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探幽

第十二章 我在政協“建言獻策”工作中的“文物保護”情結

　　2009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的大慶日子，這一天也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60周年的紀念日。60年來人民政協作為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組織，為推進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作出了其它任何組織所不可替代的巨大貢獻。60年的曆史顯示了人民政協強大的生命力和宏遠的前程。

　　我作為一名出身於傳統知識分子家庭的無黨派人士，雖然自上世紀50年代中期起就在高校從事曆史專業的“教書育人”和科研工作，但從未涉足政壇，從上世紀80年代起，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卻有幸被選為學校所在地——蘭州市安寧區第11屆區人大代表，區人大常委。在此之後我又連續被選為六屆甘肅省政協委員，文史資料專委會委員；七屆省政協常委，文史資料專委會兼職副主任。1998年我又當選為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婦聯界）。從此，在我的一生中經曆了“教書育人”工作之外一個全新的工作領域——參政議政、建言獻策、反映社情民意的工作。這十多年的經曆，給我留下了許多難以忘懷的回憶，正是由於這些經曆使我大大開闊了眼界，逐步增強了我對社會現狀較廣泛深入的了解，也增強了我對百姓疾苦進一步關切之情，從而豐富了我的人生經曆。總之，擔任十多年政協委員的過程是我一生中很值得回憶和總結的一段曆史。

　　現在想起我在擔任政協委員的初期，限於原來高校工作生活圈子很小，對社會現狀的認識和了解的視野也很狹窄，所以我在政協會裏會外建言獻策的內容大多還是局限於我所熟悉的領域。例如：關於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高校的教學管理工作；高校的師資斷層等等方麵。在以後的參政議政和深入了解社會的實踐活動中我才逐步開闊了視野，並且開始嚐試結合自己所熟悉的專業知識，針對當前社會上存在的有待執政黨、政府密切關注並采取措施的一些問題，在政協會上以各種不同形式（提交議案、書麵發言、大會發言等等）建言獻策，在鍛煉自己社會能力的同時也收到了一定的社會效果。

　　現在簡略總結一下我在參加政協工作十多年參政議政建言獻策的成績，最能感到欣慰的還是我對曆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多次建言獻策，因為這是和我從事專業有關的一個領域，所謂情有獨鍾也。以下就按時間順序簡單回顧一下這段經曆吧：

　　（一）1996年元月，在省政協七屆四次會議上，針對我省重要古跡——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地被大麵積盜掘，貴重文物流散世界各地的嚴重情況，由我牽頭並聯合了7名省政協委員，他們大多是社科界、教育界的委員，有李並成、李正宇、周丕顯、楊子明、王致中、劉玉林、張鴻勳。向七屆省政協申效曾主席提交了一份題為《關於要求進一步嚴肅查處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地被盜大案的專題報告》和一份同名提案。省政協申效曾主席及其它政協領導都十分重視這一報告和提案，並在1996年5月22日召開的省委常委會上，由省政協黨組向省委常委會就這一問題作了專題匯報，同時還播出了由省文化廳文物局錄製的秦公墓被盜現場的紀錄片。省委常委會對這一問題極為重視並立即進行了專題討論，當時的省委常委張吾樂、閻海旺、楊振傑、孫英等同誌都在會上發了言。會後，省委常委會還發出了《中共甘肅省委聽取了省政協黨組匯報後的指示》。由於省委、省政府、省政協領導的高度重視，措施及時得力，秦公墓被盜掘問題，算是得到了比較有效的遏製，受到了學術界、文物界及社會輿論的一致好評。多年以後當時省政府分管文教工作的副省專陳綺玲還專門為此問題寫了一篇題為《守土有責——神聖的曆史使命》的文章，沉痛地回憶了當年打擊禮縣大堡子山的盜墓活動的經曆及經驗教訓（本文刊登於《甘肅文物工作五十年》）。由於禮縣秦公墓的盜掘活動得到了比較有效的遏止，也才使考古工作者們進一步發掘並進行科學研究工作得以逐步開展，這一段更為早期的先秦文明為甘肅悠久的曆史和文化增添了更耀眼的光彩。

　　（二）1997年的省政協七屆的一次常委會上我又提交了一份《對進一步加強我省文物保護工作的四點建議》的書麵發言。我記得這份發言大體內容是：

　　1.增加以法保護文物的意識，進一步修改，完善有關文物保護的法律、法規。

　　2.應把對本地文物保護工作列為省、地、縣、區有關黨政領導履行崗位職責的考核項目之一。

　　3.在各地興修農田水利建設及其它建築設施的同時要認真注意出土文物的保護工作。

　　4.建議在省、地、縣文物管理部門內設公安組織，對本部門文物進行有效安全管理。

　　在今天看來，當年我的這四條建議也還是言之有理，也並未過時。但是當年能否引起各地黨委、政府部門、文物管理部門的重視，實效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三）1998年，我當選為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婦聯界），進一步增強了我履行一名政協委員職責的曆史使命感和責任感。我在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期間由我個人提案或和其他委員聯名提交的議案不少，有些提案也曾引起當時有關部門和新聞媒體的關注（例如我個人提交的關於儲蓄存款實名製的提案等等）。

　　但是至今回憶起來，我在提交全國政協的大會發言和提案工作中，最耗費心力的還都是集中在曆史文物的保護工作方麵。

　　例如：在1998年3月召開的全國政協九屆一次全委會上，我提交的書麵發言題目是：《認真貫徹“保護為主，搶救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針，保護好祖國的文化遺產》（大會發言編號183號）。這份發言稿當時受到與會的許多政協委員的關注和好評，也曾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翻譯為各少數民族文字，向少數民族地區廣播。這份書麵發言提交以後，我也曾接受了《人民政協報》記者的專訪，1998年3月23日該報的第2版以《下大力氣保護好我國的珍貴文物——全國政協委員水天長答記者問》為標題，介紹了我這篇發言的要點。

　　（四）在2001年3月召開的全國政協九屆四次會議上，我又就文物保護工作，提交了一份《西部大開發中應加強對文化遺產的嚴格保護及合理的開發利用》的書麵發言（大會發言總編目083號）。這篇發言曾被全國政協機關刊物《中國政協》雜誌2002年增刊的“委員論壇”欄目以《再次呼籲認真保護文物古跡》為題全文刊載。還加了如下的編者按語：“在去年‘兩會’上，水天長委員關於保護我國文化遺產的發言在社會上引起了普遍關注，今年‘兩會’前，記者采訪她時，她再次呼籲，應盡快解決全國文物工作隊伍中嚴重的人才流失，人才斷檔問題，應盡快召開一次全國性的有關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和發展旅遊資源的聯席會議，並把所取得的共識落實到具體行動上來。”這篇書麵發言受到了與會各界人士的普遍關注。

　　（五）天水的麥積山石窟是甘肅省內古絲綢之路東端的一顆耀眼明珠，它和絲路西端的敦煌莫高窟遙遙相望，譽滿天下。但由於國家投資不足及其它諸多方麵的問題，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任務遲遲未能完成。在2001年3月召開的全國政協九屆四次會議上，由我牽頭，楊振傑、鄧成城、周宜興、樊錦詩、楊拯美等11名全國政協委員聯合署名提出了：《國家文物局應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完成天水麥積山石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的提案。就此議案大會期間我還接受了《甘肅日報》記者顧淑龍的專訪，這次專訪以《讓隴上明珠名滿天下——訪全國政協委員水天長》為題，登載在2001年3月15日的《甘肅日報》上。

　　（六）關於劉家峽恐龍足印群遺址保護問題的議案提出。

　　位於甘肅省靖遠縣鹽鍋峽水庫庫區北岸的“白堊紀（距今約l億年）恐龍足印群遺址”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的最大恐龍足印群，有極高的曆史與科研價值。2001年雖然國土資源部批準建立“甘肅劉家峽恐龍國家地質公園”，但對恐龍足印群的保護工作與國家地質公園的建設進展十分緩慢，並存在許多嚴重的困難。針對以上問題，在2002年3月召開的全國政協五次會議上，由我牽頭提交了一份《提請國務院應盡快立項落實劉家峽白堊紀恐龍足印群址遺跡保護設施所需經費案》，為這一提案署名的還有楊振傑、楊拯美、周宜興、陳劍虹、郝承瑞等9名在甘全國政協委員。這一提案提出後，引起了國務院有關部委對甘肅省劉家峽恐龍足跡遺址保護工作的進一步重視，在保護經費的投入及其它相關設施的加強上都逐年有所提高，收到了較好的社會效果。

　　（七）在2002年的九屆全國政協五次會議上，我再次針對甘肅省野外文物保護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困難，由我牽頭聯合了樊錦詩、鄧成城、楊拯美、湯中立、黃欹昌、潘光炎、俞正等11名在甘全國政協委員向大會提交了《請求國家加大投入，加強對甘肅省野外文物保護工作》的提案。

　　本提案的主要內容是：針對各地基層文物管理機構不健全，農村野外的一些文物處於無任何保護措施，任其自生自滅的狀態，再加上基層群眾法製觀念淡薄，所以近年來野外的石雕、石刻、古墓被盜挖的案件時有發生，建議：請求國務院加大對基層文物保護工作的財政投入。各基層文物管理部門對常年工作在野外及基層艱苦地區的文物工作者們要在工資、福利、職務、職稱的晉升上實行有所照顧的傾斜政策。

　　歲月匆匆，人生苦短，回顧在自己的人生曆程中竟有十多年長的時間內，擔任受人民重托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職務，實在是心存愧疚。因為，在這段時間內我幾乎很少對有關國計民生的大政方針做出過什麽有價值的建言獻策，主要是怕說外行話。所以也隻能是針對自己比較熟悉，也比較關心的一個狹小領域——曆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發表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看法的同時，也提出了一些或對或錯的建議而已。當然從出發點來說還可謂是用心良苦也。這篇文章隻能算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對一生中難以忘懷的一些片斷往事的回眸和梳理而已。

　　（本文刊載於甘肅省政協主編出版的《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65輯《風雨同舟六十年》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