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探幽

第一章 略論大月氏貴霜帝國的建立及其族係問題

　　在公元前後的幾百年間，從東太平洋向西橫過亞歐大陸，幾乎同時出現了四個大帝國——中國漢朝、貴霜、安息及羅馬。在曆史上蔚為奇觀。地處安息（即帕提亞）和漢帝國之間的貴霜帝國，是由我國甘肅境內古老的遊牧民族月氏西遷中亞後建立的。公元1世紀迄2、3世紀，大月氏貴霜帝國國勢臻於極盛，其統治範圍包括現在蘇聯中亞的幾個加盟共和國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北印度等地。這一時期也是古代中亞奴隸製最發達的時代。貴霜帝國的建立對於中亞及四鄰各地的政治、經濟、文化史的影響極為深遠，它不僅與中國及西域各國有著政治上的外交往來，而且還通過著名的絲綢之路進行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就在這個過程中印度的佛教也最早通過貴霜帝國傳到蔥嶺以東和中國內地。

　　由於大月氏貴霜帝國的建立及其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麵的作用在世界古代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所以從19世紀中葉以來中外學者就已開始重視和研究它的曆史，近幾十年來蘇聯學術界對中亞古史及大月氏的研究做出了新的巨大的努力，由著名的考古學家、曆史學家馬尚（masson M。E）、李特文斯基（Litvimskiy B。A）、托爾斯托夫（Tolstov）等人為首包括許多語言學、碑銘學、古錢學、人種學、地質學、古生物學等方麵專家組成的大型考古工作隊，在蘇聯的中亞地區及阿富汗一帶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察、發掘，發現了大量大月氏時代的古城遺址、佛教遺址、貴霜錢幣等物，為研究大月氏的曆史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實際材料。

　　但由於文獻史料較少以及受舊的研究方法局限，所以關於大月氏貴霜帝國曆史中的許多問題尚待進一步研究解決。本文試圖從中國史和世界史的有機聯係上，對大月氏貴霜帝國的曆史進行新的更加充分的再認識。

　　一、大月氏西遷的經過及其對大夏的征服

　　關於月氏的族屬問題，過去一些外國史學家有許多不同的見解，如美國史學家麥高文（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就認為月氏屬於印歐語係人種；蘇聯一些史學家又認為月氏屬於居住在裏海以東到錫爾河之間的中亞土著馬撒該塔伊人。國內史學家對月氏的族屬問題過去雖然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見解，但各位史學家的基本看法即月氏屬於我國境內北方古老的遊牧民族這一點卻是完全一致的。

　　中國古代典籍中有許多關於西北地理和民族的記載，最早提到當時活動在中國西北邊境的犬戎和月氏情況的是《穆天子傳》，在該書卷一中有“己亥至於焉居禺知之平”。《管子·輕重乙篇》中也說“玉出於禺氏之旁山”。《逸周書》卷七中也記載了伊尹舉八狄來獻者有十三個，月氏是其中之一。在《逸周書》中“禺”、“月”二字互用，所以據近代史家考證：月氏與《管子》及《逸周書》中之禺氏、《穆天子傳》中的禺知應為同一名稱。漢代以前，“月氏居敦煌祁連間”，活動於甘肅河西走廊的敦煌、祁連山一帶的廣大地區，“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秦漢之際，月氏和匈奴都處於原始氏族社會瓦解，向奴隸製社會過渡的部落聯盟階段。這一時期的月氏，勢力比較強大，“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強，輕匈奴”。由於它強大的軍事力量，曾迫使居於漠北的匈奴也屈從於月氏，匈奴頭曼單於時（約在公元前209年前）還曾經把他的兒子“冒頓質於月氏”。與此同時，為了掠奪財富、奴隸和牧場，月氏也不斷侵奪和他同處於敦煌、祁連一帶的烏孫部落，殺了烏孫王難兜靡，奪走了烏孫在河西的牧地，難兜靡之子昆莫投靠了匈奴，由匈奴單於收養。

　　當冒頓於公元前209年殺父頭曼自立為單於後，匈奴勢力迅速強大，於公元前174年前後（漢文帝初年）派右賢王西征，首次擊敗了月氏，一大部分月氏人被迫退出敦煌、祁連一帶，從此開始了它輾轉西遷的第一個旅程。這一支西遷的月氏人，在以後中國的史籍上就稱之為大月氏，而一小部分殘留故地的月氏人，就逃入南山（今祁連山），與當地羌人雜居，被稱為小月氏。

　　西遷的大月氏人最早到達的地方是地勢平坦、文化比較發達的伊犁河流域及其迤西一帶，把原來遊牧於這裏的塞種人（Sacae）驅逐到西南方。匈奴之徹底擊敗月氏，月氏被迫第二次西遷，是在匈奴老上單於（冒頓子稽粥）統治時代（約公元前174—前161年）的末年。這時被匈奴收養的烏孫首領昆莫已長大成人，為了報月氏殺父之仇，在匈奴單於的幫助下率兵西進伊犁河流域，徹底打敗了大月氏。據《史記》記載：“（冒頓）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於，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無法在原地立足，被迫再向西移。

　　大月氏第二次西遷的路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得很簡略，隻是說：“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庭。”這表明他們是越過帕米爾高原，取道大宛（即費爾幹納盆地，今屬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幹地區），約於公元前130年左右首先到達阿姆河（古代希臘稱奧克蘇斯河，中國古稱烏滸水、媯水）和錫爾河（中國古稱藥殺水）之間的索格底亞那地區（Sogdiana，中國古稱康居亦稱粟特，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及布哈拉一帶）。據《史記·大宛列傳》大月氏條說：“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裏，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史記·大宛列傳》大夏條說：“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裏，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上述材料明確地說明作為漢武帝使者的張騫於公元前128年（漢武帝元朔元年）西行至大月氏時，大月氏人仍活動於索格底亞那地區，繼續保持其傳統的遊牧生活方式，但其勢力已顯然擴及公元前3世紀以來就建立在阿姆河南農業地區的希臘化國家——大夏（巴克特裏亞Bactria）。並將奴隸製經濟文化有高度發展，卻“無大王長”、“兵弱畏戰”的大夏作為自己的屬國，從而控製了整個阿姆河、錫爾河流域。此時的大夏名存實亡，僅僅在阿姆河上遊的南部，保留著一個形式上的都城藍市城（即阿富汗北部的巴爾克Balkh，亦譯作巴裏黑）。被大月氏人所占領的中亞阿姆河、錫爾河流域，不僅地處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商業貿易十分繁榮，而且自古以來就是肥沃的綠洲農業地帶，在波斯的阿赫明尼德王朝統治這裏（公元前6—前4世紀）以前，就已經興建了以地下水渠為主的水利灌溉工程，考古學家在中亞發現幾條長達數百公裏的阿勒克（溝渠）幹線。沒有強大的國家組織，沒有大量的奴隸勞動，要開浚和保養這樣長的水渠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說：“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阿姆河、錫爾河流域的布哈拉（Bokhara）、撒馬爾罕（Smarkand）、霍闡（Khojent今列寧納巴德）、費爾幹納（Farghano）諸古城，就是在這個時期由於灌溉農業的發達，促進了奴隸製的發展而跨入了奴隸社會，並建立了地方性的國家政權。

　　公元前6世紀中期，波斯入侵中亞以後，阿姆河、錫爾河流域又成為波斯帝國阿赫明尼德王朝東方領土的精華部分，古希臘曆史學家希羅多德所著的《曆史》一書中就曾經記載了波斯統治中亞時期是如何重視發展農業而修築複雜的水渠係統的事。

　　公元前4世紀末馬其頓崛起以後，亞曆山大王東征入侵亞洲，滅波斯，入巴克特裏亞，又南下印度，蔥嶺以西諸國皆被占領，自此至塞琉古王朝統治時期（公元前312-前250），巴克特裏亞一帶又成為亞曆山大帝國東部的一部分，從亞曆山大開始，為了造成一個“大希臘主義”的帝國，凡被希臘征服之地都興建了大量希臘式的城鎮，遷移希臘人、馬其頓人在此定居，於是希臘文化在中亞地區廣為傳播。

　　公元前3世紀中期塞琉古王朝守將第奧德斯（Diodotos）自立為王，占據了阿姆河兩岸一帶地方，建立了獨立的巴克特裏亞王國即中國史籍中所稱之大夏。公元前2世紀是大夏統治的全盛時期。在這一時期內，大夏除手工業、商業貿易都很發達外，還更大規模地修築密如蛛網的水利灌溉係統，開墾了大片農業綠洲，同時繼續修築大量希臘式的城鎮，所以當時大夏被譽為“千城之國”，大夏的都城藍市城（巴爾克）被譽為“諸城之母”。可以想見當時大夏之繁華富庶。

　　所以，當遊牧的大月氏人在公元前2世紀末，征服了這一片土地肥美、戶口殷實的新領土，並在此定居以後，過了約二十多年（公元前91年—前80年），又進一步過阿姆河，將其根據地完全移到阿姆河以南的大夏本土（巴克特裏亞），還把大夏的都城藍市城作為自己的都城，希臘化大夏王國自此結束了它在這裏的長期統治，逃到興都庫什山以南地區處於被征服民族的地位，其名字幾乎再也不出現在曆史上了。據《漢書》卷96《西域傳》載：“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即《史記》的藍市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裏，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日本漢學家羽溪了諦在其著的《西域之佛教》一書中，十分重視大月氏移其根據地於阿姆河以南這一史實，他認為這是“大月氏之生活狀態已於其文化上起一重大之變化”。自此以後，大月氏人不僅結束了它輾轉西遷的全部旅程，以定居的農耕生活代替了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活，與此同時也結束了從原始氏族向階級社會的過渡階段，跨入文明時代的門檻，建立了奴隸製的大月氏王國。大月氏人對大夏地區的農業采取了保護和鼓勵的方針，利用奴隸勞動繼續擴大了水利灌溉係統和耕地，增強了大月氏國軍事、經濟勢力，為以後貴霜翎侯建立統一的大帝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貴霜帝國的建立及其族係

　　公元前2世紀末1世紀初，大月氏征服大夏並定居於阿姆河以南的農業地區後不久，即分裂五個小王國：休密、雙靡、貴霜、肸頓、高附。每封一翎侯（相當於漢之將軍，也類似世襲總督）分治各地，大月氏人的這種社會製度稱為“五翎侯分領製”，五部翎侯所在地的詳細位置，中外史家都做過一些考證，但眾說紛紜，疑問甚多，所以張星烺先生說：“五翎侯之地，多不可考”。五部翎侯中以貴霜部（Knshan）最強，它通過一百多年的征服活動到公元1世紀上半葉，貴霜翎侯丘就卻（即庫久位·卡輿塞斯KnjnlaKadpises）在位期間最後征服了其它四部翎侯，自立為王。在大夏王國的廢墟上進一步創建了統一的貴霜奴隸製帝國。丘就卻即位之初就開始向外擴張，西侵安息，占領西南的高附（今阿富汗喀布爾平原），南侵印度天濮達（犍陀羅Tandhara，今巴基斯坦之白沙瓦及其毗連的阿富汗東部一帶）、罽賓（克什米爾）等地。丘就卻死後，其子閻膏珍（即維馬·卡德菲塞斯vimaKadphises，約公元65-75年）即位，他繼續對外擴張，征服了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地區和印度東北部，從此統一的貴霜帝國進一步強大起來，《後漢書》說：“月氏自此之後，最為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雲。”

　　繼閻膏珍之後的第三代國王迦膩色迦統治時期（約公元78-102年），是貴霜帝國的極盛時期，也是中亞曆史上奴隸製的發展繁榮時期，他通過多年戰爭，建立了縱貫中亞和南亞的龐大帝國，公元初幾個世紀，其領土範圍最大時：北部可能達到鹹海，裏海海濱，中部包括中亞阿姆河、錫爾河流域的廣大地區至北印度，西抵伊朗高原，南部伸展到中印度的文迪亞山，東至蔥嶺和中國西部邊疆接壤。帝國的首都也由中亞的巴克特裏亞向南遷到北印度的富樓沙（今白沙瓦）。迦膩色迦時代的貴霜帝國，除貨幣經濟很發達外，城市化和灌溉工程及文化活動的發展也達到最高峰。疆域遼闊的貴霜帝國境內居住有多種民族，所以，多種多樣的語言文字和宗教信仰在整個帝國中同時並存，迦膩色伽統治時代不僅對各種宗教、文化采取了兼容並包，保護鼓勵的方針，而且利用帝國在東西方交通中的樞紐地位，對東西方經濟文化的交流、融合發揮了巨大的曆史作用。

　　同列於五翎侯之一的貴霜部是大月氏的一個分支，所以對公元1世紀上半葉被貴霜帝國取代以前的大月氏國，應當看做是大月氏國家內部的政權交替。然而在這個問題上過去西方及日本的個別漢學家如法國的伯希和及日本的羽田亨等人在論述貴霜帝國建立的過程時，卻提出了貴霜帝國的建立者並不是從我國河西一帶西遷中亞的大月氏族，而是由被大月氏人早已征服了的希臘化國家大夏所建的錯誤論點。這種說法和前述麥高文認為月氏是印歐人種、托爾斯托夫認為月氏是中亞土著瑪撒該塔伊人的用意都是一致的，他們不承認這個在中亞史上發揮過重大作用的國家是由中國的一支遊牧民族西遷中亞後建立的。目的在於切斷中國和中亞在古代的聯係，抹殺中國文明對中亞地區的巨大影響，借以誇大歐洲的希臘文明對中亞的影響。我國許多學者都認為研究大月氏南遷及貴霜帝國早期曆史，最珍貴也最有權威的文獻材料應當首推我國古代史籍：《史記》、《漢書》、《後漢書》等。因為《史記》、《漢書》的《西域傳》記錄的是張騫奉漢武帝之命出使西域歸來後的報告，而《後漢書》的《西域傳》則是作者範曄在編書時，收入了東漢再通西域的主要人物班超之子班勇所寫的《西域記》一書而成，班勇的《西域記》則根據他一生在西域的所見所聞而寫的。這些史料都比較詳細真實。這些書中有較多的材料證明：貴霜帝國並不是被征服民族大夏所建，而是由大月氏人建立的國家。

　　如《漢書》卷96《西域傳》明確地說：“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這個“屬”字並不是表示異民族間的臣屬關係，而是說明五部翎侯出身都屬於大月氏係統，五部之一的貴霜當然也不能例外。又如：《後漢書》卷113《西域傳》明確地說：“月氏自此之後，最為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雲。”證明東漢王朝對大月氏內部政權的交替有充分的了解。

　　所以對貴霜繼續以其族名的大月氏稱其為“大月氏國”，而西方各國不過是以其王室名稱呼為貴霜國罷了。

　　再如：據《三國誌·魏書》卷3，明帝太和三年條載：“太和三年（公元292年）十二月癸卯，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為親魏大月氏王。”據研究《魏書》中提到的波調就是公元3世紀以後的貴霜國王韋蘇特婆二世（vasndeva二世）。假定貴霜王族淵源於曾擁有百萬人口的希臘化大國——大夏，韋蘇特婆二世也決不會甘願接受這個曾滅亡了自己的舊敵——大月氏王稱號。

　　所以，在中國古代史籍上被稱為大月氏國的貴霜帝國，正如其名所示是大月氏族所建，是大月氏國家曆史發展的不同階段，並不是被征服民族——大夏族所建立的國家。當然這個國家的王朝係統屬大月氏係統，並不等於否認這個國家統治下的人口屬於多民族的混合類型，貴霜帝國的人民除大月氏人以外，還包括大夏人、伊朗人、希臘人、西徐亞人、帕提亞人和印度人的成分。

　　總之，我們研究貴霜帝國的曆史，不應該像過去一些西方史學家那樣，把它隻看作是希臘—大夏王國曆史的繼續，也不應該因為它曾經控製過印度西北部一部分地區，而把它納入印度史中，隻作為印度史上的一個王朝（通常稱貴霜王朝）。而應當著眼於它是一個由中國的一支古老的遊牧民族西遷中亞後建立的國家，由於它在中亞、南亞一帶的崛起與稱雄，使公元初幾個世紀歐亞非三洲的古典文明地帶幾乎連成一片，從而對東西方政治製度、經濟、生產技術、宗教文化的接觸交流、融會、滲透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從曆史學的角度看，人類曆史發展的長河，總是由各個地區、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曆史支流匯注而成的，世界史也應該體現出每一個國家或民族對整體世界文明與進步所作出過的貢獻，不能由於有些國家或民族現在已經衰弱了、滅絕了、分裂了，因此而抹殺它們對世界文明與進步曾經作出過的貢獻，也不能因為某些國家在當前世界上的地位，而誇大他們在曆史上的作用，這都不是曆史唯物主義的態度。

　　本文原載於《西北師院學報》1985年第4期。文章發表後曾被摘要刊載於中國史研究文摘編輯委員會編印、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史研究文摘》（1985年7—12期第265—266頁）。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主編的《中國史研究動態》1986年第5期呂宗力撰寫的《一九八五年秦漢史研究概況》中又對我寫的《略論大月氏貴霜帝國的建立及其族係問題》一文也作了重點介紹。該文指出：“近年來，關於民族史、中外關係史的研究是比較活躍的，去年尤為突出。在此隻能做一些重點介紹……在中外關係史方麵，較重要的論文有水天長的《略論大月氏貴霜帝國的建立及其族係問題》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