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探幽

第七章 高等院校曆史專業應加強中外史學史的教學與研究

　　曆史教育是國民基礎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重視並加強曆史教育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培養和造就社會主義現代化合格人才的戰略需要，也是廣大史學工作者的根本任務之一。史學史作為曆史學的一個分支，在普及曆史知識、進行曆史教育方麵有其不能為別的分支學科所代替的特殊意義，所以在高等院校曆史專業中加強中外史學史的教學與研究就顯得極為重要。

　　本文即針對當前國內高校曆史專業中外史學史課程開設的現狀，談一些自己的看法，以就教於同行。

　　一、史學史的學科性質和研究任務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其發生、發展的學術專史。如文學有“文學史”，哲學有“哲學史”，經濟學有“經濟學史”，等等。學術專史的重要性在於隻有弄清這門學科的源流，找出其發展規律，總結出前人走過的道路和他們的成就，才能使這門學科得到迅速的發展。史學史是研究從古到今曆史知識積累過程和曆史科學發生、發展過程並揭示其內在規律性的學術專史，也就是曆史科學的曆史，它是在總結一般史學工作的基礎上產生的。所以，從學科性質上說，它比一般的史學工作要高一個層次。因為，一般曆史學家把認識過去作為自己的任務，而史學工作者則把曆史學本身的發展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有人認為史學史即為曆史著作史或史學家傳記，或曆史編纂學。其實，這些說法都未能正確闡明史學史的科學定義及其任務。史學史所包括的內容要廣泛得多，幾乎凡是與曆史學有關的東西都是史學研究的對象，史學史不僅要研究曆史學家是怎樣編纂曆史的問題，還要研究曆史學家是如何解釋曆史的問題，即史學觀點的問題。所以，歸納起來，史學研究的核心內容和重要任務可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麵：

　　1.曆史學家（史學流派）及其史學思想、曆史認識的發展。

　　曆史學是時代的產物。我們要善於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分析各個國家、各個時代史學家的著作及其思想傾向，恰如其分地評價曆史學家或學派的成就，以確定他們在史學史上的地位。曆史學家為曆史做總結，史學家則要為曆史學家們做出科學的總結。其中，史學家的史學思想尤為重要，史學思想是曆史學的靈魂，是推動曆史學向前發展的動力。史學思想和文學思想、哲學思想一樣，都是特定曆史時期經濟狀況、政治鬥爭形式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反映。例如，在西方古代史學史上，我們隻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於羅馬帝國全盛時代的塔西陀（TACITUS，約公元55—120年）是古羅馬奴隸主貴族共和派的代言人，他歌頌並留戀過去的“貴族共和製”，反對帝製，痛恨專製帝王，然後才能懂得他的《羅馬編年史》為什麽會那樣繪聲繪色地描述羅馬帝國層出不窮的宮廷陰謀，嚴厲譴責帝國專製帝王們的昏暴與無能。因此，後來俄國大詩人普希金曾把塔西陀的《羅馬編年史》稱為“懲罰暴君們的鞭子”。又例如19世紀德意誌資產階級史學家修奧多·蒙森（The OdorMomsen，1817-1903年）由於他對1848年德國革命的結果感到失望，深感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人物才能完成統一德國的任務，所以他在其《羅馬史》第三卷末尾的《舊共和與新帝製》那一章裏，竭力讚美以武力削平群雄，造成羅馬統一的共和末期“前三雄”之一獨裁者愷撒（前101—前44年）。

　　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對曆史學家的史學觀點，隻有結合他們所生活的時代，才能有正確的理解，我們對待曆史學家及其史學遺產決不能簡單地采取曆史虛無主義的態度，而必須珍視前人在知識積累過程中和對曆史的認識過程中所作出的一點一滴的貢獻，實事求是地給予應有的評價，列寧曾經說：“判斷曆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曆史活動家有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

　　總之，尊重曆史，尊重實際，是我們對曆代史學家作出科學評價應當堅持的基本原則。

　　2.史學史要研究曆史著作及編纂方法的演變。

　　曆史著述是史學成就的主要表現形式，在研究曆史著作的同時，也要探討編纂方法的演變，我認為對中外史學史上的曆史編纂方法進行宏觀的比較研究是十分有意義的事。從曆史著作的編纂方法方麵來看，中國和歐洲有著明顯不同的傳統和特點，例如中國自司馬遷創立紀傳體體裁，班固加以補充、發展，後代曆史學家奉行不衰，遂成為中國傳統曆史學的正規體裁，構成中國史學遺產核心的《二十四史》，都是用紀傳體寫成的，目錄學家稱之為“正史”。此外，在中國編年體比紀傳體出現還早，曆代史學家一直沿用。到了宋代，又出現了紀事本末體。這三種體裁，鼎足而立，成為中國傳統曆史學最主要的體裁。歐洲史學傳統奠基於古希臘時期。希羅多德（Herodotns，前484—前424年）、修昔底德（Thucydides，前460—前395年）等人受到荷馬史詩和以前故事家（或稱紀事家）的影響，創立了敘述體，以後成為歐洲曆史著作的正規體裁。歐洲絕大部分曆史著作是用敘述體寫成的。歐洲也有傳記，但是沒有像《史記》、《漢書》那樣紀傳體的曆史著作。

　　從史學著作的內容方麵來看，歐洲傳統曆史學不如中國傳統曆史學那樣廣博豐富。《史記》、《漢書》絕不隻是帝王將相的傳記匯編，而是包括了天文、地理、經濟、宗教禮俗、職官製度，等等，可謂百科全書式的曆史著作。而歐洲曆史學，在18世紀以前幾乎全是單純的軍事政治史。19世紀以後，曆史所記載的內容才逐漸擴大。以上這些問題對評價中外曆史著作都具有重要意義。

　　3.研究曆史學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不同曆史時期的社會地位及社會作用。

　　由於史學史要研究史學發展過程，因此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研究史學社會影響的變化。從其社會影響的大小可看出這門學科社會地位的高低。例如，我們中國人是最富於曆史感的民族，史學在中華民族文明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是我國古代最發達的學科之一。曆史學在中國的發展，從萌芽時期到發達時期，一脈相承，逐步提高，史學在中國不同曆史時期都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受到高度的重視並起著重要的社會作用。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傳統的修史製度，由國家設置史官，自唐代以來，更大開史館，任命史官，集體編寫曆史，再加上浩如煙海的民間曆史著作，所以中國曆史上史家輩出，代不乏人，中國曆史典籍的豐富、完整是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稱得上。甚至18世紀德國傑出的曆史哲學學家黑格爾（1770—1831年）也說：“中國‘曆史作家’的層出不窮，繼續不斷，實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中國曆代都極為重視曆史教育，如唐朝大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中講：“曆史乃人生之急務，國家之要道。”就是說無論個人還是國家都離不開曆史，曆史學有重要的社會作用。毛澤東同誌也曾經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曆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由此可以看出，史學在中國不同的曆史時期都有著較高的社會地位，發揮著較重要的社會作用。

　　歐洲曆史學的發展過程由於歐洲曆史發展的某些特點所決定，與中國相較有其截然不同的發展特點：古希臘羅馬時期，由於奴隸製度的充分發展和奴隸製經濟的高度繁榮，奴隸社會的文化和作為它的一部分的曆史學都達到最高水平。進入封建社會後，歐洲曆史學並未繼續發展，相反由於處於原始氏族製度解體階段的日耳曼人的入侵及對古典文化的破壞，城市經濟的蕭條，再加上基督教會壟斷一切的神學統治，所以和同時期東方的中國、印度、阿拉伯等國相比，西歐文化要落後得多，曆史學也未能繼續發展，相反，還進入了衰落時期。此時的曆史寫作活動雖然並未完全停頓，但是和古希臘羅馬時期的史學相比，水平已大大降低。19世紀以前歐洲的曆史學長期以來僅僅是少數人的業餘愛好，談不到它的社會功能。到了19世紀，歐洲史學的發展才進入大繁榮時期，史學才成為一門獨立學科，進入高等和中等教育中，成為社會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9世紀以後歐洲史學發展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史學思想，史學流派特別重要的有德國的蘭克學派、普魯士學派，英國牛津學派、劍橋學派等。研究中外史學發展過程的不同特點及不同的社會地位、社會作用是史學史工作者的重要任務之一。

　　4.史學史工作者要研究史料的來源，並善於分析和鑒別。

　　曆史上遺留下來的大量文獻資料，用各種文字所寫成的千百萬卷的曆史著作，是世界文化寶庫中的珍貴遺產。史學史應當介紹史料存在的情況，讓人們知道哪些曆史事件存在著哪些文獻資料，研究某一問題應從哪些文獻資料入手，並以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來分析史料，考訂其來源，辨明其真偽，確定其可信程度和價值的高下。史籍貴在真實，不虛美，也不隱惡；不誇大，也不縮小。然而，前人的曆史著作中往往有誤，例如，生活於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人希羅多德，被稱作西方“史學之父”，但由於當時交通不便，地理、曆史知識貧乏等曆史的局限，再加上他本人史學思想中還雜有神示、靈驗、夢兆之類的唯心主義觀點，這就影響到他寫的《曆史》（即《希臘波斯戰爭史》）一書中關於希波戰爭過程的記載。特別是關於東方各國的記載，多半輕信傳聞，不加核實，自然錯誤很多。如該書第一卷第二十九至三十三節，希羅多德記載了古希臘的梭倫（solon，約前638—前559年）與小亞細亞的呂底亞國王克洛蘇斯（Groesus，約前560—前546年）會見時的一段對話，希羅多德寫得有聲有色，酣暢淋漓。其實，早在古代就有人指出：在呂底亞王國國王克洛蘇斯當政前三四十年，梭倫就遊曆了小亞細亞，這兩人根本不可能會麵。不言而喻，這段文章是虛構的。史學史的任務之一，就是要善於鑒別史料，訂正前人的錯誤，不能成為史料的俘虜。

　　史學史的教學與研究既然肩負著以上諸方麵的艱巨任務，目前國內各高校曆史專業對本門學科的教學與研究現狀又如何呢？

　　二、近年來國內史學界對史學史的研究及高校曆史專業開設史學史課程的狀況

　　從總體上看來，我國對史學史的研究、教學和文學史、哲學史等學術專史相比，甚至和史學領域其它分支學科相較，還相形見絀，離應當達到的水平還有相當大的差距。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在我國社會生活中曆史科學還未取得它應有的地位，發揮它應有的作用，曆史教育的重要性還沒有被大多數人所認識。

　　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近年來在廣大史學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整個史學界對中外史學史的研究，都取得了許多可喜的成果，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情況更是如此。中國史學史著作已出版了好幾種，我們看到的有朱傑勤的《中國古代史學史》、劉節的《中國史學史稿》、倉修良的《中國古代史學史簡編》、張孟倫的《中國史學史》等。這些新出的中國史學史著作程度不同地反映了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新成果。至於散見於各種報刊上屬於中國史學史範圍的論文，據粗略的統計，近三四年來已達千餘篇之多。還應當指出，北京師範大學在過去《史學參考資料》的基礎上，1982年創辦了《史學史研究》季刊，這是迄今為止我國惟一的史學史刊物，為有誌於史學史研究的同誌們提供了一個發表文章的園地。再有，《中國曆史大辭典·史學史卷》專卷的出版也給史學史研究提供了很多方便。上述這些側麵反映了中國史學史學科蓬勃發展的麵貌。

　　與中國史學史的研究相比，外國史學史的研究在我國還是一個比較薄弱的環節，還有待於廣大史學工作者重視。我國史學工作者對外國史學史的研究和介紹雖起步很早，如早在1902年，梁啟超發表了《新史學》。在本書中，作者為當時閉塞的中國學術界帶來了近代西方資產階級史學的最初信息。“五四”運動後，我國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李大釗同誌從1920年起，就在北京大學曆史係開設了《史學思想史》、《史學要論》等課程，介紹西方史學的發展。李大釗同誌可算是中國西方史學研究的開拓者。後來，這門學科的建設經曆了一段漫長坎坷的發展過程，直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外國史學史的研究才得到恢複和迅速發展。

　　近幾年來，我國對外國史學名著的翻譯工作進展很快，外國史學史的專著也有多部問世。其中，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郭聖銘編著的《西方史學史概要》（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孫秉瑩編著的《歐洲近代史學史》（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張廣智編著的《克麗奧之路——曆史長河中的西方史學》（1989年複旦大學出版社出版）。還有一批在各大學教外國史學史課程的青年教師如宋瑞芝、安慶征等聯合編著的《西方史學史綱》（1989年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等。這些書的出版揭開了我國外國史學史研究的新的一頁。至於近年來國內報刊上所發表的研究外國史學史的論文，不但數量多於以往，而且不少論文都是具有相當的深度，充分表明了外國史學史研究者功力和研究水平的提高。

　　從當前全國各高校開設史學史課程的情況看，據初步估計全國開設中國史學史課程的高校至少不下20多所，不過有的作為專業必修課，有的作為選修課，情況各異。也有許多高校至今還開不出這門課。至於能係統開設外國史學史課程的高校還寥若晨星。值得注意的是，1988年國家教委師範教育司組織修訂了普通高等師範院校本科專業目錄，在曆史專業目錄中已明確地把“中國史學史”和“外國史學史”列為必修課程。這一正確的措施對提高我國史學史研究和教學水平必將產生積極影響。

　　三、在高校曆史專業開設史學史課程的重要意義以及對加強史學史學科建設的幾點意見

　　曆史科學本身發展的曆史是每一個史學工作者所應具備的基礎知識和基本素養，所以中外史學史課程的開設對於推動當前的史學研究，普及曆史知識，造就新一代的史學工作者，有其重大的現實意義。

　　1.有利於進行愛國主義教育。

　　當前，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關鍵時期，要提高國民素質，重要的一環是加強曆史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進一步肅清民族虛無主義和曆史虛無主義的消極影響，增強全國人民的自信心、自豪感，增強全民族的凝聚力。史學史就是一門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最具體、最生動、最形象的課程。除中國史學本身是一部愛國主義教育的最好教材外，中國的曆史學家在《春秋》、《左傳》等史學著作裏寫過許多不畏強暴為國捐軀的人物，至今看來還令人激動不已，這些曆史人物的優秀品質對後來者也有很大教育意義。

　　又如，在中國近代史學史上，20世紀初中國麵臨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和被瓜分的民族危機，一些愛國的學者們為了求亡圖存，複興祖國，向人們進行了廣泛的愛國主義教育。他們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而著史譯史，總結某些國家亡國的曆史教訓以促進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梁啟超撰《波蘭滅亡記》概述了波蘭兩度被亡的曆史，警戒國人自強圖存，禦敵救亡。中國近代愛國主義史學思潮中，還產生了抵禦外國入侵，捍衛祖國獨立和領土完整的“西方地理研究”。何秋濤撰《朔方備乘》記錄漢唐以來我國邊疆地理形勢，主張通過“邊防考究”“昭邊禁”，“固封圍”，從而達到抵禦外國入侵的目的。事實說明，20世紀初年中國的愛國主義史學思潮，是中國近代文化寶庫中的一份珍貴遺產，是我們在中國史學史教學中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最好教材之一。

　　2.有助於培養青年史學工作者學會如何繼承優秀的史學遺產。

　　我國曆史悠久，兩千多年來，積累了許多寶貴的史學遺產，無論在史學理論方麵，還是在曆史編纂學方麵，都有自己燦爛的成績和創造性的發展，其中有很多東西對我們今天的曆史研究工作，仍然有其科學價值，我們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作指導，批判地繼承一切有用的史學遺產。在對待外國史學遺產方麵也應該有正確的態度。在我國曆史上，不論是古代的唐朝，還是近代的“五四”時期，都十分注意吸收外國文化中的好東西。在堅持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要麵向世界，麵向未來，當然更需要了解世界。吸收全人類的智慧，用來豐富我國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在史學遺產方麵，西方的古典史學、文藝複興時代的人文主義史學、18世紀資產階級啟蒙時代的史學、19世紀以標榜“客觀主義”而著稱的蘭克學派中，都有許多有益的東西，可資我們借鑒和利用。在史料學方麵，西方史學對第一手資料的重視；對史學家性格、政見、經曆、寫作動機和目的進行考察、分析的原則；史料搜集、整理和保管的方法等，都含有科學性的因素。很值得青年史學工作者學習和借鑒，鍛煉並提高他們從事史學工作的能力。

　　3.可以擴大學生的知識領域，開闊學術界史學史的學習，一方麵可以使學生獲得必要的中外史學發展的曆史知識，同時還可以獲得其他許多與史學相關的有用的知識。

　　從中外曆史上看，有成就的史學家不僅知識麵廣而且社會實踐活動廣泛，所以都具有開闊的政治視野。孔子編《春秋》，寫出了春秋時代的天下大勢；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也是用一種“天下觀”來駕馭古今曆史的演變；魏源生當中國社會性質發生急劇轉變的鴉片戰爭時期，麵對國難當頭、民族危亡的嚴重局麵。他放眼世界，發憤撰寫《海國圖誌》100卷，介紹西方列國的地理沿革，可算是我國第一部研究世界史地的專著。在西方曆史上，生活於古羅馬帝國初期，被尊稱為“曆史學家中的曆史學家”的波裏比阿（Poiybius，約前204—前122年）所著之《通史》（Histories），不僅是羅馬的曆史，而且是他所知道的那個“世界”的曆史。在他的著作中，地中海沿岸各國、各民族的曆史，都占到其所應有的比重，波裏比阿的書中寫道：“從這時候起，各國的曆史開始成為一個有聯係的整體：意大利、利比亞、希臘以及亞洲，各地發生的史事都是互相影響的。而所有的那些史事的發展傾向，最後是要歸於一統……”史學家寬廣的胸懷和開闊的政治視野，至今讀來仍令人歎服。這些內容對教育曆史專業的學生懂得在曆史科學研究中，隻有具有世界性的眼光，把個別的史事放在世界通史中去衡量，才能對個別史事的性質、作用、地位給予正確的評價。有助於培養學生的識別能力和分析批判能力，同時也有助於提高學生獨立從事科研工作的能力。綜上所述，中外史學史的學習對於高校曆史專業的學生來說，既是基礎知識的學習，又是基本能力的訓練，也是必須具備的史學素養，所以各高校曆史專業對這兩門課程都必須給予應有的地位，應采取措施加強史學史課程的學科建設。

　　4.對當前如何加強中外史學史的學科建設的幾點具體意見。

　　（1）努力加強對史學史學科的宣傳工作，以引起學術界（特別是史學界）的高度重視。

　　（2）高校曆史專業必須把中外史學史課程列入專業必修課程，以提高史學史課程的地位。

　　（3）成立全國範圍的史學史研究學會，定期舉行學術交流，並積極組織各高校擔任史學史課程的教師聯合編寫繁簡適中、概括性強的《中國史學史》、《外國史學史》教材各一部。一部好的史學史教材應包括三個組成部分：①講義，②參考資料（原始資料選輯），③有關本門史學史的論文選（可包括一部分論文索引）。有了這樣的教材既便於教師教又便於學生學。

　　（4）為了普及史學史知識，應有組織地寫一些通俗讀物。並編寫一套史學史小叢書。

　　（5）倡導史學史工作者應貫通中外史學史的研究。搞中國史學史的要多看點外國史，當然搞外國史學史的也要多看點中國史，這樣可以觸類旁通，彼此借鑒，互相促進。

　　（本文原載於《西北師範大學學報》1991年《曆史教學與研究專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