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探幽

第四章 “世界一大奇書”——《馬可·波羅遊記》的誕生

　　公元1298年，在意大利熱那亞城一所中世紀城堡的陰暗而潮濕的牢獄內，旅行家馬可·波羅靠著牆根席地而坐，此時，他不過才四十多歲，但長期的旅行家生涯，加上牢獄中的折磨，使他顯得格外的憔悴蒼老。他的對麵坐著的是意大利比薩城的小說家魯斯蒂謙。單調寂寞的獄中生活使這對難友度日如年，為了消磨時光，馬可·波羅隻有給難友講述使他終生難忘的東方之行。魯斯蒂謙被這些前所未聞的“奇聞異事”所打動。在征得馬可·波羅同意後，他用當時歐洲流行的法文筆錄下來。13世紀末，《馬可·波羅遊記》（又譯作《馬可·波羅行記》或《東方見聞錄》）問世了。它轟動了整個西歐，數百年間被翻譯成各國文字在全世界廣泛傳播，並在當時被稱為“世界一大奇書”。

　　馬可·波羅出生於意大利半島北部威尼斯城的一個商人世家。在他來中國之前，他的父親和叔父已經到過中國一次，還受過剛剛繼位的元世祖忽必烈的熱情款待。1271年11月，波羅兄弟帶了剛剛年滿十五歲的馬可·波羅再次踏上了迢迢萬裏的東方旅程，他們沿著漢唐時代早已開通的“絲綢之路”輾轉東行，穿過地中海東岸的敘利亞至西亞的兩河流域，又橫穿伊朗高原及中亞沙漠地帶，一路風餐露宿，備嚐艱辛，不屈不撓地跨越了終年積雪的帕米爾高原，再經喀什、於闐（今於田），由塔裏木盆地南緣進入河西走廊，經敦煌、玉門、酒泉、張掖、武威、寧夏等地，於1275年5月到達元世祖忽必烈避暑的行宮——上都（內蒙古多倫縣境內，今僅存廢址）。

　　波羅父子們的到來，使元世祖忽必烈非常高興，立即召集文武百官盛會相迎，設大宴洗塵。並將馬可·波羅列入了榮譽侍從的名冊中。從1275至1291年的17年間，波羅家族三人都在元朝宮廷任職。馬可·波羅由於年輕聰明，辦事認真、謹慎，“學問精進，儀態端方”，又熟悉蒙古語及宮廷禮儀，故深得忽必烈的器重。曾受忽必烈派遣巡視過山西、陝西、四川、雲南、江蘇、浙江、福建各地，還以元政府特使身份訪問過越南、緬甸、菲律賓、泰國、印尼、爪哇等地，每到一地，他都要考察當地的物產資源、風俗民情等情況，向忽必烈作詳細的報告。朝廷上下出於對他的信任和尊重，都稱他為“馬可波羅閣下”。

　　馬可·波羅及其父、叔長年客居在外，難免產生思鄉之情，他們多次向忽必烈請求返鄉探親，都未能獲準。直到1291年，他們才得以借護送元朝闊闊真公主去波斯完婚之便，以護送特使的身份，從福建泉州出發沿海路西歸。海上風雲變幻，艱苦異常，曆時兩年半才到達波斯。離開中國時隨從人員及水手多達千餘人，經一路傷亡，到達波斯時隻剩下十八人。波羅父子們受闊闊真公主的挽留在波斯休息了九個月後，於1295年返回了離別二十四年之久的故鄉威尼斯。這次遠遊東方之行，使他帶回了大量金銀珠寶，他成了著名的百萬富翁，所以故鄉的人就叫他“馬可百萬”，稱他的家為“百萬宅”。

　　1298年，威尼斯和熱那亞兩個城市共和國，為了爭奪貿易市場而爆發了戰爭，作為威尼斯市民的馬可·波羅慷慨解囊自備戰艦，親任艦長，奮勇抗戰，不幸大敗，受傷被俘，而被關進熱那亞監獄。在獄中他口述遠遊東方的經曆，由同獄的魯斯蒂謙記錄寫成《馬可·波羅遊記》。馬可·波羅的名聲迫使熱那亞政府不得不於1300年恢複了他的自由。出獄後他才在家鄉娶妻生子，並繼續經商，又活了二十四年，於1324年去世，葬在威尼斯聖洛倫索教堂的墓地，享年七十歲。

　　馬可·波羅漫遊東方並有膾炙人口《馬可·波羅遊記》的問世，絕非偶然的曆史事件，它產生的曆史背景同13世紀的時代特色是密不可分的。它既是中西交通史新發展的成果，又是中西交通的長篇實錄。

　　曆史上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都不可能是孤立的、與世隔絕的，它必然要和其他國家或地區發生接觸和交往，隨著曆史的發展，社會的進步，這種接觸交往越來越擴大，越來越頻繁，在這種頻繁的交往過程中，各國人民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從而促進了各自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從曆史上看中國從秦漢以降至明朝初年，對外部世界都采取積極主動的開放態度，中國很早就通過傳統的國際商路——“絲綢之路”和西方各國進行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公元2世紀中葉起羅馬帝國從中國有了直接的貿易關係；公元6世紀拜占庭帝國從中國得到了蠶種並學會了養蠶治絲的方法；公元7至11世紀，中國的四大發明——指南針、火藥、造紙、印刷術通過阿拉伯商人逐漸傳到了歐洲，但當時歐洲人對中國和東方國家的情況仍知之甚少。

　　13世紀，遊牧於中國北方草原上的蒙古族崛起，統治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三次西征，建立了橫跨歐亞兩大洲的蒙古帝國。其版圖西起歐洲內陸，東至朝鮮海濱，北自北冰洋，南達東南亞一帶，一個時期內無數的國家和民族都屈服於蒙古騎兵的鐵蹄之下。這是人類文明史上所經受過的最激烈的一次遊牧民族對農耕民族的野蠻征服。但我們也要看到，由於蒙古帝國的征戰，在客觀上起到了把原來因地理、政治、經濟諸條件互相隔絕的文明地區，用暴力暫時聯係起來的作用。在蒙古帝國的極盛時期，東西交通暢通無阻。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係更加緊密，中外經濟文化交流極其繁榮，歐亞兩洲各民族之間人口的流徙更加頻繁，如13世紀中亞和西亞的各族人口，都曾移居到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及某些城市與地區，這種現象過去還不曾出現過。

　　蒙古帝國境內各地都建有比較完善的驛站製度，由蒙古守備隊保證沿途商旅的安全。帝國境內，凡是持有蒙古大汗發給的通行證金牌者，沿途的官吏必須對他們的通行和貿易給予極大的便利。當時海路交通也很發達，是中國的大海權時代。從南中國海至印度洋一帶海麵上隻有中國船。馬可·波羅護送元朝公主闊闊真去波斯的船隊共十四艘四桅十二帆的大船，其中好幾艘船僅水手就近三百人。福建的泉州，是當時著名的國際通商口岸，馬可·波羅在《馬可·波羅遊記》中說“刺桐（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船舶往來如梭，大批商人都集中在這裏，貨物堆積如山，的確難以想象。”與前代相比，古代中國與歐洲的直接交往的範圍，在元代有了明顯擴大，西北陸路及東南海道兩條東西交通線同時並存，東西方交通貿易進入空前活躍的階段。

　　那個時期東西方來往的商人、傳教士和旅行家是很多的，在13世紀前期來過中國的就有基督教聖方濟各派教士普蘭諾·卡爾畢尼（1182—1252年，又譯為柏朗嘉賓）和魯布魯克（1215—1270年），他們回國後也寫過出使蒙古的見聞。（見耿昇、何高濟譯：《柏朗嘉賓蒙古行記·魯布魯克東行記》。1985年中華書局出版）。

　　13世紀東西交通空前繁榮的新形勢，就是波羅家族一行三人東方之行及世界名著《馬可·波羅遊記》麵世的重要曆史背景。

　　威尼斯城特殊的曆史地位也為馬可·波羅東行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西歐在西羅馬帝國被日耳曼人滅亡後，才邁著緩慢的腳步，進入了封建的“中世紀”時代。但西歐在封建社會的前五六百年，社會生產力發展十分緩慢，古典時代遺留的一些工商業大城市一片蕭條，文化也相對落後，這段時間被以後文藝複興時代的人文主義大師們稱作是漫漫長夜的“黑暗時期”。直到十一、十二世紀以後，西歐經濟生活才發生了重大變化，西歐封建社會進入了發展繁榮時期，主要標誌是隨著手工業技術的提高，手工業分工越來越細，商品交換進一步擴大了，隨之產生了一批新興的工商業大城市，這些城市中最著名的就是地中海沿岸意大利半島北部的大城市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等。這些城市不僅是巨大的工商業中心，而且在和教俗封建主鬥爭的過程中，獲得了城市自治權，十二、十三世紀時這些城市逐漸占領周圍廣大地區，成為完全獨立的城市共和國。這些獨立的城市共和國可以自行鑄造錢幣、建立軍隊、對外宣戰媾和、發展商業貿易，其中首屈一指的就是馬可·波羅的故鄉——“水城”威尼斯。

　　威尼斯位於亞得裏亞海北岸，早在9至10世紀間，就在地中海上進行商業活動，從12世紀起威尼斯城市共和國的政權為商人貴族集團所把持，壟斷了東部地中海的貿易權，他們從東方各國販運珠寶、香料、絲綢等奢侈品，運到西歐各國高價出售，又把西歐各國的玻璃器皿等手工業品運到東方。到13世紀初，威尼斯在地中海上的船運和貿易的作用更加重要，特別是西歐教俗封建主第四次十字軍東侵（1202—1204年）後，威尼斯排擠了拜占庭和阿拉伯的海上競爭，除繼續壟斷地中海東部和黑海各國的貿易外，還跨越直布羅陀海峽和英國、尼德蘭及德國的“漢薩同盟”各城通商。威尼斯極盛時期，擁有商船三千多艘，海員三萬多人，其勢力範圍逐漸和蒙古帝國相銜接，這種形勢有利於威尼斯商人進一步東行來到中國。

　　中世紀的威尼斯商人是世界聞名的，他們長於對外貿易，富於冒險精神，如文藝複興時期英國著名劇作家莎士比亞的名著《威尼斯商人》就直接用威尼斯商人作劇名，生動地刻畫了中世紀晚期新興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威尼斯商人安東尼奧輕財尚義的形象。

　　出生於威尼斯商人世家的馬可·波羅生活的時代，正是13世紀東西方交通暢通無阻，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等城市繁榮、工商業發達和資本主義逐漸萌芽，孕育著早期文藝複興的時代。在這種極其有利的曆史大背景下，馬可·波羅受其家庭的熏陶，以其自身非凡的素質（智力、才幹等）和努力，口述了《馬可·波羅遊記》這部世界名著。

　　我想以20世紀英國著名的史學家赫·喬·威爾斯（H。G。Wells 1866—1946年）在其名著《世界史綱》中論及《馬可·波羅遊記》麵世的偉大意義時說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語。威爾斯說：“《馬可·波羅遊記》是一本曆史上的名著之一。它打開了我們對13世紀的這個世界的想象力，僅僅是曆史學家的編年史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它直接導致了美洲的發現。”

　　（本文原載於《絲綢之路》期刊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