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論：從解放思想到科學發展的曆史必然性

八、兩個“信息失真”：信息傳遞環節的社會性失真和決策信息傳遞過程中的人為失真

　　兩個“信息失真”，源出於一，相向而行，故合而證之。

　　如前所述，黨內既得利益集團無可否認地形成了。為了維護既得利益（那是幾乎任何一個既得利益者都舍不得放棄的），該集團會以集團利益為標準，阻滯、扭曲一切旨在變革的信息：凡有利於集團利益的，他們總是不擇手段地使之合法化、固定化、文本化；凡是不利於集團利益的信息，他們總是使之淡化、消解，至少也要使之扭曲變形而失去本來意義。總之，一切能夠以集團既得利益為標準，根本的原因是既得利益集團的成員，都是居於中、上層的掌權者，都是忘掉人民利益，甚至踐踏人民利益的官僚，既孔子所謂“鄙夫”。鄙夫之於利益，是“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則無所不至矣”。白話講，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成員們在他們尚未獲得利益時，就不擇手段地去攫取；在獲取利益之後，則擔心失去既得利益；為了鞏固既得利益，他們會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的。這就是俗言中的“狼狗定律”——你要拿掉狼狗嘴裏的骨頭，它怎麽不會和你拚命呢？何況隻是本來就由他們壟斷的信息，玩之於股掌之間，實為易事。來自上邊的決策信息和來自下邊的民意信息是這樣，研究機構的理論信息也是這樣（在有關意識形態部分已有所涉及）：“報告常常引起保守派的不滿，他們企圖切斷或至少嚴格控製向領導上報信息的新渠道”。“有意思的是，在勃列日涅夫晚年曾正式下令禁止向部門領導人和黨中央機關工作人員發送報告和其他材料——所有的材料都應報送‘蘇共中央’，也就是報送由契爾年科主持的總務部。然後由總務部的無名官員決定上報材料的命運：大部分都扔進了字紙簍，另一部分則轉發給黨中央的一至兩個部門，隻有在極個別的情況下，學者們的勞動成果才能衝破重重關卡到達領導手裏。自然，學術集體很快就感覺出來，這樣一來甚至促使學者們積極工作的動因也被打消了。更糟的是他們已不僅不寫報告，而且連想也不去想了：既然你的想法誰也不需要，還有什麽必要去費這個心呢？”保守派保什麽，守什麽，是不假思索的。

　　實事求是地講，蘇共黨內始終存在著一股改革的力量，他們對蘇共自身的弊端和黨內既得利益集團對黨和人民的危害是有較清醒的認識的。至少在斯大林逝世以後比較成形（雖然說不上成熟）的改革始終沒有中斷。但一次次都在改革與反改革的博弈中停留，在較量、推進、停滯、後退的循環中夭折，不能徹底進行。蘇共也就不能在改革中徹底地更新和完善。即使蘇共的垮台，也是在一片改革聲中，在所謂“新思維”中轟然畫上句號的。雖然曆史地看，每次改革並非都無果而返，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黨的不良現狀，廓清黨的性質，也沒有從根本上在人民心中重塑蘇共的形象，喚起人民的信任。改革充其量隻是一種破冰之旅，而非揚帆之行。然而若方向不對，冰破了，又如何？離開了此岸而找不到彼岸，垮台與瓦解同樣是不可避免的。

　　造成這種悲壯後果的原因之一是黨內既得利益集團對信息，無論從上至下，還是從下至上的信息的阻隔和扭曲。因為任何改革，都是對現狀的改變，都是對現有利益格局的調整，都不可避免地要觸及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都需要全社會尤其是基層的響應和支持。而既得利益集團的價值標準是保護“既得”而非改善現狀，他們當然會竭力改造信息使之適應“既得”，希望他們改革社會和黨內弊端，無異於與虎謀皮。對改革者而言，上層改革的聲音是否與基層呼應，上層的改革是否成為全社會尤其是基層的行動，成了改革成功與否的最大問題。既得利益集團成了信息通道上的最大障礙。這個集團不是剛性的，他們不會正麵對抗合乎民意的改革措施，甚至會偽裝成比改革者還希望改革的樣子；也不是塑性的，會在改革的衝擊下重塑；不是公開的，但比公開的任何集團更有力；不是正式的，但比正式的更嚴密。這個集團沒有章程，但成員們卻恪守著共同的遊戲規則；沒有組織紀律，但思想行動卻出奇的一致；是網狀的，但沒有整齊的經緯順序，你無法理清其經絡；是層次性的，但層次間又沒有明顯的界線。既得利益集團是一個奇怪的“場”，這個“場”是柔性的，能把強大的改革力量以力量遞減規律吸納成零；任何改革信息遇到它都會被吸收、蒸發、了無聲息；這個場是彈性的，無力的改革會被它反彈回來，摔成粉末，有力的改革則會陷入其無邊的空曠，在空曠中改革的鬥士們會因找不到搏鬥對手而陷入茫然；這個“場”具體而抽象，淺顯而深奧，狹窄而空曠，柔韌而堅硬，脆弱而剛強，冠冕堂皇而又見不得陽光，人人心裏皆有，人人口裏皆無，有人愛他卻入不了“場”，有人恨它卻無可奈何，有人想跳出卻身不由己，有人想破解卻收不了“場”。就是這個神奇的“場”，刀劈斧剁水淹火燒炮轟雷擊一概無效……它溫和而殘忍地吞噬著人民利益、國家利益和黨的肌體，它使作者因說不明白而不得不在論證中運用文學化的描述而尷尬萬分。在這個遠遠超過銅牆鐵壁的障礙麵前，任何信息失真幾乎是一種必然。蘇共內部存在的這樣一座障礙，把多少改革信息扭曲失真，把多少人民的呼聲消解為零。這一切，就是信息傳遞環節社會性失真和決策信息人為失真的總根源。這個既得利益集團的成員，不乏“勇敢”者，他們公然敢在黨的最高領導人麵前若無其事的撒謊，“政治局委員（格裏申）竟如此厚顏無恥地向總書記（勃列日涅夫）撒謊。而且揭穿謊言後情況會很容易弄清楚”，冤案的主角會平反，但撒謊者公然地騙了總書記。原因很簡單，冤案的主角主持的一個“研究所力圖使領導上注意現實，注意現實要求，對我國經濟，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對我們對待社會精神生活和對待周圍世界的態度進行重大變革。保守派（既得利益者，筆者注）這時候就要迫使那些老強調現實、強調變革必要性的人住嘴。因為這些會動搖既得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高層甚至最高層麵對麵卻不能獲得有效信息，基層的普通黨員、民眾怎麽會聽到改革的真實聲音呢？他們的呼聲怎麽可能會上達呢？“兩個信息失真”，這個威脅執政安全的危險問題終於同別的因素一道，厚積薄發，在 1991 年 12 月 25 日，一舉葬送了蘇共。葬送蘇共的不是失真的信息，而是使信息失真的人。無論信息傳遞環節的社會性失真，還是決策信息傳遞環節的人為失真，都是人的失真，失去了執政為民真諦的既得利益者葬送了蘇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