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曆史文化：表演藝術

導言

　　蘭州曆史悠久，這裏的馬家窯及半山文化遺存十分豐富，觸摸這些造型紋飾精美無比的彩陶器具，似乎可以窺見遠古先民在進行生產勞動和藝術創造活動時的忙碌身影。蘭州永登樂山坪出土的彩陶鼓（約公元前2000年）一定見證過原始先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的動人情景和以狩獵為主要內容的原始歌舞音樂；黃河湍急的旋渦濺出的朵朵浪花，不正是遊牧部落深情牧歌的生動寫照嗎？那該是一派多麽安定祥和的景象啊！

　　“豈料一時雄武略，遂令千載重邊防。”這是譚嗣同當年遊曆蘭州時寫下的詩句。蘭州在中國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並不永遠是安定祥和的。

　　自漢以降，情況發生了變化，由於漢武帝推行拓邊強國之策，對蘭州這一地區加強了控製和經營。據《讀史方輿記要》卷六十記載：“州（指蘭州）控河為險，隔閡羌戎。自漢以來，河西雄郡，金城為最。豈非以介戎夏之間，居噤喉之地，河西、隴西，安危之機，常以金城為消息哉。”每當王朝更迭、曆史轉軌之際，僻居一隅的金城就會狠狠地刺痛統治者的神經，在安國籌邊的戰略格局中，蘭州就會成為曆代統治者向西用兵的橋頭堡。隨著烽火狼煙、攻城掠地的曆史鏡頭一次又一次的重複上演，蘭州固若金湯的邊城關隘形象，從此投影定格在久遠的曆史天幕上，折射出它冷酷而嚴峻的光芒。受這一形象的遮蔽，蘭州在溝通內地與河西、西域經濟文化上雖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樞紐作用，但並沒有綻放出璀璨奪目的光芒和色彩。因為文明之花畢竟太柔弱也太嬌嫩了，離不開人類的精心嗬護。一場戰爭可以毀滅人類上千年，甚至幾千年的文明成果，更何況蘭州曆史上發生過上規模的戰爭就達二百八十次之多，平均七年戰火就複燃一次。投箸可以斷流，長期生活在戰爭的陰影和威脅下，文化的積累和傳承就無從談起。

　　如今，“城頭殘月”多少次陰晴圓缺，恐怕再也看不到當年高適臨河體道的“金城北樓”；幸存至今的白衣寺塔似乎還在向人們訴說著“萬家罹戰火，一塔插雲寒”的淒苦與無奈；唐初敕建的千年古寺普照寺被日寇炸彈夷為平地；莊嚴寺成為“三絕”毀棄的一架軀殼；嘉福寺煙飛灰滅，那高聳的木塔早已化作了幾縷青煙；玄妙觀常常“鵲巢鳩占”；金天觀曾一度淪為軍營；更不用說“洞壑幽遠，逶迤數裏”的凝熙園，遙對北山、氣勢雄偉的拂雲樓，被冠以“林亭之勝，瓊絕一時”的憩園，均化入後人“驚心梁苑風流盡，欲把興亡數到頭”的曆史感慨之中。

　　“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在蘭州呈現給我們的這一宏闊的曆史時空中，你會發現文化藝術的候鳥或信使，總是那麽頑強而執著地沿著“絲綢之路”東來西去的遷徙路線，無所畏懼地穿越戰火硝煙的阻隔，將這裏當做棲息之地而一度繁衍生息。

　　西漢至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我國的文學藝術空前繁榮，蘭州以西的古涼州和以東的古秦州地區音樂歌舞十分發達。《遼史·音樂誌》載：“漢武帝以李延年典樂府，稍用西涼之聲。”太元八年（公元383年），苻堅派兵攻占龜茲後，統帥呂光“以駝兩千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而還”（《魏書》）。地處東、西之交的蘭州，就必然會沐浴在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浸潤、輻射之中。

　　南北兩山之間回蕩的古刹晨鍾，想必聆聽了“雜以羌胡之聲”的“西涼樂”後一定會擊節稱好；有誰知今天的阿幹鎮和建立吐穀渾國的鮮卑族悲壯的遷徙史聯係在一起，那首著名的《阿幹之歌》穿過滄桑歲月演變成目前已知少數民族中最早出現的一首大曲；更不用說流傳至今的蘭州鼓子詞，與“宋安定郡王趙德麟始創商調鼓子詞，用《蝶戀花》譜西廂十二首”（載《四庫全書提要》）有扯不斷的姻親關係，它的曲牌、調式上承唐代變文、宋詞、諸宮調、元曲之餘脈，下啟曾遍布蘭州城鄉的“小曲子戲”之先河……

　　或許，這種特殊的政治地緣關係，使生活在這裏的人們無法選擇他們的生存環境，但在應對戰爭、動亂、奴役等一切黑暗勢力強加在他們身上的苦難時，他們沒有回避，而是選擇了承擔、背叛和抗爭。這種直麵現實不向命運低頭的精神負荷久而久之，正如“花兒本是心上的話，不唱由不得咱家”，就必然借助藝術的強力釋放和宣泄以求得一種精神支點和情感慰藉。

　　史載李自成進京後，不喜昆曲，令人“操阮、箏、琥珀”，唱“繁音激楚、熱耳酸心”的“西調”，一邊情不自禁地以手擊節輕聲合歌。或許，隻有“西調”才能複活當年他打著“均田免糧、劫富濟貧”的旗號，滿懷豪情率領甘涼子弟馳騁疆場、浴血奮戰的崢嶸歲月。這裏的“西調”就是秦腔。這種藝術隻能屬於廣袤而苦難的大西北，它是西北人民百折不撓的生命意誌紮根於深厚文化土壤中的一次美麗而燦爛的綻放。

　　從十二世紀開始，古長安雖不再作為曆代王朝的京畿之地，從我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曆史舞台上淡出，但在隋唐以前，以長安為中心的黃河中上遊地區的文化積澱畢竟太深厚了。在這片土地上，當崛起於隴東的秦人建立了第一個封建集權國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宣揚儒家思想和強化封建統治結合起來之後，儒家思想所宣揚的忠孝節義，開始在一幕幕王朝更迭的曆史煙雲中粉墨登場，被統治階級竊取為愚弄人民的教化工具。至高無上的帝王觀念竭力規範臣民的主體意識，達到封閉全社會思維天地的目的。但儒家思想並不像人們所理解的那樣溫良敦厚、唯命是從。孰不知儒家思想中高揚的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的大丈夫精神常常弄得統治階級惱羞至極。上對皇權，下對自我，它如同一把無情的雙刃劍，既有一味愚忠放棄抗爭的奴性卑賤，又有拋卻愚忠為皇權所不容的拚死抗爭。儒家思想中這一剛正不阿的文化品格，生動地體現在秦腔藝術的構成因素和表現形式中。行當的文與武，角色的正與邪，事件的是與非，唱腔的剛與柔，廟堂與民間的對抗統一，崇高與滑稽的映襯比照，無不為一種“悲”與“憤”的審美情緒所凝聚和綰結。當廣大人民群眾飽嚐血腥和苦難時，民族矛盾、社會衝突的日益激化就會點燃他們身上罕見的剛烈和堅韌，忠烈和叛逆的潛流在他們的血脈中賁張。《五台會兄》中的“不願在朝陪王駕，脫去蟒袍換袈裟”，以及《鍘美案》中包拯不懼皇權、為民做主伸張正義的情節，反映了當人民群眾的忠烈受到侮辱和踐踏時，他們就會決然地選擇叛逆和出走。正是這種緣於正與邪、忠與奸在生死較量中爆發出的不顧一切的抗爭意誌，決定了秦腔的“怒掙喊唱”的藝術特點。

　　是的，戰爭以及各種天災人禍可以毀滅有形的物質的東西，但它卻無法阻止人類在依托生命自身以口傳心授的方式進行的文化傳承，縱然肉體消亡，但作為人的精神魂魄不滅，它會激勵感染一個又一個鮮活的生命前仆後繼地去完成文化傳承的使命。

　　明清之際，在孕育和滋養了華夏文明的涇河、渭河流域，西安、蘭州，一東、一西，成為秦腔班社和藝人匯聚並向周邊擴張的兩個大本營。

　　在這片以儒鑄魂的熱土上，廣大人民群眾成了儒家思想及其道德觀念的承擔者、實踐者、受害者和反抗者。千百年來，多少英雄豪傑力挽狂瀾的偉業壯舉和無數征夫怨婦血淚交迸的人間傳奇，有些名載史冊，有些湮沒不彰，其精神魂魄均化為生於斯長於斯的秦人口中的長歌短吟，在這片廣袤的皇天厚土之間隨風宛轉，激蕩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