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論：從解放思想到科學發展的曆史必然性

九、兩個割裂：割裂了黨的曆史和現實的辯證關係；割裂了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

　　如果說前邊論述的“兩個利益集團的形成”和“兩個信息失真”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可以合並證明，說明其一而其二自明的話，那麽“兩個割裂”卻有著質的區別。筆者認為，割裂黨的曆史和現實的關係，很大程度上是政策選擇的錯誤，或者說是認識和方法的錯誤，而黨和人民群眾關係的割裂則是黨的宗旨動搖和轉移的表現，是黨內既得利益集團形成的必然後果，是亡黨的必然的、根本的因素。所以必須分而證之。

　　1.割裂了黨的曆史和現實的辯證關係

　　以往的現實成了曆史，今天的現實承接了曆史，今天是明天的曆史。現實中的諸多問題，都能夠在曆史中找到原因，現實本身也可能成為未來問題的原因。這些大白話說明了曆史的連續性，曆史可以批判，但不應被篡改；可以求證，但不可以假設；可以為曆史遺憾，但不可以因此而停滯不前。

　　蘇共在對待自己的曆史上就犯了割裂曆史的錯誤，表現了十足的曆史唯心義。而錯誤的症結，主要反映在對黨的早期領袖斯大林的評價和對其遺留問題的處理上。

　　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推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中，建立了突出的功勳，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第一，領導蘇聯人民迅速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取得了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使蘇聯這個落後的農業國一躍而為世界上先進的工業國。第二，領導蘇聯人民贏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捍衛和鞏固了蘇聯社會主義製度。第三，領導蘇聯黨和國家，積極支援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支援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和建設，推動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第四，在領導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在一些方麵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

　　但是，斯大林也犯了係列嚴重的錯誤。

　　第一，在經濟方麵。把優先發展重工業作為工業化的唯一道路並使之絕對化，造成蘇聯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比例關係長期失調，影響了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也影響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違背自願原則而強製推行全盤集體化，侵犯農民利益，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忽視農業基礎建設，使蘇聯農業生產力受到破壞，直到 20 世紀 50 年代初，蘇聯的糧食產量還未達到 1913 年的水平。特別是經濟體製存在著嚴重的弊病，表現為所有製形式過於整齊劃一，部門管理體製過於集中，片麵強調指令性計劃，排斥市場機製，以行政手段管理經濟，忽視經濟杠杆作用。這些弊病的存在，嚴重抑製了社會主義經濟的活力和動力。

　　第二，在政治方麵。愈來愈深地陷入不能自拔的個人崇拜之中。他違反和破壞黨的民主集中製原則，實行個人專斷，把個人的地位和權力置於黨的領導集體之上，破壞了黨內民主，使黨內的封建家長製和一言堂現象日趨嚴重。不能正確對待黨內鬥爭，把稍有不同意見的同誌都當作敵人來對待，采取過火措施，甚至從肉體上加以消滅，錯殺、錯批了一大批優秀黨員和幹部。錯誤估計階級鬥爭形勢，混淆不同性質的矛盾，把許多無辜的群眾當作敵人來對待，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破壞了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政治體製上也存在著很多弊病，主要表現為高度集權，以黨代政，幹部委任製和終身製，法製不健全，民主無保障，缺乏有效的人民監督。

　　第三，在對外關係方麵，存在著大國沙文主義、民族利己主義以及大黨主義的傾向。外交政策過於僵硬，在某種程度上造成自我封閉的局麵。在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交往中，以領導中心和老子黨自居，發號施令，粗暴幹涉別人內部事務。對與別國的一些領土爭端，處理不當，甚至恃強淩弱，吞並領土，瓜分勢力範圍。

　　這些錯誤的產生，有其複雜的根源。但無論如何，這些錯誤，不僅在當時就造成了嚴重的危害，而且對後來長時期內的蘇聯社會以及國際共運、國際政治，都產生了非常消極的影響。

　　蘇共在對斯大林的評價上失去了基本的辯證觀點和曆史唯物主義精神，因而使許多評價缺乏公正，更談不上全麵，錯誤說過了頭，批判不實事求是。特別是赫魯曉夫，作為斯大林時期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不作任何自我批評，不承擔任何責任（更不敢如鄧小平言：“過去許多事，對的有我的分，錯的也有我的分”），把錯誤片麵地抽象地歸結於個人品質。蘇共於 1956 年 6月20日《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是在蘇共二十大後四十多天公布的，仍然強調斯大林的錯誤是其“不好的性格”起了作用。1957 年，赫魯曉夫在會見文藝界人士時說：斯大林的錯誤，“在許多方麵是他的個性，他性格中的重大缺點造成的”。這是很常識的錯誤，人們不禁要問，在那個時候，蘇共千百萬幹部、黨員都幹了些什麽？沒有了曆史的條件，沒有了體製的原因，所謂“個人品質”就發揮不了作用，因而“個人品質”說也就說服不了人，甚至說服不了自己。什麽都不能說服的結論，必然會導致人們思想的混亂，價值觀的混亂和曆史虛無主義。當麵目全非的黨史呈現在蘇聯人民和廣大黨員麵前時，人們就有了深重的被愚弄的感覺：人們信仰的黨原來僅是被“個人品質”支配的黨，人們崇尚的價值觀原來是一種個人意誌，人們深為自豪的黨史，原來是一片虛假和黑暗。因而人們當然地失去了對黨的信任，人們當然地不願生活在這樣的黨的領導下，當然地不願生活在這樣的體製下。人們沒有了方向，也沒有了選擇，有的隻是等待、靜觀。蘇共垮台時人民的“平靜”，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曆史一如既往地告訴我們，在恢複曆史的真實時，不應該在曆史上樹立一個漫畫式的斯大林，不然的話，就把這段漫長的曆史以至我們自己漫畫化了。

　　我們當然沒有必要為斯大林遮掩什麽，這樣做隻會使我們犯錯誤；我們也當然地不讚成誇大其錯誤，醜化其本人，尤其把錯誤僅僅歸於個人的作法，因為那不僅是醜化了我們自己，而且犯了唯物史觀上常識性的錯誤。現實的根深紮於曆史之中，我們沒法斬斷曆史，我們同樣不能歸罪於曆史，所謂“曆史造成”，請問又是誰造成了曆史？曆史是人的曆史，現實是人的現實，一切都是人的創造物。“創造這一切擁有這一切並為這一切而鬥爭的不是曆史而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曆史並不是把人當成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人格。曆史不過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斯大林的錯誤當然是人的錯誤，對斯大林評價的錯誤同樣是人的錯誤。改造錯誤的人，改造人的錯誤，同樣要靠人。“要明確地懂得理論，最好的道路就是從本身所犯的錯誤中學習，從痛苦的檢驗中學習”信哉，斯言！斯人已長逝，斯黨亦長逝。作為後來人，當銘記的，永遠是斯人、斯黨之教訓。

　　2.割裂了黨和人民群眾的聯係

　　黨不是同群眾隔離的組織，黨一開始就和群眾有著密切聯係。馬克思主義政黨尤其如此。因為共產黨不是在議會體製內產生的，它的存在隻能靠廣大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的支持。因此，工人階級政黨要聯係群眾，並不是完全為了選舉，而是由黨的性質和曆史使命決定的。共產黨是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曆史時期為完成特定的曆史任務的一種工具，是人民群眾的公仆，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之外沒有，也不追求特殊利益，因此黨把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唯一宗旨。共產黨最大的優勢是密切聯係群眾，黨執政後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蘇共在這個最不應該出問題的方麵恰恰出現了最大的問題。問題的根本還是黨內利益集團的形成。

　　盡管《蘇聯共產黨章程》也承認“黨為人民而存在，並為人民服務”，“共產黨員的力量在於人民的信任，我們認為這是自己最大有政治資本，並力求珍惜它，而且要愈益加深這種信任。要永遠牢記黨的奠基人和領袖的卓越遺訓：生活在群眾中，了解情緒，了解一切。理解群眾。善於接近，取得群眾的信任。斯大林也把人民比作大力神的母親安泰，以比喻黨的力量源泉。

　　無論理論上是多麽清楚、完備，甚至令人感動。但蘇共的實際是：黨內既得利益集團與廣大人民利益尖銳對立。論題是“割裂”，實際上不僅是割裂、脫離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既得利益集團對人民是巧取豪奪，甚至隻是“豪奪”。蘇聯已經從世界大戰的廢墟中重建起工業和軍事優勢的基礎，成就震驚世界。“但是蘇聯人民生活的悲慘情況幾乎仍同三十年代原始積累時期那樣地令人驚心，甚至比那時更加難以忍受。廣大人民靠洋白菜和土豆生活，穿得破破爛爛，住在肮髒的茅棚裏。蘇聯最先進的機床廠，與美國同類工廠一樣地有效率；但它一般欠發達的消費工業卻比美國至少落後一個世紀。蘇聯公民消費的貨物，隻及美國的不到三分之一、甚至不到四分之一。隨著城市人口的不斷膨脹，住房問題簡直無法解決。在一些首府所在的城市，通常是幾家人合住一間房和合用一個廚房。政府對於人民的困境幾乎沒有做什麽事情，因為重建被破壞城市的工作進行得太慢；在一片廢墟和貧民窟的背景前斯大林又命令建築了一些富麗堂皇的大廈和紀念物，它們裝飾的不雅是無與倫比的，成為官場虛誇和粗俗的象征。最壞的還是農業情況。在斯大林統治的最後四年中，平均每年穀物的收獲量僅為八千萬噸，而 1940 年是九千五百萬噸，政府以半價購買了近一半的穀物產量，但城市人口的糧食供應仍然處於十分危急的情況下。城市居民每周隻消費不到半磅肉和四分之一磅的油脂。農莊缺乏人力、拖拉機、農機具、運輸工具和肥料。”

　　既得利益集團為了經濟目的利用懲罰機關、法院、刑事判罪、監獄、勞改營，對饑餓的農民“偷拿”一小把麥穗或一小桶土豆，對工人因上工遲到 21 分鍾以上，因生產質量差的產品，因在工廠中超過定額儲備某些材料等等，而施加嚴厲的懲罰。

　　這些，說“豪奪”過分嗎？

　　曆史事實說明，不少政治集團執政後就利用手中的權力攫取本集團和執政官員的私利，結果形成了一個欺壓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團。一個執政黨內如果有了這樣的特殊利益集團，著眼點和努力方向就會偏移，政黨性質、黨員幹部的政治信念就會發生蛻變。正因為這樣，最終會被人民拋棄。所以，黨內既得利益集團是執政安全的根本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