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探幽

第六章 繼承優秀史學傳統提高曆史傳記的真實性

　　史學之所以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門類而稱為曆史科學，主要在於曆史研究的基本原則和價值標準就是真實性原則。所以，真實性問題是曆史學的中心問題，當然也是曆史傳記編寫和曆史人物研究的基本理論和準則。本文想就中外曆史學發展過程中，傑出的史學家們高度重視史學真實性的優秀傳統，談談對當前曆史傳記編寫和曆史人物研究中，加強真實性的一些看法，並就教於史學界同行們。

　　一、真實性原則是優秀史學傳統之精髓

　　曆史科學是一門古老的科學，但又是一門永遠年輕的科學，它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文化的進步而不斷進步，為我們留下了極為豐富的優秀史學遺產。

　　綜覽世界史學發展的長河，從曆史著作的編纂體例到曆史學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和不同曆史時期的社會地位及社會作用，中國和歐洲相較均有其明顯不同的傳統和特點。

　　例如，中國自西漢時期太史公司馬遷創立紀傳體體裁，東漢班固又加以補充、發展後，紀傳體遂成為我國傳統史學最主要的編纂體裁，作為我國重要史學遺產的“二十四史”，都是以紀傳體寫成的，目錄學家稱之為“正史”。歐洲史學傳統奠基於古希臘時期。被稱為“西方史學之父”的希羅多德（約前484—前425年）的傳世之作《曆史》一書，創立了敘述體的編纂體裁，以後成為歐洲曆史著作的正規體裁。所以，歐洲的絕大部分曆史著作都是用敘述體寫成的。

　　再例如，中國人是最富於曆史感的民族，曆史學在中華民族文明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史學在中國的發展，從萌芽時期到發達時期，一脈相承，逐步提高，史學在中國不同的曆史時期都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受到高度的重視並起著重要的社會作用。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傳統的修史製度。國家設置史官、史館，集體編寫曆史，再加上浩如煙海的民間曆史著作（通稱“野史”）。所以，中國曆史上史家輩出，代不乏人。中國曆史典籍之豐富、完備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比得上。所以18世紀德國傑出的曆史哲學家黑格爾（公元1770—1831年）在其名著《曆史哲學》中也讚歎地說：“中國‘曆史作家’的層出不窮，繼續不斷，實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而歐洲曆史學的發展過程受歐洲曆史發展的某些特點所決定，與中國相較則出現了由繁榮到蕭條而又繁榮的曲折發展過程。再從史學在社會上的地位和作用看，一直到19世紀以前史學在歐洲僅僅是少數人的業餘愛好，史學記載的內容也比中國狹窄得多（多為政治史、軍事史），其社會地位和作用也遠遠趕不上中國。

　　據上所述，中外史學的發展特點雖有其千差萬別，但是，千條江河歸於大海，無論中國史學還是歐洲史學，遺留給我們的優秀史學傳統卻是共同的，它們是人類文化寶庫中的明珠，至今仍閃耀著燦爛的光輝。優秀的史學傳統十分豐富，其中最重要的可概括為以下兩個方麵：

　　最主要的就是傑出的中外史學家們都十分重視曆史的真實性原則，都具有鍥而不舍的求真精神。他們主張運用分析和鑒別的方法（即史料的批判方法）研究曆史，辨別史籍的真偽，考訂前人記載中的錯誤，還曆史以本來麵目。

　　其次就是重視史學的社會功能，即曆史的垂訓借鑒作用。傑出的中外史學家們均認為曆史是一門以事實為核心的哲學，它不僅使人們從中獲取廣博的知識，而且應當成為人們行動的指南。曆史也是過去的政治，曆史為政治家們提供了前車之鑒，聰明的政治家們可從曆史中利用過去成功的經驗，避免重犯前人的錯誤。

　　以上兩個方麵都是值得我們繼承和利用的優秀史學傳統。這兩個傳統中占首要位置的仍然是曆史的真實性原則，真實性原則是史學研究的基本原則和衡量一切史學成果的價值標準。

　　關於真實性的問題，中國史學家們曆來公認：“秉筆直書”的求真精神是中國史學發展的優良傳統。和“直書”相對應的即“曲筆”。“曲筆”主張隱惡揚善，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即所謂《春秋》筆法，有益者書之，不利者舍之。“曲筆”實際上是一種不實事求是的、偽造曆史“諛言媚主”的阿世之法。劉知幾在《史通》中說：“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雖然在封建社會裏很難真正做到秉筆直書，書法不隱，但是，也要看到一些統治者為了維持其政權，限製個別統治者的過分腐敗，至少表麵上還是提倡直書的。以下的一些記載可以說明之。

　　據《左傳》記載：春秋時期，晉國君靈公被將軍趙穿所殺。為此，晉太史董狐書之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趙盾駁之曰：“不然。”太史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就連孔子看了這段故事，也讚揚董狐，說他“書法不隱”，為“古之良史也”（《左傳·宣公二年》）。又據《資治通鑒·宋紀》載：崔浩在北魏任司徒，奉詔主持編撰北魏國史，他在《國書》的《先帝紀》與《今紀》中大膽“直書國惡，不為尊者諱”（《文帝元嘉二十七年》）。並將《國書》刻石公布，以示直筆。尤其值得重視和注意的是太史公司馬遷繼承了古代良史傳統，作《史記》不隱惡，不揚善，據事直書。特別是其中的《封禪書》、《平準書》、《酷吏列傳》、《匈奴列傳》、《大宛列傳》中，揭露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窮奢極欲，橫征暴斂等違背民意之事，史實準確，文采斐然，堅持了善惡並書的良史之風，堪為史家之楷模。魯迅先生在評論司馬遷的《史記》時曾稱它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見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第十篇）。

　　中國曆史上正直的史學家們都正義凜然地堅持秉筆直書，不虛美，不掩惡，把人類曆史的客觀過程真實地記入曆史巨卷，為此也經過了艱苦的鬥爭，甚至流血犧牲。史家因一言之褒榮於華袞，或因一言之貶則辱於斧鉞的事例是屢見不鮮的。司馬遷因“李陵案”殃及自身，但為了實現“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不朽事業，他蒙受“腐刑”之辱，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畢生為之奮鬥的業績，寫下了一部千古傳頌的信史《史記》。劉知幾在總結曆史經驗時曾感慨萬分地說：“古代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中國史學發展中刻意求真的精神，正是我們應當繼承的優良傳統。

　　歐洲史學的發展過程中，一些傑出的史學家們，也為我們留下許多追求曆史真實性的精彩語句和感人至深的實踐活動。例如，被稱作是西方“史學之父”的古希臘第一位曆史學家希羅多德，在他的《曆史》（又譯為《希波戰爭史》）一書中寫道：“我的責任是在報道人們所說的一切。但我自己並不一定就相信這些是真實的。”較希羅多德稍後被稱為“刻意求真的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約前460—前396年）治史態度更加嚴謹，他進一步發展了曆史批判方法，對所有的史料都要經過認真的核實、辨偽後加以取舍，在他的名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開宗明義地說：“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親自看見的，就是我從那些親自看見過這些事情的人那裏聽到後，經過仔細考核了的。”他為了搜集有關戰爭的真實資料，走遍了伯羅奔尼撒半島及西西裏島。修昔底德的這種批判精神和求實態度是西方史學走向科學的開端，因此，他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直被稱之為“信史”。

　　生活於“希臘時代”（公元前3—前1世紀），被稱作“曆史學家中的曆史學家”的波裏比阿（約前201年—前120年）繼承並發展了修昔底德嚴肅的求真精神和對史料的批判態度，他堅持記載曆史貴在真實，認為，“求真乃史家之第一要務”。波裏比阿說：“真實之於曆史，正如雙目之於人身，人挖掉雙目就殘廢了，曆史去掉了真實，所剩的就是無稽之談。”他又說“曆史學家不應以奇聞軼事來取悅讀者，而在於精確真實地報道事實，不管這些事實是如何平淡無奇”（見波裏比阿《通史》第二卷）。

　　總之，中外史學“秉筆直書”、刻意求真的精神也就是唯物主義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是值得我們當代史學家們繼承和發揚的優秀史學傳統。現代人編著的史書，不論其體例如何，是否真實地記載曆史事實，仍然是判斷這部史書是否有價值的首要標準，真實性原則也是編撰曆史人物傳記、研究曆史人物應遵循的準則。

　　二、當前撰寫曆史人物傳記中存在的失真現象

　　紀傳體史書是以人物為中心的史書體裁。它能表達一個時期內錯綜複雜的社會情況和曆史發展形勢，也能更多地反映各類人物在曆史上的活動，記述範圍相當廣泛。紀傳體史書在我國古代史書編纂中應用極廣，司馬遷的《史記》是紀傳體通史，班固的《漢書》則是紀傳體的斷代史。

　　曆史學是一門科學。人物傳記寫作自然也屬於科學的範疇，真實性問題同樣是曆史傳記編寫理論的中心問題。如何準確、真實地反映曆史人物活動，客觀、公允地評價曆史人物的功過得失，就成為傳記作者及人物研究者的首要任務。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在近些年興起的人物研究熱中，一些已出版的曆史人物傳記作品中，失真現象卻比較普遍，其主要形式有以下兩種：

　　一是對那些被肯家的人物（如一些政治家、對外戰爭中的主戰派等等），一般來說評價都比他們原來的形象要高大一些，有“揚之上青天”的現象，反之，對於那些被否定的人物（大多數是統治階級中的一些代表人物），評價則比他們原來的麵目要醜陋得多，往往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又有“抑之下黃泉”的偏激現象。

　　二是有的傳記作者往往習慣以人畫線，即以某一有定評的曆史人物，作為評價其他曆史人物是非功過的標準，這就是為了捧一個人而貶一個人，但實際效果往往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即使你不是存心貶人，但貶了不該貶的人，也就捧不起你希望捧的人。這種為捧一個人而貶一個人的做法，就是違背了真實性的原則，對曆史地、客觀地評價曆史人物有很大的負麵影響。

　　當前人物傳記寫作中評價失真的問題，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具有一定共性的現象。在近年來陸續出版的一些名人《回憶錄》中也存在這個問題。一些名人為了突出自己，就不惜偽造曆史，對自己經曆過的事，隱諱一部分，突出一部分，隻講自己出五關斬六將，不講敗走麥城。表麵上看來是“三親”材料（親曆、親見、親聞），但並不真實。對這類史書，確需嚴謹的史學工作者們，運用唯物主義的科學的批判方法，予以辨偽才是。

　　曆史人物傳記寫作中評價失真現象的產生，有其較為複雜的原因，很值得史學工作者們進行深層次地探討。我認為造成傳記寫作評價失真現象大體有以下幾方麵的原因：

　　首先，一些傳記作者，對其所研究的對象，容易從現實感情出發，從作者的主觀意向出發，產生偏愛，以致出現不尊重史實，過高地評價傳主，仿佛不把傳主抬到出乎尋常的高度，就難以引起學術界的注意。傳記作者的某種意識強加於對傳主的評價，往往會出現評價失實現象，削弱了傳記作品的科學性。

　　其次，蔡元培先生曾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中說道：“吾國承數千年來學術專製之積習，常好以聞所及，持一孔之論。”這種文化深層的心理積澱，至今尚未能完全消除影響，在人物研究中，人們也還存在自覺不自覺地用一些簡單僵直的範式去規劃複雜的曆史人物，隻要有肯定之處，往往大加溢美之詞，甚至應否定之處，亦曲意為之開脫，評論之高脫離了曆史的真實。這樣，評論的客觀性自然就大打折扣。

　　再次，近年來在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下，社會科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作為社會科學一個重要部門曆史學也麵臨著嚴峻的挑戰，在時代大潮前，大多數史學工作者都能勇敢地麵對現實，更深入地參與社會生活，自覺更新史學觀念，使史學與劇變的曆史階段合拍。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在市場經濟大潮衝擊下，史學界也出現了一些不能令人滿意的現象：

　　例如，在經濟利益的強烈誘惑下，個別傳記作家或傳記評論家們，急於“一鳴驚人”、“一舉成名”，或出於其它背景和目的，已不再安心於“十年寒窗”的苦讀生涯，不再遵循優秀史家傳統中求實、嚴謹的治學精神，他們急功近利，專門以標新立異，顛倒曆史取勝，對一些早有定評的曆史人物，大作翻案文章，嘩眾取寵。如有的人過分地美化、拔高曾國藩、袁世凱，甚至周作人……。對這些人的一切不好的東西都刪節了，甚至那些連本人都不諱言的東西也從略了；而對那些不算太好的部分都改變了，變成非常非常之好的“完人”。在這些作者的腦子裏曆史唯物主義評價曆史人物的原則早已蕩然無存。這種風氣在文學戲劇界也有反映，如當前的一些影視作品中，竟然把潘金蓮、閻婆惜之流，抬高美化為古代“為追求婚姻自由、追求真摯愛情的勇敢鬥士”。其做法之荒謬，社會效果之惡劣，怎不令我們觸目驚心！

　　又例如：近些年來在經濟領域中地方保護主義影響下，在曆史研究中也出現一種狹隘的地方史觀。我必須指出，熱愛家鄉，弘揚地方文化，是一種高尚的愛國主義情操的反映，在愛國主義精神鼓舞下為家鄉編史修誌也是一項留傳後世的偉大事業，但是，個別具有狹隘地方史觀學者，出於經濟宣傳的目的，特別是開發旅遊資源和搞活地方經濟的目的，違心地作與客觀事實相反的論證和宣傳，其表現形式是對曆史上的名人、大事等想方設法，盡可能拉為自己的家鄉所有，為自己的家鄉爭“早”爭“最”。一些曆史傳記作者也受地方文化優越感的影響和自己學識、見識、工作範圍的影響，在傳記寫作中對傳主充滿了非理性的溢美之詞，於是出現了將神話、傳說中的人物當成真實的曆史人物看待，把明清時代的史料拉來當做先秦史實的力證等種種現象，這還有什麽科學性可言？

　　曆史並不是一個可以任人隨意打扮的小女孩，而是一門充滿了理性的科學。因此，對當前傳記寫作及人物評價中存在的失真現象及其產生的根源，值得史學界警覺和重視。

　　三、對如何提高曆史傳記真實性的幾點思考

　　曆史傳記真實性的問題既然是個較為複雜，值得史學界特別是傳記作者及研究者們重視和探討的課題。為了拋磚引玉，我想就如何提高曆史傳記真實性的問題談一些認識：

　　第一，曆史傳記作者們應該不斷加強自身的基本素養，特別應當重視“史德”的修養，堅持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

　　唐代大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中講到一個優秀史學家應具備的基本素養（即功底）時，很好地概括出史家“三長”的理論。他說：“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劉知幾講的“史才”，指天才、文才和文采。“史學”，指學識，主要指史學家應具有廣博深厚的曆史知識。“史識”，就是史家的見識、從事著作的指導思想。後來，清代學者章學誠在他所著的《文史通義·史德》中在充分肯定劉知幾的史家“三長”理論後，又為史家加了一條必須具備的基本素養——“史德”。這樣，才、學、識、德的史家“四長”理論就形成了。“四長”之論不失為我國史學的優秀傳統之一，且對我們當今的史學工作者們來說，仍有可資借鑒並發揚光大之處。我的看法是：史家“四長”中以“史德”最為重要。所以，“四長”的正確擺法應是：德、識、學、才。

　　史德，主要指史學家個人的品德，即章學誠所說的“謂著書之心術也”（見《文史通義·史德》）。章學誠又說：“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不必一定聖人道德之極致也。”（見《文史通義·再答周莨穀論課蒙書》）用現代話來說，是指史學家要體現正確的世界觀、曆史觀，要有追求曆史真實的正直品德，應該實事求是、準確地描述曆史。

　　重視史學家的個人品德修養，在中外史學發展中都有很好的傳統。中國古代史學家的據事直書，不畏強暴的精神就是一種極其高尚的史德。在中國近代史上，中國資產階級史學理論的代表人物、大學者梁啟超在談到治史的方法時強調：治史“務持鑒空衡平之態度，極忠實以搜集史料，極忠實以敘論之，使恰如其本分，當如格林威爾雲‘畫我須是我’……乃至本民族偏好溢美之詞，亦當力戒”（見梁啟超《新史學》）。梁氏這番議論即言治史者要力戒民族感情的紛擾與支配，才能理智、客觀地對傳主做出恰如其人的評價，他也是強調了治史者史德的重要性。

　　在外國史學上，希臘化時期史學家波裏比阿曾精辟地說：“曆史學家必須客觀公正，無所偏私，不能以自己的好惡來劣曲曆史。如果自己的敵人有優秀的品質也應該讚揚，自己最親近的朋友做了壞事，也要無情地譴責。”（見波裏比阿《通史》）

　　史學家的史德問題，直接關係到一部史著的質量，所以今天的每一位史學家都應該講求實事求是的，不改變曆史真相（包括時間、地點、人物、具體經過等曆史事實）地撰寫曆史，使自己的作品留傳給後世的是一部“信史”。

　　第二，要提高傳記的真實性，還需傳記作者們進一步樹立嚴謹的治學態度，在對中國曆史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正確地把握住如何運用古代史料的治學方法問題。

　　曆史傳記的撰寫對史料的選擇上與一般的曆史著作有所不同。由於傳記主要突出傳主個人在曆史上的作為，所以史料來源除一般曆史著作外，還需要更多反映傳主個人活動的史料。其中：第一手的史料包括傳主個人的書信、日記、詩文等原始資料。第二手史料古人在整理第一手史料基礎上寫成的古代曆史著作，如曆史人物傳記、年譜等。由於中國古代社會的特點，留傳至今的古代史書大都是官修史書，我們在運用官方史料時，就應該注意到各個時代由於政治集團間的鬥爭，往往造成對曆史人物傳記的編撰及史料的整理中為派別、集團的利益服務，存在片麵性和不真實的問題。所以，對於古代留下來的史料僅僅用一般的考據方法加以校勘是不夠的，還需要把史料盡可能放回到產生它的具體環境中去，才能較透徹地了解史料產生時的政治鬥爭背景、史料創造者的動機、各個修史者之間以及他們與被記載對象之間的種種利害關係。隻有運用這種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方法，才能比較切實地把握人物傳記史料的真實性。

　　努力提高曆史傳記真實性的問題，是史學界麵臨的一個新的重大課題，寫作本文的目的是想以自己的一孔之見，引起史學界同仁們的重視和進一步探討。

　　（本文原載於甘肅省文史研究館編《文史與鑒賞》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