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探幽

第八章 從科舉取士到現代教育的發展——甘肅教育發展的曆史軌跡

　　位處黃河上遊的今日之甘肅省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十多萬年以前在這片土地上就有古人類在活動，文化教育的發生、發展也源遠流長。

　　甘肅教育的發生、發展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會時期，生活於原始時代的甘肅先民們為了保證集體生產和生活的需要，教育後代製造和使用勞動工具，進行采集和狩獵等生產活動，與此同時也開創了原始的教育活動，傳說中的伏羲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這些都可視為原始社會從傳授生產知識和生活經驗的活動中分化出來的早期教育活動。進入新石器時代以後，氏族部落從遊牧群體轉向定居，在定居生活中形成聚落，秦安縣大地灣出土的仰韶文化晚期遺址，就可看做是氏族部落進行文化教育活動的遺跡。

　　進入封建社會以後至新中國建立前，這一漫長的曆史階段中甘肅教育的發展作為整個華夏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大體可劃分為以下五個不同的發展階段。

　　一、封建社會前期官學、私學的廣泛設立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前期，即從春秋戰國、秦、漢以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甘肅的文化教育有了顯著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官學、私學的廣泛設立上。早在春秋戰國時期，甘肅東南部的天水、清水一帶（屬秦國）就出現了最早的私學，私學學生石作蜀等就曾跋涉千裏到了魯國投師孔子門下，學習“六藝”，名列孔門七十二弟子之中。兩漢時期，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和優待讀書人的政策，當時京師及地方的官學、私學都很發達，京師的學校（太學），由五經博士當教官，有正式學生五十人，稱作博士弟子。漢成帝時（公元1世紀）太學博士弟子曾多至三千人。漢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令天下設立官學，郡國稱“學”，縣道邑侯國稱“校”，鄉學稱“庠”。學、校均設經師1人，由精通儒學的官吏擔任。朝廷任用官吏大都從京師的博士弟子及郡國推舉的孝廉、茂才中選用。這樣做的結果，就使儒學與仕途結合起來，要做官非學儒不可，士人都變成儒生了。漢代還實行優待讀書人的政策，凡士人入太學讀書，本人即可免役，這種政策對促進漢代文化教育的發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兩漢時期，甘肅境內各地也相應設置了官學，近年來武威磨嘴子西漢墓出土的《儀禮》469簡，估計是漢成帝時期地方官學講授《儀禮》的學官教本。東漢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南陽人任延拜為武威郡太守，就任後舉辦郡國官學，采取免除徭役、學優而仕的政策，吸引當地中下級官吏子弟入學接受教育，使武威郡“遂有儒雅之士”，武威郡也成為當時甘肅境內儒家文化的興盛之地。

　　兩漢時期，今甘肅境內的私學教師多為經學大儒，他們一麵設帳授徒，一麵著書立說。安定臨涇（今鎮原縣）的李恂（約公元l世紀後期至2世紀前期）少年時研習《韓詩》，後設帳授徒，門徒多達數百人。東漢著名軍事家皇甫規，安定朝那人（今平涼市西北），晚年托疾歸故裏，設立學館十四年，以《詩》《易》教授門徒，門徒多達三百餘人。東漢敦煌淵泉（今甘肅瓜州縣東）人張奐（104—181年）少年時就學於三輔（長安京郊地區），跟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官拜議郎，後罷官歸裏，開辦私學，講誦儒經，著有《尚書記難》三十餘萬字，弟子多達千人。

　　漢代私人開辦的啟蒙學校稱為“書館”，教師稱為“書師”，課本用《倉頡篇》、《急就篇》等字書，教學童識字、寫字。河西出土的漢簡中多有字書，估計多為河西書館遺物。

　　魏晉以來，尤其是十六國時期，中原長期混戰，“五涼”政權（前涼、後涼、南涼、西涼、北涼）割據於河西走廊，當時中原政治混亂，長期戰爭，河西走廊偏安一隅，致使中原人口大量流入河西地區，與此同時，中原許多儒家飽學之士也舉家向西北轉移，為了鞏固其封建割據政權，“五涼”各主無不興辦官學、私學，聘請名儒教學，選拔世族豪門子弟入學接受儒家教育。例如：“前涼建立者張軌（公元225—314年）、西涼建立者李暠（公元351—417年）都出身於隴右漢族士族家庭，本人均精通儒學，李暠曾在敦煌修建學校，延請敦煌籍著名的經學大師劉眪（約公元370—440年）講學，從其受業者多達五百餘人。張軌建立前涼政權後，采取的具體措施是“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以教之”（《晉書·張軌傳》）。至於出身於少數民族的後涼、南涼、北涼的建立者們，也都長期生活於漢族文化圈內，十分熟悉漢文化，他們為了穩定其統治秩序，均采取了推崇儒學、優待士人、振興學校教育的政策。

　　十六國時期，甘肅境內私學也很發達，“五涼”占據的河西地區尤盛，名儒聚徒講學，弟子常達數百人之多，敦煌的著名學者宋纖、郭瑀等人均精通經義、多才多藝、設帳講學，授業弟子甚眾。總之，“五涼”時期統治者尊師重教及實行對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兼容並包的政策，對促進這一時期河西地區經濟發展、文化教育的興盛都起到了積極的曆史作用。

　　二、科舉製度的興起、發展與在甘肅境內的推行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長期占統治地位，並極具影響力的教育製度是科舉取士製度，科舉製度創立於公元6世紀的隋朝，到唐朝時進一步趨於完善。宋、元、明、清四朝在廣泛推行中，亦有新的發展。一直到清朝末年（1905年）廢科舉為止，獨霸中國教育製度一千多年，其影響力之大不容低估。

　　科舉取士製度產生的基礎由來已久，早在西漢武帝時代就已把教育培養人才與由政府選拔任用人才融為一體。如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即位後，首先舉行的一件大事就是召集全國文士，由他親自命題，采用策問的方法進行考試，並親自評閱試卷，選取儒學大師董仲舒、公孫弘等儒生並委以高官，這種在漢代教育製度中就已經采用的通過考試選拔任用官吏的做法，為以後隋、唐的科舉考試製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科舉製度是中國自隋王朝以後各封建王朝所通用的設科考試、選拔人才、任命官吏的製度，由分科取士而得名。科舉製度形成於隋朝，完備和實施則在唐朝以後，隋統一全國後，於隋文帝開皇七年（公元587年）定製，每州每歲保薦文章華美的貢士三人，應秀才科，受特別考試。公元599年隋文帝又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總管刺史，以誌行修謹（有德）、清平幹濟（有才）二科舉人。取士按德才，是想改變以前文章取士的慣例。公元607年隋煬帝又定十科舉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即進士科，這是科舉製度中設進士科的開端，自此南北士人紛紛憑文才的秀美來競爭高低，魏、晉以來憑門閥高低做官的製度，從此為科舉製度所代替，科舉製度和封建學校的關係也日益密切，學校培養出來的“士”經過科舉選拔入朝做官，科舉所考的內容即成為學校教育的內容，學校逐漸成為科舉的附庸。

　　唐代國力雄厚，科舉取士製度大體在沿襲隋製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士”的來源主要是從京師學校來的生徒和州、縣學校來的鄉貢（在家自學的士人）。唐高祖李淵即位初（公元618年）就設立京師和地方學校收攬士人。唐代學校分為六種：國子學收高級官員（文武三品以上）的子孫；太學收中級官員（文武五品以上）的子孫；四門學收低級官員（文武七品以上）的子孫和普通民家的聰穎子弟；另外又設律學、書學（寫字）、算學名額各三十人，招收八品以下官家子弟和普通民家子弟。以上六學統稱為國子監，設祭酒一個為監長。顯然，唐代的這些學校主要是為貴族和官員子弟設立的。

　　唐代科舉考試始由吏部主持，唐玄宗時代（公元712—741年）改由禮部主持，科目有秀才、明經、俊士、進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等，其中明經（考儒學五經）、進士兩科尤為重要，詩賦雖是浮文，但比帖經思想較為自由，容易表現自己的才能，所以文人多願應考進士科，因此，唐朝的進士科特盛，進士及第人數是百裏挑一，明經則是十裏挑一，難易懸殊，唐代遂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諺語，因此朝野都重進士、輕明經，唐代名人多從進士科出身。

　　唐太宗以後，唐代科舉考試方法有了一些修改，因為應試的人愈來愈多，考試的方法也愈來愈苛刻。宋以後科舉均用經文，明、清兩朝以“四書五經”的文句為題，規定文章格式為八股文，所以史稱明清時代的科舉製度為“八股取士”。

　　唐宋以後，科舉取士製度在甘肅境內也廣泛推行，唐朝一代，甘肅科舉中中進士者有趙彥昭等17人；宋代甘肅中進士者有李仕衡等38人；元代不重科舉，統治百年甘肅中進士者僅有10人而已。明朝科舉製度更加完備、細密，科目隻設進士一科，規定“三年大比”的會考製度。考試采用八股文體，答卷密封編號，考試分為“郡試”（考中者為秀才）、“鄉試”（考中者為舉人）、“會試”（考中者參加殿試）、“殿試”（考中者為進士）。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初開鄉試科，規定陝西、甘肅“合闈”（合試貢院），貢院設在西安，甘肅諸生赴試因路途遙遠，開銷過大，有財力赴試者僅十之二三，但就在此條件下，明朝一代甘肅在科舉中中進士者也有175人之多，中舉人者多達1150人。

　　清朝二百年間科舉製度在仿明製的基礎上更趨周密，在正式科舉考試之前又設“童試”、“歲試”、“科試”等一係列的考試選拔，選中者才可以參加鄉試。清光緒元年（1875年）陝甘總督左宗棠督甘後，深感甘肅文風不昌，人才匱乏，遂在興辦學校教育的同時，於同治十二年（1873年）上奏朝廷，請求在蘭州創建貢院，奏疏獲準，陝甘鄉試分闈進行，在蘭州城西北角創建甘肅貢院（今蘭醫二院址），貢院當年落成，並於八月在新落成的甘肅貢院中舉行陝甘分闈後的第一次鄉試，應試者約三千人，比以前赴陝西參加鄉試的人多出兩三倍。在取中的30名舉人中，名列榜首的就是備受左宗棠賞識的蘭山書院的高才生安維峻，安維峻後來成為中日甲午戰爭時期，上奏章怒斥投降派的著名諫官，被譽為“隴上鐵漢”。

　　左宗棠創建甘肅貢院的壯舉，使甘肅文風日盛，人才日興。清代甘肅士子在科舉中中進士者有280人之多，中舉人者有1680人之多，在科舉取士製度下，形成了學校為科舉而設，士子為考試而學的局麵。但必須明確看到的是明、清兩朝甘肅在科舉考試中中舉者逐年增多的數字，起碼也可折射出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甘肅境內的文化教育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也在緩慢、持續的發展這一曆史事實。

　　三、甘肅境內書院的建立與發展

　　明、清兩代，在甘肅教育發展史上，還應當值得重視的大事是書院的廣泛設立。當然，書院的設立與教學也和科舉考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書院源於唐代官方藏書、售書的機構。宋代以後演變為儒師講學、供祀、藏書、考課之地。書院全麵普及於明清，全國曾多達7000多所。書院傳播學術思想，普及禮樂教化，成為民間知識精英創新思想的集結地和文化思潮的引領力量。書院多選擇建於名山秀水、風光幽雅的名勝之地，有的依山為居，有的靠古刹而存。兩宋時國內已出現了白鹿洞、嶽麓等著名書院。明清兩代書院興盛，並逐步官學化，成為所在地的最高學府和準備科舉的場所。甘肅境內的書院始建於明代，明景帝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著名的教育家、理學家段堅（1419—1484）字容思，明甲戌科進士，他在家鄉蘭州東關段家台（今蘭州東方紅廣場東口）創辦了甘肅最早的書院——容思書院，聚徒授課，桃李盈門。明代大學問家黃宗羲在他所著的《明儒學案》中，對段堅推崇備至。明成化年間（公元1465—1487年）靜寧州知州祝祥又建立了隴幹書院後，甘肅各地也陸續建立書院，明代甘肅的書院在明萬曆年間（公元1573—1619年）以後逐漸趨於衰敗，明代甘肅的書院從地理分布上看東南部書院較多，西北部較少。

　　清朝初年，清廷鑒於明末書院的結社講學，非議朝政，不利於封建專製統治，曾一度禁止開設書院，至清世宗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雍正又諭令各督撫在省會地方設立書院，其後府、州、縣也相繼建立書院，書院遂成為清廷“賴以造士”的主要場所。據《甘肅通誌稿》記載，清代甘肅境內（不含分省前的青海、寧夏地區）先後設置書院多達66所，書院的分布也很不均衡，經濟較發達地區多，偏遠落後地區甚至一個書院也沒有。

　　書院的教學、管理人員很少，各書院必設山長一人，山長，即書院的主持人、院長。全麵負責書院的組織管理和教學工作，同時也是書院的主講教授，山長均由地方主管官員聘請具有進士、翰林等身份的飽學巨儒擔任。府、州、廳、縣學官不得兼任山長，書院中另設監院、齋長等職協助山長管理書院日常事務及督導諸生學業。

　　書院訂有繁瑣、嚴格的學規，規定諸生的修身、養性、治學處世等行為準則。書院的課程，一般設有經學、史學、詩詞聲韻學、書法等幾門。諸生按山長規定的讀書進度自學攻讀，自學中的疑難問題，由山長予以解答。書院有比較嚴格的考試和獎懲製度，考試內容為《四書》文、八股文、試貼詩、經文、策論等。

　　清代甘肅境內最著名的書院大約有以下幾所：

　　1.蘭山書院

　　是清代甘肅最早也最大的省立書院，創立於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以藏書豐富聞名全國，蘭山書院原址在今秦安路的蘭州三中。曆任蘭山書院著名山長有乾隆年間進士牛運震、乾隆年間翰林秦維嶽、舉人吳鎮、嘉慶年間進士張澍、光緒年間進士張國常、翰林張美如等人，皆為一時碩學巨儒。

　　2.求古書院

　　亦為省立書院。原址在今張掖路貢院巷西側，創立於清光緒九年（公元1883年），由當時學政陸廷黻任主持。

　　3.五泉書院

　　清代蘭州府立書院，原址在今蘭州市五泉山上文昌宮，清嘉慶二十四年（公元1814年）由皋蘭籍翰林秦維嶽等人創建。曆任著名山長有翰林劉爾炘等人。

　　4.隴南書院

　　隴南設書院始於明洪武年間，在階州設武都、蘭皋書院（今康縣大南峪）。這是隴南較早的書院。到清代隴南置書院達10多處。如建立在古岷州（今定西岷縣）的文昌書院，其著名山長有光緒年間的任其昌及其子任承允，父子二人均為進士出身。

　　5.柳湖書院

　　為平涼府立書院。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創建，著名山長有皋蘭籍舉人李存中等。

　　6.天梯書院

　　又稱涼州書院，為涼州（今武威市）府立書院，清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創建。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武威進士劉作垣任該書院山長時，教學管理十分嚴格，史載他“嚴立課程，不予以暇，坐止語默，繩以禮法，稍有逾閑，嗬責立至”，這種對書院的嚴格管理為清代武威地區的人才培養貢獻很大。

　　7.甘泉書院

　　為甘州（今張掖市）府立書院，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都禦史王誥初建，後廢。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l759年）重建。擔任過甘泉書院的著名山長有武威籍副貢生李銘漢等人。

　　在甘肅近代教育史上，還值得提出的是左宗棠任清代陝甘總督期間，除重視啟蒙教育在全省範圍內倡辦“義學”和“私塾”外，還十分重視甘肅各地書院的修複工作，1873年至1880年期間，左宗棠倡導恢複、擴建和新辦的書院遍及全省各地，僅在河西地區興辦的書院就有以下幾所：1874年（同治十三年）在甘州新建南華書院；1875年在鎮番（今民勤縣）興建文社書院；1880年（光緒六年）又修複了敦煌的鳴沙書院。左宗棠還移用軍餉補充書院經費，親自評閱科考試卷，在左宗棠的倡導和鼓勵下，各地學者、生徒、士子紛紛進書院講學、受業，學術風氣空前熱烈。左宗棠作為清政府的封疆大吏，能在經濟文化落後、人才缺乏的甘肅重教興學，推動地方文化教育事業的向前發展，這在近代甘肅曆史上不能不算是一項有積極意義的事。

　　在古代甘肅教育史上，從古代的“官學”、“私學”至明、清時代“書院”的廣泛設立，我們既要看到它們雖然是為政府選拔官吏及科舉取士服務，但也要看到這些不同類型的重教興學的措施，為古代的甘肅培養了大批人才，從而促進了甘肅經濟、文化的持續發展。

　　四、科舉製度的廢除及近代學堂的建立

　　19世紀末，隨著科舉製度的衰落和西方文化的傳入，甘肅境內的一些有識之士要求改良書院，傳習科學的呼聲日高。清光緒十八年（公元1892年），甘肅學政蔡金台奏請清廷“變通”書院製度，開設“救時有用之學”。光緒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甘肅總督陶謨提出“科舉不能廢，而無用之詩賦宜裁，科學縱不能精，而固有之算術宜習”的建議，決定在蘭山、求古兩書院增加算術課程，以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要。

　　清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政府命令各府州縣設立學堂，在省城的稱為大學堂，在府地稱為中學堂，在州縣的為小學堂。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頒布《欽定學堂章程》，內容分為《京師大學堂章程》、《考選入學章程》等六個部分。同年，陝甘總督崧藩在蘭州主持創辦甘肅最早的高等學堂，時稱文高等學堂（今蘭州大學的前身）。與此同時各州縣均將原有的書院相繼改為中、小學堂。清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清政府通令停止科舉後，宣統元年（公元1909年）甘肅又設立了法政專門學堂。甘肅初步形成了從小學、中學到高等學堂的新式學堂製度。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甘肅共辦起高等學堂2所，師範學堂2所，實業學堂2所，軍事學堂2所，普通中學13所，高等和初等小學堂約992所，總計興辦各類學堂約1013所（含分省前的寧夏、青海地區的中小學堂數）。這些近代學堂大都是在原有書院基礎上改設的，缺乏新式師資及教材、教學設備，因此，真正意義上的近代科學文化的教學還難以進行，但和原有的科舉製度相比，畢竟是一次教育體製方麵改革和進步，對甘肅地區來說標誌著近代學校教育的開端。在甘肅教育發展史上具有裏程碑的曆史作用。

　　五、現代教育的初建與發展

　　20世紀初的辛亥革命以後，民國成立，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頒布了一係列新的教育宗旨和學製係統，甘肅省也全麵貫徹民國學製，將學堂改為學校；承認男女受教育的權利平等；通令禁止讀經、廢除科舉出身的獎勵和稱號；倡導國民義務教育和少數民族教育。所以，從民國成立到20世紀初，真正意義的現代新學製在甘肅才算初步確立，學校教育也有了較快的發展。各級在校學生總數由民國元年的2.8萬人增加到民國十五年（1926年）的9.8萬人。省、市先後設立教育廳、局，各縣劃分為學區，教育行政管理體係也日趨完善。

　　從20世紀30年代到抗日戰爭期間，是現代甘肅教育事業快速發展和提高的一個曆史時期，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三個方麵：

　　一是抗日戰爭開始後，東北、東南一帶大片國土淪喪，位處西北邊陲的甘肅省成為大後方的一個重要部分，當時蘇聯支援中國抗日戰爭的軍事物資都是通過古絲綢之路的樞紐地段——甘肅的河西走廊、經當時的黃河第一橋——蘭州中山橋運到抗日前線的，當地的蘭州市也成為全國抗日的空軍基地，蘭州上空多次發生過中國空軍、蘇聯空軍反擊日本帝國主義瘋狂轟炸蘭州市，妄圖摧毀中山鐵橋的激烈空戰，這一時期全省各族各界同仇敵愾，為振興後方，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努力做好各項工作的同時，也大力興辦現代教育。

　　二是抗日戰爭爆發，沿海及中原地區的一些著名院校內遷，一些著名的專家、學者也大量進入西北，為甘肅教育事業的發展與提高，提供了有利的人力資源。

　　三是這一時期甘肅主管教育的官員中，有的人本人就是曾長期擔任過教師、校長出身的行家裏手，對全國其它省區及歐美各國教育情況均有較深入的考察和了解，因此，對本省教育事業這一時期的管理與創新上所作出的突出成績就不足為奇了。例如20世紀30年代曾較長時期擔任甘肅省教育廳長的水梓先生（1884—1973年），他擔任過甘肅省曆史最悠久的中學——蘭州一中的教師、校長兼教導主任，他曾於1913年作為甘肅省的代表，出席由當時教育部組織的“讀音統一會議”，參與審定了6500個常用字的“標準國音”，為後來的“國語”、“普通話”、“漢字拚音字母”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916年（民國五年）他以甘肅省首屆教育會會長身份，代表甘肅省出席了全國教育會成立大會，會後赴直、魯、江、浙等省考察教育，1919年他又代表甘肅省參加教育部考察團與黃炎培、袁觀闊、張彭春等人赴歐美各國考察教育，此次考察他從歐美各國帶來了許多全新的現代教育理念和教學方法。1932年起他擔任甘肅省教育廳廳長，任職期間對全省教育工作采取了多方麵的措施，力圖縮小甘肅省與沿海各省在學校體製及教學方法上的差距，推動了甘肅現代教育的發展。

　　這一時期甘肅教育事業的迅速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製定或修訂各種教育法規、製度，使全省教育行政管理日趨完善與正規。

　　2.增設國立高等學校。

　　西北師範學院（前身為抗日戰爭爆發後內遷的北京師範大學的一部分）、西北醫學院蘭州分院（今蘭大醫學院二院）均為30年代新增設的高等學府。

　　3.將各級學校的春季始業改為秋季始業。

　　4.改定中等學校校製為“三三製”（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並遵照教育部命令以學校所在地名稱統一改正校名。

　　5.通令各中小學實行教員專任製。

　　6.為整頓校風，提高教學質量，始辦小學、中學、師範生的畢業會考製度。定期舉辦中小學生成績展覽會。

　　除上述各項外，這一時期還采取充實師範教育，為培養農村師資創建鄉村師範學校，興辦了幼稚園（幼兒教育）和女子職業學校；普設了民眾教育館，創辦了省立公共體育場（今蘭州市紅山根舊址），並每年定期舉辦全省性的運動會；促進了回、藏等少數民族教育；重視外文教育和藝術教育；開展古代文物調查和保護等；增加了甘肅省出國留學生名額，以及各項促進本省教育發展的措施，因此，這一時期是甘肅現代曆史上教育事業快速發展的一個時期，可以說達到了新中國建立前的最高水平。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開創了中國曆史發展的新時期，中央人民政府不失時機地對全國範圍內原有的各項教育事業進行了整頓和改造，社會主義教育製度逐步得到確立，甘肅的教育事業也得到空前迅速的發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甘肅教育逐步轉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軌道上來，各級各類教育穩步發展，教育教學質量逐步提高，現階段應該算是新中國建立後教育事業的最興旺的時期。

　　（《從科舉取士到近代學堂的建立》一文曾於2001年2月14日發表於《甘肅日報》“西部開發史話”專欄，本文為修改補充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