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大智慧

第七篇

　　曾氏體悟

　　有人說曾國藩能夠功成名就的最大原因就是深諳藏鋒。梁啟超謂曾國藩“非有超群軼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曾國藩自己也說：“自以秉質愚柔，舍‘困勉’二字，別無他處。”又說：“吾生平短於才，愛者或謬以德器相許，實則雖曾任艱巨，自問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詭譎鑿其愚，尚可告後昆耳。”

　　難道他真是一個鈍拙愚柔短才的人嗎？實在說起來，這又不盡然了。一個人的成就有小有大，小者或可從困勉銖積寸累得來，若成就大業，隻靠辛苦強學還是不行，尤必有超人的領悟天才，才能相濟為用，曾國藩說：“器有洪纖，因材而就，次者學成，大者天授”，可見一斑。

　　司馬溫公曰：“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餘謂德與才不可偏重。譬之於水，德在潤下，才即其載物溉田之用；譬之於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棟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瀾；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葉。德而無才以輔之，則近於愚人；才而無德以立之，則近於小人……二者既不可兼，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寧無才而近於愚人。自修之方，觀人之術，皆以此為衡可矣。

　　由上可見，曾國藩並不漠視才與德的相對作用。何以他反自稱無才呢？這不過是他的一種謙德。因為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容易泛濫橫流，近於小人了。這完全都是勉人為學的意思，他在家信中對子弟的賢否，也有六分天生，四分家教的話。何以又這樣重視天命天才呢？好像是他的一種矛盾思想，其實不然，這正是中庸相反相成的道理。所謂“天定勝人，人定勝天”，“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不是一樣的道理嗎？倘不明乎此，則讀曾國藩的書籍，直如隔靴搔癢，處處都覺得矛盾了。譬如他自稱愚柔，而致九弟書雲：“古來豪傑，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無剛四字為大恥，故男兒自立，必須有倔強之氣。弟能奪數萬人之剛氣而久不銷損，此是過人之處，更宜從此加功！”

　　這能說他沒有大才嗎？可是他的祖父告訴他說：“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的才是好的，滿招損，謙受益，爾若不傲，更好全了。”可見曾國藩隻是在不做上做工夫，頗有大智若愚之意。

　　當然，藏鋒是為了出擊，如果一味地“藏”，也就談不到“鋒”了，因為沒有試驗的機會。所以藏是為了露，曾國藩對其弟曾國荃的複出及幫助李鴻章穩定兩江總督一職，集中反映了他“有藏有露再試鋒刃”的高超謀略。

　　人生智慧

　　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可見人不我知，心裏老大不高興，這是人之常情。於是有些人便言語露鋒芒，行動也露鋒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更有一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們都是庸才，都胸無大誌，實際上隻是他們不肯在言語上露鋒芒，在行動上露鋒芒而已。因為他們有所顧忌，言語露鋒芒，便要得罪旁人，得罪旁人，旁人便成為阻力，成為破壞者；行動露鋒芒，便要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會成為阻力，成為破壞者。表現本領的機會，不怕沒有，隻怕把握不牢，隻怕做的成績不能使人特別滿意。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無此器最難，而有此器，卻不思無此時，則鋒芒對於人，隻有害處，不會有益處。額上生角，必觸傷別人，不磨平觸角，別人必將力折，角被折斷，其傷必多。鋒芒就是額上的角，既害人，也傷己！

　　嫉賢妒能，幾乎是人的本性，所以有才華的人會遭受更多的不幸和磨難。《莊子》中有一句話叫“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一般所用的木材，多選擇撻直的樹木來砍伐；水井也是湧出甘甜井水先幹涸。由此觀之，人才的選用也是如此。

　　有一些才華橫溢，鋒芒太露的人，雖然容易受到重用提拔，可是也容易遭人暗算。隋代薛道衡，十三歲便能講《左氏春秋傳》。隋高祖時，作內史侍郎。煬帝時任潘州刺史。大業五年，被召還京，上《高祖頌》。煬帝看了頗不高興，說：“不過文詞漂亮而已。”因煬帝自認文才高而傲視天下之士，不想讓他們超過自己。禦史大夫乘機說道衡自負才氣，不聽馴示，有無君之心。於是煬帝便下令把道衡絞死了。天下人都認為道衡死得冤枉。他不正是太鋒芒畢露遭人嫉恨而命喪黃泉的嗎？

　　那麽，遇到這種情況怎麽辦呢？《莊子》中提出“意怠”哲學。“意怠”是一種很會鼓動翅膀的鳥，別的方麵毫無出眾之處。別的鳥飛，它也跟著飛；傍晚歸巢，它也跟著歸巢。隊伍前進時它從不爭先，後退時也從不落後。吃東西時不搶食、不脫隊，因此很少受到威脅。表麵看來，這種生存方式顯得有些保守，但是仔細想想，這樣做也許是最可取的。凡事預先留條退路，不過分炫耀自己的才能，這種人才不會犯大錯。這是現代高度競爭社會裏，看似平庸，但是卻能按自己的方式生存的一種最佳辦法。4崇法護法，禮義並彰

　　原文

　　世風既薄，人人各挾不靖之誌，平居造作謠言，幸四方有事而欲為亂，稍待之以寬仁，愈囂然自肆，白晝劫掠都市，視官長蔑如也。不治以嚴刑峻法，則鼠子紛起，將來無複措手之處。是以壹意殘忍，冀回頹風於萬一。書生豈解好殺，要以時勢所迫，非是則無以鋤強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牧馬者，去其害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擾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獨不然。

　　譯文

　　世風漸不淳厚，人人各懷不安分的心思，平時造謠惑眾，希望天下大亂好趁機作惡為害，稍對待他們寬容一些，就更加囂張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都市搶掠財物，將官長視同無物。不用嚴刑峻法懲治他們，壞人就會紛紛湧起，等將來釀成大亂就無法收拾了。因此才注重應用殘酷手段，希望起到哪怕點滴的作用，來挽救頹廢破壞的社會風氣，讀書人哪裏會喜好殺戮，關鍵是被眼下的形勢所逼迫。不這樣，就沒辦法鏟除強橫暴虐之徒，安撫我們軟弱和平的人民。放牧馬群，去掉害群之馬就可以了；放牧羊群，去掉擾亂群羊的壞羊就行了。治理民眾的道理，為什麽獨獨不是這樣呢？

　　原文

　　醫者之治瘠癰，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蓋亦當之為簡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訓練，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則武備之弛，殆不知所底止。立法不難，行法為難。凡立一法，總須實實行之，且常常行之。

　　譯文

　　醫生治療瘦弱的癰瘡病人時，如果病情嚴重，也必定剜除他身上腐肉，以便長出新肉來。現在軍中品行惡劣、身體太弱的士兵，也應該予以淘汰，就好比剜去人身上爛肉一樣。再嚴加訓練，以生成新的、強勁的戰鬥力。如果不按照上述兩種辦法整頓軍隊，則武備的廢弛，不知要到何時才會停止。立法並非難事，難在依法辦事。每製定一項法令，都要實實在在地施行它，並持之以恒，長久堅持下去。

　　原文

　　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厲之事，期於死者無怨，生者知警，而後寸心乃安。待之之法，有應寬者二，有應嚴者二。應寬者：一則銀錢慷慨大方，絕不計較，當充裕時，則數十百萬擲如糞土，當窮窘時，則解囊分潤，自甘困苦；一則不與爭功，遇有勝仗，以全功歸之，遇有保案，以優獎籠之。應嚴者：一則禮文疏淡，往還宜稀，書牘宜簡，話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則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與官姓爭訟，而適在吾輩轄境，及來訴告者，必當剖決曲直，毫不假借，請其嚴加懲治。應寬者，利也，名也；應嚴者，禮也，義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強兵，則無不可相處之悍將矣。

　　譯文

　　執法者要以謹慎精確的態度，行使我們軍威權威的職事，務求達到讓犯法而死的人沒怨恨，活著的人可從中得到警戒。然後，內心才能獲得安寧。我們對待下屬的辦法，有兩方麵應該寬，有兩方麵應該嚴。應寬的，一是銀錢慷慨大方，絕不計較。當資財充裕的時候，就將數十百萬擲如糞土；當窮困窘迫時，則也要解囊分用，自甘困苦。二是不與人爭功勞。遇到打勝仗，將功勞全歸之於別人；遇有保舉的事，就用最上的獎項籠絡他。應嚴的，一是禮節文信要疏遠淡泊，來往要稀少，書信要簡單，話不要多，感情不要密切。二是要剖析講明是非對錯，凡是他部下將士與官姓爭鬥訴訟的，又恰在我們管轄範圍之內，又有來訴說告狀的人，一定要弄清原委曲直，毫不假借包容，請他嚴加懲治。應放寬的是利名，應嚴格的是禮儀。四方麵都顧及全了，而手下又有強兵，就沒有不能相處的悍將了。

　　曾氏體悟

　　曾國藩所處的晚清時代，適逢中國內憂外患，社會動蕩不安，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銳，清王朝的統治搖搖欲墜的時代。要維護清朝封建統治的正常秩序，保國安民，製夷圖強，就必須崇奉禮儀，注重法製。

　　曾國藩的法律思想中既保留了封建的正統法律思想，又有一些洋務派的主張。

　　曾國藩深受儒家學說的熏陶，認為治國以綱常禮義為先。因為綱常禮義是“性”與“命”，即所謂“以身之所接言，則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為則者，性也；其所以綱維乎五倫者，命也”。無論是“三綱”還是“五倫”，都是一種天性天命的禮，誰也不能違背。

　　曾國藩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秉於禮”。自內言之，舍禮無所謂道德；自外言之，舍禮無所謂政事。

　　禮之所以能治國治天下，曾國藩認為禮體現為仁與義，仁、義能使人“心純”，“心純”則賢才輔佐，而賢才輔佐則“天下治”。“天下治”是由於仁、義能“化萬民”。

　　同時指出，如以仁、義治天下，必然會出現“仁政”，並將“仁政”視為治理國家的規矩和準繩。

　　禮和仁義的集中表現是綱常倫理。曾國藩認為，“三綱之道”是“地維所賴以立，天柱所賴以尊”的天經地義，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不可倒置。為了維護綱常倫理、實行仁政、修身齊家、澤民和物，首先是禮而不是法，即所謂“治國以禮為本，不當以賞罰為先”。

　　曾國藩雖主張“治國以禮為本”，強調肇源於中國傳統文化的“以禮自治”和“以禮治人”，把禮看作統治權術不可須臾離開的法寶，但他又認為，要天下真正大治，也離不開法製。為此，他極力讚賞周敦頤的法製觀：“聖人之法天，以政養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性，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論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暖”。他甚至將唐虞以後的五刑稱為“不易之典”。

　　曾國藩主張立法執法必須嚴肅認真，認為立法是必要的，立了法就一定要認真執行。他說，凡立一法，出一令，期在必行；若待而不行，爾後更改，則不如不輕議法令為好。他強調執法必須從嚴，但並非漫無條律，而是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厲之事，期於死者無怨，生者知警，而後寸心乃安”。為此，他提出了以下重要意見和措施：

　　第一，重視執法人員的品格才能。

　　有公允的執法者是實現“賞一人而天下勸，刑一人而天下懲”的良好的執法局麵的前提。曾國藩認為，如果執法者“心不公明，則雖有良法百條，行之全失本意。心誠公明，則法所未備者，臨時可增新法，以期便民”。曾氏重視在執法中強調人的作用，認為法執行得如何，完全在於人是否熟悉法以及能否公允地運用法。他強調指出：“任法不如任人。”隻有“公明”、“便民”的執法者，才能認真執法，公平斷案，使生不恨、死不怨，維護法律的嚴肅性。

　　第二，不得任意赦免和贖罰。

　　曾國藩以曆史和現實的事例，論證說明了有法必行、不能任意赦免的道理。他舉例說：諸葛亮治蜀，有人言其惜赦。亮就回答：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西漢匡衡、東漢吳漢都不願為赦。先帝劉備也言，他與陳元方、鄭康成為友，每遇見，經常談起如何治天下，但從來沒有說起赦免之事。而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每年下赦令，實無作用。所以，當時的蜀人稱亮為賢相。

　　曾國藩自己對赦免也很有感觸。他曾這樣說：“國藩嚐見家有不肖之子，其父曲宥其過，眾子相率而日流於不肖。又見軍士有失律者，主者鞭責不及數，又故輕貰之。厥後眾士傲慢，常戲侮其管轄之官。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賊。多赦不可以治民，溺愛不可以治家，寬縱不可以治軍。”曾國藩觀點鮮明，意見明確，力主不能隨意赦免，否則既治不好民，又治不好軍，也治不好家。

　　與赦免相關的贖罰，曾國藩也主張嚴禁。他指出：關於詞訟罰捐，過去愚民犯禁，有司念其無知，而思曲全。又地方剛好要用工。便定罰銀若幹，就赦而不議。

　　因此，他明確要求各地方官吏，“專劄通飭各屬，於詞訟罰捐，概行停止。”

　　第三，反對冤獄累訟，嚴禁私自關押。

　　曾國藩十分痛恨冤獄累訟。他說，冤獄太多，民氣難申。在其刑部任職期間，京控、上控等案件，奏結數十案，谘結數百案，但隻有河南知府黃慶安和密雲防禦阿祥二案，是“原告得實，水落石出”。其他各案，大抵是原告反得虛誣之罪；而被告脫然無事，逍遙法外。冤獄的嚴重和普遍，必然導致反複拖拉，牽連無辜。百姓的冤枉、痛苦也就不可避免。

　　正如曾國藩所說：“一家久訟，十家破產；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纖小之案，累不結，顛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聞之發指者。”為了防止冤獄累訟的發生，曾國藩嚴禁私自關押。他曾出榜曉示官吏和百姓，凡關押人犯、證人，本州縣必須及時立牌曉示，包括姓名、日期、理由，使眾人周知。如有私押者，“準該家屬人等喊稟，以憑嚴究”。這是杜絕執法者以權謀私和乘機違法亂紀所采取的有力措施。

　　第四，要求州縣長官躬親獄訟，規定清訟期限。

　　對於符合條件的關押人犯，曾國藩認為必須依法從速處理。他在《直隸清訟事宜十條》中明確規定，全省大小衙門傳達司法公文從速，不準拖拉；保定發審局應加以整頓；州縣長官要親自處理獄訟六事；禁止文書差役敲詐勒索；四種四柱冊按月呈報、懸榜、訟案久懸不結者，核明注銷；嚴辦誣告訟棍；獎勵公明便民的執法者；改變陳舊保守的風俗習慣等。由此可見，曾國藩關於清訟的思想中已注意到機構的整頓改革、管理的手續和製度、執法人員的獎勵、以及影響決獄斷案的風俗習慣的改變等。

　　在清訟事宜中，曾國藩把“州縣須躬親六事”置於最重要的地位。如州縣長官必須親自收狀、擬定和審定有關文告，承審期限親自計算，能斷案件，立予斷結，對命盜案件“以初供為重”，“常往看視”關押之犯等。這無論對案件的慎重處理，或者犯人的關心愛護，還是在總結執法的經驗教訓方麵，可說是曾國藩的創見。對於“怠惰偷安”、不躬親獄訟的州縣長官，曾國藩指示“記過示懲”或“嚴參不貸”。他要求地方長官在自己所管轄的地區出現“政明刑清”，不可貪圖享受，而要真心實意，且有一定的文化知識。

　　清訟，還必須從速結案，以減輕人民的負擔和對地方的騷亂。曾國藩在《直隸清訟期限功過章程》中對各類案件的處理規定了適當的期限：尋常命案，定例自獲犯之日起，州縣限三個月，審擬招解；斬絞立決命案，州縣審兩個月，審擬招解；大小盜案，定例自獲犯之日起，州縣限兩個月，審擬招解；軍流以下、徒罪以上雜案，定例限兩個月，審擬詳解；州縣自理詞訟，定例限二十日，完結。這一清訟期限，對重大命案，州縣在處理中所費時間比尋常命案短些，以體現對危害嚴重的重大命案的重視和快速，反映地方政府和司法機關的效能和威力。

　　崇法衛法，則要有優秀的官吏和良好的軍隊提供可靠的保證。這就必須嚴格整頓吏治，強調軍紀，以法治吏和以法治軍。

　　曾國藩以“轉移”、“培養”、“考察”等法治吏。他指出“今日急務，首在用人，人才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

　　“轉移之道”，並非是指人才的轉移和調動，而是指對於無才之吏，應勉勵其好學，“以痛懲模棱罷軟之習”；對於有才之吏，須鼓勵其進一步勤學好問，“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

　　“培養之方”，曾氏采用了“教誨”、“甄別”、“保舉”、“超擢”四種方法。“教誨”就是教育誘導；“甄別”，即根據賢能程度加以鑒別分級；“保舉”，即對於德才兼備又有經驗者，加以推薦；“超擢”，即對德才特別優異者，可越級提拔任用。

　　“考察之法”，曾氏認為一定要全麵和確鑿。除了考九卿賢否，憑召見應對；考科道賢否，憑三年京察；考司道賢否，憑督撫考語外，還可以“借奏折為考核人才之具”，如“人人建言，參互質證”，則“更為核實”。

　　無論是轉移之道，還是培養之方，或者是考察之法，都反映了曾國藩整頓、選拔官吏的法律思想。如轉移之道中，對無才者要“痛懲模棱罷軟之習”，對有才者要“化其剛愎刻薄之偏”，實際上是對他們的不良習慣和缺陷，要加以限製、約束和懲罰。

　　培養之方中的“教誨”，既含批評懲罰，又含教育引導，“甄別”，實際上就是分別賢不肖、功過，並據此予以獎懲，“保舉”和“超擢”，可說是一種任人唯賢的用人製度。考察之法，反映了曾氏廣開言路，從多種渠道去培育、考察官吏的主張。但也注意核實，以防借機攻擊或吹捧。因此，不能由皇帝和主管官任意決斷，還要有關大臣、官吏的評議。應該說這是當時較為全麵公允的官吏選舉、考察製度。

　　考察、評定官吏的標準是是否為民，而為民則主要表現在能否辦好詞訟和錢糧。曾氏指出，錢糧不可能不多收，但不能過於勒索；詞訟不可能完全聽斷公允、曲直悉當，但不可過分拖拉牽連。他斷言：“居官而不知愛民，即有位有名，也是罪孽。”而“勤”與“廉”是辦好錢糧詞訟和愛民的必要條件。曾氏認為，“欲講廉字，須從儉字上下工夫”，“欲講勤字，須從清理詞訟下工夫”。他任職兩江、直隸總督期間，嚴格要求辦事人員，並製定條規，規定巡捕、門印、簽押不許淩辱州縣；不許收受銀禮；不許薦引私人。“本部堂若犯其一，準備隨員指摘諫爭，立即更改”。由此可見，曾氏把廉潔奉公、不受賄謀私、不任人唯親、不結黨營私作為做官的準則。

　　對於謀私、害民之吏，曾氏予以堅決檢舉，嚴懲不貸。如江西巡撫陳啟邁“薦引私人”，曾氏立即予以“奏參”，並要求皇帝加以懲罰；又如江西補用副將胡開泰，平時橫行不法，又無故毆妻斃命，曾氏要求立即嚴懲，“按照軍令，就地正法”。反映了他以法治吏的嚴肅態度。

　　曾國藩對於官吏有培養、教育，有監督、考察，有甄別、推薦，有“奏參”、懲辦，可以說是一種比較完善的官吏選舉考核製度。

　　曾國藩重視孔孟“仁”、“禮”對治軍的重要作用。他認為，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他的“仁”，就是“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他的“禮”，是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泰而不驕”。他得出結論說：如能堅持“仁”、“禮”二字治軍，“雖蠻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在這裏，“仁”表現為愛兵，但並非一味溺愛，其目的是為了“立人”、“達人”；而“禮”是一種限製、約束和規矩、準則，是對兵的一種嚴格要求。

　　在用“仁”、“禮”教育約束兵士的同時，曾國藩又強調，治軍之要，尤在論功罪，賞罰嚴明，以法嚴格約束。他說：“當此遝泄成風，委頓疲玩之餘，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回頹風。與其失之寬，不如失之嚴！法立然後知恩，威立然後知感！以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此其時矣。”這裏說的“以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實際上就是以仁禮加以教育誘導的同時，也當施之既猛又嚴的法製。

　　以法進行賞罰，根據律令行軍打仗，是曾氏以法治軍的重要內容。為了加強軍紀，他對所轄的部隊，規定了種種禁令。如：“禁止洋煙”，規定營中有吸食洋煙者，盡行革責；營外有煙館賣煙者，盡行驅除。“禁止賭博”，凡有打牌押寶等事，一概禁革。“禁止奸淫”，規定和奸者，責革；強奸者，斬決。“禁止謠言”，規定造謠謗上，離散軍心者，嚴究！混亂是非，講長說短，使同伴不睦者，嚴究。妖言邪說，搖惑人心者，斬。“禁止結盟拜會”，規定凡是“兵勇結盟拜會，鼓眾挾製者，嚴究！結拜哥老會，傳習邪教者，斬”。

　　以上禁令，是曾氏為嚴肅軍規，加強軍紀所采取的重要措施，展示了他以法治軍的思想。

　　人生智慧

　　法，律也，範也，乃指人們社會活動的行為準則。峻法，即指法律的嚴厲，法律的威嚴。治國不能不講法，人人遵紀守法是實現國泰民安的重要基礎。

　　梁啟超在總結曆史的經驗後指出：“立法善者，中人之性可以賢，中人之才可以智。不善者反是，塞其耳目使之愚，縛其手足而驅之為不肖，故一旦有事，而無一人可以為用也”。也就是說，立法完善與否，直接影響官吏和百姓的素質，進而影響到國運的興衰。

　　法是統一天下人行動的準繩，是維護社會公正和安定的工具，所以，一國之君在執法時，也應該是“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意思是：個人的喜好，怨恨可以抑製、平息，而國家的大法不可背離，骨肉可以處罰，親戚可以誅滅，國家大法不可損害。

　　在古代中國，法治與人治是融為一體的。“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論述有著幾千年的傳統。就人為政治的主體而言，政治不就是“管理眾人的事”嗎？但如何培植了解政治原理的人，使他們能夠運用實行呢？這可以說是政治的第一要義，所以中國古聖把政與教合為一體，不能說沒有道理。因此，古代中國十分強調政治領袖要以身作則，轉移天下的風化。

　　立法的好壞，執行的好壞，與當政者是有密切關係的。如果有好的法律但不能得到貫徹執行，那與無法也是一樣的。法律的作用，不隻是懲處那些已經犯罪的人，同時對未犯罪者也是一種預防和教育。

　　嚴於執法是體現法律的正義和威嚴，而預防和教育則體現了法律的仁德。“有法必依，違法必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難在哪裏？一是權與法的關係難以擺正，二是情與法的矛盾難以處理。這兩個問題是實行法的兩隻攔路虎。隻要狠心處理違法者，法律是不難得到貫徹執行的。宋太宗時期，有個叫陳利用的人，依仗其是皇帝的紅人，胡作非為，殺人害命。宰相趙普不顧皇帝的講情、幹預，硬是將陳利用處死。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女婿犯罪以後，被朱元璋賜死。從以上兩例看出，在實行法治的過程中，盡責執法是決不可含糊的。

　　人生事業，大謀大成，小謀小成，無謀不成。提到謀事，一般人都會感到畏懼，也回避與城府很深的人交往和共事，無非是害怕吃虧上當。其實這是一種害人的偏見，是小農社會的一種遺毒。如果做事不講心計，不講策略，而隻是揣著一廂情願的想法，且不說謀大事成大業，恐怕就連在社會上立足都很困難。

　　1見機而行，因勢利導

　　原文

　　帶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仁者，即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嚐望其成立，望其發達，則人之恩矣。禮者，即所謂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泰而不驕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懍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守斯二者，雖蠻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

　　譯文

　　帶兵的方法，用恩情不如用仁義，用威嚴不如用禮遇。“仁”的意思就是：要想自己立身成事，先讓別人立身；要想自己達到目的，先要達到別人的目的。對待士兵要像對待自家子弟一樣的心情，希望他成事立業，希望他發達興旺。那麽人們自然感恩於你。“禮”的意思，指人與人之間平等相待，不分年齡大小，不分位置上下，彼此不能侮漫、安適平和而驕傲自大。衣冠端正，莊嚴肅穆，人們看見就生敬畏之心，覺得威嚴持重不猛烈。做事敬業，待人穩健，無形無聲中體現出崇高難犯的氣象。這樣，別人自然尊重他的威嚴。遵守這兩個方麵，即使到國外出使也行得通，更何況帶兵治軍呢？

　　原文

　　兵者，陰事也。哀戚之意，如臨親喪；肅敬之心，如承大祭，庶為近之。今以羊牛犬佾而就屠烹，見其悲啼於割剝之頃，宛轉於刀俎之前，仁者將有所不忍，況以人命為浪博輕擲之物。無論其敗喪也，即使幸勝，而死傷相望，斷頭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陳吾前，哀矜不遑，喜於何有？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為悅，或為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田單之在即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連策其必不勝。兵事之宜慘戚，不宜歡欣，亦明矣。

　　譯文

　　用兵，是很冷酷的事。有哀痛悲憤之意，如同麵對失去親人；肅穆莊敬之心，如同身處祭奠儀式；這樣才可以講用兵，麵臨戰場。如今殺豬狗牛羊之際，見它們嚎叫啼哭在刀割之時，痛苦掙紮在斧案之間，仁慈的人就不忍心看，何況眼見以人命來相搏殺的爭戰之事了。

　　先不說戰爭失敗的情形，即使幸運地獲勝，看見戰場上死傷的人彼此相望，遍地是斷頭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的形象，哀痛悲切還來不及，哪裏會有高興歡喜的想法？所以在軍隊中不應有歡欣喜樂的情形。有歡心喜悅情緒的，不論是高興還是驕傲輕敵，終歸在戰爭中必敗無疑。田單在守即墨的時候，將軍有赴死的心思，士兵沒有生還的念頭，這是能打敗燕軍的根本啊！等到進攻狄戎時，披著金甲玉帶，馳騁在淄澠之間的土地上，有求生的樂趣，沒有赴死的心思，魯仲連認定他一定打不贏，果然言中。用兵打仗的事應當有淒慘的準備，不應有歡欣的妄想，也是很明了的。

　　原文

　　練兵如八股家之揣摩，隻要有百篇爛熟之文，則布局立意，常有熟徑可尋，而腔調亦左右逢源。凡讀文太多，而實無心得者，必不能文者也。用兵亦宜有簡練之營，有純熟之將領，陣法不可貪多而無實。

　　此時自治毫無把握，遽求成效，則氣浮而泛，凡心不可有察。進兵須由自己作主，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牽製。非特進兵為然，即尋常出隊開仗亦不可受人製。應戰時，雖他營不願而我營亦必接戰；不應戰時，雖他營催促，我亦且持重不進。若彼此皆牽率出隊，視用兵為應酬之文，則不複能出奇製勝矣。

　　譯文

　　練兵如同作八股文的思維一樣，隻要有百篇爛熟的文章在心中打底，那麽文章的結構布局、立意主題之法，常有熟路可尋，行文腔調也會左右逢源，有一定準則。凡是那些讀書太多，卻潦草浮泛沒有心得的人，一定不會寫文章。用兵也應該有簡達易練的軍兵、純熟有謀略的將領，陣法也不可貪多不切實際。

　　這時自己想控製全局是毫無把握的。立即追求成效，就會虛火上浮而身體困乏。內心不可不察覺這一點。我們常說進兵必須由自己作主，不可由於顧及他人言論而受牽製。不僅進兵這樣，即便尋常出兵開仗也不能受人牽製。應該作戰時，即使別的營壘不願出戰，我的營壘也必須接戰開火；不應該作戰時，即使別的營催促，我也要堅持穩重不輕易進兵。如果彼此都牽製關聯勉強出兵，把用兵看作寫應酬文章，那麽就再不能出奇致勝了。

　　曾氏體悟

　　《老子》雲：“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大意是說，我不敢先發進攻，而是采取守勢；不敢冒進一寸，而要後退一尺。這就叫做：雖然有陣勢，卻像沒有陣勢可擺；雖然有奮臂進擊，卻像沒有手臂可舉；雖然可以牽製敵人，卻像沒有敵人可以牽製；雖然手持兵器，卻像沒有兵器可持。

　　老子的這一思想對曾國藩影響很大，成為他攻防戰守的主要理論基礎。他說，“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那麽何為主，何為客？何為奇，何為正？這主客奇正有什麽奧妙，又是如何體現的呢？曾國藩說，守城者為主，攻者為客，守營壘者為主，攻者為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為主，後至者為客。兩軍相持，先呐喊放槍者為客，後呐喊放槍者為主。兩人持矛相鬥，先動手戳第一下者為客，後動手即格開而即戳者為主。

　　這種戰略戰術核心思想就是要以退為進，不輕易出擊，保存實力，後發製人。在鹹豐九年二月，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為先之心：須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正是這一思想的具體體現。

　　中間排隊迎敵為正兵，左右兩旁抄出為奇兵。屯宿重兵、堅紮老營與賊相持者為正兵，分出遊兵，飄忽無常，伺隙狙擊者為奇兵。意有專向、吾所恃以禦寇者為正兵，多張疑陣、示人以不可測者為奇兵。旌旗鮮明，使敵不敢犯者為正兵，羸馬疲卒、偃旗息鼓、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為奇兵。建旗鳴鼓、屹然不輕動者為正兵，佯敗佯退、設伏而誘敵者為奇兵。

　　一般說來，用奇兵比用正兵好，老子就說要“以奇用兵”，奇兵的優點是隱蔽，出奇不意，變幻莫測，但有時也要用正兵，威風凜凜，氣吞山河，使敵不敢進犯。

　　那麽，什麽時候為主，什麽時候為客，什麽時候用正兵，什麽時候用奇兵，這要視具體情況而定，曾國藩說：“忽主忽客，忽正忽奇，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能一一區別之，則於用兵之道思過半矣。”可見，“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才是用兵的最高智慧和最高境界。

　　曾國藩說：“行軍本非餘之所長，兵貴奇而餘太平，兵貴詐而餘太直”。“平、直”二字，可以說概括了曾國藩戰略戰術思想的特點。但是，平直不等於用兵呆拙。曾國藩在極主穩慎的同時，也很注意機動靈活，講求變化多端。他指示下屬說“兵事喜詐而惡直也”，“古人用兵，最重‘變化不測’四字”。又說，“行兵最貴機局生活，忽主忽客，忽正忽奇，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能一一區別之，則於用兵之道思過半矣！”關於穩慎與靈活的關係，曾國藩在一副箴弟聯中說得很明白：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穩當，次求變化；

　　辦事無聲無息，既要精到，又要簡捷。

　　穩慎與變化，有先後之序；精到與簡捷，須同時並求；這就是曾國藩戰略原則的總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