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論：從解放思想到科學發展的曆史必然性

二、兩個思想框框：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

　　凡成熟的理論都是用來指導實踐、教化人民的，都是有層次、有條理的，即以“條條”作形式的。如是觀，把理論稱為教條，亦無不可。但“教條”而成“主義”，則包含著教條主義者極複雜、極深刻的蛻變過程。這個過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教條主義者不自覺地把“僵化”視為“堅持”，然後是把堅持變成束縛，再後是把束縛變成禁錮；教條主義也由不自覺的教條主義變成自覺的教條主義再成為專製的教條主義。這個過程表麵上看隻是理論認識上的錯誤，而實質上是世界觀上的錯誤；表麵上看是方法上的錯誤，而實質上是方法論上的錯誤；表麵上看是能力的低下，而實質上是黨性的墮落。至少，前者是可以轉化為後者的。需要說明的是，由於黨的宗旨（立黨目的）的不同，前者向後者的轉化表現為不必然和必然兩種情況。如中國革命和建設中曾經的教條主義現象，客觀地講，沒有理由說明那些犯有教條主義錯誤的人立黨為私，他們的教條主義也就是認識上、方法上、和能力上的錯誤。黨一旦認識到這種錯誤，恢複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種錯誤是能夠而且有機會糾正的。如果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求真務實，黨的事業還會迅速發展。並不必然地由認識錯誤轉化為世界觀的錯誤，由方法錯誤轉化為方法論的錯誤，由能力低下轉化為黨性的墮落。必然轉化的典型當數蘇聯共產黨內的教條主義者，雖然我們不能說蘇共的立黨宗旨在斯大林掌權後就已發生了動搖，但有充分證據說明在蘇共垮台前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其立黨宗旨是發生漸變的。由於立黨宗旨的漸變，蘇共的教條主義由認識的錯誤轉化為世界觀的錯誤，由方法的錯誤轉化為方法論的錯誤，由能力的低下轉化為黨性的墮落。這不僅是一種理論推演，也無所謂厚此薄彼，更是一種曆史事實。事實勝於雄辯，曆史事實彌補了筆者在論證上的一切不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迅速發展，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空前鞏固，中華民族的空前大團結與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破產，蘇聯共產黨的失敗以至被解散，統一蘇聯國家解體的事實強烈對比，昭示了一切。

　　1.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互相加速，完成轉化

　　1924 年 1 月，列寧病逝，斯大林成了蘇共主要領導人。不可否認在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逝世前，他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推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中，建立了突出的功勳。但他也犯下了一係列嚴重的錯誤。錯誤之一就是教條主義。關於斯大林教條主義的根源，筆者在“黨的思想基礎的根本動搖”一部分已經作了部分闡述。這裏要進一步說明的是“三化”（領袖權威化，理論實用化，標準個人化）中任何一化，都是教條主義的產物和以教條主義為基本內核的。

　　領袖權威化。說斯大林成為蘇共領袖之後，就主動或自覺地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不公允的。但斯大林壟斷了真理的表達權，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變成教條甚至宗教。馬克思列寧主義具有與時俱進的真理特質，它在實踐中發展，任何個人都無權也不可能完全準確地闡述出其全部真理性。因為任何個人都不可能把一個國家變化著的全部現實狀況從宏觀到微觀都了然於胸。隻有集中全黨的智慧，通過全體人民的實踐，把馬克思主義與本國的實際結合起來才能符合馬克思主義。這種集體的力量當然要立於它的參加者智慧的總和，但任何個人都不可能具備這種力量。而由領袖個人壟斷真理解釋權，因離開了全黨的智慧，離開了全民的實踐，自然就窒息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性，更談不上發展真理了。這種對真理認識上無知的狀況，在斯大林之後的一些蘇共領袖身上達到了極致：不懂真理的領袖成了解釋真理的權威。勃列日涅夫就坦率地說：“說我讀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誰相信？”

　　理論實用化。領袖的權威化，尤其在理論上的權威化必然導致教條主義。社會實際並不因領袖的權威而發生本質變化，黨員和人民中相當多數的人也不會因領袖的權威而停止對真理的思考，這一切都是對權威的挑戰甚至威脅。當權威的領袖感到領袖的權威受到挑戰甚至威脅時，理論的實用化就是一種必然選擇：合乎權威的就是正確的，就有用，就鼓吹；不合乎權威的就是錯誤的，就無用，就打壓。而這一切都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當然，這種情況在蘇共不同的領導人身上，甚至同一領導人的不同階段是不同的，一概地說理論實用化僅是維護領袖個人權威也不公允。也有些領袖試圖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指導實踐，但因其教條主義地看待馬克思列寧主義，把思想導師看成了車間工長，把導師提供給人的行為指南看成了施工圖紙，把原則看成細則，因而用教條化的理論去剪裁實際，這當然不符合實際，並遭到實際的有力反抗。在這種情況下，權威如果不反思自己的教條主義作法，必然會導致強權政治，甚至用暴力來維護自己的權威，迫使全黨向自己的個人標準看齊，這就是真理標準個人化。真理成了強權的奴仆，馬克思主義成了權威政治花招的論據，教條成了宗教，盡管二者毫無共同之處。馬克思生前就十分反對把他的理論教條化、實用化。他說“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給我過多的侮辱。”列寧也早就對教條主義做過嚴厲的批評，他說從“一般真理的單純邏輯發展中去尋找具體問題的答案，這是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並且完全是對辯證唯物主義的嘲弄。”然而不幸的是後來的蘇共領導人並未掌握這些。

　　教條主義不僅是機械看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當其與主觀主義結合時，就由機械看待變成主觀曲解，如果加上個人的不良動機，“馬克思主義”就不僅是一種旗號，而很容易變成打壓改革思想的工具。這時主觀主義就會倒過來鞏固教條主義。至於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的產生，在邏輯上是沒有順序的，二者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麵，相生相依、互相促進、並行不悖。在“一化”到“三化”的變化過程中，權威們也完成了由不自覺的教條主義、自覺的教條主義到專製的教條主義的演化。這種教條主義在黨內長期盛行，黨還會有活力嗎？完全喪失活力之時，就是亡黨之日。

　　盡管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是一而二（形式）、二而一（本質）的思想體係，但前者比後者的內涵要寬泛得多：主觀主義使用個人標準看待一切事物，而教條主義使用個人標準看待既成理論。但既為論證，就不得不把二者從理論上加以剝離，以方便論證。

　　就認識的存在而言，任何人的認識都是主觀和客觀的統一：內容是客觀的，形式是主觀的；不同認識主體對同一對象的認識是有差異的，但差異的原因是客觀的；認識的主觀性不僅表現為對客觀對象的近似寫真，還可能表現為與現實毫不相關的主觀虛妄。所以，講認識的主觀性毫不奇怪。但“主觀”發展到“主義”，就是說認識主體已把自己的主觀認識變成了一種係統的思想體係，變成了一種世界觀、價值觀、方法論：觀察一切以個人認識為標準，衡量一切以個人價值為標準，思考一切從個人標準出發。當用主觀標準看待理論時，就成了教條主義。

　　從理論上講，這兩種“主義”人人都可能有。但普通人的“主義”對社會造成的影響是有限的，作為執政黨的領導甚至領袖的“主義”則可能導致災難性的後果。在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後向社會主義建設過渡的時期，黨的領導人或黨的領袖如果不能與時俱進，就很容易走向這兩個“主義”。不使自己適應社會需要，而是強迫社會適應自己。這就給各種各樣的歪曲、篡改、肢解、閹割創造了條件。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沒有成熟的、有力的機製約束這一切，主觀主義就會在更大範圍內發揮作用，結果也就可想而知。

　　當主觀地看待馬克思主義理論時，主觀主義者就成了教條主義者。教條主義的產生，有理論本身對人的可能影響，使人產生盲目性的問題（這當然不是理論的過錯），但更重要的還是主觀主義導致個人認識的局限，使人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本國實際結合而創造性地工作，不能創新理論的表現。主觀主義者往往會放大個人力量，迷信自己的權威，當在理論上捉襟見肘時，就當然很容易把理論當教條，把教條當武器，以方便打壓自己權威的挑戰者甚至懷疑者。這樣，教條主義又強化了主觀主義。

　　2.教條主義導致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泛濫

　　教條主義的危害已經很嚴重了，但還遠遠不止。如果僅此而已，當黨的領袖突然清醒過來，或黨內辯證法的力量增長到一定程度時，就完全可以糾正教條主義的錯誤（如果中國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撥亂反正）；問題的嚴重性在於蘇共黨的領袖並沒有清醒過來，黨內辯證法的力量並沒有增長到足夠大。在正確思想被教條主義禁錮致死後，人們就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主心骨。而其他社會思想卻漸漸覺醒了，覺醒起來的力量要努力尋找出路。更不用說這些力量已成為畸形社會的客觀需要，更不用說那些敵對分子本來是有目的的醞釀和宣傳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由此就形成了一種必然的趨勢，在正確理論的發展處於停滯或前進緩慢的情況下，在這裏或那裏會發現某種“自由思想”的綠洲，形形色色的“主義”、思潮不脛而走。因為思想無法消滅，哪怕你消滅了思想者。到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時期。蘇共曆史的“宿命”也就該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