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曆史文化：民族移民

第四節 屯商，蘭州民族融合絲路添彩

　　在屯軍、屯民的同時，朝廷還實行了屯商的舉措。所謂屯商，就是召喚一些行商販運的小販和小本商人，由官方劃給他們田地，讓他們定居耕種，同時資助他們一些資金，作為經商貿易的本錢。

　　蘭州曆史上的屯商、行商、經商活動，有效地促進了地區和民族間的互相交流與融合，其中的茶馬互市就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茶馬互市源遠流長，是興起於唐，發展於宋、元、明、清的一種利用內地所產茶葉與北方少數民族的馬匹等產品進行交換的特殊的民族交易形式，在加強中原地區同北方少數民族之間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麵的聯係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唐武德八年（625年），突厥、吐穀渾等少數民族請求和市，高祖李淵下詔許之。唐初百廢待興，百端待舉，恢複和發展生產是當務之急。因為及時恢複了與少數民族的和市，而很快便出現了“雜畜被野”的盛況。安史之亂給鼎盛的唐王朝以致命的打擊，在長達7年之久的平亂過程中，驍勇剽悍的回紇民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在戰亂後的民族貿易中，唐政府對回紇采取了優惠政策。史稱自乾元（758—760年）以後，回紇“屢遣使以馬和市繒帛”。其互市數量與規模都是相當可觀的，以至於占唐政府的財政收入的很大比例和份額。到德宗貞元（785—805年）末年，唐政府開始同回紇進行正式的茶馬互市，“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這是茶馬互市見於史書的文字記載。當時，唐政府用繒帛、茶葉等物與回紇的馬匹交換，數額相當大，“動至數萬馬”。

　　當時，唐同回紇所進行的這種貿易，除有互通有無的經濟方麵的因素外，更多地是從政治方麵考慮的。據考證，唐代用茶之風相當盛行，“茶為食物，無異米鹽，於人所資，遠近同俗。既祛竭乏，難舍斯須……”作為少數民族之一的吐蕃，對於茶葉的需要更是十分迫切。鬆讚幹布時，曾派五人專門從事內地茶葉貿易。後來隨著飲茶習慣的普及，從事茶葉貿易的人數更多了，茶葉已成為與食鹽、糧食一樣須臾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常魯出使吐蕃時，讚普特別拿出品種齊全的壽州、舒州、顧渚、蘄門、昌明等地產的茶葉相贈，茶馬互市已成為漢、蕃等民族之間經濟往來的一項重要內容。少數民族對茶葉需求量的增加，刺激了全國植茶業的發展，建中四年（783年），唐政府開始抽取茶稅，稅率高達10%，茶稅成為唐朝廷的重要稅源與財政收入。

　　到了宋代，茶馬互市之法較唐代更為完備，主要表現在茶商須持有政府發放的茶引，並隻有在指定的市場內，方可進行正常的貿易活動，即所謂的“引與茶必相隨”。這裏的“茶引”，就是由封建政府發放給茶商行商的執照，商人執引後方可交易。宋代茶引的出現，意味著封建政府對互市的重視，以及中央政府對民族貿易控製的加強，同時也說明茶馬互市稅收在財政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提高。隨著北方少數民族地區將茶葉由奢侈品普及為生活必需品，其對茶葉的需求量與日俱增。

　　如果說，唐代除茶葉外也曾以大量的絹帛等手工業品同少數民族互市時的話，到了宋代，這種貿易則非茶葉莫屬了。如在宋代，一度曾用銀兩、絹帛來購買和換取北方少數民族的馬匹，但“銀絹錢鈔，非蕃部所欲”。最後不得不改為以“名山茶為易馬用”。這時的茶葉買賣已成為西北貿易中有厚利可圖的生意，“茶之為利甚博，商賈轉致西北，利嚐至數倍”。真正的茶馬交易從此形成了。

　　西夏、宋、金鼎足而立時，它們之間的貿易一般是通過榷場來進行的，其中蘭州地區的榷場地位顯得尤為重要，時至明英宗時，西域貢使和商賈不僅遍布河西走廊，就是西寧、河州和蘭州、鞏昌等地也有了寄居的回族人。

　　清代前期，蘭州地區的茶馬互市，是上承前製而又有較大發展變化的時期。時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蘭州地區的茶馬互市達到了高度發展的程度，政府對於民間茶馬貿易的限製開始放鬆，但從整體上講，這時仍屬國家直接控製茶馬互市的階段。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到乾隆（1736—1795年）時，商人開始自行貿易的現象十分普遍，政府已難以直接壟斷茶馬互市，並且這種壟斷也沒有必要了。這樣一來，清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張，關心的隻是向商人征稅，而不再直接控製茶馬互市。為了有效地對茶馬互市進行管理，以獲得更多的財政收入，清政府改變曆代皆設茶馬司總其事的做法，“罷中馬之製，令商納稅銀”，並以蘭州“道理其事，分西（寧）、莊（浪）、甘（州）三司，額引九千九百八十二，每引一稅茶，十封以一封交茶，九封折銀”。按當時規定，每封茶繳錢三錢，每引折銀二兩七錢。這樣，蘭州所轄三司共征得茶九千九百八十二封，銀二萬六千九百五十一兩。蘭州一躍而成為全國茶馬集散地，成了北方茶馬互市的中心，成了朝廷財政收入的一大來源。

　　就全國的情況來說，自從“罷中馬之製”以後，茶馬互市開始走下坡路，其曆史地位一天不如一天。這是因為，一方麵，是國家控製互市的局麵被打破，民間茶馬貿易占居了主導地位；另一方麵，隨著清政府先後在甘肅河西、新疆等地建置馬場，而且馬場規模巨大，馬匹“俱屬膘壯”，使得政府的馬匹供應基本有了著落，靠茶馬互市取得馬匹的願望不再強烈。與此相反，這時蘭州地區的茶馬互市卻出現了黃金時代，即使到了淡季，這裏的茶票數目仍保持直線增長的趨勢。甚至在左宗棠整頓茶務“以票代引”後，蘭州地區“迄於宣統二年（公元1910年），茶務日增”。在全國茶馬貿易日趨衰落的形勢下，蘭州地區卻是經久不衰，這是由蘭州地處內地聯係北部邊疆的要衝，同時又是多民族集聚地這種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的。

　　值得一提的還有，保證蘭州地區茶馬互市得以進行的茶葉產地在南方，而負責運輸茶葉者卻主要是西北、山西等地的商人，“甘商舊分為東西二櫃，東櫃多籍隸山西、陝西，西櫃則回民充之”，就是這一狀況的真實寫照。包括漢、回在內的各族商人，終年長途跋涉，沿途住宿生活，和各種人接觸，互相了解，互相交流，為蘭州地區的經濟和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

　　茶馬互市在蘭州地區的順利進行，有效地鞏固了西北邊防。首先，曆朝通過茶馬互市這一渠道，暢通了中原王朝同北方少數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之間的聯係，加強了漢族與北方少數民族間的感情。其次，茶馬互市增加了曆代政府的戰略物資——馬匹及財政收入，有力地鞏固了西北邊防。西北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但邊防一直比較吃緊，而解決這裏的軍費開支是中央與地方政府所遇到的最棘手的問題，茶馬互市正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一燃眉之急。從我成千上萬的馬群裏，拉幾匹去換我急需的茶葉；用我江南盛產的茶葉，換得我急需的戰馬，真是兩得其便的大好事！

　　茶馬互市使古代絲綢之路重放光彩。聞名遐邇的古代絲綢之路，不僅加強了我國內地漢族同邊疆少數民族之間的密切聯係，把我國西北邊疆和內地政治、經濟和文化有機地聯係在一起，而且成為我國聯係亞、非、歐各國的紐帶。

　　清康熙五年（1666年），甘肅巡撫由寧夏遷至蘭州。隨著國內外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的交流日益頻繁，商業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全國各地來蘭經商的人數大大增加，商務活動十分活躍。到乾隆後期，蘭州的商號已多達600餘家，很快發展成為西北的商埠重地。

　　在甘肅省錢幣博物館保存有一張罕見的清代晉商早期信票。這是一張發黃了的紙片，盡管100多年了，但是保存完好，看得出來，紙張的質量非常好。最為難得的是，這張信票的背麵，蓋著“甘肅涼州”的印章。這是清代山西大票號“蔚盛長”發出的信票。

　　研究表明，這張信票是山西蔚盛長票號河南道口分號收匯的，後來輾轉數百裏，最後在甘肅涼州（今武威）兌付。不僅證明了早期票號在甘肅的發展狀況，而且進一步證明了山西票號非常看重立身之本的“信譽”。

　　這些保留下來的實物，給我們見證了晉商票號在甘肅活動的情況。

　　自清末至民國二十年，在這30多年的時間內，是蘭州私人錢莊、銀號全盛時期，三種錢莊、銀號共53家，有資本35.82萬元。《甘肅金融誌》記載：蘭州地區出現的經營錢幣業在清末就已形成了一定的規模，這些金融機構大部分以“銀錢”命名，如錢莊、錢號、銀號、錢鋪等。當時，蘭州有三市錢行，即東市、南市、西市。南市在今中山路一帶，東市在今中央廣場以東，西市在今張掖路以西。當時，蘭州銀號非常多，主要有：同升金、銘日新、世昌德、天興德，明義誠、天成泰等。此外還有蔚成永、益泰號、明德號、義盛魁、永和泰號分號。

　　當時，蘭州商業之繁盛，已經超過了西安和開封。市內車水馬龍，商行店鋪、貨棧酒肆相互毗鄰，以南十字為中心的東（今慶陽路）、西（今中山路）及南北轅門（今酒泉路）最為繁華，轅門前後街是有名的綢鋪街、服裝街，周圍有京津雜貨、皮草毛絨、鞋帽日用、糧油山貨等百家商店，生意火爆。以至於乾隆時期，陝甘總督楊應琚也興起賦詞，稱讚蘭州的盛況：“百二秦關，三河五郡，金城曆代岩疆。一時都會，往來冠蓋，遊覽此地為常。”

　　蘭州商業的從業人員，除了茶馬互市、屯商的商人以外，外地因經商貿易而落戶當地的人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如西固區瞿家營劉氏，係漢高祖劉邦的後裔。據《漢金城劉氏總譜》記載，瞿家營劉姓的始祖叫劉福成，大約於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至明建文三年（1402年）之間從安徽鳳陽泗州因貿易來蘭，遂落籍定居在西固地區。

　　蘭州榆中縣金家崖金姓人的家譜上這樣記載道：“如我始祖，彭城（今徐州）人氏，貿易定西，又至洮陽，見山清水秀，樹木叢雜，開種稻田……”據記載，最早來西北的先祖名叫金滄海，時間是宋代的建隆年間。他先在定西做生意，後到洮陽開荒種田，然後經河州（臨夏）到苑川定居，形成村落之後，因其地距離蘭州30公裏，古絲綢之路從蘭州出發去西安，第一站就是金家崖，於是這裏便形成了碼頭式的集鎮，有旅店、客棧、騾馬店、駱駝店、商號、作坊等日漸繁榮，遂成了蘭州東鄉的一處重鎮，可見金姓人的西行是“貿易定西”，是行商做生意來到蘭州的。

　　定居於今皋蘭縣的張姓祖籍，大都稱為金城西鄉河口百份張家。據張氏族譜和有關資料所載，金城西鄉河口張氏，山東濟南府人，石橋村是其故址。遠祖張韋法為唐太宗貞觀十五年（641年）進士，後官至鹹陽令。居家十餘世。其後裔張高沂於宋仁宗慶曆元年（1041年）貿易來蘭州，初居於官園與馬房門，後散居於王保保城（今蘭州廟灘子附近）與西鄉黃峪溝（今七裏河區黃峪鄉附近）。現居皋蘭縣的八千多人中，以“百份張氏”為主。什麽叫百份張呢？據《百份張氏族譜》記載，張氏原籍直隸清河郡，有祖諱離沂者，於宋仁宗十九年，自山東濟南府石橋村因貿易來蘭，居住在河北的廟灘子一帶，這就是最早移居蘭州的百份張姓人。據說，百份張姓的家祠就在廟灘子，又曆八世，子孫繁衍於元太祖五年，分居於皋蘭縣西鄉八盤，即今日的河口一帶，遂有張家台之名。後人口逐年增多，戶大丁繁，為了便於給官府納糧，於明洪武二年，將張家台的土地平均分為一百份，然後按人丁多寡分配，有人分到十六份，有人分到十八份，於是就叫十六張，十八張，這樣，張姓的六族人共分到九十七份土地，還有三份不好分，就留作了女兒出嫁的陪嫁，叫作胭粉地，這就是百份張的來曆，他們就這樣因“貿易來蘭州”而在蘭州落籍了。

　　自明、清至民國，山、陝商人來蘭經商貿易，陸續定居者也為數眾多。如永登紅城張氏，原籍河南衛輝府人，明初落居陝西富平，萬曆初來甘經商遂居莊浪紅城堡。一同來的還有竇氏。大同周氏，祖籍山西平陽府太平縣，其先祖周得存在明崇禎年間貿易來甘，居家今大同乍灣。古山張氏，原籍陝西鳳翔府，清道光二十五年（1846年）貿易來甘定居今永登。另有中堡童氏、秦川侯氏、西槽範氏等，皆為清中後期因貿易來永登定居的。

　　興盛的蘭州商業吸引了眾多的外埠商人移居蘭州，並且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經營特色和經營品種，如京、津客商多經營綢緞布匹和百貨、棉花，陝西客商多經營百貨皮草等。各地來蘭經商的商家為了長期的經濟利益，自然而然地結成了以籍貫為紐帶的商業集團門戶——會館，會館即成為定居於蘭州的外籍商戶的聯絡處，其實質與屯商相同。於是，清代的蘭州會館應運而生。會館的領袖多由信譽名望高、商貿經濟規模大且資金比較雄厚的商人來擔任，會館的發起者或組織者則往往是各地來蘭客商或在蘭任職的鄉籍官宦。清代蘭州的會館都設在繁華市區城關以內，主要客商會館有：山陝會館、陝西會館、陝西新會館、浙江會館、四川會館、四川新會館、兩湖會館、皖江會館、山東會館、三晉會館、雲貴會館、八旗會館、江西會館、廣東會館等。

　　會館是異地同鄉遊子聚會的場所，它寄托了無數商家的濃濃鄉情，是“他鄉遇故知”的真情見證，也帶去了異鄉來客的老鄉情思……

　　清代中期，以蘭州地區為中心來甘肅做生意者已經非常之多，各行各業都將此作為貨物的集散地，山西商人瞅準機會也在蘭州廣開票號，到清代末期已經形成一定的規模，民國時期在蘭晉商更是多達數千人，成為外地客商中最具規模和影響力的商家。

　　山西商人來蘭做生意，最初隻是與同鄉們搭伴搭夥，做小本生意，賺到一定的錢財之後，絕大部分的山西商人，就帶著錢財回到原籍，娶妻生子，購置土地和修建房屋。但隨著蘭州地區商業的日益繁榮，以及交通越來越便利，商機也越來越多，在蘭州的山西商人依托會館，獲得豐厚的利潤後，就不再僅將錢財帶回原籍了，而是大部分用於擴大生意的規模和經營範圍。有一部分山西商人甚至在蘭州購置產業，並娶蘭州當地的姑娘為妻，繁衍子孫。他們還籌集資金購置地產，甚至開辟用來居住或埋葬亡故同鄉的“義地”。

　　屯商，這些由官方扶助的又種田又經商的小本生意人，還有外地商人在經營地落戶定居者，他們雖然零散經營，但走鄉串戶，使人民生活必須的商品得以流通；他們接觸麵廣，和社會各層麵的人廣泛交往，在多民族共處的環境裏，其作用不可忽視。至於茶馬互市，那規模及範圍就不可同日而語了。至宋代，西部少數民族已經隨著社會的發展，形成了肉食、乳茶須臾不可離的生活習慣，但茶的產地遠在江南地帶，馬的產地卻在雪山草場，縱橫幾千裏，牽動數萬家，長途運販，日夜奔馳，其流動麵之廣，牽扯麵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交易的結果是：牧民獲得了生活必須品——茶葉，官方則得到了戰略物資——戰馬。由此可見，屯商、茶馬互市、商人會館在多民族交融、融合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二章 多元的曆史文化內涵，民族交融的斑斕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