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論：從解放思想到科學發展的曆史必然性

三、兩個認識偏差：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偏差；執政黨建設規律認識的偏差

　　毛澤東同誌有句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仿照他的表達方式，我們是否可以說，世界上怕就怕規律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規律。共產黨的產生和發展是合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事情；共產黨領導的事業能夠不斷發展壯大，是黨遵循客觀規律的結果；在發展過程中，黨遭受這樣那樣的挫折，甚至社會主義事業遭到暫時的失敗，也是違背客觀規律的結果。馬克思主義是規律之學，共產黨幹的是合規律之事。對共產黨來說，沒有什麽比探討規律、尊重規律、按規律辦事更重要的了。在經典作家中，斯大林是對規律探討得較多的一位，他論述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資本主義危機總爆發的規律和其他一些規律。現在看，他探討規律的理論活動確實有不小的收獲，促進了人們對客觀規律的認識，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增添了新內容。但也不容否認，他的理論中有不少形而上學的東西，簡單決定論的東西，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東西。我們不能苛求斯大林，但正是這些東西束縛了人們的思想，阻礙了人們對客觀規律的探索和發現。在社會主義國家，執政的共產黨發現和認識客觀規律，最重要的是，要在深入認識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基礎上，不斷加深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蘇聯劇變的原因很多，在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執政黨建設規律的認識上存在著明顯的偏差是一個重要原因。苛刻地說，什麽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麽樣的執政黨和怎樣建設執政黨，這兩個根本問題，蘇聯共產黨還沒有完全搞清楚。

　　1.在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上的偏差

　　作為人類曆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了偉大成就，也付出了沉重代價，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經曆了嚴重的挫折。這些代價和挫折也應當看作蘇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做出的特殊貢獻，它使共產主義的活動家們清醒地認識到：規律是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蘇共在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上的偏差，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發展等方麵都有不少表現，這裏僅以在經濟問題上的認識偏差為例來加以說明。

　　社會主義經濟作為人類社會中一個全新的經濟形態，盡管有經典作家的天才設想，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極不成熟的，這一點在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表現得尤其明顯。克服這種不成熟性，探索創新是唯一的途徑。站在今天的高度，回顧蘇聯經濟發展所走過的道路，如果要勾畫一條極簡略的線索，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條演化路徑：第一，在起步階段，基於理想的需要，基本上脫離原有的經濟基礎，原則上同資本主義經濟對著幹，這就是所謂戰時共產主義；第二，經曆最初的曲折後，開始了從理想層麵到現實基礎的回歸和磨合，既有對舊事物的恢複，也有對新事物的探索，這就是所謂新經濟政策時期；第三，在國內外環境的特殊約束下，既要建立公有製，又要消滅私有製，既要建設社會主義，又要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既要實踐經典作家的設想，又要考慮實際條件的限製，於是就有了經濟體製上的計劃革命，這就是所謂計劃經濟時期；第四，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這種體製的弊端日益顯露出來，斯大林時期，主要是用強化這種體製的辦法來克服其弊端，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試圖用改革的辦法矯正其弊端，這就是所謂體製改革時期。這樣一條演化路徑帶給蘇聯的最終結果是兩個失敗：一個是計劃經濟體製的失敗，一個是對這種體製改革的失敗。前一個失敗說明，最初的體製選擇和方案設計是不正確的；後一個失敗說明，最終的改革取向和戰略選擇是不正確的。

　　造成兩個失敗的認識偏差可以從不同角度概括，主要有這樣一些：一是忽視發展的階段性。在蘇聯 70 多年的曆史上，蘇共把經典作家關於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論述教條化、僵死化，一直沒有對現實社會主義所處的發展階段，做出一個科學的、準確的、符合國情的總體判斷，因而，在政策上總是急於過渡，在工作上總是急於求成，在效果上總是急於拔高，總是在幹超越現實發展階段的事情。赫魯曉夫以後的30多年，這種傾向更加明顯。蘇聯的教訓說明，社會主義同樣不能脫離既定的生產力，不能超越發展階段。

　　二是忽視產品的商品性。建國之初，蘇聯就宣布要消滅商品貨幣關係，取消企業之間的商品交換，代之以物資調撥。以後雖然有所調整，但也隻是承認消費品和不同所有製企業之間的交換具有商品屬性。整個經濟的微觀基礎缺乏活力，原因就在於此。蘇聯的教訓說明，商品貨幣關係能不能取消，什麽時候取消，這是很遠很遠的事情，它要由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經典作家說的不算，任何人說的都不算。

　　三是忽視體製的市場性。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蘇聯逐步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製，人為地取消了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調節作用，造成資源配置計劃化，經濟活動行政化，價格信號無效化，使國民經濟長期陷入低效率的困境之中。蘇聯的教訓說明，市場經濟是不可逾越的，市場經濟體製是人類迄今所找到的成本最低的經濟體製。理想固然可貴，理論設計固然美妙，但隻要不具備成本優勢，就不具有現實可行性。以此推論，任何理想的實現，都需要一個逐步降低成本或提高效率的過程，就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言，這個過程實際上就是發展生產力的過程。

　　四是忽視結構的均衡性。從結構上考察，蘇聯長期實行的是一種非均衡發展戰略，表現為五個突出：突出發展國家所有製和農民集體所有製經濟，突出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突出發展軍事技術，突出發展能源原材料交通等物質基礎，突出發展城市經濟。在非均衡戰略的推動下，微觀上的軟預算約束和宏觀上的強計劃幹預共同作用，使得資源朝著國民經濟軍事化的方向長期傾斜配置，使得國民經濟的重大比例關係長期失衡。蘇聯的教訓說明，結構問題是一個長期戰略問題，結構決定功能，它不僅關係微觀基礎，更關係宏觀總量，不僅關係短期增長，更關係長期發展，選擇結構就是選擇未來，選定了結構就是選定了結果，如果資源配置長期傾斜，勢必導致經濟長期失衡，發展到一定程度，慢性病急性發作，就會造成結構的整體坍塌，這就是蘇聯“經濟病”的病理所在。

　　五是忽視利益的競爭性。蘇聯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命令經濟，資源不是按照價格信號而是按照行政命令配置，按專業部門劃分的縱向行政隸屬關係替代了根據市場供求形成的橫向商品交換關係。在這種體製下，生產者和消費者都缺乏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製度條件，經濟生活難以形成有效競爭，從而造成動力不足。在長期利益和短期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國家利益和地方利益、城市利益和農村利益、生產者利益和消費者利益這五大利益關係的協調上，資源配置總是向前者傾斜，靠犧牲後者來支撐前者，這就極易造成高積累、高消耗、低消費、低效率的結果，動力不足和供給不足長期並存，使整個經濟陷入“短缺經濟”的惡性循環之中。蘇聯的教訓說明，人們的一切奮鬥都是為了利益，消滅了源於利益的競爭性，就消解了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動力源；社會主義必須從人性深處和曆史深處尋求自身建設的動力基礎，以個人利益和當前利益為基點，寓集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於個人利益和當前利益之中，辯證地認識和協調各種利益關係，這才是真正的科學社會主義。

　　六是忽視經濟的開放性。蘇聯的計劃經濟體製是在自然經濟占有很大比重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種體製實際上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體製在國家規模上的放大，它保留了自然經濟體製幾乎所有的弊端。自然經濟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自給自足、自管自營，經濟細胞同政治細胞是合一的，生產與消費是直接統一的，一個生產單位既具備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多種職能，又能滿足國家的納稅需求，政治合作隻發生在抵禦天災人禍的公共領域，經濟交換隻發生在生產單位的邊際領域，就是說，這種經濟具有很強的封閉性。自然經濟的這一特點，在蘇式體製的許多方麵都有表現，對此，包括蘇聯學者在內的中外學術界都做過充分的論述，這裏不再贅述。在此強調四點：第一，在政治上把一個國家當作一個家庭來管理，在經濟上把一個國家當作一個企業來經營，在思想上把一個國家當作一個單位來對待，在封閉的條件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條路走不通。第二，在經濟互助委員會這樣的區域性國際組織中，以蘇聯的國家利益為核心，把具有民族國家身份的會員國當作行政性分工體係中的專業生產單位，在國際性的區域合作層次上實施計劃管理，擴大封閉範圍，這是蘇式社會主義的敗亡之道。第三，封閉環境下的任何組織，由於缺乏同外界有效的信息、能源、物質交換，必定會走向衰亡，具體到社會主義國家，如果關起門來搞建設，就不能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兩種市場、兩種文明成果、兩種體製優勢，在科技和體製兩個方麵發生革命性變革，取得同資本主義競爭的綜合優勢，這樣，落在世界進步潮流的後麵，甚至走向失敗，就是必然的。第四，麵對複雜的國際階級鬥爭，麵對兩種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之間的激烈競爭，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正確處理攘外和安內的關係，既要攘外，更要安內。加強國防建設是完全必要的，但決不能走國民經濟軍事化的道路。從某種意義上講，加快發展，辦好自己的事，努力增強綜合國力，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頭等大事。第五，正確認識國際範圍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正確認識一國範圍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外的這樣那樣的主義，在多樣、多元、多邊、多變的大背景下，努力營造和充分利用和平發展的環境，這是至關重要的。

　　2.對執政黨建設規律認識上的偏差

　　政黨作為階級利益的代表，是階級的政治集團。黨的宗旨是為階級利益服務，這是任何政黨理論都不可否認的。因此，黨的建設從根本上講就是建設一個什麽樣的黨和如何建黨的問題。前者向人們提出了一個立黨為公還是立黨為私（個人或小團體）的問題，後者向人們提出了一個如何從思想、組織、製度、作風諸方麵建黨的問題。

　　“無產階級運動是大多數人的，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運動”（《共產黨宣言》），無產階級政黨當然就是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黨。簡言之，就是為公而立的黨，為公而立的黨當然就要圍繞“公”字從思想、組織、製度、作風諸方麵加以建設，使之合乎人民利益之要求。這一切在理論上是多麽簡明、容易，而在實際中又是多麽複雜、困難。我們不能說蘇共從斯大林始就完全忘掉了黨的宗旨，但至少他們對黨的建設的複雜和困難估計不足，在建黨的方法選擇上出現了嚴重失誤。

　　第一，談建黨，就繞不開政治體製。在斯大林之後，在政治與整個政治上層建築和經濟生活中存在著一個巨大的矛盾：在戰爭時期的非常狀態下建立起來的政治權力結構及運作模式及國家管理模式突然被移植到正常條件下，非正常條件下有效的模式，在正常條件下產生了極大的不適應。這個巨大的矛盾，使舊模式及其已過時的屬性發生了嚴重扭曲、變態。無論用社會主義原則來衡量還是用健康的思維來看待，這一切都是絕對不正常的。用我國今天的眼光來看，就是蘇共根本沒有把握住黨曆史方位的變化。非常條件下形成的政治機製越來越適應於奪權和掌權，卻不適應於為共同利益而管理國家事務並解決出現的問題。政治機製的“多麵性”越來越明顯：一種是掌權機關（黨組織，主管部門，懲罰機構），一種是提供給人民政權的“民主門麵”機構（蘇維埃、工會，社會組織），這種體製把政治生活限製在非常狹小的範圍內，根本不適合於發現和分析變化著的社會現實、各種不同社會階層和集團的利益和要求，也不適合於動員社會智能潛力去解決所發生的問題。這種體製使決策者的任務和願望停留在努力抵製變動，不惜任何代價維護現狀上，並要求國家機關，黨組織、科學文化界、大眾傳媒，都要這樣做。在此體製下黨的“呼吸”明顯困難了。

　　第二，關於黨的宗旨問題。說蘇共在非常時期過後，其宗旨完全變了，這不是事實。宗旨完全變了，蘇共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會有那麽大的不可否認的成就且能堅持執政幾十年嗎？說完全未變，也不是事實。宗旨未變，黨的性質就未變，黨的性質未變，黨何以死亡？所以，蘇共的立黨宗旨無論是從邏輯上分析還是從事實上考察，都是“漸變”。這種漸變，不可避免地給黨的建設造成根本性影響。關於蘇共立黨宗旨對其垮台的作用，筆者將在“黨內利益集團的形成”部分集中論述。在此，隻談“漸變”對執政黨建設的影響，能導出規律性的結論既可。

　　思想上，一方麵，黨內教條主義非常嚴重，不善於把馬克思主義和具體實際結合。雖然研究馬克思主義很細，但因懷著宗教式的情感（甚至別有用心的目的）去研究，就當然地不能解釋和指導現實，且不論不願指導的問題。另一方麵，從 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股抽象的人道主義思潮在蘇共黨內逐步發展，產生影響，潛移默化地占領了黨的思想理論基礎。蘇共垮台前，可以說全黨基本上接受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連利加喬夫這樣的人，都主張摧毀斯大林主義，實行多黨製。

　　組織上，蘇共一直沒有很好地貫徹民主集中製原則，黨內無民主可言。“最近幾十年來，常常聽說政治局進行一些討論時是不作記錄的。而有些十分重要的決定（包括出兵阿富汗的決定）甚至往往不是在政治局會議（盡管政治局也不具備做這些決定的憲法權力）上，而幹脆是幾個領導人的非正式會議上做出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幹部習慣上聽命於上級，對領導人缺乏監督，領導交替製度未解決，中下層黨組織不具備堡壘作用。這樣，一旦黨內出現錯誤思潮或領導人犯錯誤的情況，黨就無法糾正，隻能聽任錯誤發展。

　　作風上，黨不能密切聯係群眾，也不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黨的領導層習慣於機關式的方式工作，習慣於享受特權，隔斷了與人民群眾的聯係。

　　所有這些，不僅損壞了黨的形象，而且嚴重削弱了黨的戰鬥力。以人代黨，黨近乎名存實亡。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不能正確認識執政黨建設的規律，不僅是黨的建設走彎路的問題。在黨的建設的重大原則問題上的任何失誤，都可能亡黨：宗旨變質，肯定亡黨；製度缺陷，也能亡黨；思想、組織、作風方麵的重大問題也會亡黨。

　　行文至此，筆者不得不提一句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宗旨和全麵加強黨的建設的要求，是何等深刻。當然，我們也坦率地承認，正是蘇聯亡黨的教訓，使我黨愈加清醒、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