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探幽

第十三章 政協文史資料要以“信史”留傳後世

　　曆史學之所以能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門類而稱為曆史科學，主要在於編史的基本準則及評價史書價值標準的真實性。

　　中國人是世界上被公認為最富於曆史感的民族，在幾千年文明史發展長河中，中國有最正規的編史修誌製度；中國史家輩出，代不乏人；中國留傳下來的史籍之豐富為世界之最，不僅有一脈相傳的官修史書，還有浩如煙海的民間野史。這都是祖先遺留給我們的最珍貴的文化遺產。在中國古代伴隨著史書的產生，還產生了校勘學、版本學等輔助學科，它們的首要任務也在於考證、辨明史書記載的真偽，教導後人了解和分辨出哪些史籍可稱為信史，哪些史籍屬於不真實的偽書。所以，真實性原則可謂中國優秀史學傳統之精髓。

　　新中國成立後，由周恩來總理所倡導的，以“三親”（親曆、親見、親聞）為特色的人民政協文史資料工作，至今已走過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曆程，在黨中央、全國政協及地方各級政協的重視和支持下，通過一大批默默無聞的文史資料工作者們的勤奮耕耘，幾十年來已征集出版了一大批涉及方麵很廣的文史資料，它為編寫黨史、國史提供了許多可貴的史料，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史資料將愈來愈大地發揮出它的社會價值和學術價值，所以，對政協文史資料工作應該看做是新中國曆史科學的創新和發展。

　　文史資料工作的生命之樹之所以常青，關鍵在於它從一開始就提出和強調了“三親”（親曆、親見、親聞）的特色和準則。“三親”實際上也就是真實性原則，周恩來總理在50年代講到文史資料工作時，曾多次強調“存真”“求實”的意見，不久前，李瑞環主席在講到文史資料工作“大有可為”時，也特別強調指出：“要忠於曆史事實。”所以，真實性原則同樣是關係到政協文史資料工作是否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已出版和待出版的資料能否以“信史”留傳後代的要害問題。

　　當前，征集、出版文史資料的重點已轉移到1949年以後，這是文史資料工作一個新的裏程碑，也是新的起跑點，1949年以後曆史，就是我們所生活時代的當代史，距今雖不遙遠，但在許多較敏感的問題上，可能人們的認識還不太一致，征集對象及編稿人也難免有所顧慮，所以要做到撰稿人秉筆直書、編稿人據實編書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就需要我們各級黨政領導、政協領導及文史資料征集工作者們都能不斷地解放思想，提高認識，解除撰稿人的顧慮，才能征集到一批真實可信的資料，我認為出版的文史資料精品，首先應該是真品，即是不需後世再對其進行正誤、辨偽的信史，才能永久留傳於後世。

　　1996年8月，我以七屆甘肅省政協常委及政協文史資料專委會兼職副主任身份去沈陽參加了全國政協主辦的“建國後史料專題協作會”，本短文為我在這次會上的書麵發言，刊登於《人民政協報》1996年9月12日文史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