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論：從解放思想到科學發展的曆史必然性

五、兩個“放棄”：放棄黨對意識形態的領導；放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顯然，從意識形態和軍隊對執政黨的重要性方麵來論證這“兩個放棄”的教訓，沒有多大意義。理由很簡單：沒有一個執政黨會無視意識形態和軍隊的重要性。對這一點的無知，本身就否定了其作為“黨”的存在，也就沒有了放棄黨對二者領導之說。所以，考察“放棄”的過程更有意義。

　　1.放棄黨對意識形態的領導

　　在論述蘇共在意識形態的過分鬥爭之後，接著論述蘇共放棄對意識形態的領導，這似乎非常矛盾。但筆者的觀點是：恰恰是“過分鬥爭”才導致了“事實上的放棄”；在意識形態上的過分鬥爭，恰恰是對意識形態最徹底的放棄。

　　意識形態有其自身的基本規律。意識作為人腦的反映，具有很強的自由性，你可以禁錮思想者，但你無法禁止其思想活動；你可以消滅思想者，但你無法消滅已經傳播的思想，你可以使意識主體閉嘴，但你無法停止他的意識活動。這就是筆者所謂“意識的自由性”。但這種自由性並不是無法駕馭的，因為意識主體固然能夠抗拒暴力強製，但也能夠接受說服引導。用我們熟知的話就是隻能說服，不能壓服，壓的結果隻能是壓而不服。過分的控製更容易引起反彈甚至爆炸。

　　正確的、適合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意識形態，雖然存在著與別的意識形態的鬥爭（這一點是很正常的），但這種鬥爭不需“過分”，更不需用物質暴力去禁錮、打壓，甚至消滅思想者。隻能靠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自身的真理性去戰勝錯誤。所以平等、自由地討論、辯論、爭論就是真理戰勝謬誤的常規途徑；邏輯、事實、實踐是真理消滅謬誤的常規武器。常言講的“真理越辯越明”，“事實勝於雄辯”，再明白不過地說明了這一點。如果迷失了常規途徑，失去了常規武器，用“過分鬥爭”甚至用物質暴力來維護某種意識形態，那麽這種意識形態的真理性本身就被打上了問號。或幹脆直言之，需要用“過分鬥爭”，甚至用物質暴力才能維持的意識形態，本身肯定是錯誤的。這並非主觀臆斷，是意識自身規律的說明。（現在我們回過頭去看當年蘇共用暴力所維護的打著社會主義招牌的意識形態，許多隻是蘇共領袖個人的意誌，其中許多內容已相當脫離實際而陳腐不堪了）。作為無產階級政黨，首先要相信人民群眾的判斷力，相信人民群眾的理性，人民並非天生有選擇錯誤的傾向，倒是天生有選擇正確的能力。當年俄國人民跟著俄國共產黨奪取革命勝利並成功保衛紅色政權，以及後來蘇聯人民跟著蘇聯共產黨打敗法西斯武裝侵略的事實還不能說明這一點嗎？有什麽理由說明蘇聯人民和蘇聯共產黨在和平建設時期喪失了正確判斷和選擇的能力而竟然需要用暴力來幫他們判斷和選擇“正確思想”呢？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工人運動的產物，是人類最偉大的理性之花。作為個體的人，他有可能接受錯誤的意識形態；作為群體的人民可能在一時接受錯誤的意識形態；但作為整體的人民，則不可能長期接受錯誤的意識形態。隻要共產黨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價值觀、方法論予以引導、指導，就必然會這樣。如果不是這樣，為什麽世界上相信馬克思主義的人越來越多呢？這有點類似於林肯所言：你可以永遠欺騙一部分人，你可以一時欺騙所有的人，但你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的人。這正是作為整體的人民的決定力量之所在。關於人民群眾的曆史作用，包括人民在意識形態發展中的曆史作用，馬克思言之甚詳，無需贅述。

　　違背意識形態基本規律必然產生不良後果。用暴力禁錮、打壓、維持的意識形態，當然能在一定時期內得以通行。但這種通行隻是形式上的，它絕對不可能內化為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更不會變成人的自覺實踐活動，充其量使人愚昧罷了。“洗腦”也隻會使人暫時相信錯誤。當你用暴力消滅了正確思想（事實上完全徹底的消滅幾無可能），善良的人們失去了“主心骨”——正確思想的指導，當社會普遍出現對你所強行灌輸的錯誤意識形態的逆反心理時，就可能在思想的荒漠上出現另類思想的綠洲，產生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當這些蕪雜的意識形態成了“氣候”，成了“替代目標”時，你強行灌輸的意識形態就該壽終正寢了。這對於暴力推行者當然是一種失敗，對於執政黨可稱為“放棄”。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放棄暴力禁錮和灌輸，轉而尋求一種“人道的、民主的”意識形態又會怎麽樣呢？由於蘇共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了教條，馬克思主義就失去了其指導意義。另類的意識形態就從“綠洲”中雨後春筍般的成長起來了。蘇共對意識形態的領導還是失敗了。這可看作另一種形式的放棄。對於意識形態而言，禁錮、打壓並不是堅持，恰恰會催生“另類”，是另一種形式的放棄；在這種情況下搞“自由化”，“替代目標”就會成為主流，就等於放棄。同樣對於意識形態而言，引導就是領導，討論、議論甚至爭論恰恰是鞏固。真理在合乎真理的條件下會戰勝一切謬誤。這是意識形態自身的邏輯。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蘇共是通過一個巨大的邏輯悖論“放棄”了對意識形態的領導：用暴力推行，注定不能持久，最終失敗，等於放棄；放棄暴力，思想空間被另類占領，最終還是失敗，可視為“放棄”。是意識形態自身的邏輯使違背邏輯者被動地“放棄了對意識形態的領導”。

　　客觀地講，說馬克思主義的血脈在蘇共內部完全被斬斷了，這肯定不是事實。如果有清醒的馬克思主義者居於恰當地位，選準恰當時機，運用恰當的方法予以恰當處置，蘇共的滅亡並非必然。然而，沒有了這一係列“恰當”，滅亡就是必然。很不幸，曆史不能假設，曆史（隻能說是曆史）在錯誤的時間把錯誤的人推到錯誤的位置而對形勢做了錯誤的處置，誘發了蘇聯社會本已存在的社會矛盾，使蘇聯進一步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原則和社會主義方向。失去控製的“公開性”和“意識形態多元化”，連同其他因素（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宗教等等）綜合起來直接促成了蘇共的垮台，黨滅亡、國解體。悲夫！後人治黨要深思，絕對不要陷入如此悖論。

　　回顧蘇共在意識形態上始於教條主義經於專製主義終於自由主義的演變過程，我們不得不承認：絕對不能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就等於僵化了共產黨的政治脊梁。要尊重意識形態自身的存在、發展規律，依靠引導，依靠真理自身的力量，使正確的意識形態成為主流。

　　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自豪地說，中國共產黨是成功的。我們尊重了規律，準確地定位了“一花”與“百花”的關係，“一家”與“百家”的關係。盡管我們也有過挫折。

　　2.放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黨放棄對軍隊的領導，這是很奇怪的命題。執政黨怎麽會放棄軍隊呢？這不應是認識上的問題，關鍵在於黨是什麽樣的黨，軍隊是什麽樣的軍隊。黨固然有一個能夠對軍隊實施有效領導的問題，軍隊也有一個是否忠於黨的問題。隻有這些問題解決了，“絕對領導”的問題才能解決。當然也有一個體製、方式、方法問題。無論有多少問題，執政黨主動放棄對軍隊的領導權，在世界政治史上至少是罕見的。直言之，與其說蘇共放棄了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還不如說是蘇聯軍隊背棄了蘇共。

　　（1）蘇聯軍隊曾經的輝煌

　　蘇聯軍隊曾經是一支偉大的、英雄的、忠於蘇聯人民和忠於蘇聯共產黨的軍隊。從1918年3月至1920 年底，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領導蘇俄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反對帝國主義武裝幹涉和國內反革命武裝叛亂的國內戰爭。在極端危機的形勢下，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府動員全國人民參軍參戰，建立了強大的蘇聯紅軍，經過三年的苦戰，終於打敗了十四國的武裝幹涉，鎮壓白衛軍的叛亂，保住了年輕的蘇維埃政權。1939 年 9 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法西斯德國以突襲的方式進攻蘇聯，蘇軍與人民同仇敵愾，開始了偉大的衛國戰爭。1941 年 12 月取得了莫斯科保衛戰的勝利。1945 年，蘇軍進軍東歐，攻克柏林，迫使法西斯投降。蘇軍不僅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勝利，而且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偉大貢獻。這一階段的蘇軍與蘇共與蘇聯人民是何等團結一致。要注意到的是，這一時期並不是蘇軍蘇共和蘇聯人民最為強盛的時期。

　　（2）蘇聯軍隊曾經的災難

　　蘇聯軍隊因保衛紅色政權而偉大，因創造戰爭奇跡而英雄。蘇軍是勝利者，蘇軍克服了一切戰爭災難，但既使偉大的英雄的軍隊也有不可克服的災難：領導著他們的黨的錯誤。蘇共內的一切鬥爭，無可幸免地進入軍隊且首當其衝。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清洗”中，許許多多久經考驗、功勳卓著的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忠於蘇共和忠於蘇聯人民的高級將領、幹部、戰士，被逮捕、關押、槍斃。其他方麵遭到同樣命運的人中，有相當多的也是出身軍隊的幹部。這次“大清洗”可以說是傷筋動骨，使軍隊的元氣大傷，在蘇聯軍人及社會中留下了長久的，不可言喻的創痛。

　　（3）蘇聯軍隊曾經的磨難

　　輿論工具把軍隊當作保守勢力加以攻擊。報刊上熱衷於揭露軍內的腐敗現象，散布軍隊可能發生政變的消息，造成軍隊威信的不斷下降。國家經濟陷於危機，相應地大幅度減少軍費開支。從國外撤回的軍隊不能及時妥善安置，大批軍人隻能住在帳篷裏過著簡陋、艱苦的生活。軍人的收入增長趕不上經濟惡化的速度，家庭生活得不到保障。軍人轉業也很難找到工作。激進派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斷地製造矛盾，分裂軍隊。而民族主義勢力，則竭力反對軍隊采取維護國家統一和社會秩序的行動，甚至建立民族武裝，與蘇軍對抗。

　　3.社會上侵犯軍人及其家屬榮譽和尊嚴的事件越來越多

　　尤其是鬧獨立的共和國，故意把蘇聯軍隊當作敵對力量，有組織地進行反軍活動。立陶宛僅1990年1年就通過了 20多個旨在反對蘇聯軍人及其家屬的法律和命令，政治上歧視他們，限製和剝奪他們的選舉權，不允許他們進行政治活動；生活上刁難他們，不給家屬上戶口，不供應生活必需品，不分配住房，甚至以停電、停水、停暖氣相威脅。拉脫維亞規定，凡在蘇軍中服過役的人和在蘇共擔任職務的人均不給予拉脫維亞國籍。社會上毆打、傷害、侮辱軍人的事件層出不窮。有些地區的犯罪分子公開向軍隊挑釁，投擲爆炸物，襲擊或綁架軍人，搶奪武器彈藥。僅在 1990 年上半年亞美尼亞就發生 200 多起襲擊軍人的事件，有2000 多件武器被搶走。全國襲擊軍人事件記錄在案的就有 3500多起。1988年，全國發生2起軍官被殺案，而1989年共有 59名軍官被殺。1990年前3季度就有 52名軍官被殺。至於被打傷住院和受到傷害、侮辱的更不計其數。

　　羅列以上三點史料，旨在引起人們思考：是誰放棄了誰？使之能合乎邏輯地成為紅旗倒地背後的原因即可。筆者認為，以上三點和文中涉及的其他方麵的因素綜合作用於蘇聯軍隊，使之背棄了蘇共。

　　有一種朦朧的觀點，似乎在國家機器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條件下，人民要反抗、推翻執政者幾乎沒有可能。執政者隻要掌握了國家機器，尤其是軍隊，就可以鞏固其執政地位，就可以為所欲為，主宰一切，就可以實現“絕對領導”了（正是這一點與馬克思主義人民決定曆史的觀點不合，所以這種觀點才是“朦朧”的，對朦朧的觀點，筆者隻能用“似乎”）。這種觀點的無知不僅在於觀點的持有者不懂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而且在於對曆史和現實事實的雙重無知：

　　第一、曆史上哪個執政集團手中沒有掌握著當時曆史條件下最強大的國家機器呢？但當他們尖銳地站在人民對立麵的時候，他們同樣的照常滅亡，這又是為什麽？

　　第二、“隻要掌握”僅僅是一個假設條件，如果掌握不住或無力掌握，當何如？

　　第三、軍隊確實是工具。如馬克思之言，政黨與國家同為工具，軍隊是工具之工具。但此“工具”非彼工具，完全由人設計、創造、掌握、使用，沒有絲毫的主體性。軍隊是由許許多多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感情、有價值觀、有主體性的而且充滿著活力（起碼生理上如此）的特殊的“工具”。作為工具，當然有可利用性；但由於其主體性，軍隊也會自我選擇：源於個體選擇的群體選擇。

　　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是人民之一部分，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的意向不可能不反映到軍隊中，如同其他思想都會在軍隊中有所反映一樣。

　　在舉世震驚的蘇聯“8·19 事件”中，蘇聯軍隊出現分化，駐守在莫斯科周圍的多數部隊的指揮官以不能向人民開槍為由拒絕出動，因此“緊急狀態”的有關措施實際上不能實施。克格勃最精銳的阿爾法小組拒絕執行在20日淩晨進攻“白宮”的命令。他們認為，拒絕執行命令將使國家免於一場災難。蘇軍部署在莫斯科的三個陸軍師也拒絕對群眾使用武力。蘇聯國防部會議決定，把部署在實施緊急狀態地區的軍隊撤回原駐地區。這一切難道是偶然的嗎？

　　對於在這一極端複雜情況下蘇軍的行動，是“利用”還是“選擇”，筆者不敢貿然下結論；如果是兼而有之，哪個占更多的比例，筆者也無力說明。筆者的觀點是：不排除軍隊的選擇在其中。所以，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必須建立在黨對人民的絕對忠誠上，軍隊才能絕對忠於黨，才能實現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在政黨、軍隊、人民這三者中，隻有人民才具有目的價值。

　　蘇共被動地放棄對軍隊的領導，還有深刻的曆史原因。經過長期艱苦的戰爭，蘇共高層領導中聚集了相當數量軍隊出身的幹部，他們也是冷戰思維產生的主觀原因（盡管不是所有的），冷戰思維客觀上使軍隊和軍工領導人的建議有了不同一般的分量。到蘇共垮台前夕，蘇共對來自軍界的建議幾乎沒有任何質疑的采納，可謂言聽計從。這裏邊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冷戰思維符合軍界的利益，高額的軍費開支拖垮了蘇聯經濟，卻滿足了軍界的利益，至少滿足了軍界上層的利益。既如此，軍界高官為何不挾軍隊以自重呢？我們雖然不能說是蘇軍高官脅迫了蘇共，但蘇共領導人在蘇軍高官麵前表現出一定的被動性是不爭的事實。蘇共內部的既得利益集團和屬於蘇共的軍界利益集團的矛盾是利益集團內部的矛盾，矛盾的實質並不是蘇聯人民的利益，而是既得利益集團內部的利益。所以，前文所論及的蘇聯軍隊的概念中應剔除蘇聯軍隊中的高官（雖然同樣不是全部），因為他們同樣不能代表廣大蘇聯人民的根本利益，當然也就沒有為了蘇聯廣大人民的利益而選擇放棄蘇共的問題。這樣就把包括蘇聯軍隊中既得利益集團在內的蘇共內部既得利益集團和包括蘇聯軍隊在內的蘇聯廣大人民區別開來了。這樣就才邏輯地回到是蘇聯軍隊背棄了不能代表蘇聯人民利益的蘇共而不是蘇共主動放棄了蘇聯軍隊的觀點上來了。除此而外有什麽能說明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戰勝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這個事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