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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轉移

  這幾天,我和這些領導們都沒離開市政府大樓。在我的要求下,王局派人把還住在鐵路醫院招待所的小王接過來。他一看到我就哭了,說招待所也不安全,被感染者砸爛了大門,旅館經理為了保護我們,衝出去和他們搏鬥,結果被活活咬死,鮮血流了滿地。

  我除了連連歎氣,似乎什麽也做不了,心情極其沉重,隻能和小王隔著大樓玻璃向大街上眺望。

  漫長的四天終於過去了,下午四點時,李天明欣喜地找到我說:“來了,他們來了!”

  我們衝到窗前,見幾十輛由綠色解放汽車組成的車隊由西麵駛來,防暴盾牌打開缺口,把這些汽車讓進來。車門拉開,身穿深綠色製服、頭戴九七式防毒麵具的軍人魚貫而出,在隊長的指揮下排成整齊的方陣。

  田副組長立刻把所有人召集到會議室內,緊急進行分工。工會主席和婦聯主席的職責是發動誌願者參戰,用高擴音喇叭在市區各個角落將躲在屋內的市民召喚出來,由會開車的誌願者利用街道上所有能用的各種汽車把市民運往火車站,衛生局則負責醫療人員在站台入口處檢查市民是否感染病毒,將健康者送上火車開往丁市,感染者則送上另一專線列車直接送到H市中日友好醫院。

  開始行動!特警們保護著各路人馬,誌願者站在警車的天窗內,手舉電喇叭高聲喊著:“市民們注意,政府將從今天開始疏散你們,請你們在確認門外環境安全的情況下,小心地走出居室,我們派專車把你們送往火車站!”

  大喇叭反複宣傳著,很多市民不相信,也有很多膽小者根本不敢出門,一些早就等著營救的市民則打開房門衝出來,在戰士的保護下登上公交車、大客車、卡車等載人量較多的交通工具,一路駛向火車站。

  F市火車站。

  一批批市民聚在六十個臨時檢查口處,由醫療人員用儀器檢查眼底和體溫後放行上車。眼底有黑色蚯蚓狀的細線,體溫比正常人升高2攝氏度,是典型的初期感染症狀者,他們被隔離到另外一列去往H市的專列上。我被安排在一輛警車內,李天明將與這趟專列共同駛往H市。

  隔著車窗,我看到那些檢查出症狀的人被特警送到專列上,後麵的家屬清楚地知道為什麽,一位妻子拉著丈夫的衣服,哭喊著:“求求你們,我老公這幾天一直在感冒,他在家裏都沒出門,真不是被感染的,我求求你們再檢查一次吧,再檢查一次吧!”

  那些軍人臉上都戴著防毒麵具,看不到表情,遠遠看去像一個個沒有任何感情的機器人,但如果仔細看,會發現他們的眼睛都在流著淚。

  粗如手指的實心鐵柵欄門將內外隔開,順利通過檢查的市民如蒙特赦,像逃難似的拉著親人朝列車飛奔,唯恐趕不上火車。人群如潮水般瘋狂地向前湧。特警們如臨大敵,緊張地排成人牆攔在檢查口處,生怕一個不小心,人群衝破防線。

  無數人隔著鐵柵欄大聲喊叫:“快放我們進去,快點!”

  “憑什麽我們要排在後麵?憑什麽他們可以先檢查?”

  “我一分錢也沒帶出來啊!不是說到了丁市,政府給管吃管住的嗎?”

  “我不想死在這裏啊……”

  車廂門關閉了,列車緩緩啟動。不能上車的人大聲哭喊著,好像被整個世界給遺棄了。站台的高音喇叭反複播放:“沒上火車的人請不要著急,我們的列車每隔半個小時發車,請耐心等待下趟列車!”

  人總是盲目和愚昧的,盡管負責人一再宣傳,仍然有人抱著“不上這趟車就死定了”的心態,執著地翻過鋼製隔離帶,飛身爬上火車,完全不顧危險警告。這些扒上火車的人麵帶勝利的喜悅,好像占到了什麽大便宜。

  我看著這些瘋狂無序的人,擔心地問:“李警官,不需要檢查嗎?到時候傳染給H市民眾怎麽辦?”

  李天明說:“還有第二套緊急方案,疏散到H市的這十幾萬人,都會被安置到市郊的一處未建成的大學城內,並與外界完全隔離。安置妥當的市民會逐個接受再次檢查,有問題的人仍然會被迅速隔離。這也是沒辦法的辦法。”

  “哦,這倒還可以,看來政府考慮得很周全啊。”我長籲了口氣。李天明接到王局的指令,發動警車的引擎,駛上公路向西而去。

  F市距離H市不到七百公裏,在車裏,我膝蓋上放著一部10寸的上網型筆記本電腦,通過公安局內部網絡,仔細對照著手中的一份文件。因為警力嚴重不足,這個調查的任務就落到我頭上了。

  文件上載有最初那些感染者的詳細信息,有身份證號、姓名地址、單位、家庭情況等所有相關信息。最早的那一批感染者大約有十幾名,也就是上過電視和報紙新聞的那些:

  在步行街咬女友耳朵的男子;

  公園打死棋友的老者;

  渾身長魚鱗的幼兒園老師;

  咬掉小朋友耳朵的男孩;

  在大排檔吃肉串時用鐵釺子紮自己的食客;

  直播時大笑不止的女主播;

  酒桌上狂吃玻璃杯的業務經理;

  扭秧歌時突然脫光衣服裸奔的大媽……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仔細對比、假設、篩選,我邊找邊用筆在紙上標記,連線。突然我猛拍大腿,大叫:“就是這樣!典型的病毒式感染!”

  “你幹什麽?嚇我一跳!”李天明說。

  我連忙道歉:“對不起,我隻是查出了這種病毒感染的途徑,最初的傳染源就是和牛林同病房的病友和那三名護士。”

  “你確定?”

  “當然!”我說,“那個渾身長魚鱗的幼兒園老師,就是咬人小男孩的老師,也就是說,她是被小男孩所感染;吃肉串發狂的食客,則是那幼兒園老師的丈夫;下棋時打死棋友的老者與裸奔的大媽是對門鄰居;裸奔大媽的女兒,就是在步行街被男子咬得半死的那名女子,在酒桌上生吞玻璃杯的業務經理,就是一名ICU病房護士的老公。”

  李天明張大了嘴巴,半天後才說話:“原來他們之間都有過接觸!”

  “是的!看來,這種病毒還是能通過接觸感染的,可為什麽很多接觸過病人的人卻沒事?比如說你和我,我們四天前在公安局大廳惡戰感染者時都有過接觸,可並沒有染病啊。”

  李天明也想不通。

  忽然他想起了什麽,問道:“咬小朋友耳朵的那男孩,是怎麽感染上的?”

  我說:“你肯定猜不出來——那小男孩就是吃玻璃杯男子的兒子,也就是ICU護士的兒子。”

  “原來是這麽回事!”

  我揉了揉太陽穴:“可那位叫呂雯的女記者,隻是到步行街作過采訪,為什麽她也被傳染了?我想不通。”

  李天明看了看我,神秘地說:“想知道真相嗎?”

  “什麽意思?”

  他神秘地說:“我有個朋友和呂雯同在電視台上班,她向我爆料,說呂雯有個情人,她情人的老婆長得挺漂亮,還是幼兒園老師呢。”

  我忽然猜到了:“你是說、是說呂雯的情人就是吃肉串的那家夥?”

  “沒錯!”李天明嘿嘿一笑。

  我把頭靠在座椅上,歎氣道:“人際關係還真亂。”

  公路上設有關卡,絕大多數由F市開出的車都會被攔下。我們因為有田副市長親自簽發的通行證,因此很順利地過關,向H市方向飛速駛去。

  H市東郊有一大塊荒地,原本打算修建成東北最大規模的大學城,現在正好派上了用場。尚未竣工的毛坯樓裏住滿了F市市民,十月末的冰城已經不暖和了,不讓出門,大家擠在一起,倒也感覺不到冷,因為心中早已被恐懼和絕望充滿,整個大學城,倒像是非洲的貧民窟。

  政府送來很多毛毯和食物,每天有批醫療人員為市民檢查身體,有感染症狀的人馬上隔離開來,送到H市的中日友好醫院就診。

  我和李天明先趕到的中日友好醫院,醫院設在H市南郊,大樓很氣派,共有十五層,裏麵的設施非常先進完備,比沈陽的醫大二院還要好上幾倍,幾乎可以與上海協和醫院相比了。

  日本使館的參讚仁科茂先生親自接見了我和李天明。他嚴肅地說:“這家醫院已經被清空,隻收留I病毒事件的初期感染者,整個醫院都消了毒,除一些必須的科室外,大多數科室都被改造成病房,最多能容納3200名患者。從明天開始,感染者就要被送進醫院了,你們看看還有什麽問題沒有?”

  “醫院的設施真不錯,非常感謝!”我們倆由衷地讚歎道。仁科先生謙虛地客氣了幾句,為了不耽誤他們消毒,我們早早離開醫院。

  因為我在吉林大學學的是神經病學科,又有在醫院做顯微觀察的工作經驗,所以衛生局希望我能參與對感染者的檢查和研究工作。我考慮一下就同意了。我也想盡早弄清楚,害死牛林他們的病毒到底是何方神聖!

  從第二天開始,大批初期感染者陸續送到中日友好醫院,還不到七天,三千多張床就住滿了,速度之快令我們感到驚訝。為了防止意外感染,軍隊將醫院周圍方圓五公裏處的所有居民和商戶全都疏散。這樣一來,我們就隻能在醫院的宿舍裏吃泡麵。

  十天後,我也開始了自己的工作。中日友好醫院的四樓是化驗室,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這裏用顯微鏡觀察篩選由日方醫師從初期感染者體內提供的樣本,如血液、毛囊、唾液等,找出發現有可疑細菌的樣本,再按編號歸類,將結果反饋到醫師處。

  由於牛林等人的遺體在北京傳染病研究所毫無結果,在日方的要求下,北京方麵把從四人遺體內提取的病毒樣本放在培養基中,空運到H市供日本專家研究。鬆下久森博士已經六十多歲了,但敬業精神十分令人欽佩,他幾乎每天都在實驗室和病房中工作,全身穿著不透風的防護服和麵罩。我看到他的時候,臉上都是帶著疲憊之色。

  鬆下博士不會漢語,而藤田重教授和渡邊武運軍醫卻都是半個中國通,漢語講得不錯。渡邊軍醫是現役軍人,長得高大結實,像個練柔道的,他話不多,很少和我們交流;藤田教授是個瘦弱的中年男人,非常健談,要不是他每天吃晚飯的時候陪我聊天,估計我早就悶死了。

  每天晚上五點鍾,專家組都要開一次碰頭會,由三名日本專家、三名中方醫師和兩名助理參加,我就是其中的助理。這天下午四點二十分,掛在我右胸前的無線對講器就“嘀嘀嘀”響了起來,我按動上麵的按鈕,聽到中方醫師陳主任說:“現在開緊急碰頭會,請專家組成員馬上到化驗室集合。”

  我很奇怪,為什麽要提前開會,難道是有了結果?人聚齊了,鬆下博士快步把一疊幻燈片交給我,我打開幻燈機,投影幕布上立刻出現了一些病毒的圖像。

  “這是我們篩選出來的初期病毒圖像,我們發現這些病毒其實是一種變異的,經過仔細對比和在小白鼠身上實驗,終於找到了該病毒的原型——南美西尼羅病毒!”藤田教授把鬆下博士的話翻譯給我們聽。

  大家都很意外,陳主任連忙問:“南美西尼羅病毒?真的是嗎?”

  渡邊軍醫道:“鬆下博士是日本權威病毒專家,他的話請不要質疑。”

  陳主任旁邊的李醫師連忙解釋:“我們絕沒有質疑的意思,這種病毒現在有疫苗嗎?”

  鬆下博士說:“目前澳大利亞醫學會仍在研製之中,世界上還沒有太有效的疫苗。但和大家說實話,其實這些年我一直在悄悄進行西尼羅病毒疫苗的研究工作,而且進展很快。現在有了這麽多感染者供化驗研究,相信很快我就能成功了!“

  大家都非常高興。我說:“太好了,看來鬆下博士的最新醫學成果即將在中國誕生!”聽了藤田教授的翻譯後,鬆下博士開心地笑起來。他最近精神大不如前,眼睛裏布滿了紅血絲,非常勞累,但為了病毒研究,仍然每天堅持完成大量的工作,令我們很是感動。

  我問:“這種病毒最開始是在南美洲發現的嗎?其他國家也有?”

  “目前來看,除了南美洲以外的國家和地區還沒有發現過西尼羅病毒。我也很奇怪,為什麽在這些感染者身上,居然會發現西尼羅病毒!”鬆下博士撓了撓頭。

  不管怎麽樣,有了眉目就是好事。在幾十名醫護工作者的協助下,研究工作緊張有序地進行著。

  五天後,市公安局送來了一份資料,上麵寫著我、牛林、陳小強、李爽和黃玲豔五人在近半年內的詳細活動信息,包括我們都去了哪裏、做什麽、見過什麽人,甚至買過什麽東西,去哪兒吃的飯都清清楚楚地記在文件上。

  公安戰線的同誌的專業與敬業真令人佩服,有很多事連我自己都記不清了,可他們卻能了解得如此清楚,比如某天晚上我無聊,和一個朋友到某某飯店吃了頓羊蠍子,這種事他們是怎麽查出來的?

  當然,公安局送這個資料並不是讓我感歎他們專業的,而是用紅色筆在其中一段文字上畫了劃線,那段文字是:

  “2011年5月2日,黃玲豔與上海歌舞團副團長、四名舞蹈演員等六人乘坐大韓航空某次航班由上海至巴西聖保羅市旅遊。黃玲豔與當地導遊盧米埃爾、斯皮策由瑪瑙斯市出發到亞馬遜叢林探險,為期九天。”

  我頓時明白了,脫口而出:“是黃玲豔從南美帶回來的病毒?”

  鬆下博士擦了擦額頭上的汗珠,說:“這就不難理解了——她還是有去過南美洲的經曆。”

  我們恍然大悟,病根終找到。我恨恨地說:“原來病毒是黃玲豔從亞馬遜帶回來的,過海關的時候怎麽就沒檢查出來?”

  陳主任哼了聲:“很多人的工作就是走過場,哪裏還有什麽服務意識!”

  正在我們緊張地研究對策時,陳主任胸前的對講器響了:“陳主任,426病房的三名感染者開始發生病變,你快來看看!”

  藤田教授激動地站起來:“太好了,我們終於有了活的感染者,迅速將發病者轉移到I2隔離室,記得穿防護服,患者要四肢固定,小心別被咬傷或抓傷。”

  專家組的人都換上了白色防護服和麵罩,一個個打扮得像航天員似的。醫護人員同樣穿著防護服,他們如臨大敵,用特製皮帶把三名感染者的手腕腳踝都固定在病床上,感染者仍然不老實,他們的嘴也被貼上醫用封條,躺在床上還在用力掙紮,頭部奮力向上揚起,好像要把脖子扭斷似的。

  “注意固定,遠離病人雙臂,以免被抓傷!”醫師大聲提醒道。我在後麵,看得心驚肉跳,生怕他們把皮帶掙斷,給我們每個人都來上一口。

  I2隔離室是中日友好醫院臨時改建的,專門用來隔離高危感染者的病房。說是病房,看上去卻更像一個實驗室,10平方米的防彈玻璃窗將屋子隔成兩個空間,窗內是全封閉的,隻有一個鐵門,外麵的操作台上有開關,可以控製鐵門的開啟和關閉,從裏麵則要刷磁卡才能打開。裏麵孤零零的放著一張大病床,發病者被放到床上,身體連著無數根細細的電線,與外麵的儀器連通。

  病床上方的天花板上固定著一部大型X掃描儀,患者的內髒、骨骼和血液情況在外麵的電腦屏幕上看得清清楚楚。鬆下博士和藤田教授坐在主監視器前,密切觀察著患者的體溫、心跳、大腦皮層活躍度等指標。

  渡邊軍醫和六名醫療人員把發病者在大病床上固定好後,然後他命令道:“準備撤出觀察室,隻留一人。”

  五名醫療人員退出觀察室,渡邊軍醫隔著防彈玻璃窗,對留下的那個人說:“第一步,撕開患者臉上封條的紅色部分。”

  揚聲器將渡邊的聲音清晰地傳送到觀察室中。那醫療人員小心翼翼地撕著,患者的頭左右亂扭,醫療人員嚇得幾次把手縮回去,生怕被咬到。渡邊又說:“第二步,取下掛在患者耳朵上的彈性繩。”醫療人員也照做了。

  患者雙眼緊閉著,胸口急促起伏,似乎也有點累了。渡邊立刻說:“最後一步,捏住封條左側的黑色缺口向上移,將封條全部撕下,然後手掌迅速抬起,馬上!”

  醫療人員有點害怕,他捏住封條左側的邊緣,撕開一半的時候,患者的嘴露出來。患者似乎感覺到有空氣進入嘴裏,一下子睜開眼睛,醫療人員嚇得連忙鬆開手。

  渡邊大聲道:“快撕掉剩餘部分,快!”醫療人員抬頭看了看渡邊,就在這時,患者突然張開嘴,大叫著抬起頭,一口咬住醫療人員的手掌。

  醫療人員戴著醫用橡膠手套,他立刻抽手,可患者咬得死死的,用力連拽幾下才把手脫出來,再一看,橡膠手套都被咬爛,虎口處的皮膚也破了。

  患者還要咬,醫療人員已經遠遠退到鐵門處,掏出磁卡要去開門。渡邊幾步跑到操縱台,按下鎖定鍵,鐵門“喀”地一聲被鎖死,那醫療人員連刷了幾次卡,隻發出“嘟嘟”的錯誤聲。

  他跑到玻璃窗前用力拍打:“快開門,讓我出去,快開門啊!”

  我急了,連忙跑到渡邊麵前:“為什麽把鐵門鎖死?快打開!”

  “不行,他被發病者咬傷了皮膚,已經被感染,不能放他出來。”渡邊麵無表情地說。

  陳主任也跑來大聲喊:“我們都穿著防護服,不可能被感染,你先把他放出來再說!”

  渡邊說:“不行!這間隔離室經過多層消毒,絕對不能混入病毒,否則我們都有被感染的危險!”

  “那也先把放人出來啊,隔離室不能再次消毒嗎?”玻璃窗內的觀察室病床上,患者吃力地揚起右臂,正在用牙齒咬手腕上的皮帶,醫療人員嚇得半死,還在用磁卡反複刷著,期望能出現奇跡。我心想,敢情裏麵被困的不是你們日本人,你當然不在乎!於是我衝上前就去按解鎖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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