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探幽

第五章 淺談中外古史的綜合研究——史學實現自身價值問題的一些思考

　　一、史學麵對時代的挑戰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興起，標誌著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大變革時期。市場經濟的浪潮以排山倒海之勢使社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作為社會科學一個重要部門的史學更麵臨著嚴峻的挑戰，麵對挑戰，許多史學工作者就“史學向何處去”的問題發表了許多不同的見解。大多數學者認為：在時代大潮前，史學必須“變法圖存”，史學工作者應該勇敢地麵對現實，更深入地參與社會生活，根據社會需求，重新審視史學的社會地位和作用。要自覺更新史學觀念，使史學從理論、表述手段到方法論都在自我調整、自我完善中得到新的發展，使史學與劇變的曆史階段合拍，並實現其社會效能。

　　我們不能否認，在挑戰麵前，社會上又出現了新的“史學無用論”。一少部分史學工作者也產生了茫然甚至悲觀情緒，有的人甚至認為“高等院校的曆史係可以改名了”，“可以不再設立了”。有的人認為中國史可以在弘揚民族傳統文化中實現其社會功能，世界史中的近現代部分還可麵對國際現實，在研究有利於我國改革開放的新問題中實現其社會功能。而世界古代史（包括中古史）的內容，既是古代，又是外國，距離今天的現實十分遙遠，所以缺乏現實意義和社會價值。對這種看法，我不能苟同。

　　本文寫作的目的是想根據我多年來從事世界古代史教學與研究的體會，在改革開放的年代，如何使世界古代史的教學與研究在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中發揮其教育功能，實現其自身社會價值的問題，談談自己看法，並就教於同行們。

　　二、世界古代史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的價值不能低估

　　當今的世界，一個民族要走在人類前列，最根本的因素是民族的綜合素質。因為一切工作與任務都需要通過人們的活動才能實現，人文科學雖然一般不能直接服務於生產建設事業，但是它們在提高民族綜合素質、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方麵的巨大作用是不可代替的。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空前宏偉的係統工程中，缺一不可的兩個方麵。如果忽視提高民族綜合素質和精神文明建設，很難想象如何能從事物質文明建設。

　　曆史學與精神文明有著密功的關係。世界古代史的根本任務，在於揭示今天的世界是過去世界的繼續和發展的規律，以便更好地了解過去、把握現在，懂得如何順應曆史潮流進行變革。

　　今天世界上許多社會現象都與世界古代史有千絲萬縷的聯係。例如，現在世界上各個國家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世界上的民族差別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世界上各種宗教（如猶太教、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是怎樣產生的？它們對各地區、各民族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生活習慣都產生了什麽影響？為什麽世界上一些地區，如中東地區、南亞次大陸地區經常動蕩不安，其曆史淵源究竟是什麽？為什麽東西方從古到今各自具有鮮明特色的文化傳統？等等。所以，不學習世界古代史，就不能真正理解今天的世界、今天的國家、今天的民族、今天的科學與文化。深入全麵地了解世界情況，應是我們在改革開放中製定國策的主要依據。

　　當前，中華民族已進入新的曆史時期，要使我們能自立於世界文明民族之林，就必須通過愛國主義教育和道德教育，樹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曆史學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最重要的手段。在曆史教學中，對一些充滿愛國主義精神和高尚道德情操的曆史事件、曆史人物形象進行生動的講述，最能使愛國主義和道德教育深入人心。這類題材不僅中國史中有，世界古代史中也有很多。

　　總之，在新的曆史時期，作為人文科學的曆史學中的世界古代史，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的作用是不能忽視或低估的。

　　三、從方法論上看，中國史和世界史的有機結合、綜合研究是史學發展的必由之路

　　史學自古就是一門綜合性極強的學科。司馬遷的《史記》和西方“曆史之父”希羅多德《曆史》都被認為是當時的百科全書。正因為它們不僅包羅了史學家的祖國的方方麵麵，還遠及當時所知道的世界。《史記》中的《大宛列傳》、希羅多德《曆史》一書中對西亞、北非的記載，都說明我國及西方史學奠基人開創了既研究本國史又研究外國史的優良史學傳統。當前，史學要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就必須充分繼承發揚這一學科的優良傳統，進行全方位、多學科的綜合研究。但現狀是雖然在中學及高等院校開設“世界史”課程，但它和中國史是兩門平行發展的對稱課，講的內容是除中國史以外的世界史，隻能算是外國史。

　　在曆史教學中，中國史和外國史掛不上鉤的情況是相當普遍的。研究中國史的很少過問世界史。從事世界史的也很少較深入地涉及中國史，從這裏可以看出我們的曆史教學與研究工作中存在分工過細、缺少全局性觀點，有“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傾向。我認為，史學工作者無論從事中國史或外國史研究，或哪一斷代、哪一專題的研究，都必須首先要對人類曆史發展有個整體的認識。因為，世界是一個由所有民族和國家組成的共同體，各個民族、各個國家的支流匯合成世界曆史發展的長河，所以世界史也應體現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對整體世界文明所做出的貢獻，以及它們在整個世界曆史進程中所應占有的地位。這就要求所有的史學工作者都應該首先具有世界史的訓練和眼光。隻有對全人類曆史有整體、全麵的認識，才可能對所研究的具體國家、具體專題在整個曆史發展中所居的位置、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和其它方麵的聯係有比較透徹的認識。

　　我們應該提倡史學工作者在教學與研究中要將中外曆史有機結合，研究中國史的要多研究點外國史，研究外國史的也要多研究點中國史。這樣才可以起到彼此借鑒、觸類旁通、互相促進的作用。我認為提倡對中外曆史進行綜合研究的方法，是史學麵對時代的挑戰、革故鼎新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史學要求有新的發展，並實現自身社會價值的有效途徑。

　　四、從世界古代史看中國古代史

　　一個國家在世界史中的地位，是對這個國家曆史認識的一部分。不認識世界的整體情況，也就不可能真正認識具體國家的國情。從世界史的角度來了解中國史，我們會在曆史發展中發現很多過去未曾注意到的史實，對於若幹平常知道的史實也能發現其更加豐富、更加重大的意義，從而對於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增加新的認識。這部分內容是世界古代課程中進行曆史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最好教材。從事世界古代史教學與研究的同誌都應充分運用中外古史綜合研究的方法，深入挖掘這部分內容，以實現世界古代史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功能的社會價值。

　　綜觀中外古史，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古代史上的一些曆史事件，曾在世界曆史的發展中產生了極為重大的影響，很值得我們進行綜合研究。根據我的理解，僅舉數例如下：

　　1.中國古代文明在世界古代史中的地位問題。

　　中國古代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從世界範圍看，公元前3000年進入文明地區的隻有北非的尼羅河流域，西亞的兩河流域，南亞的印度河流域，中國的黃河流域及地中海中的克裏特島。遲至公元前2000年以後，愛琴海區域的希臘及地中海東岸的小亞細亞、巴勒斯坦、敘利亞等地區才陸續登上了曆史舞台。至於顯赫一時的亞述帝國、波斯帝國、馬其頓亞曆山大帝國都是在公元前1000年才出現的。19世紀德國著名的哲學家黑格爾在其《曆史哲學》一書的第一部《東方世界》第一篇《中國》中一開始就說：“曆史必須從中華帝國說起，因為根據史書的記載，中國實在是最古老的國家。”中國文明還具有其它古國所沒有的曆史連續性和基本穩定的統一趨勢特點。中國文明自夏商以來，一脈相承，沒有中斷過，還有連續不斷的編年記錄，這在全世界古代文明中都是絕無僅有的。因此黑格爾又說：“‘中國’曆史作家層出不窮、繼續不斷，實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它亞細亞人民雖然也有遠古的傳說，但是沒有真正的‘曆史’。”在世界曆史上，最早的文明國家如古代埃及、古巴比倫、古代印度及稍後的希臘、羅馬，沒有一個未經中斷而延續到現在的，有些文明古國不僅早被滅亡，甚至有的古文字還無法釋讀（如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字）。

　　從上古世界文化來看，歐洲古代文化的鼎盛時期是古希臘的古典時代（公元前5—公元前4世紀）。這一時期正值我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在古希臘，這時出現了如赫拉克利特、德謨克利特、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歐幾裏得、阿基米德等一大批傑出的哲學家和科學家，在哲學、天文學、幾何學、醫學等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時候，在世界的東方，中國也出現了“諸子紛起”、“百家爭鳴”的文化、科學技術的高潮時期，產生了眾多毫不遜色於古希臘的哲學家和科學家。中國儒家學說的代表人物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也是古代世界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和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公元前563—前483年）是同一時代的人。我們可以想象當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跏趺而坐，冥思苦想，尋找從人生苦難中解脫的方法時，孔夫子也可能正駕著牛車，風塵仆仆地周遊列國，宣傳其政治主張和教育思想。孔子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他在教育方麵的成就遠遠超過了古希臘主持學園四十年的唯心主義哲學家柏拉圖。上古中國在天文學、醫學、冶鑄技術、養蠶繅絲、水利灌溉等方麵在世界上也居於遙遙領先的地位。

　　再從世界曆史進入封建時代的情況看：由於世界曆史發展的不平衡性，世界範圍內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向封建製過渡的時間遲早相差很懸殊。由於曆史條件的不同，亞洲的一些國家比歐洲的一些國家更早進入封建製時代。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進入古典時代，標誌著西方奴隸製文明進入繁榮昌盛時期。同時期的中國，則已大踏步地跨入封建社會，並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多民族封建國家。在中國封建經濟文化進入發展繁榮階段的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西歐才邁著緩慢的腳步，在西羅馬帝國崩潰的喪鍾聲中揭開了封建製時代的序幕，比中國晚了整整一千多年。

　　中古時代早期，上古文明諸如埃及、巴比倫、印度衰落不起，西歐由於被自由而野蠻的日耳曼人所征服，“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學、政治和法律一掃而光”。古希臘羅馬時代的廟宇、宮殿、劇場被日耳曼人任意拆毀改修成作戰防禦工事。日耳曼人鄙視文明，王公大臣大部分是文盲，法蘭克王國的查理曼（公元768—814年）還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到中年時期才學習希臘文和書寫，據中世紀歐洲著名的傳記作家艾因哈德記載說，由於查理曼學文化太晚，所以學習“幾乎沒有什麽進展，隻能寫自己的名字”。

　　中古時代早期的歐洲，由於摧殘科學文化、推行蒙昧主義的基督教會的統治，西歐文化陷入“黑暗時期”。同一時期的中國則逐漸結束五胡十六國和南北朝的分裂局麵，開拓了隋唐時代的統一。在當時的世界範圍內，隻有中國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科技文化極為興盛，走在世界各國的前列，對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因此，我們從世界史的角度來了解中國，才會認識到現在的中國文明，是上古世界諸文明中直接留傳下來的僅有碩果。我們在世界古代史的教學中，深入挖掘這方麵的內容，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取之不竭的源泉。

　　2.中國古代各民族的遷徙流動，促進了古代世界東西方經濟文化接觸、交流、滲透、融會。

　　我國是一個曆史悠久的多民族的國家，僅史籍所載，曾先後出現過至少160多個民族的名稱。在古代中國，隨著社會的發展，生態環境的變遷、各民族之間經濟條件的差異，各民族總是不斷擴展或更換自己的活動區域，進行或大或小規模的遷徙流動。在曆史上這種民族的遷徙流動連綿不斷，而且幾度形成高潮，古代中國北方少數民族的遷徙大體呈現由北向南、由東向西的趨勢，特別應引起我們重視的是有幾個民族甚至遷移到了中國境外的中亞地區，有的甚至由中亞地帶西進歐洲，在世界史的發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這一類型的民族遷徙活動應該首推大月氏和北匈奴族。

　　公元1—5世紀，上古世界幾大帝國由盛轉衰，但從東太平洋向西橫過亞歐大陸，幾乎同時崛起了四大帝國：東漢帝國、貴霜帝國、安息帝國及羅馬帝國。著名的絲綢之路把這四個大帝國連成一片，在曆史上蔚為大觀。其中，地處安息帝國和東漢帝國之旬的貴霜帝國，就是由我國境內敦煌一帶古老的遊牧民族西遷中亞後建立的。公元1世紀迄2、3世紀，貴霜帝國國勢臻於極盛，其統治範圍包括中亞的阿姆河、錫爾河及南亞次大陸西北部地區，貴霜帝國的建立對當時的中亞及四鄰各地的影響極為深遠，它的建立給西亞、南亞、中亞地區帶去了中國經濟、文化及政治組織的影響，還通過絲綢之路和各地區進行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貴霜帝國境內成為當時東西方政治製度、經濟技術、宗教文化相互激蕩、相互融合的大熔爐，對這段曆史進行綜合研究是十分有意義的。

　　貴霜帝國時期，印度的佛教通過西域傳入中國中原地區，最早來中國傳播佛教的都是大月氏人，他們多以“支”字為姓，如支婁迦讖（東漢時代）、支曜、支謙（三國時代）等。佛教文化對語言文字、雕塑藝術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如敦煌千佛洞石窟藝術所表現的融合了希臘藝術的犍陀羅藝術風格等。

　　曾充當東西方使者的大月氏族雖然早被融合而不複存在，但他們在曆史上對整體世界文明與進步所起過的推動作用是不能抹殺的。

　　匈奴是中國古代北方草原上比較強大的遊牧民族，秦漢以來就不斷和中原政府發生戰爭。公元1世紀中期（公元48年，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分裂為南北兩支，南匈奴南下歸漢，北匈奴留居漠北，公元l世紀末期（公元89年，東漢和帝永元元年），北匈奴被東漢大將竇憲所破，西遷中亞細亞的巴爾喀什湖一帶，經過幾個世紀的生聚繁息，又強盛起來，至公元4世紀，匈奴人越過了伏爾加河侵入歐洲日耳曼人部落居住地，於是引起了歐洲曆史上連鎖反應式的大規模的“蠻族大遷移”的浪潮。日耳曼人諸部落為了躲避匈奴人銳利的兵鋒，紛紛遷入西羅馬帝國境內，衰敗不堪的西羅馬帝國終於在奴隸起義和“蠻族”入侵的浪潮中覆沒了。從以上史實看出，由於中國東漢政府的攻打匈奴，引起了匈奴西遷，匈奴西遷又引起了歐洲“蠻族大遷移”，加速了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及歐洲奴隸製時代的結束，自此，歐洲進入了封建製的中古時期。

　　總之，曆史上的民族遷徙和流動，無論出於何種原因，表現為何種形式（如和平遷移或武力征服），從整體和長遠的影響看，它在打破民族地域界限，促進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之間經濟、文化交流，促進民族的融合發展等方麵，所起的積極作用都是主要的。在許多中國史的教材中對大月氏及匈奴的西遷活動，一般也隻講到被逐出中國，遷到中亞地區為止，至於他們在世界史總體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則很少提及。對中國史上諸如此類的曆史事件，用世界史的角度看，就會增加全新的認識。這部分內容都需史學工作者在教學與研究中進一步重視和加強。

　　3.中國古代的大海權時代。

　　近代西方世界性的擴張，是從海權擴張開始的。在技術上主要信賴8、9世紀由阿拉伯商人傳到歐洲的指南針和火藥之助。但在歐洲人之前，中國曾有過一個輝煌的大海權時代。

　　我國從漢代開始就記載了從南海直到印度東海岸的航程。唐代賈耽，更記下了當時從廣州直抵波斯灣頭的詳盡航程。中國的大海船運載著絲綢、瓷器遠航到波斯灣，然後把商品轉運至中亞、西亞、非洲一帶。

　　從宋、元到明初更是中國的大海權時代，當時從南中國海至印度洋一帶海麵上隻有中國船。1973年至1974年在福建泉州海港所發掘的一艘宋代海船，長八九丈，可乘載二三百人。據史籍記載，當時最大的中國海船可乘五六百至一千人。

　　中國航海史上最輝煌的事件是明初的鄭和（1371年—1435年）遠航活動。公元1405年—1433年（明成祖永樂三年至明宣宗宣德八年），我國偉大的航海家鄭和率領的遠洋船隊，曾跨南海，渡印度洋，最遠到達東非海岸的索馬裏，距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不過20緯度。鄭和遠航遍曆印度支那半島、印度、波斯、阿拉伯等30餘國。在15世紀前半期，從日本到非洲東海岸遼闊的弧形海麵都屬於中國的海權範圍。

　　從時間上看，鄭和下西洋比哥倫布到達新大陸早74年，比迪亞士發現好望角早83年，比達·伽馬航行至印度西海岸早93年，比麥哲倫到達菲律賓早116年，若不是明朝政府中止了這項偉大的航海活動，中西海上交通的開拓者就是中國人了。

　　從規模上看，鄭和首次遠航，有大海船62艘，人員27000多人，其中最大的一個船長44丈，寬達18丈。而在1415年成功地繞過望角，在1498年抵達此地的葡萄牙人達·伽馬的船隊，僅有船4艘，船員100多人。哥倫布首航美洲的船隊，僅有船3艘，船員80多人。

　　就15世紀東西方航海活動的客觀作用看，它們都極大地擴大了世界各民族之間的聯係與交往，但是，兩者所帶來的交往，在性質上卻迥然不同。

　　達·伽馬和哥倫布的遠航，給亞非拉各族人民帶來了整整持續300年的殖民主義暴力掠奪的時代，而他們遠航本身，就是西歐資本原始積累赤裸裸的暴力掠奪的開端，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原始積累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同西方早期殖民者相反，鄭和的遠航活動，基本上是與亞非諸國進行和平友好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以鄭和為首的中國使團和船隊所到之處，受到了各國人民隆重、熱烈的歡迎，在曆史上留下佳話。一邊帶來的是火和劍，一邊送去是的是絲與瓷。這是西方殖民者與我國鄭和遠航的不同性質的鮮明對照。

　　鄭和下西洋，前後近三十年，他和他所率領的數萬名船員、外交使節，把自己的青春、精力，甚至生命，都獻給了浩瀚無際的海洋，獻給了祖國的航海事業。他們的活動，創造了人類征服海洋史上的空前壯舉，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對15世紀東西方航海活動，進行對比研究，是我們增強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激勵年輕一代奮發進取的最好材料。

　　像以上這類曆史事件還有許多，如張騫通西域、中國四大發明的傳入歐洲，等等，不勝枚舉，因限於篇幅，僅舉以上數例，無非說明把中國古代史上的一些曆史事件，納入世界通史的範圍進行綜合研究和教學，可引導青年一代增強對曆史整體性的認識，也可使愛國主義教育借重曆史，寓於一種潛移默化的滲透與感染力之中，而不是停留在淺層次的表麵教育階段。

　　運用中、外古代史綜合研究的方法，從中外古史的結合部分挖掘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素材，也是當前史學麵臨時代的挑戰，進行自我完善並使自身的價值在發揮教育效能中被社會認同的有效途徑。

　　（本文原載於由甘肅省曆史學會及西北師範大學曆史係合編之《曆史教學與研究論文集》，1993年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