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曆史文化：民族移民

第一節 民族的大融合與蘭州地區文化的發展

　　民族融合與同化作為一種普遍的曆史現象，是指曆史上兩個以上的民族，由於相互接近、相互影響，最終形成一個民族的現象。蘭州地區的民族融合在秦漢時期就已經形成了規模。距今5300年左右，仰韶文化西延，在蘭州地區與羌文化結合，形成著名的蘭州馬家窯文化類型的彩陶文化。秦王朝開拓疆土，將蘭州黃河以南、以東地區入秦王朝版圖後，為了抵禦匈奴的進攻，采取了兩項重要措施：一是以黃河為邊界，沿河設縣築城，作為邊防要塞。築於蘭州黃河以南地區的榆中縣，即是邊防要塞之一。二是為鞏固新拓疆土，遷發中原地區罪犯到新拓地區，以充實沿邊諸縣。同時還采取拜爵一級的獎勵辦法，鼓勵平民向沿邊諸縣遷移。中原地區的秦人遷徙到蘭州地區後，與蘭州地區的土著羌戎錯居雜處，將中原地區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和秦文化帶入蘭州地區。

　　漢代繼續開拓疆土，在和少數民族的頻繁戰爭中，置縣、設郡，移民屯田，安置降羌，形成了較大規模的民族融合與民族文化交融。

　　西漢初期，匈奴重新占領河套地區，並占領古金城部分地區，與青海的羌人共同構成了對漢王朝西北地區強大包圍的態勢，並不斷侵擾漢王朝邊塞地區。漢武帝時，組織了三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斥逐匈奴，納蘭州至河西的大片土地入西漢王朝版圖，將歸降漢朝的4萬多匈奴人安置在包括蘭州在內的隴西、北地等五郡故塞之外。此時的蘭州地區為漢王朝扼守河西、拱衛京城的大門，軍事地位十分重要。為加強對這一地區的軍事保衛和經濟文化的開發，在蘭州今永登地區修築了長城，在今永登西北修築了令居塞，駐重兵戍守。在加強邊塞防守的同時，仿效秦代移民實邊的政策，向邊郡遷移大量罪犯和平民，實行亦兵亦農的屯田。作為邊塞重鎮的蘭州地區，即是重點移民區域之一。為了保證移民活動的順利進行，漢王朝製定了很多優惠政策，如移民戶的衣食全部由國家供給等，以保證移民初期的生活需要。

　　民族的融合是民族間經濟、文化以及生活習慣密切聯係的結果，是一個互相滲透的過程。“漢民族”共同體形成於西漢，名稱見於東漢。秦漢時期，“天下為一，萬裏同風”的大一統文化格局和自漢以後，儒、釋、道相互融合，成為漢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秦漢王朝占領蘭州地區後，設置榆中縣、金城郡、金城縣，移民實邊，屯田戍邊，造成大批漢人進入蘭州地區，由於漢民族具有強大的國家政權和發達的社會製度、先進的經濟和博大的文化，一直是各民族向往和凝聚的核心。大批漢人進入蘭州地區，漢、羌戎、胡等族人的接觸越來越頻繁，經濟文化交流越來越密切，漢民不僅將中原地區的先進生產技術和生產經驗傳播到蘭州地區，而且也以特有的包容性接受、融合其他民族的文化，發展了蘭州地區的畜牧農耕文化，擴大了蘭州地區的民族融合。在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和秦文化的影響下，蘭州地區的羌戎部族，逐漸融合於秦人之中，從而形成了蘭州地區第一次民族融合。此時的蘭州地區至少有漢人、羌戎人、匈奴人等族種。由於漢民子孫繁衍，和當地遊牧民族的漢化，於是在蘭州曆史上形成第一個由漢、匈奴、羌等民族共同組成的多民族地區。

　　秦漢時期的民族融合，對今蘭州地區的開發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是穩定了邊塞，經過秦漢特別是漢武帝時期對蘭州地區的經營，蘭州已成為扼守河西走廊的咽喉和隔絕羌戎聯絡的戰略要地，經常駐有重兵防守，為發展蘭州地區的畜牧農耕文化創造了較好的政治軍事環境。二是發展了蘭州地區的畜牧農耕文化。居住在今永登、紅古一帶的原河湟地區的羌人，本為遊牧民族，西漢時，趙充國平息羌人反叛，一次小勝繳獲馬牛羊10萬多頭，說明此時羌人的畜牧業已經非常發達。但自秦漢移民實邊，采取屯田措施後，中原先進的農業文化傳入，在長期的文化交匯中，羌人開始農牧兼營，一些部落已經過渡到以農業為主的定居生活，有定居的聚落，有固定的農田，而且掌握了挖修溝渠、引水灌溉的技術。

　　魏晉至元的1400多年間，是蘭州地區民族大融合的時期，也是蘭州地區多民族文化的孕育時期。三國時期，蘭州屬曹魏統治區域。西晉十六國時期，古金城先後被前涼、後涼、南涼、北涼、前秦、西秦、後秦占據。東晉時又先後屬北魏、西魏。由於古金城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兩晉時期一直是各政權爭奪的重點對象，戰亂頻仍，民不聊生。短暫的隋代後，蘭州進入相對安定的唐代，不到100年，蘭州又先後被吐蕃、回鶻、黨項、西夏占據。宋初，蘭州被吐蕃、羌等占據，後被金國攻陷，蘭州遂成為宋、西夏、金三政權的交匯區，一直到元代為蒙古人所占。頻繁的各民族政權交替，加速了蘭州地區的民族融合，也初步形成了蘭州地區的多民族文化。

　　蘭州地區處於西北長城帶上，是古代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的結合部。農耕與遊牧，既在物質資料、生產技術上存在著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的關係，又在土地資源、勞動力資源以及文化價值觀念等方麵存在著衝突與對立。在古代政權並立的分裂條件下，文化間的衝突往往通過軍事攻伐得到解決，文化間的相互依存往往通過民族間的征服與掠奪得到體現，因而清代以前，戰爭常常成為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交流的特殊杠杆，也成為民族融合的催化劑。因此在蘭州地區，自魏晉至元的1000多年間，攻伐不絕，戰爭不斷。頻繁的民族戰爭和不同民族政權的交替，特別是眾多少數民族的交替統治，產生的結果之一便是各民族的融合與同化。這期間，蘭州地區先後由漢族和5個少數民族交替統治，其中漢族政權統治和部分統治了大約400年左右，其餘大部分時間由鮮卑、羌、氐、匈奴、蒙古等少數民族統治。但蘭州地區的民族融合一直在進行著，規模最大的則是魏晉南北朝時期，誠如費孝通先生所說，這一時期“是民族大雜居、大融合的一個比較明顯的時期”。

　　由於北方少數民族頻繁出現在政治舞台上，蘭州地區又先後被眾多少數民族政權所統治，出現了長達數百年的民族大遷徙和民族大雜居的局麵，驟然間加快了民族融合的過程，從而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決條件。遷徙蘭州地區的各少數民族在與原有漢民族的長期雜居相處中，相互通婚、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絲萬縷的聯係。逐漸縮小了與漢族在經濟、文化、語言、服飾、姓氏、習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異，一部分逐漸與漢族融為一體，一部分除民族稱號上不同外，其他方麵已與漢族沒有什麽差別，從而形成了蘭州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民族融合促進了蘭州多民族的形成和發展，鞏固了邊疆，維護了國家的統一，推動了蘭州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和繁榮。同時，多民族的融合又為蘭州地區多民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隋、唐至元末，蘭州地區又再次掀起一個民族大融合新高潮，使蘭州多民族文化進一步得到擴展。

　　隋唐政權是在經過300年的民族交融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多民族統一國家。安史之亂前，唐代政治清明，國勢強盛，北征突厥，東滅高麗，西平吐穀渾，疆土空前擴大。由於唐代政權是吸收了多民族、多元文化建立起來的政權，因此在民族政策上是兼容並蓄。政治上對少數民族一視同仁，經濟上農耕畜牧並重，文化上無漢胡之防，並對新辟的原少數民族聚居疆土采取羈縻府州製度，采取與農耕區不同政策，給予羈縻地區不納賦稅的優惠。這種政策加強了民族的團結，促進了民族的合作，極大地擴展了中華民族的陣營。在這種政策環境下，蘭州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和民族之間的交流融合有了新的進展。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祿山、史思明在範陽發動叛亂。安史之亂的爆發和以後一百多年斷續的戰爭，使唐王朝元氣大傷，最終內部分裂為五代十國，邊境上少數民族乘機強大，建立了與漢族王朝對立的政權，又不斷侵擾、搶占唐帝國的疆土。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年），吐蕃占領了今蘭州地區。

　　五代至北宋初，吐蕃衰落，其部落散居於今蘭州地區，擴大了蘭州地區民族融合的範圍。

　　長達400多年的宋遼金元時期，是蘭州地區民族融合的又一重要時期，蘭州的蒙古、維、回族以及女真、契丹、西夏人等就是在這一時期進入的。由於民族大遷徙而再次改變民族分布格局，從而促進了蘭州地區的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

　　與漢族一樣，各個少數民族也是在不斷的融合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今天蘭州地區的30多個少數民族，也是長期民族融合的結果。比如曾占據過蘭州地區的吐穀渾和黨項羌就是這樣。吐穀渾原是遼東的慕容鮮卑，在西遷過程中，先後兼並融合了很多其他民族。建立政權後，其統治下的鮮卑、氐、羌、匈奴、高車、突厥、西域胡人和漢人等的民族融合仍繼續進行，最終形成了一個新的族體——吐穀渾族。

　　黨項羌也是一個聚合吐蕃各部，包括漢、回鶻以及西北地區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一個新的族體。

　　民族間的戰爭造成大規模的民族流動（包括迫遷），加之強製性民族融合，從而造成民族大雜居的形勢，一些少數民族人民因避難、經商等各種原因大量自發內遷，也是蘭州成為多民族地區的一個重要源頭。

　　民族融合主要是文化融合，民族融合的過程實際上是文化融合的過程。各民族在融合過程中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先進文化成果，充實改造自身的文化，給原有文化以新的成分，使之出現新的麵貌，從而達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狀況，登上民族融合的最高境界。魏晉至元代，蘭州地區的民族大融合，對蘭州曆史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孕育了蘭州地區多民族的地域文化，為明清時期最終形成具有蘭州地方特色的多民族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民族融合是文化融合的極致，各民族隻有在對某一民族的文化達到一致的認同的基礎上，才能達到真正的融合，如目前蘭州地區居住的30多個民族中，絕大多數民族不論意識形態、精神文化、宗教信仰，還是生活習俗等，都與漢民族沒有什麽差異。蘭州地區民族融合的基礎是已經融合了各民族對漢文化的一致認同，它對文化的影響必然是至深至遠的。

　　蘭州地區的多民族文化，主要是來自東麵的漢族傳統文化、西邊的印度、中亞的佛教文化和伊斯蘭文化，以及來自北邊的遊牧文化。

　　魏晉南北朝時期，先後占據蘭州地區的遊牧或半遊半牧民族政權將“胡”文化帶入蘭州地區，既豐富了蘭州地區原有的農耕文化，又促進了蘭州地區的畜牧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唐代，吐蕃對包括蘭州在內的河、隴地區的統治，造成了吐蕃人學習、吸收漢族文化的機會和條件；同時，也給蘭州等吐蕃統治範圍內的各民族提供了學習吐蕃文化的機會。唐代《張司業集》中有一首《涼州詞》，描寫正是吐蕃統治時期的情況：

　　驅我邊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

　　去年中國養子孫，今著氈裘學胡語。

　　《全唐詩》也收有一首王建的《涼州詞》，是描寫涼州陷於吐蕃後的情況：

　　多來中國收婦女，一半生來為漢語。

　　蕃人舊日不耕犁，相學如今種禾黍。

　　從詞中我們可以看出，漢民族和吐蕃雜居後，漢人學習吐蕃文化，著氈裘，學胡語，而吐蕃人也在學習漢民族的文化，“蕃人舊日不耕犁，相學如今種禾黍”，即以前不從事農耕的吐蕃人，向漢人學習農耕技術，從事農耕作業。於是，農耕民族的“漢”文化在與吐蕃的遊牧文化的激蕩交匯中，逐步在衝突中走向融合。這兩首詞雖然寫的是涼州，但它卻是整個吐蕃占領區的具體寫照。蘭州當時也在吐蕃統治之下，應當和涼州的情況是一樣的。

　　蘭州地區在先秦時期，主要居住的是羌人，秦漢以後，這一帶的羌人仍然活動十分頻繁。羌人有著非常發達的民族文化，曾經在包括今蘭州在內的古金城範圍內，創造了聞名於世的彩陶文化。到魏晉以後，居住在蘭州西部河湟地區的羌人的手工業也較為發達，據史料記載，西漢時西羌已經使用鐵矛、弓箭等武器，且大多為羌人自己製造。魏晉南北朝時，河湟地區的羌民還與漢人等參與各種城鎮和橋梁建設，如西秦的新城勇士城、苑川西城、嵻崀城以及枹罕飛橋、吐穀渾的河厲橋等均有羌族人民的一份辛勤勞動。

　　枹罕飛橋是乞伏鮮卑在蘭州建立西秦政權後，於乞伏乾歸執政時在枹罕（今甘肅省臨夏市）修建的。據《沙州記》記載：“吐穀渾於河（黃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百五十步，兩岸壘石作基階，節節相次，大木從橫，更相鎮壓，兩邊俱來，相去三丈，並大材，巨板橫次之，施鉤欄，甚嚴飾。”枹罕“飛橋”是鮮卑、羌等居住在河湟地區的各民族群眾在絲綢之路上最早架設的一座跨黃河的全伸臂木梁橋，它的修建對暢通絲綢之路，促進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據有關史料記載，枹罕飛橋在義熙三年即已建成並投入使用。由於這種橋建造不用橋墩，而是根據力學原理，用巨木從河左右兩岸層層鎮壓，向河中心延伸，待兩岸伸出的木梁相距10米左右時，用大圓木、板材將兩邊連接起來，飛架於河穀陡岸之上，狀似淩空飛越，故名“飛橋”，號稱“天下第一橋”。

　　位於今蘭州市工人文化宮南部東側雷壇河上的原蘭州握橋，相傳是唐代仿“河厲”之製而建的，是一座有名的伸臂木梁橋，為昔日蘭州八景之一的“虹橋春漲”。中國著名橋梁專家茅以升在他的《中國古橋技術史》中說，蘭州握橋“是中國伸臂木梁橋的一個代表”。雷壇河水經此橋入黃河，入冬河流結冰，冰層逐漸加厚，入春，冰融水漲，片片冰塊湧向橋下，白水紅橋，奇麗壯觀。

　　從枹罕飛橋到蘭州握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早在魏晉時期，吐穀渾就有了相當發達的建築文化，而且開始影響蘭州地區的農耕畜牧文化。到隋唐時期，其文化已傳播到今蘭州地區，並與蘭州地區的各民族文化開始交流，給蘭州地區已形成的各民族文化增加了新鮮血液。吐穀渾雖以畜牧業為主，但仍兼營農業。史稱：“亦知種田，有大麥、粟、豆。然其北界氣候多寒，唯得蕪菁、大麥，故其俗貧多富少。”主要依靠河湟地區羌民及漢人兼營農業。吐穀渾的手工業、冶煉工業都較為發達，主要有采掘、冶煉、製造兵器及金銀製作等。這些文化都或多或少地影響了蘭州本土文化，如仿“河厲”之製而建的蘭州握橋就是一個明證。

　　氐族自稱“盍稚”，“氐”是他民族對氐族的稱呼。據史書記載，東周時期，氐族就已經形成了定居農耕生活。他們居室的住宅建築是板屋形式，這和古代西部漢族基本是一致的。《詩經·秦風·小戎》說：“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據《漢書·地理誌》記載：“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漢代，蘭州屬隴西郡，隴西郡治在狄道，也就是現在的臨洮，與蘭州市接壤。這些記載至少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在漢代，包括今蘭州在內的隴西郡已有氐人居住生活，二是“民以板為室屋”，當然包括居住在今蘭州地區的氐人在內。另據《後漢書·西南夷傳》、《魏略·西戎傳》、《南史·武興國傳》等記載，氐人早期婚嫁之俗與羌族相似。與漢族等雜居後，氐人的婚俗和文化有所變化，“婚姻備六禮，知書疏”，這說明，氐、漢兩種文化在相互碰撞交融中的互相影響。

　　從上述記述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自秦漢以降，至隋唐大一統帝國的建立，直至元明清年間，蘭州多民族地域文化，因國家的統一或分裂割據，民族的興衰、遷徙，各民族及外國文化的交流和影響，而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且發生了重大的變異。在這統一和分裂的時期中，蘭州地區的漢族傳統文化不斷吸取北方胡族如匈奴、鮮卑等和西北氐、羌等族文化，以及中亞等外來文化的成分，從而巨大地影響了蘭州的多民族多元文化。

　　就總體而言，漢族傳統文化、中亞、印度的佛教文化、伊斯蘭文化、北方遊牧文化均從四周不斷浸潤著、影響著蘭州地區文化，促使其發生了重大的變異，對明清時期蘭州地區移民文化和多民族文化的最終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奠定了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