懲儆，不可稍涉姑容”的條款，擬嚴加懲治。在試卷中流露出對舊體製的不滿，可以說是父親“妄幹國政”的開端，也說明他對人生道路有了新的選擇。幸好當時的學堂提調（相當校長）是楊增新（即後來的新疆督軍）對父親的才學印象極佳，主動從中斡旋，總督升允才允許從寬處理，隻給以扣考一年的處分。次年（1908年）再考，父親各科成績最優，以第一名成績畢業。1909年父親又通過官費學生選拔考試，考入北京京師法政學堂就讀。

　　京師法政學堂創辦於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是由清代進士館改製建立的。當時正值清廷頒布“預備立憲，維新圖治”的詔諭，急需大量新式法政人才。所以，父親到法政學堂後先入預科，學了一年日文後才入政治經濟本科，因為當時的主課教師多半聘請日本人教授。

　　考入京師法政學堂是父親從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轉變的開端。他認真學習章太炎、康有為、梁啟超的文章和嚴複的譯作；係統學習西方法學思想，深研盧梭、亞當·斯密、達爾文、孟德斯鳩等人的著作，大量吸收了西方的政治經濟及法學思想。這為他以後投身於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二、辛亥革命前夕父親積極投身於北京的同盟會活動並正式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黨

　　1905年，孫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同盟會後，反對清朝封建統治的革命思潮在北京的青年知識分子特別是大學生中逐漸高漲。在法政學堂求學的父親也成為密切關注革命形勢、傾向革命的大學生群體中的一員，他與北京的一些同盟會會員們過從甚密，還在甘肅籍同盟會員王鑫潤（字庚山）先生介紹下，參與一些同盟會安排的革命工作，並經常發表革命言論。他曾在當時被洋人壟斷的北京郵政局前，因洋人對中國人的無禮行為，現場予以還擊。當時北京某報紙曾以“洋學生大鬧郵政局”為標題對此事加以渲染報道。這個事件的主角正是在法政學堂求學的我的父親——水梓。

　　1911年，武昌起義成功後，孫中山先生從南方來到北京，北京局勢漸趨安定。曾經因政局不穩而停課一段時間的法政學堂也重新開學，父親在課餘仍然經常和王庚山先生一起參加國民黨本部的活動。1912年（民國元年）父親由王庚山介紹在北京正式加入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黨，並擔任國民黨本部政務委員會委員兼交際組幹事，父親在繼續完成法政學堂各門專業課的同時，積極參與國民黨本部在北京的一些有關工作和廣泛的社會活動。父親生前多次給我們講述當年他在北京前門外的湖廣會館多次聆聽孫中山先生講演及有關會議的一些盛況……。父親正式加入國民黨後，開始與在京甘肅籍國民黨員籌辦成立國民黨甘肅黨員支部及籌劃成立甘肅省臨時議會及議員選舉的有關準備工作，同時還購置了印刷機器，派人運到甘肅，籌辦甘肅國民黨黨報繼續宣傳民主革命思想。於是父親在自覺不自覺中卷入到辛亥革命時期甘肅政壇的風潮之中。

　　三、辛亥革命成功後父親籌辦甘肅省臨時議會始末

　　1.甘肅省臨時議會成立的曆史背景

　　清末，甘肅是一個經濟落後、政治保守、交通閉塞的邊陲省份，封建勢力根深蒂固。清末的“新政”在甘肅基本未能推行。所以，1905年孫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同盟會的第二年（1906年），在日本東京也曾成立過陝甘同盟會支部，但在甘肅省始終沒有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1911年（辛亥年）武昌首義取得成功，全國各地紛紛響應承認共和，唯獨甘肅省谘議局議長張林焱竟然夥同當時的陝甘總督長庚致電北京，表示甘肅繼續擁戴帝製反對共和。到了1912年（民國元年）清帝已宣布退位後，甘肅省當局在社會進步力量的壓力之下才勉強致電北京承認共和（甘肅是全國最後一個承認共和的省份）。以上事實充分說明了辛亥革命之際，經濟落後、政治保守的甘肅保守派勢力十分強大，包括我的父親在內的立憲派進步人士勢力相對弱小，他們每走一步民主革命的道路都是處於舉步維艱的過程中。

　　2.甘肅省臨時議會籌組的過程

　　1912年（民國元年）父親由北京返回甘肅後立即投身於積極籌劃促使甘肅當局承認共和及成立省臨時議會的一係列革命活動之中。1912年2月26日，他和鄧宗、王之佐、慕壽祺等28人集會於甘肅法政學堂，以臨時議會籌備委員會名義提出了三項決議：

　　一是選舉代表4人會見陝甘總督長庚，促請長庚通電北京承認共和。

　　二是由於陝西率先承認了共和，陝甘總督長庚密令甘軍馬安良及馬福祥部隊出兵陝西，準備對承認共和的陝西進行“討伐”。父親與馬福祥私交甚篤，他密訪馬福祥說服他按兵不動，拒絕出兵征伐陝西。長庚無奈之下，隻好於1912年3月19日致電北京勉強表示甘肅承認共和，並撤回了先期已經入陝的甘軍馬安良部。

　　三是由父親發起並聯絡在蘭士紳籌組甘肅省臨時議會。

　　清末，推行“新政”時期，清政府曾下令各省一律成立以“反映民情、整飭吏治”為宗旨的谘議局。但甘肅省遲至宣統元年（1909年）才設立谘議局，議長由保守派人士張林焱擔任，議員也大半為保守派。甘肅承認共和後，原谘議局議員紛紛散歸，以示對新政的不支持態度。

　　辛亥年（1911年）父親由京返回蘭州後，他主動聯合鄧宗、王之佐等進步人士出麵聯絡在蘭士紳及進步力量，籌組甘肅省臨時議會，目的是想利用省議會這一民意機構來監督、扼製地方行政權力。同時，根據當時甘肅保守派力量還很強大的政治局勢，派人將已辭官返回故裏的李鏡清先生迎回蘭州，請他擔任臨時議會議長。

　　李鏡清（1872—1912）字鑒亭，甘肅臨洮人士，多年在雲南、四川、奉天（今沈陽）等地任軍政要職，為人剛正不阿頗有清名，思想傾向革命，所以，由父親提議推選他為甘肅臨時議會議長後，他也欣然來蘭州任職。

　　省臨時議會成立後針對當時甘肅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一係列重要提案：如向全省百姓公開甘肅省已承認共和事；和平解決秦州（今天水）黃鉞起義宣布獨立的問題；提議維護回族宗教、漢回處於平等地位；提議進行憲政教育，於法政學堂開設憲政研究會；彈劾甘肅都督趙惟熙等人議案。

　　但是，省臨時議會的成立，使原來甘肅的軍政要員為主體的保守勢力則感到不能再像過去一樣左右甘肅政局，他們開始結成攻擊省臨時議會、攻擊議長李鏡清的幫派勢力，特別是利用狹隘的地方觀念和民族成見，極力煽動、挑撥回族軍閥馬安良等人和李鏡清議長的關係，逼迫李鏡清議長隻好宣布辭職返回臨洮故裏，臨時議會也被迫停止活動。不久，馬安良等人還是派暴徒將李鏡清議長殘忍地刺殺於臨洮家中。在刺殺李鏡清的同時，鄧宗、王之佐特別是父親也成為地方保守勢力除之而後快的主要目標。在刺客追殺下，父親先是避居到蘭州附近榆中縣興隆山西山的朝陽道觀，隻住了一個晚上就得到刺客即將到來的信息，於是，連夜逃往西安後又輾轉回到了北京。

　　籌組甘肅省臨時議會是法政學堂畢業的父親，在古老而閉塞的西北黃土高原上進行的一場曠古未有過的民主與憲政的實踐活動。這一短暫的民主政治實踐以代表保守勢力的地方軍閥殘忍地刺殺了議長李鏡清先生而告中斷。李鏡清被刺，無疑是一個曆史悲劇，從表麵上來看悲劇的起因似乎是個人權利之爭，其實質是要憲政，要走進步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道路，還是堅持封建專製，複辟倒退的逆流之爭。

　　李鏡清是一位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進步士紳，他為甘肅走出帝製實現共和憲政貢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四十多年以後的20世紀50年代，父親為臨洮縣李鏡清祠堂落成撰寫的碑文中就有這樣的話：“隴上人士首先為革命流血者，唯公一人而已！”道出了父親多年來對此事仍極為悲憤的心情。

　　中國曆史的發展沒有給他們這一代法政學生“學以致用”的機會。但是，父親心靈深處民主與法製的觀念則從未消失過，在以後漫長的歲月裏，不同的政治環境下，他還是矢誌不移地投身於法製教育和實踐活動。舉例如下：

　　一是辛亥革命成功後，民國三年（1914年）父親從法政專門學堂畢業返回蘭州，曾在當時甘肅法政專門學校任教，除講授中外法學外，還自編《比較憲法》等多種法學教材，繼續進行普法教育。二是20世紀20、30年代，在國內不同的曆史條件及政治環境裏他曾經多次被推薦擔任過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但由於當時複雜的政治環境，他的“以法治國”的願望都未能實現。三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父親以“民主人士”身份參加各種學習和政治運動。1957年春天，幫助黨整風的“大鳴大放”運動開始，父親以“黨外人士”多次被邀請各種座談會，特別是在由當時省委書記張仲良親自主持的“政法座談會”上，書記多次點名出題請他就“肅反”運動、人事製度和法製建設發言。父親於是以法政專家的獨特視角慷慨陳詞，他發言的要點是：及早製定完備的法律；請高教部在各高等院校中開設法律係、科，培養專門法律人才；根據中共“八大”精神開展宣傳法製精神的群眾教育運動；法院和檢察院的工作隻應服從法律而不能以黨代政、以政策代法等等。在《光明日報》記者的專訪中，他又談了如何正確對待知識分子“落落寡合”的品格。結果他的這些意見被批判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水梓綱領”，他成為甘肅省“最大的右派分子”。他的發言成為“反右”運動中的“反麵材料”，在《甘肅日報》刊載批判。作為中國第一代接受西方法製觀念的知識分子，一生中有過多次鼓吹建立法製的努力，但結果都遭到當政者的愚弄。1957年春天他在“大鳴大放”運動中的發言，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不識時務”的鼓吹法製，也是法製觀念的徹底破滅。自此，他落難20年之久，久病又得不到醫治，1973年病逝於蘭州。

　　40多年後，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研究所主辦的“法律史學網”以“總結中西法律傳統得失，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法製文明”為主題，全文刊載出父親1957年在甘肅政法座談會上的這篇發言，並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恢複了它本來應有的曆史價值。

　　四、辛亥革命後父親的“教育”“救國”理論與實踐活動

　　辛亥革命時期在甘肅推行憲政的失敗，使父親看到文化教育普及程度對政治體製改革的影響，他決心回到家鄉從事教育事業，其事跡摘要如下：一是，1913年（民國二年）他曾作為甘肅省代表，出席由當時教育部召集的“讀音統一會議”。參與並審定了6500個常用字的“標準國音”。在這次會議上投票表決了北京語音為標準國音，這為後來的“國語”、“普通話”、“漢語拚音”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是，1916年（民國五年）他以甘肅法政專門學校教員及省立一中教師身份，被當時的教育部指定代表甘肅省參加全國教育聯合會議。這是甘肅省第一次與全國教育界的交流活動。會後，父親赴直、魯、江、浙四省考察教育。回到蘭州後負責籌組甘肅省教育會並擔任省立第一中學（即今蘭州一中）校長。任職期間他按東南各省辦學經驗改變教育方法，並注重學校“校風”建設。

　　三是，1919年（民國八年）他以甘肅省立第一中學校長身份參加由當時教育部組織的考察教育團赴歐美各國考察教育。在廣泛了解世界教育趨勢的基礎上，形成了他自己一整套的教育主張。這些主張在他以後擔任甘肅省教育廳長的過程中逐步地不同程度地得以實現。例如：

　　甘肅與沿海各省在學校體製、教學方法上的差距；采取各種措施招收女生入學；選派出國留學生，並資助留學生費用；重視外文及藝術教育；開展蘭州市的古代文物調查與保護；建立甘肅省第一體育運動場，並發起舉辦每年一次的中學生全省運動會等等。這都充分體現了父親在參加辛亥革命之後，又全新轉身於“教育救國”的理論和實踐活動之中。父親一生的經曆可謂跌宕起伏、豐富多彩。

　　在辛亥革命已過去40多年的1956年夏天，和父親同時期的老同盟會員、當時任中央文史館館長的湖南人仇鼇老先生來到蘭州，到父親的花園“煦園”拜訪父親，觀賞煦園正在盛開的牡丹花，共話辛亥舊事，感慨萬千，仇鼇老人當場賦《贈水楚琴》詩四首，現僅舉其中二首如下：

　　（一）自昔要盟正壯年，傾襟晚節各華顛。

　　時清有味談天寶，說到江湖一粲然。

　　注：同盟會初創時期為了便於秘密聯係，曾製定種種口白與手勢暗號。

　　（二）中山首義為民生，虎踞龍蟠奠國京。

　　西望天蘭歸一統，策勳合著使君名。

　　注：辛亥革命君負責策動甘肅獨立脫離清廷統治。

　　（以上注解都是仇鼇老人本人加的，他對父親在辛亥革命中對甘肅的貢獻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從仇鼇老人贈給父親的詩作中也充分體現出兩位親身經曆過“辛亥革命”的老同盟會員，在數十年後相逢時回憶青年往事的激動心情。

　　在隆重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日子裏，放眼當今世界大勢，我多次緬懷起辛亥革命的領導人、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早年為中華革命黨人、甘肅籍人士黃文中先生（1890—1946）所翻譯的《日本民權發達史》一書的著名題詞：“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是多麽具有洞察未來的預見性，也是有極豐富內涵的至理名言。我想用孫中山先生這四句名言告慰我的父親及安眠於九泉之下曾經參加過辛亥革命的所有先賢們：你們追求自由、民主的崇高目的，一定能夠實現，因為這是浩浩蕩蕩堅不可摧、銳不可當的世界大潮流！

　　參考文獻：

　　1.《我的青年時代》，《甘肅青年雜誌》1943年第6卷第5期。現存甘肅省圖書館文獻部。

　　2.《清末文高等學堂的片段回憶》，中國民主政治協商會議甘肅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和學習委員會編：《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

　　3.《民初甘肅省臨時議會瑣憶》，中國民主政治協商會議甘肅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和學習委員會編：《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

　　（2011年3月28日於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