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論：從解放思想到科學發展的曆史必然性

一、兩個根本動搖：黨的思想基礎的根本動搖；黨的領導地位的根本動搖

　　在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是立黨立國的根本，共產黨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毛澤東同誌有一句名言：“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勝利前進，不斷開創新的局麵，關鍵在於黨本國本牢靠，領導核心堅強。蘇聯解體的原因，從總體上說就是一句話：傷了根本，丟了核心。

　　1.黨的思想基礎的根本動搖

　　黨的思想基礎的根本動搖是指這樣一種狀況，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基本理論已經被其他的理論所取代。取代不同於替代，替代可以是漸變，也可以是突變，但取代卻必定是突變。一般說來，取代的發生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原有理論破產而被新的理論所取代；另一種是在某種環境中，在原有理論還未走到生命盡頭的情況下，由於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原有理論被別的理論所取代。蘇聯發生的情況就近似於這後一種。戈爾巴喬夫上台的時候，蘇聯黨和國家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但並不存在亡黨亡國的危機現象。可是，就在這種理論需要發展，困難需要克服，挑戰和機遇並存的曆史關頭，戈爾巴喬夫卻推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以“全人類的利益高於一切”為基本價值觀的所謂“新思維”取代馬克思列寧主義，造成了黨的思想基礎的根本動搖。蘇共建黨建國後，一直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正是因為有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蘇聯黨和人民才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勝利，把一個經濟、政治、文化都很落後的國家，建設成了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也正是因為戈爾巴喬夫之流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用所謂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來取代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作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才從根本上動搖了黨的思想基礎，導致蘇聯解體、蘇共解散的曆史惡果。

　　蘇聯發生的從根本上動搖黨的思想基礎這樣一種現象，對執政黨來說是致命的，它給黨和國家造成了多方麵的後果。概括地說，主要表現為四個搞亂：一是搞亂了思想。放棄了長期堅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思想多元化的語境和背景下，廣大黨員失去了統一的指導思想，行動盲目，無所適從，對黨的信念急劇衰退。二是搞亂了人心。執政黨高層率先動搖黨的思想基礎，對整個社會離心離德有一種強烈的示範傳遞作用。從高層開始的思想變節，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傳向整個社會，使得社會主流的價值觀發生紊亂，人們失去了觀察問題、判別是非的標準，在“什麽都對，什麽都不對”的一片混亂中，失去人心就是必然的。“既然你自己要死，我也沒有辦法”，“你們自己都變了，我們還能怎麽辦”成為普遍的社會心態。三是搞亂了社會。思想亂則是非亂，人心亂則社會亂。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結果是，人們失去了共同奮鬥的思想基礎，各種思潮紛紛登上政治舞台，社會上沉渣泛起，各種矛盾糾結在一起，動亂的幹柴和烈火都已齊備。四是搞亂了黨和國家。黨和國家失去了統一的指導思想，社會失去了統一的奮鬥目標，人們對黨對社會主義失去了信心，一時間，黨內派別林立，社會上出現了許多政黨，黨員隊伍開始縮小，黨的凝聚力、戰鬥力幾乎喪失殆盡。在“8.19”事變前，就有 429萬多黨員退出了黨。總之，正是“一個放棄”、“四個搞亂”造成了蘇共解散、蘇聯解體的嚴重後果。

　　像前蘇聯共產黨這樣的經過長期革命鬥爭考驗的大黨，要動搖其思想基礎，從機理上考察，大概要具備以下要件。

　　（1）存在著抑製理論創新的機製。這突出表現在從斯大林執政時期起形成的黨的領袖壟斷真理表達權、壟斷理論解釋權的不成文製度。正是這種領袖壟斷理論的做法窒息了黨的理論創新的活力。其表現形式可以概括為“三化”：一是領袖權威化。最高領袖握有對經典著作的發表權和解釋權，成為各學科的最高權威和真理的最終裁決者，甚至自然科學的爭論也要由黨的總書記來裁決。二是理論實用化。對經典作家的學說搞實用主義，有利於自己的就拿來用，不利於自己的就避而不談，也不允許別人有絲毫的懷疑。比如，在 20年代的黨內大論戰中，斯大林以維護列寧和列寧主義的名義，壟斷了對列寧主義的解釋權，就連恩格斯的著作《俄國沙皇政府的對外政策》一文，在斯大林的反對下，也不能在蘇聯發表。三是標準個人化。最高領袖的言論成了判斷真理、是非的唯一標準，隻允許存在一種思想和選擇，這就是最高領導人的思想和選擇，對於發表不同意見者，輕則處理，重則定罪。到了30 年代，斯大林完全成了黨和真理的化身，他一個人的理論與思想成了一切工作的指針，一個人的頭腦代替了所有人的思考。

　　（2）理論形態隱含著重大缺陷。在中早期，蘇共是一個非常重視思想理論建設的黨，取得了不少符合俄國實際的理論成果，尤其是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貢獻了列寧主義這一偉大旗幟。但是，由於蘇共的思想理論建設的國內外環境一直複雜多變，思想資源蕪雜，所以，在蘇共的理論體係中，也確實隱含著一些重大缺陷，有的甚至是硬傷。一是有民粹主義的影響。俄國是民粹主義的故鄉之一，布爾什維克黨早期的一些理論家，如普列漢諾夫等人，就是從民粹主義陣營中分化出來的，他們對黨的思想理論建設曾經發揮過非常重要的作用。二是有民主社會主義的影響。在與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鬥爭中，列寧主義脫穎而出，但民主社會主義並未銷聲匿跡，而是隱伏下來，在以後的發展中，一有適宜的環境，就一再表現出來。這一點在東歐各黨中表現尤為明顯。戈爾巴喬夫推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就是這種影響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反映。三是有列寧早期一些不成熟思想的影響。如列寧關於未來社會的一些猜想、對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個別論斷、對分權型聯邦體製的批判、對蘇聯在世界革命中曆史方位的闡述，等等。四是有俄國土生土長的一些思想和觀念的影響。如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大國沙文主義、對外擴張主義、世界霸權主義。這些土生土長的思想和觀念在斯大林身上表現得更為突出。列寧逝世後，蘇聯仍然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但在實踐中真正占主導地位的卻是斯大林主義。赫魯曉夫上台後，斯大林主義受到清算和批判，但其核心內容卻被保留了下來。列寧當年評價黨內理論家的理論時就指出，布哈林的理論缺少辯證法，斯大林的理論形式主義嚴重，有不少形而上學和絕對化的東西。

　　（3）曆史上有編造理論和矯枉過正的記錄。前者如 1938 年出版的由斯大林親自審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本書被“奉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百科全書”，作為馬列主義基礎課的教材在全黨使用，還被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廣泛采用。其實這本書充滿了對曆史的偽造和對經典理論的臆斷，它充其量不過是斯大林模式的百科全書。當然，這本書對宣傳馬列主義也發揮過重大作用，這一點應當肯定。在哲學、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上同樣發生過類似的問題。後者如赫魯曉夫對斯大林主義的清算和批判。斯大林逝世後，赫魯曉夫勇敢地衝破了斯大林模式，開始了改革的進程。但是，他在反對個人崇拜中全盤否定斯大林，在蘇共曆史上開了自我醜化、自我否定、自我毀滅的先河，從而搞亂了人們的思想。正如列寧早期的一些不成熟思想成為斯大林模式和極左思想的淵源一樣，赫魯曉夫的這些做法也成了戈爾巴喬夫的思想淵源，為他提供了政治操作的曆史先例。

　　（4）理論隊伍中沒有馬克思主義理論導師級的旗幟性人物。在布爾什維克黨早期的理論建設中，曾經出現過一大批導師級的理論家、思想家，尤其是列寧和斯大林更是發揮了難以替代的作用。列寧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又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思想家，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他的理論貢獻是罕見的。斯大林也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盡管他的理論有許多缺陷。列寧、斯大林之後，蘇聯再也沒有出現過像樣的大理論家，也沒有提出過像樣的理論。正是因為這樣，蘇共的理論創新處於停滯狀態，造成思想資源匱乏，理論供給短缺，思想教育內容陳舊，使人民群眾逐漸淡化了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和對黨的信念。也正是因為這樣，在戈爾巴喬夫提出“新思維”，依據所謂“全人類的共同價值”，對社會主義進行重新解釋時，黨內竟然沒有人能夠抵擋，理論隊伍潰不成軍，糊裏糊塗就繳械投降了。這真是曆史的遺憾和悲劇。更是因為這樣，戈爾巴喬夫在遇到理論困難的時候，隻好到民主社會主義者那裏去尋找思想資源，到西方的理論武庫中去尋找思想材料，並且把二者攪拌在一起，形成了他的所謂新思維。

　　客觀地說，戈爾巴喬夫上台之初並沒有想要動搖黨的思想基礎。他經曆了一個步步倒退、節節投降，最終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過程。綜合各種材料分析，這一過程大體上是分五步完成的。第一步，上台之初還把“民主化”、“公開性”界定在“應有助於加強社會主義”的範圍內，“不許利用公開性反對社會主義”。第二步，在改革轉向政治領域後，在各方麵的壓力下，開始“主張毫無保留、毫無限製的公開性”，鼓勵“放手去搞公開性”和“全麵民主化”，提倡“完整和無條件的民主”。第三步，提出在曆史和現實問題上不存在“禁區”，全麵否定社會主義製度70多年的曆史，把蘇共和蘇聯妖魔化。第四步，把“民主化”和“公開性”同實行指導思想多元化聯係起來，主張用各種思想的精華來取代馬克思列寧主義。在 1991 年 7 月全會上，他說：“現在必須使我們的思想庫內包括國內外社會主義和民主思想的一切財富”。第五步，在 1990 年 7 月蘇共召開 28 大時，對黨章進行了致命的修改，刪去了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條文，同時也不再把共產主義作為黨的奮鬥目標。在這個過程中，黨的思想基礎就這樣極不負責任地被根本動搖了，戈爾巴喬夫也把自己無可奈何地把自己綁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

　　2.黨的領導地位的根本動搖

　　黨的領導地位的根本動搖，就是執政黨主動或被迫的放棄對國家的領導權，從領導國家的黨退化為多黨製中的一個黨。這裏的要害是多黨製。蘇聯實行多黨製，原因錯綜複雜，這是各種社會政治力量反複博弈的結果，是長期放鬆黨的建設導致黨的執政能力弱化的結果，也是蘇共意識形態錯誤導向、政治體製改革錯誤導向、對黨的曆史評價的錯誤導向綜合作用的結果。

　　從社會政治力量看，蘇聯社會經過長期發展，社會階層已經明顯分化。工人階級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黨內經過長期演化出現了一個特權階層，改革中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社會成分。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雖然被消滅了，但其殘餘勢力還在，新的資產階級分子一有條件還會滋生出來，特別是國際上還存在著強大的帝國主義勢力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國內階級鬥爭還在一定範圍存在，國際上以兩種社會製度為核心的階級鬥爭還很激烈。這意味著多黨製的階級條件是存在的，作為執政黨的共產黨如果不能善加處置，就會發生由“一”到“多”、由“多”到亂、由亂到敗、由敗到死的曆史悲劇。

　　從黨的建設看，麵對長期存在的黨不管黨——不重視自身建設，和黨不像黨——大權獨攬、以黨代政兩大問題，蘇共並不是不抓黨的建設，而是由於體製、機製、傳統和認識上的原因，對曆史方位認識不清，對病因診斷不準，對措施落實不力，對危機警醒不夠，以至於使病症深藏於肌體中，製度消解於形式中，力量抵消在矛盾中，形象損害於腐敗中，核心淹沒在事務中，威望消失在無效中。，用口號治黨，靠自然演化，在誰都有權利、誰都無責任，事事有程序、事事缺乏成效，時時有危機、時時放鬆警惕的大格局下，黨執政的成效逐步遞減，黨的執政能力不斷削弱，遇到複雜局麵，就會使黨的高層進退失據，難以駕馭，全黨思想混亂，行動分散，無所適從，無法應對。一般而言，一個黨在其自身建設處於自然演化狀態時，自我修複機製會對維護黨的肌體的健康發揮作用。但是，當病患的程度超出自我修複機製所能調整的範圍和程度時，自我修複就會退化為自我弱化，也就是升級為一種自我削弱的機製。蘇聯黨的建設就近似的處於這樣一個狀態，經曆了這樣一種過程。

　　從意識形態導向看，主要是不加限製的“公開性”和無條件的“民主化”，捆住了黨的手腳，打開了潘多拉盒子，釋放出了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和民族分裂主義勢力兩個惡魔，搞亂了思想；由開報禁發展到開黨禁，思想多元化和利益多元化結合在一起，形成政治多元化狀態，催生了多黨製。

　　從政治體製改革導向看，主要是輕率地把改革重點從經濟領域轉向政治領域，全盤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把政治體製改革的矛頭直接引向黨的執政地位及其合法性。同時，把“民主化”同黨的領導對立起來，使“民主化”演變成無政府主義，反對派想幹什麽就幹什麽，想怎麽幹就怎麽幹，而執政的共產黨卻必須遵守遊戲規則，完全處於被動挨打，無法還擊的地步。有人講，是蘇聯共產黨自己親自培養、指導、鼓勵反對派一步一步打垮了自己，這話是有道理的。

　　從對黨的曆史評價的導向看，主要是效仿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錯誤做法，全盤否定社會主義製度 70 年的曆史，給社會主義抹黑，把共產黨妖魔化，走向曆史虛無主義，走上自我醜化、自我否定、自我毀滅的道路。

　　戈爾巴喬夫對蘇聯實行多黨製負有不可推卸的曆史責任，但這一過程卻是漸進的、逐步深化的，大體上經曆了這樣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拒絕多黨製。1988 年以前，蘇共對多黨製主張基本上是拒絕的。1989 年 1 月，戈爾巴喬夫還針對有人提出蘇聯需要實行多黨製的主張時指出：“蘇聯的一黨製是曆史上形成的，誰也替代不了蘇共。”這一階段的問題主要是兩個。一個是沒有把堅持黨的領導和多黨製主張之間的鬥爭，看成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而是僅僅認為，這兩種主張不過是政治體製改革中的兩種不同意見之爭。另一個是對黨麵臨的危機形勢缺乏清醒的認識，盲目樂觀，在思想深處實際上是認為，即使實行多黨製，也沒有政治力量可以替代共產黨。第二個階段：接受多黨製。時隔一年之後，戈爾巴喬夫的思想發生了質的變化。1990 年 1月，他在立陶宛的一次講話中說：“實行多黨製並不是悲劇”，“我們不應當像魔鬼怕燒香那樣害怕多黨製”。這表明，戈爾巴喬夫已經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和國家學說，放棄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基本原則，從中也可以看到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和赫魯曉夫全民國家、全民黨思想的影響。戈爾巴喬夫主持製定的蘇共《行動綱領》，明確地把建立所謂的“全民的法製國家”、“多元化的民主政體”，作為政治體製改革的基本取向，這就為多黨製打開了大門。第三個階段：實行多黨製。當多黨製主張在“公開性”和“民主化”這兩個輪子推動下，逐步成為一股強有力的思潮，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勢力借助這股思潮向黨進攻，而黨無力再控製局勢時，戈爾巴喬夫又試圖把多黨製作為化解社會衝突，整合各種力量，消除集權和專製弊端的手段，從而完全放棄工人階級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結果使得蘇共根本無力解決帶有階級鬥爭性質的社會衝突，隻能步步退讓，實行多黨製，放棄黨的領導地位。1990 年 2 月，蘇共中央全會提出，“黨的地位不應當依靠憲法來強行規定”。1990 年 3 月，蘇聯第三次人代會修改了蘇聯憲法的第六條，取消了憲法中關於保障蘇共領導地位的內容。這就使黨的領導失去了憲法依據。現在看，對蘇共來說，這是最致命的一招。1990年 7月，蘇共 28 大通過的新黨章規定，蘇共與其他政黨、社會政治團體，不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而是平等競爭、合作的夥伴關係。1991 年 7 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的《綱領草案》提出，要“對黨進行徹底革新，重新理解它在社會中的作用和地位”，黨將“為爭取民主選舉中取得代表資格而奮鬥”，“在議會的共產黨員議員成為少數派的政權機關，他們將采取建設性反對派的立場”。至此，蘇共完成了從一黨製到多黨製、從執政黨到議會黨的轉變，黨的領導地位被根本動搖，直至被取消、解散；政局動蕩失控，直至國家走向崩潰、解體。

　　綜上所述，蘇共的領導地位被根本動搖，這是多種原因交互作用的結果。曆史的辯證法在於，當這一進程沒有被啟動時，蘇共雖然麵臨著危機，但黨的解體和國家的崩潰並不是必然的。如果那樣，在路徑依賴機製的作用下，蘇共將走上社會主義製度自我完善、自我發展的道路。一旦這一進程被啟動，新路徑的內在邏輯就會運作起來。當“公開性”和“民主化”打開潘多拉盒子，把被無產階級專政長期震懾的反共、反社會主義力量，和被黨的民族理論、民族政策長期扼製的民族分裂主義勢力釋放出來，並且捆住蘇共的手腳，他們就會在西方的支持下，以聚集、擴散、聯合、爆發的形式，推動社會力量迅速分化，社會結構重新整合，尤其是當他們中長期遭壓抑的部分知識分子掌握了媒體，能夠以較大規模、較大範圍引導社會輿論時，他們就會舉起自己的旗幟，推出自己的領袖，亮出自己的綱領，建立自己的組織，謀求地位合法化。而一旦獲得合法地位，就打通了多黨製的通道，他們就會聚集力量，集中火力，火借風威、風助火勢，向蘇共發起總攻。一種似乎是“勢不可當”的環境條件就這樣由蘇共自己營造“成熟”了。到這時，如果黨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黨的解體和國家的崩潰就是難以避免的事情了。

　　分析蘇共經曆的這一悲劇過程，我們清楚地看到，放手讓反對派的力量迅速壯大，並互相呼應、串通，形成氣候，這是劇變的基礎。黨的建設沒有搞好，黨組織軟弱渙散，凝聚力、戰鬥力不強，執政能力遞減，執政績效不高，在曆史關鍵時刻決策屢屢失誤，屢錯屢敗，一退再退，黨不像黨，潰不成軍，這是劇變的關鍵。搞所謂公開性，喪失了意識形態陣地，《真理報》不再宣傳真理，反共、反社會主義思想暢行無阻，人心不穩，社會大亂，這是劇變的突破口。用抽象的所謂民主指導複雜的政治體製改革，企圖靠多黨製消除體製弊端，整合社會力量，以至於使黨走上不歸之路，這是劇變的核心。宣揚消除“曆史空白點”，全盤否定黨的曆史，給社會主義製度抹黑，損害黨的形象，這是劇變的加速器。基礎、關鍵、突破口、核心、加速器，這五個元素一旦齊備，並構成一個係統，蘇聯發生劇變的命運就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