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大智慧

第十一篇

　　曾國藩的弟弟們有的任官，有的持家，他多次去信說無論為官為家，都應節儉。在《書贈仲弟六則》中說：凡多欲者不能儉，好動者不能儉。多欲如好衣、好食、好聲色、好字畫古玩之類，皆可浪費破家。弟向無癖嗜之好，而頗有好動之弊。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訪某客。所費日增而不覺，此後講求儉約，首戒好動。不輕出門，不輕舉事，即修理橋梁道路，寺觀善堂，亦不可輕作。舉動多則私費大矣。其次則仆從宜少，所謂食之者寡也。其次則送情宜減，所謂用之者舒也。否則今日不儉，異日必欠債。既負累於親友，亦貽累於子孫。

　　針對地方官吏的揮霍浪費，曾國藩提出了“節用”的主張。他力主裁減冗員，減少應酬以節省開支，並將這一問題與減輕民力聯係起來。

　　在晚清士大夫中，曾國藩以居家治身尚儉樸為眾人所稱道。他女兒曾紀芬說，其“手諭嫁女奩資，不得逾二百金”。曾氏的幕僚與朋友歐陽兆熊說，曾氏任兩江總督期間，其夫人歐陽氏與長媳劉氏每夜兩人紡棉紗不止，不達四兩不休息。以至使曾氏父子夜聞嗡嗡聲，曾國藩打諢講笑話，以調劑家人。

　　人生智慧

　　要使國富民強，百姓知禮節曉榮辱，廩實為要，勤勞為本，商貿為道。明代人李晉德著有《商賈醒迷》一書，堪稱“商典”，該書中有這樣幾段話，與曾國藩的崇儉論不約而同：

　　商人如果不儉省節約，憐惜錢財，那就是辜負了自己披星戴月、跋山涉水的辛苦經營。

　　作為一個商人，不辭艱難，不分晝夜，登山涉水，浪跡四海，所追求的一點點利潤，都從驚心恐懼、辛勤勞作中得來的，如果對自己的錢財不儉省、愛護和憐惜，那麽自己辛苦勞碌還有什麽意義呢？

　　能夠創造財富，又能夠把持住家業，那麽即使經受風雨、飄泊四海，又有何妨！

　　能夠創造財富的人，獲取錢財之後揮霍無度，蕩然無存，不如創造財富之後能把持住產業的人。謹慎保護自己的財產，使之能夠繼續創造財富又能夠把持住，這才不辜負自己櫛風沐雨、飄泊江海的辛苦奔波。人生於世，非財無以資身；產治有恒，不商何以弘利？

　　財為養命之源，人豈可無有？而不會營運，則蠶食易盡，必須貿易經商，庶可獲利，為資身策也。

　　在現代社會企業中理財，首要的任務仍然該是節儉。沒有一個成功的理財者說是靠“鋪張浪費”而發家致富的。

　　節儉是一種可以養成的習慣，也可以說是使事業成功的因素。

　　“勿以善小而不為”，節儉也是一樣，不論大小。

　　一旦事業開始，對天性節儉的人而言，其成功機會較才華相同者要多。而節儉的人，他知道隻有減少開支和成本才有賺錢機會，而在今天高度競爭的市場裏，即使在小方麵去節儉，聚少成多，也是很可觀的，甚至造成賺錢和賠錢的區別。

　　除此之外，對一個有節儉習慣的人而言，他似乎永遠有一筆積蓄，以防不時之需。必要時可使他渡過難關，或使他有擴張和改進的機會，而不必去借錢。

　　聰明的人都知道，能做到“節儉再節儉”，對自己有很大的幫助，在生活中如果你能經常節儉，直到成為你的第二天性，你就會在事業上，收到由這些為你帶來的利益。

　　從節儉到奢侈很容易，從奢侈再到節儉卻很艱難。吃飯穿衣，如果能想到來之不易，就不會輕易浪費。一桌酒席，可以置辦好幾天的粗茶淡飯，一匹紗絹，能做幾件一般的衣服……有的時候要常想著沒有的時候，不要等到沒有的時候再想有的時候，如果這樣，子子孫孫都能享受溫飽了。

　　在過去的農業社會，一個家族的興起，往往是經過數代的努力積聚而來的，為了讓後代子孫能體會先人創業的艱辛，善守其成，所以常在宗族的祠堂前寫下祖宗的教誨，要後代子孫謹記於心。現在我們雖然已經很少看到這一類古老的祠堂，但是我們心中的祠堂又豈在少數？五千年的曆史文化，無一不是先人艱辛締造的，這曆史的殿宇，文化的廟堂，便是整個民族的大祠堂。

　　為後代子孫著想，在古代無非是要他們讀書以明理，耕種以養體，現在又何嚐不是如此呢？讀書便是使文化不至於墮落，使文明更向前推進。耕種以另一種角度而言，便是去發展經濟，使社會不致受貧窮之苦。這些難道不是我們當前重要的課題嗎？先人的智慧的教誨，以現代的方式去了解，不是仍然充滿著睿智和啟示嗎？時代固然在變，人生的道理和一些基本的原則還是不變的，例如節儉。

　　假如你沒有錢，而且尚未養成節儉的習慣，那麽，你永遠無法使自己獲得任何賺錢的機會。而今天的世界上，正有數以萬計的人忽略了這個不該轉變的好習慣，以致終生勞作而無所得。5精心敬慎，學以致用

　　原文

　　文章之道，以氣象光明俊偉為最難而可貴。如久雨初睛，登高山而望曠野；如樓俯大江，獨坐明窗淨幾之下，而可以遠眺；如英雄俠士，裼裘而來，絕無齷齪猥鄙之態。此三者皆光明俊偉之象，文中有此氣象者，大抵得於天授，不盡關乎學術。自孟子、韓子而外，惟賈生及陸敬輿、蘇子瞻得此氣象最多，陽明之文亦有光明俊偉之象，雖辭旨不甚淵雅，而其軒爽洞達，如與曉事人語，表裏粲然，中邊俱徹，固自可幾及也。

　　譯文

　　寫作文章這一道，以氣勢宏偉、廣闊、境界明朗光大最難達到，也最為可貴。如同多日淫雨的天空剛剛放晴，登臨高山之上眺望平曠的原野，有心曠神怡，氣象萬千之感。再如登危樓俯臨大江，獨自一人坐明窗下、淨幾旁悠然遠眺，可見水天交接、橫無際涯的壯闊美景。又如豪俠英傑之士，身穿狐白裘衣，英姿雄發，飄然出塵而至，神誌中絲毫沒有卑下難堪的汙濁之色。這三者都是光明俊偉的氣象境界，文章中能有這種境界，基本上得益於天賦，與人後天努力學習沒太大關係。除孟子、韓愈外，隻有漢代賈誼、唐代陸贄、宋代蘇軾，他們文章中達到這一境界的最多。明代王守仁的文章也有光英明朗、俊麗宏偉的氣象，雖文辭意旨不很淵博雅潔，但他文章的形式內容渾然一氣，通達明快。如同和知書識理的人談論，表裏都美，中心和鋪映都相得益彰，確實不是可輕易達到的。

　　原文

　　古人絕大事業，恒以精心敬慎出之。以區區蜀漢一隅，而欲出師關中，北代曹魏，其誌願之宏大、事勢之艱危，亦古今所罕見。而此文不言其艱巨，但言誌氣宜恢宏，刑賞宜平允，君宜以親賢納言為務，臣宜以討賊進諫為職而已。故知不朽之文，必自襟度遠大、思慮精微始也。

　　譯文

　　古人謀求天下大業，常以專心致誌、認真謹慎的態度來對待事業。諸葛亮以區區蜀漢的一塊小地盤，卻打算出兵關中，向北討伐廣大的曹魏。他誌向的宏偉遠大、所處形勢的艱難危急，實在是古今所少見的。而《出師表》這篇文章，不說事務的艱巨，隻說誌氣應恢宏、賞罰應公允，為君者應親近賢人、從善如流，為臣者應以討伐奸賊、進諫忠言為職責。由此可知，那些流傳千古的不朽文章，必定是作者襟懷遠大，思慮專精造就的呀。

　　原文

　　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學問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置兔之野人，漢陽之遊女，皆含性貞嫻吟詠，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沒，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桀之士，或有識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道之多寡以為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揚、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

　　譯文

　　夏、商、周三代盛時，聖明的君主和賢能的輔相們世代相傳，社會安定繁榮。道德的精義深入到人們心中，講求學問的風尚普及到市井鄉間，因此，那時哪怕是捕兔子的鄉野之人，以及漢江邊遊玩的女子，都天性淳厚貞靜、善於吟詠感受的情緒。至於像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這些人，他們的德行完美，文才精工，自不待多說。到了春秋時期，君王的恩澤衰落枯竭，道義本身就將廢弛，文章也就變化了。所以孔子目睹了人們捕獲麒麟，就歎息說：“我崇尚追求的大道完結了呀！”被匡人威脅，就說：“古代的禮樂製度要喪失了。”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大經。昭示百代稱王所需的法則，使之流傳千世也不更改。真是用心良苦之至，事業盛大之極呀。孔子去世之後，他的門徒們四方分布，不斷傳授，演進孔子學說。後來的聰明傑出的人才，有那些多見解擅著書的，大體上都是孔子的傳人呀。他們的文章醇厚或駁雜，與他們對道德禮儀見識的多少而有不同。掌握大道特別多的，他的文章醇厚深沉，孟軻就是這樣的人。掌握大道較多的，文章內容就淺薄明顯一些。掌握大道少的，文章就有些駁雜浮泛。掌握大道最少的，文章就駁雜虛浮得最厲害。自荀況、楊朱、莊子、列子、屈原、賈誼之下，聰明傑出、擅長撰文的人們的高低次序，基本上可以標示出來。

　　原文

　　凡男子之死於一言者，約有數等：與人爭狠，一言之忿不顧而死者，是死於忿也；氣誼相許，一言之約，借軀以相酬報者，是死於要約也；要事同計，異人同情，因旁人一言之感觸，遂以激發欲死者，是死於激切也。厲王遷死，淮南賓客多以此感激安，或安以一言而激發欲死耳。師古二義解一言甚當，而於王安未合也。

　　譯文

　　凡是男兒因一言而舍生輕死，大約有幾種情況：和別人爭勇鬥狠，因為一句言語之忿而舍生輕死，是死於激忿；誌趣、愛好相投，因一言之誓約，舍身以報答，這是死於誓言；一件大事，眾人同謀，人異情同，因為有感於旁人之言語，熱血奔湧，遂舍生輕死，是死於激切之情。淮南王劉厲被發配而死，淮南王的賓客大都以此激發劉安，或許是劉安因有感於別人之言，激切欲死。顏師古在二義中對於一言之義的解釋很精當，而對於淮南王劉安的解釋不合實情。

　　原文

　　弟治軍甚不得手。二月十八之敗，杏南、葆吾而外，營官殉難者五人，哨勇死者更多，而春霆又與沅弟齟齬。運氣一壞，萬弩齊發，沅弟急欲引退。餘意此時名望大損，斷無遽退之理，必須忍辱負重，咬牙做去。待軍務稍轉，人言稍息，再謀奉身而退。作函勸沅，不知弟肯聽否？

　　譯文

　　沅弟最近打仗很不順手。在二月十八日的失敗中，除了杏南、葆吾之外，營官陣亡的有五個人，士兵戰死的更多；而鮑春霆又與沅弟發生了矛盾。運氣一壞，萬箭齊發，沅弟想馬上引身而退。我覺得他現在名望受到很大的損害，絕無立即引退的道理，必須忍辱負重，咬緊牙關做下去，等到軍務略有起色，大家的非議漸漸平息以後，再考慮奉身而退的事情。我寫了一封信勸說他，不知他是否會聽從。

　　原文

　　武帝之問，以為作樂即可致治，何以後世樂器雖在，而治不可複？仲舒之意，以為欲作樂必先興教化，欲興教化必先疆勉行道，能行道則治可複，教化可興，而樂可作。

　　皆自人力主之，非天命所能主也。武帝之問，以為何修何飭而後可致諸祥？仲舒之對，以為修飭德教，則奸邪自止，而諸祥可致；若修飭刑法，則奸邪愈竽，而諸祥不可致矣。中言正心正朝廷數語，是修飭之本。末言仁義禮智信，是修飭之目。致諸祥必由於止奸邪，任刑罰則奸邪不止，任教化則奸邪止。於問中何修何飭而致諸祥，最相針對。武帝之問，本以力本任賢對舉。以親耕籍田，為己能力本矣；勸孝悌，崇有德，為己能任賢矣，而以功效不獲為疑。仲舒之對，則略力本而專重任賢一邊。以為賢才不出，由於素不養士。下以興太學為養士之要，大臣歲貢二人為選賢之要。

　　譯文

　　武帝的問題是，認為製作禮樂即可達到治理，為什麽後世樂器俱在，而不能恢複治理？董仲舒的觀點是，認為要想製作禮樂，必先複興教化；要想複興教化，必定要努力遵行大道；能夠踐行道義，那麽可恢複大治，複興教化，而後可以製作禮樂。這些都是全靠人力主持，不是天命所主持。武帝的問題是，采取什麽樣的措施，才能招致吉祥呢？董仲舒的回答是，修飭道德、教化，那麽奸僻淫邪之事自會消失，各種吉祥自然而至。如果一意注重刑法，那麽奸僻淫邪之事就會越來越多，各種吉祥也難以招致。中間講端正人心、端正朝廷數句話，是修飭道德教化之本。篇末講仁義智信，是修飭道德教化的細目。要想招致吉祥，必須始於消滅奸僻淫邪之事，如果一意信用刑法，那麽奸僻淫邪之事就難以消滅；如果一意信用教化，那麽奸僻淫邪之事自會消滅。這和武帝問的采取什麽樣的措施才能招致吉祥，針鋒相對。武帝的問題，本來是以重本任賢相等對待。把親自耕耘籍田當做是自己能重本；把獎勵孝悌，崇尚有德之人，當做是自己能任賢。而以沒有取得成效而獲疑。董仲舒的對答則略去重本而專注重任賢一方麵。認為沒有賢才出現，是由於一貫不培養士人。下邊講以興辦太學作為培養士人的關鍵，大臣每年推薦二人作為選賢的關鍵。

　　曾氏體悟

　　曾國藩為文，主張思路宏開，意義寬廣，濟世載道；曾國藩最不願意看的，便是無病呻吟的文章。

　　對於文章的誌趣，曾國藩很明顯地說：餘近年頗識古人文章門徑，而在軍鮮暇，未嚐偶作，一吐胸中之奇爾！若能解漢書之訓詁，參以莊子之詼詭，則餘願償矣。至行氣為文章第一義：卿雲之跌宕，昌黎之倔強，可為行氣不易之法。宜先於韓公倔強處，揣摩一番。曾國藩所以崇拜韓昌黎，是因為韓昌黎的文章最為雄奇，而雄奇的文章，是曾國藩最推許的。

　　曾國藩的文章理論，偏重於雄奇一途，所以他的文章，也在雄奇的一方麵見長，他的比較著名的文章如《原才》和《湘鄉昭忠祠記》等，氣勢之壯，句之不俗，使人覺得大有韓昌黎文章之氣。

　　有人把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列為晚清奏牘“三大家”。值得注意的是，三人都互相砥礪，以學問作為肩負社會責任的依托。

　　曾國藩本是鄉裏小儒，幸而得入翰林，在北京時，得與宋學家唐鑒、倭仁等做朋友，受其影響，然後下決心研究宋儒義理，講究慎獨功夫。從那時起，每日寫日記，多能自責之語。後來他覺得專搞宋儒學說，無非做了理學名臣，於國何補，遂不再拘於門戶之見，跳出宋儒這個框子，擴大他的視野。研究古文考據，尤留心經世之學，從而博覽群書，豐富了自己的學問，不肯再為程朱一派所限製。話雖如此，他仍自律謹嚴，始終如一，因此治清代學術史的人，仍稱之為理學名臣。

　　曾國藩治學，於詩古文辭，極有研究，其文氣魄亦大，遠勝其詩，因為他究竟不是詩人，所以在這方麵說不到什麽成就，文就不同了。黎庶昌評其文“擴姚氏而大之，並功德言為一途，挈攬眾長，轢歸掩方，跨越百氏，將遂席兩漢而遠之三代，使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之文，絕而複續，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大雅不群者哉！蓋自歐陽氏以來一人而已。”未免恭維太過。要之，其文博大閎肆，能自成一派，則為不掩之事實。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中，沒有專篇談曾國藩的文學成就，隻說“王士禎之後詩有翁方綱；猶桐城之後，文有曾湘鄉乎？”他對曾國藩似乎不想列入作家之要，而把他擠入理學名臣之內，亦頗有趣。所謂“桐城之後，有曾湘鄉”，這一論斷，也很中肯。曾國藩的“歐陽生文集序”，於桐城派推崇備至，於是有些人就稱他為桐城派。其實曾國藩也不盡學桐城。他私淑方苞、姚鼐，自言粗解古文，由姚啟之。

　　學詩學文，先要掌握各家的風格特色。曾國藩把古文標舉為氣勢、識度、情韻、趣味四屬，而在《十八家詩鈔》中，前三屬相同，惟將“趣味”改為“工律”。這四屬便是對各篇詩文的不同特色的分辨。

　　曾國藩還縱論千古詩文，占八句，以概括各家的風格特色。句雲：《詩》之節，《書》之括，《孟》之烈，韓(愈)之越，馬(司馬遷)之咽，莊之跌，陶(淵明)之潔，杜(甫)之拙。

　　領會各家的基本風格，是學詩學文的一條捷徑。但各家風格是複雜有變的，曾國藩對一些詩家和古文家的風格評述，隻是說到了他們的一個方麵，不可一概論定。正如魯迅所說：“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也有“金剛怒目”的時候。風格之外，曾國藩還指導兒子注重詩的貌與神。他說：“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種麵貌，一種神態，與他人迥不相同……若非其貌其神迥絕群倫，不足以當大家之目……爾以後讀古文古詩，惟當先認其貌，後觀其神，久之自能分別蹊徑。君子貴於自知，不必隨眾口附和也。”

　　“認其魂”、“觀其神”，是學文、學詩、學字的不二法門。如果連其貌也不認識，那是尚未步入殿堂的大門；但如果認為辨認其貌，便已“到手”了，那是太淺陋的結果。學文、學詩、學字，不貴形似，而貴神似。故曾國藩擬於詩的四屬之外，“別增一種‘機神’之屬”。他解釋道：機者，無心遇之，偶然觸之。姚惜抱謂文王、周公係易、彖辭、爻辭，其取象亦偶觸於其機。假令《易》一日而為之，其機之所觸少變，則其辭之取象亦少異矣！餘曾歎為知言。神者，人功與天機相湊泊，如卜笙之有繇辭，如《左傳》諸史之有童謠，如佛書之有偈語，其義在於可解與不解之間。古人有所托諷，如阮嗣宗［籍］之類，或故作神語，以亂其辭。唐人如［李］太白之豪，［杜］少陵之雄，龍標［王昌齡］之逸，昌穀［李賀］之奇，及元［稹］、白［居易］、張［籍］、王［建］之樂府，亦往往多神到機到之語。即宋世名家之詩，亦皆人巧極而天工錯，徑路絕而風雲通。蓋必可與言機，可與用神，而後極詩之能事。

　　這是曾國藩論詩的“機神”的一段重要文字。“機神”大約相當於今天的心理學家與文藝家所說的“通感”。詩文如無機無神，則難登高雅之堂，甚至會走向俗不可耐一路。《文心雕龍》要求詩文做到“神與物遊”、“神用象通”，曾國藩認為“機到神到”方為“極詩之能事”，二者相繼相承，都是說的詩文的最吃緊處；隻有如此，詩文方可“人巧極而天工錯，徑路絕而風雲通”。王若虛《滹南詩話》雲：“古之詩人，雖趣尚不同，體製不一，要皆出於自得。”詩若是到了“機到神到”的佳境，自然早不是貌似於人，而是心即自得了。

　　再次，讀詩，學詩，曾國藩強調傳統的朗誦與吟詠的方法。詩以聲調作為自己的基本特征。詩與散文的漢界楚河，就在“聲調”二字上，何況好的散文還講究琅琅上口的聲調呢？不講究聲調的詩，沒有多大的生命力，這已是為詩史所證明了的。所以，學詩要“高聲朗讀”。

　　優秀的詩文，不是你什麽時候想作就能作出來的，古人李觀說：“文貴天成，不可高強。”作詩作文確有那一點玄奧，想作的時候，搜腸刮肚，也無濟於事，不想作的時候，忽地靈光一閃，筆下泉湧，世界上很多優秀的作家都有這種體驗。

　　那麽，什麽時候適合作文呢？曾國藩告訴你，大凡作文賦詩，應在真摯的感情達到了極點，不吐不快的時候，如果你有了這種不吐不快的壓力了，那就表示你已到了可以作文賦詩的時候了。

　　世界上很多東西都可以作假，唯獨在作文時動之以情不可作假，你一故作多情，或者硬著頭皮煽情，那破綻馬上就會顯露出來，甚至根本就無法完成下去。因為你在寫作時麵對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一個人或許可以欺騙別人，但他無法欺騙自己。若想達到這種不吐不快的境地，一定要在平日注意情感與材料的積累，這樣他在寫作時，才會不假思索，左右逢源；而他所講的道理，才會足以表達他心中的至真至正之情。一個人若在作文時沒有雕章琢句的痛苦，在文章寫成後也沒有鬱塞不吐的煩惱。

　　假若平常醞釀有欠深厚，即使他有真摯的感情想要抒發，但由於理念不足以與之相適應，這樣就不得不臨時搜尋理念和思想，而思想和理念又不是一時半刻就可以搜取得到的；於是就不得不追求字句的完美，以至於雕飾，試圖用言辭的花巧來取悅讀者，虛偽做作，一天比一天拙笨，所謂“修詞立誠”的精神也就蕩然無存了。

　　曾國藩會這樣勸告你，在真情實感激蕩生發的時候，一定要審視一下心中的理念和思想是否具備，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具備？如果能像隨手取摘身邊的物品一樣方便，頃刻出來，脫口而出，那就可以作文賦詩了；不然的話，如果還須臨時去搜尋思想和意義，那還不如不做，勉勉強強，必然會以巧言偽情媚惑於人。

　　所以說，一個沒有感情的人，積累不深厚的人，是寫不出好文章的。一個不動感情的人，是寫不出好文章的。一個感情積累不深厚的人，是寫不出好文章的。這並不是因為他不具備寫作的知識和才具，而是因為他不具備寫作的內在欲望、要求和驅動力。

　　如果說思想是文章的心髒，那麽真情就是文章的血液，正是因為如此，作文賦詩就不能不飽含真情。

　　在陽剛與陰柔兩種文章風格之間，曾國藩本人更傾慕於陽剛之美。他自稱“平生好雄奇瑰偉之文”，他主張文章最以氣象光明俊偉為貴。好比雨後初晴，登上高山遠望曠野；如在樓上俯視長江，坐在明窗淨幾下，悠然而遠眺，又好比英雄俊傑，沒有卑鄙齷齪的狹隘誌向。文章有這樣的雄偉氣象，可謂上佳。他評論古人的文章，認為雄奇俊邁；以揚雄文章為最，恢宏恣肆，以莊生為最。他自己的作文實踐，以學莊子、揚雄、司馬遷、韓愈為主，其《原才》、《湘鄉昭忠祠記》等，在逝世前便以文雄氣盛而被傳頌。

　　但陽剛與陰柔不是對立的。曾國藩指出風格陽剛之文，須揉以陰柔之氣；風格陰柔之文，須運乎陽剛之氣。這是曾國藩的一個重要的美學主張。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他在日記中寫道：“車中看義山詩，似有所得。”又作《讀李義山詩集》五絕一首：

　　渺綿出聲響，奧緩生光螢。

　　太息涪翁去，無人會此情。

　　唐李商隱義山，在中國詩史上曆來被人稱為纖巧柔和風格的代表者。對宋詩人黃庭堅（字魯直，晚號涪翁），曾國藩很賞識和提倡他的詩風。黃詩曆來以風格奇崛著稱，而曾國藩認為，隻有黃庭堅才最能領會李商隱詩的渺綿奧緩的風格，可見曾國藩堅決反對陽剛與陰柔“畫然不謀”的作法，曾國藩提倡陽剛之美，卻亦不廢陰柔之美。

　　至於陽剛之美的主要體現，曾國藩認為是氣勢。他說：“古文之法，全在‘氣’字上用功夫。”又說，“為文全在氣盛。”

　　如何才能氣盛？他認為，必須具體落實到章法和句法上，其中的關鍵在布局。而“布局須有千岩萬壑、重巒複嶂之觀，不可一覽而盡，又不可雜亂無紀。”雜亂無紀，則不能體現出氣勢；隻有直道而無曲徑，則氣勢不能蓄；氣不能蓄，則其發也必不盛。這也如蓄流水一樣，蓄之愈久，積之愈厚，一旦開閘，則勢必澎湃，故氣勢存在於峰回路轉之中，發泄於一唱三吟之時，曾國藩說：“古文之道，謀篇布勢是一段最大工夫。”他具體地談到自己的讀書體會說：“《書經》、《左傳》，每一篇空處較多，實處較少，旁麵較多，正麵較少。精神注於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處皆目也；線索要如蛛絲馬跡，絲不可過粗，跡不可太密也。”寫文章，須注意詳略疏密，該詳者詳，該略者略，所謂密處不能插針，疏處可以走馬。詳處密處，即文章的眉宇目光，亦即文章的精神之所由體現。寫文章，又須注意正反中傍之法，做到正反相襯，中傍互用，正話反說，反話正說，中心用周邊扶持，周邊圍中心轉動。至於貫通正反、中傍、起承、開合的線索，曾國藩說得極深切：“欲氣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際，似斷非斷，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無限妙境難於領取。每段張起之際，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紓非紓，古人無限妙用亦難領取。”

　　他的意思是，文章的開合伸縮之間的線索，要如蛛絲可見，如馬跡可尋。而線索必以氣貫之，線索就是氣在文章中的運行，線索混則氣難張，線索清則氣必順。

　　曾國藩還認為，文章的氣勢與遣詞、造句密切相關。雄奇以行文的氣勢為上，造句次上，選字又次之。然而字不古雅則句必不古雅。句不古雅則氣勢也不會古雅。同時，字不雄奇則句子也不會雄奇，句不雄奇則氣勢也不會雄奇。文章的雄奇之妙，從內看全在於行文的氣勢，從外看全在於選詞造句的精當。用心在精處，著筆在粗處，這大概是曾國藩古文作法的中心之點。

　　曾國藩根據自己的讀書心得，強調選字造句須做到“珠圓玉潤”。所謂珠圓玉潤，就是要求遣詞造句既雅且潔。所以，他告誡兒子“作文章”應該先講究詞藻，如果想使詞藻豐富華麗，不能不分類抄記妙語佳詞。

　　人生智慧

　　讀書、寫作與為人可以說是齊頭並進的。讀了什麽書，就會成為什麽樣的人；是個什麽樣的人，便會寫出什麽樣的書。讀書，是為了做人，而寫作就是表現人。讀書，是看別人如何做人，寫作，則是自己如何做人，因而寫作比讀書更重要。孔子講述而不作，但他還是有“作”，隻不過是他的弟子幫助他完成的，不然我們就讀不到《論語》，也就不能深刻理解孔子。讀書需要學習，寫作更需要學習。

　　人在少年，總是那樣生機勃勃，意氣風發，走不完的路，說不完的話，做不完的夢。人生剛剛展開，很多美妙的事物就在前麵，沒有顧忌，沒有束縛，順著一條路筆直走下去，你就會走到太陽裏去。不！少年本身就是太陽，正在上升的太陽，雲蒸霞蔚，光芒萬丈。

　　在這花一般的年齡裏，又該如何作文呢？青少年作文，總貴氣象崢嶸。這就是蘇東坡所說的“蓬蓬勃勃如上氣”，你肯定見過開鍋上的水蒸氣，那些水蒸氣在烈火的熾烤下傾盡全力往外冒，那麽勇敢、那麽堅毅，勢不可擋。那份熱情，那種爆發力，那股衝勁兒不就是青春少年的象征嗎？

　　在我國古代，就有很多這種蓬蓬勃勃的文章。如賈誼的《治安策》、賈山的《至言》、司馬遷的《報任安書》、韓愈的《原道》、柳宗元的《封建論》、蘇東坡的《上神宗書》；後來的如黃遵憲、呂晚村、袁枚、曹寅穀等人的文章。他們的文章就具有一種非凡的生命力和旺盛的氣勢。

　　少年人作文就不應僅僅在揣摩上下功夫；要在氣和勢兩個方麵下功夫。在古代，一般的文章偶句多一些，單句少一些，段落多一些，分股少一些，真正作文起來，就不必拘泥於考試上的作文格式。文章可長可短，短則三五百字，長則八九百字甚至一千字。如果是論說文，既可以說清道理，也可以談古論今，引史用典，都沒有什麽不可以。總之，拘束要少一些，氣勢拓展的開一些，筆勢不妨用得強一些，這樣才能無拘無束自由自在。越是拘束就越感到緊張，越感到緊張文章也就越是板滯。

　　好文章是有生命的，如果太陽本身沒有熱度，我們就不會感到溫暖；如果文章本身沒有生命，我們就不會感到生命的價值。我們感到了生命，一方麵證明我們自身生命力的高揚，另一方麵證明了文章的生命力之強盛。

　　當然，文章的運行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有的豪放，有的婉約，有的雄奇。就說雄奇吧，如何使文章雄奇呢？文章並不是選用了雄奇的詞語就會雄奇的，當然它與選詞造句有關，但不單是選詞造句。文章的雄奇首先在於有生氣灌注其中，造句在其次，選字又在其次。但這並不是說文章的雄奇可以脫離選字造句的雄奇，沒有字不古雅而句子能夠古雅的，也沒有句子不古雅而文氣能夠古雅的；同樣，也沒有字不雄奇而句子能夠雄奇，句子不雄奇而文氣能雄奇的。這就是說，文章的雄奇，最精要的地方在行氣，次要的地方在遣詞造句。

　　所以，要使文章雄奇，不僅要在選詞造句上下功夫，更應把自己的生命氣息灌入其中，這才是雄奇之道。

　　行軍打仗，最忌諱有赫赫的名聲，為天下所注目，為敵人所必爭。倒不如從敵人所不經意的地方下手，當我們已經得到這些地方之後，敵人才知道它們是要隘，於是急忙來爭奪，而這時我們已經占先一著，嚴陣以待了，不難想象在這種天時、地利麵前我們勝利的把握有多大了。鑒於此，我們必須時刻不忘避免虛名，凡事總從冷淡處下手，雖然吃了不少苦，立了不少功，卻不讓別人知道，這樣就好了。

　　打持久戰，最忌諱“勢窮力竭”四字。“力”，就是指將士的精力而言，“勢”，就是指戰略大局，全盤作戰計劃及糧餉的供應補充。敵人以堅忍的氣概拚命抵抗，我也要以堅忍的精神抗衡，到最終取勝。這時隻有在休養士氣時，相機而動，不必過於追求速勝，而白白消耗精銳之士氣。等到時機成熟，就如瓜熟蒂落一樣，自然可以一出擊便殲滅敵人，凱歌返回。

　　不通曉本性天命的道理，必然導致殘害仁義，使道理顛倒不順暢。高談虛玄妙論，自己卻沒有見識的人，好像浮萍飄泊在江湖上。隻有體察精微，不隱蔽自己意圖，不屈撓自己欲望，清醒與機智常存心底，這樣的人才會隨時順利行事。堅守專一的原則，警戒自己忠貞不二，並遵循前進不停息的規律，兢兢業業幹事，惟恐有什麽失誤之處，這樣做，才會盡量避免不順利的事。這是聖賢之人應用盡性來安身立命的最高境界，也是一般人恢複天性立身處世的有效法則。

　　大凡有血氣天性的人，都會油然生出用什麽辦法超過他人的念頭。他們討厭卑微的職位，趨向崇高的權勢，討厭貧賤而希望富貴，討厭默默無聞而思慕顯赫的名聲。這是世人的常情。但是大凡人中君子，大都常常是終身寂靜藏鋒，恬淡地棄官隱居。他們難道跟一般人的天性不一樣嗎？實際上，他們才真正看到了大的東西，而知道一般人所爭逐的是不值得計較的。做人應該總是很虛心、謹慎、藏鋒的樣子，身體要如同銅鼎一樣穩固，以權貴欺淩別人，別人難以服平；以威望對人，人會討厭。聲色嬉遊之類活動，不應該太過度了。賭博酗酒釣魚打獵，這一切都不要做；供應物品穿用，都要有節度。奇異服裝玩物，不應該有太大的興趣。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有孤虛，地闕東南，沒有總是十全十美而一點缺陷也沒有的事物。《周易》中的“剝”卦，是講陰盛陽衰，小人得勢君子困頓，可這正蘊育著相對應的“複”卦陽剛重返、生機蓬勃，所以君子認為得到“剝”卦是可喜的。《周易》中的卦，是講君子強大小人逃竄，可這也暗藏著相對應的“”卦陰侵入陽剛，小人卷土重來，所以君子認為得到“”卦，也認為潛伏有危險，不能掉以輕心。所以本來是吉祥的，由於吝嗇可以走向不吉祥，本來是不吉祥，由於改悔而又向吉祥發展。君子隻有知道有災禍，知道世上有許許多多不吉祥的災禍，才可以忍受得住缺陷而不去追求過於完美的東西。小人不懂得這個道理，時時要追求完美，完美既然得到了，而吝惜和不吉也就跟著來了。

　　君子立誌，有博愛一切人和物的胸懷，有內以聖人的道德為體、外以王者的仁政為用的功業，然後才能對得起父母的生養，不愧為天地之間的完人。因此他們所憂慮的，是以比不上虞舜、比不上周公為憂，以德行不修煉、學問不精通為憂。所以，當頑民得不到教化時，他們就深深地憂慮；當四方各少數民族侵犯中原時，他們就深深地憂慮；當小人在位，賢才受迫害時，他們就深深地憂慮；當千百萬普通老百姓得不到自己恩澤時，他們就深深地憂慮，這就是所謂的悲歎天命而憐憫人窮。所有這一切，都是君子所憂慮的事情。至於自己一身的屈伸，自己一家的饑飽，世俗的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從來就無暇憂慮。

　　凡是天下官宦人家，大多數僅僅一代便享用殆盡，其子孫們開始驕橫懶散，繼而漂流浪蕩，最終死於溝壑，能夠有幸延續家聲一二代的非常少見。至於商賈巨富之家，勤儉持家的能享用延續三四代。耕讀為業之家，謹慎樸實的能延續五六代，孝敬長輩，友善和睦的人家，則能延續十代八代。身在仕途宦海之中，卻時刻作著棄官上岸的打算，如果到了棄官回家的時候，自身可以淡泊名利，妻子也可以擔任勞作，這樣才可對得起祖父兄弟，也可對得起宗族鄉親，僅此而已。

　　至於要擔當大事，全要在“明”“強”兩個字上下功夫，《中庸》中的學、問、思、辨，行之方麵，主要歸結為使不明白的弄明白，使不堅強的變堅強。天下的事，沒有誌氣就不能發起去做，不堅定就做不成功。即使修身養家，也必須以“明”“強”為根本。男兒自立於世，一定要有倔強的氣概。我們在自己弱的地方，需修正時，求得強勝就好，而在比別人強的地方，謀求更大的強勝就不好。福氣和利益在外，個人如果專門在勝人之處逞強，那麽是否真能強到底，還是不能強到最後，都不能預料。即使終身強橫鄉裏，這也是有道德的君子們不屑提起的。

　　大凡人才有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官氣較多的人，就喜歡講資格，擺架子。辦事沒有驚世駭俗的現象，說話也不出格，循規蹈矩。不足之處是太過文弱，沒有朝氣。遇事但由身邊的人傳遞自己的意思，或者寫在書信中，不能做到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其是不能不辭辛苦，親去實際體察一番。鄉氣多的人，好表現自己，好逞能，好出新花樣。做事則不替別人作想，言語間也不知輕重，隻知顧前而不顧後，這是其短處。一事還沒辦成，就引起大家的非議。如此看來，官氣較多與鄉氣較多兩種人的不足之處都差不多。

　　古人修身治國的方法，不外乎“勤於政事，胸懷廣大，謙虛謹慎”幾點。勤於政事如同文王那樣，胸懷寬大如同舜禹那樣，謙虛謹慎如同漢文帝那樣。而勤於政事、謙虛謹慎兩點，更要從始至終地貫徹到底，一刻也不能背離。勤於政事可以使懶惰的習氣警醒，謙和謹慎可以警惕驕傲情緒滋生。能夠勤勞、謙和，那麽胸懷寬廣自然在其中了。古往今來，聖賢豪傑，哪怕奸雄，隻要想自立於世，不外乎也是一個“勤”字。能夠通曉千古的真理大道的，不外乎一個“謙”字。

　　勤儉自立，習慣勞苦，可置身優裕的環境，也可置身節儉的環境，這才是知書達理的君子。

　　曾國藩作了二十多年的官，一絲一毫不敢沾染官宦習氣，飲食起居，還謹守艱苦樸素的家風，極儉樸也可以，略豐厚也可以，太豐厚就不敢領受，這也是他讓人信服的地方。

　　執法從嚴從重，並不是隨隨便便，毫無規章，完全效法屠夫的殺戮行徑，而是要以謹慎精確的態度，行使這一昭示我們軍威權威的職事，務求達到受懲罰而死的人心服口服，沒有怨言，使其他活著的人們知道警戒免蹈覆轍的效果，這樣我們的內心才能獲得安寧。

　　麵對危難有不屈不撓的頑強氣節，麵對財物有不貪不愛的清廉操守，是樹立威信的根本。《周易》中議論一個家庭自立於社會，尚且需要家庭中的每個成員都具備令人信服的威望。更何況現在是我們國家要樹立威望於外國，要求被他國人信服呢？怎麽能夠不從自己做起？這威望和信服兩點，初聽起來讓人覺得迂闊遙遠而不切合實際，其實卻正是簡單、明確，可以在無形中消除許多禍患。

　　古人謀求天下大業，常以專心致誌、認真謹慎的態度來對待事業。諸葛亮以區區蜀漢的一塊小地盤，卻打算出兵關中，向北討伐廣大的曹魏。他誌向的宏偉遠大，所處形勢的艱難危急，實在是古今所少見的。而《出師表》這篇文章，不說事務的艱巨，隻說誌氣應恢宏，賞罰應公允，為君者應親近賢人，從善如流，為臣者應以討伐奸賊，進諫忠言為職責。由此可知，那些流傳千古的不朽文章，必定是作者襟懷遠大，思慮專精造就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