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著《冰鑒》一書內就有《剛柔篇》,下分“總論剛柔”、“論外剛柔”、“論內剛柔”三節,專門探討盈虛消長的道理。他說:“日中則昃(太陽偏西),月盈則虧,天有孤虛(指日辰不全),地闕(缺)東南,未有常全不缺者。”
“剝”卦,是“複”卦的征兆,君子認為是可喜的。“鹹”卦,是“饣曹”卦的開始,君子認為是危險的。事物就是這樣彼消此長,禍福相依,所謂苦盡甘來,絕處逢生,山窮水盡,柳暗花明。所以,在大吉大利後,可能就是大凶大難時。
人人都喜歡吉利,本能地回避凶難。那麽,有沒有辦法保持吉利,回避凶難呢?曾國藩的辦法是柔順、收斂、抱殘守缺。他認為在大吉大利時,通過柔順可以走向吉利。一般人隻知道、“剛毅”過了頭才需要柔順,而不知道取得了成績還需要柔順。
柔順是什麽?曾國藩說,“柔順,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有一點殘缺和遺憾就讓它有一點殘缺和遺憾,不要求全、求圓、求滿,這就是抱殘守缺。很多人不明白這一點,一味追求大獲全勝,功德圓滿;可是一旦大獲全勝或者功德圓滿,那凶險和災禍也就隨之降臨了。
人生智慧
中國有句名言,叫做“溫柔天下去得,剛強寸步難行”。一語道破以柔克剛之奧妙。君子柔且剛,剛且柔,這又道出了剛柔相濟之道。非一味地柔,而是為柔,月缺不改光;為剛,劍折不鈍鋒。那麽,以柔克剛,要點在於“克”,柔是剛的手段,以柔為挺,以柔為進,這就是柔的實質。
人生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運動的道路一樣,總是曲折的,不是筆直的。事物的正與反也是處於動態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處於不斷發展變化之中,世上沒有死的教條。麵對懸崖如果直走過去,不但不能走到對麵,相反會摔得粉身碎骨。隻有采取迂回的方式,才能達到光輝的彼岸。
在生活中,兩點間的最短距離往往不是直線,而是曲線,什麽時候應當強硬,什麽時候需要妥協,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暫時的妥協不過是為了將來的強硬。
比如奉勸別人,不能直來直去,要以婉轉的方式打動他,這樣才能達到說服他的目的。《後漢書·列女傳》中記載著這樣的故事:
河南人樂羊子的妻子,不知是誰家的女兒。羊子走在路上時曾拾到一塊金子,回來把它交給妻子。妻子說:“我聽說有誌氣的人不喝叫盜泉的泉水,廉潔的人不吃嗟來之食,何況是拾取別人遺失的東西,貪圖利益從而玷汙了自己的品行!”羊子十分羞愧,就把金子扔到野外,而到遠方去拜師求學。學了才一年,羊子就回來了,妻子跪著問他回來的緣故,羊子說:“長時間在外,因而思念你,沒有別的原因。”妻子就拿起刀走到織布機跟前說:“這綢緞是從養蠶抽絲開始的,後在織布機上織成的。一絲一絲的積累起來,才織成一寸,一寸一寸地不斷積累,才能積成一丈一匹。現在如果割斷這綢緞的話,就會前功盡棄,浪費了時光。您積累知識,應當每天學到自己所不懂得的東西,用來修養您的美德。要是學到一半就回來,與割斷這綢子有什麽兩樣呢?”羊子被妻子的一番話感動了,就又回去學完了學業,七年沒有回家。
就此看來,樂羊子的妻子確是一個奇女子,為了成就丈夫的學業,寧願忍受空房的寂寞。但更讓人佩服的是她勸人的方法。如果見到丈夫如此卿卿我我,就生氣指責的話,羊子很可能聽不進去。她拿斷織來類比學業,形象生動,使人信服。效果當然不錯,羊子七年沒有回家而成就了學業。
“以迂為直”的勸說方式,比直接“死諫”更有效。迂,並不是單純的“迂回”或走彎路,這需要大智慧,是高層次的人生技巧。
人世間的人情冷暖是變化無常的,人生的道路是崎嶇不平的。要知退一步之法,明讓三分之功。因此,當你遇到困難走不通時,必須明白退一步的為人之道;當你在事業一帆風順時,一定要有謙讓三分的胸襟和美德,這樣會讓自己的人生之路走得更加順暢。
在為人處世上,曾國藩不僅自己時刻保持謙遜謹慎的態度,而且不時要求身邊人戒驕戒躁,厚道做人。曾國藩深悟“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的道理,明白了這個道理,就能夠珍惜自己的人際關係,心中常懷感激之情,不要用瞧不起的目光抵觸他人,剔除虛假成分,謙虛有度,人才顯得堂堂正正,謙虛不等於阿諛奉承,它是處於對人的真實的誠意。
1淡泊利欲,勤求廉矩
原文
翰臣方伯廉正之風,令人欽仰。身後蕭索,無力自庇,不特廉吏不可為,亦殊覺善不可為。其生平好學不倦,方欲立言以質後世。弟昨賻之百金,挽以聯雲:“豫章平寇,桑梓保民,休訝書生立功,皆從廿年積累立德立言而出;翠竹淚斑,蒼梧魂返,莫疑命婦死烈,亦猶萬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登高之呼,亦頗有意。位在客卿,慮無應者,徒用累虛欠虛欠。韓公有言:“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誌滿氣得。”蓋自古而歎之也。
譯文
翰臣方伯廉正的作風,令人欽敬仰慕,然而死後家境蕭條敗落,無法庇護自家親人,這使人覺得不僅是清廉的官吏不能學做榜樣,甚至善良的事情也沒必要做。他一生好學不倦,正打算著書立說流傳後世卻不幸去世。我昨天送百兩紋銀幫助他辦喪事,又做了一副對聯悼念他,說:“豫章平定賊寇,家鄉保護人民,不要驚訝書生建功立業,都因為二十年積累道德學問才產生;翠竹斑如滴淚,蒼梧招魂欲返,怎可疑惑賢妻死節貞烈,也如同千萬載臣子死為忠孝的常行”。我這樣站出來大聲呼籲,頗有號召眾人學習之意,然而僅處於客卿的位置上,估計無人響應,隻好獨自反複感歎不已。韓愈說過:“賢德的人經常無法維持自身生存,無德的人卻誌得意滿,不可一世。”也是自古以來人們對這種情形的歎息呀!
原文
古之君子之所以盡其心、養其性者,不可得而見;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秉乎禮,自內者言之,舍禮無所謂道德;自外者言之,舍禮無所謂政事。故六官經製大備,而以《周禮》名書。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禮、善說辭者,常足以服人而強國。戰國以後,以儀文之瑣為禮,是叔齊之所譏也。荀卿、張載兢以禮為務,可謂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張爾岐氏作《中庸論》,淩廷堪氏作《複禮論》,亦有以窺見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輯《五禮通考》,以天文、算學錄入為觀象授時門;以地理、州郡錄入為體國經野門。於著書之義例,則或駁而不精,其於古者經世之禮無所不該,則未為失也。
譯文
古代的君子是如何竭盡心力修養德行的,我們是不能看到了;但他們修養身心,管理家庭,治理國家,平定天下,卻都秉持的是禮。從內部說,舍棄了禮法就說不上道德;從外部說,舍棄了禮法就無法協理政務。所以六卿之官設置完備,而記錄典籍以《周禮》做書名。春秋時代,士大夫通曉禮法,擅長遊說辭令的人,常能說服眾人,實現主張而使國家強盛。戰國以後,以儀式的華美瑣碎為禮,就是叔齊所譏諷的虛有其表。荀卿、張載小心謹慎地以禮為實務,可稱得上知曉根本,喜好古風,不追逐流俗啊!近代張爾岐作《中庸論》、淩廷堪作《複禮論》,也可以從中看到先王教化原貌的佳處。秦蕙田編輯《五禮通考》,把天文、算學錄入授時門一類,把地理、州郡錄入體國經野門一類。這樣做,對於著書的意義和條例來說,就有些繁雜不精,但該書對古代經營世事的禮則都全盤具備了,說不上有什麽失誤。
原文
崇儉約以養廉。昔年州縣佐雜在省當差,並無薪水銀兩。今則月支數十金,而猶嫌其少。此所謂不知足也。欲學廉介,必先知足。觀於各處難民,遍地餓莩,則吾人之安居衣食,已屬至幸,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殮哉?不特當廉於取利,並當廉於取名。毋貪保舉,毋好虛譽,事事知足,人人守約,則可挽回矣。
譯文
崇尚節儉是用來培養廉潔之風的。過去,州縣的佐官雜員有省城任職辦事,國家沒有薪水銀兩。如今,每月可領到數十兩銀子還嫌得到的少,是所說的不知足呀。要想學習廉潔正直,必須先知足。看到那些各地的難民,遍地都是餓死的人,而我們卻衣食住行不缺,已屬萬幸了。哪裏還有什麽可奢望的呢?哪裏還敢任意糟蹋東西呢?不僅應當正當地獲得利益,還要正當地贏得名譽。不要貪圖向上保舉獲得功勞,不要貪圖虛浮不實的名譽。事事知滿足,人人守紀律,那麽正當的風氣就可挽回了。
曾氏體悟
曾國藩初出辦團練,便標榜“不要錢、不怕死”。他寫信給湖南各州縣公正紳耆說:自己感到才能不大,不足以謀劃大事,隻有以“不要錢,不怕死”六個字時時警醒自己,見以鬼神,無愧於君父,借此來號召鄉土的豪傑人才。
曾國藩當然不是苦行僧,“不要錢”,指的是不貪,不要非分之錢。他說:“不貪財,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伏神欽,到處受人敬重。”又說:一般的人,都不免稍稍貪錢以肥私囊。我不能禁止他人的貪取,隻要求自己不貪取。我憑此示範下屬,也以此報答皇上厚恩。“不貪財、不苟取”,這就是曾國藩的信條。他一生行事也確乎如此。
正因為他不愛錢,所以他諄諄以“勤儉”二字訓誡後代,也孜孜以“勤儉”二字嚴律自己。他終身自奉寒素,過著清淡的生活。他對兒子紀澤說:“我做官二十年,不敢沾染官宦習氣,吃飯住宿,一向恪守樸素的家風,儉約可以,略略豐盛也可以,過多的豐盛我是不敢也是不願的。”他早起晚睡,布衣粗食。吃飯,每餐僅一葷,非客至,不增一葷。他當了大學士後仍然如此,故時人詼諧地稱他為“一品宰相”。
“一品”者,“一葷”也。他三十歲生日時,縫了一件青緞馬褂,平時不穿,隻遇慶賀或過新年時才穿上,這件衣藏到他死的時候,還跟新的一樣。他規定家中婦女紡紗織麻,他穿的布鞋布襪,都是家人做的。
他規定,嫁女壓箱銀為二百兩。同治五年,歐陽夫人嫁第四女時,仍然遵循這個規定。曾國荃聽到此事,覺得奇怪,說:“真有這事?”打開箱子一看,果然如此,不由得再三感歎,以為不能滿足費用,所以又贈予四百兩金子。嫁女如此,娶媳也如此。鹹豐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記寫道:“是日巳刻,派藩文質帶長夫二人送家信,並銀二百兩,以一百為紀澤婚事之用,以一百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
同治年間,曾國藩出將入相了,且年近垂暮,卻依然在“儉”字上常常針砭自己。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國藩移居經過翻修的總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園遊覽,花園修工未畢,正在趕辦。遊觀後,他感慨係之地寫道:“偶一觀玩,深愧居處太崇,享用太過。”這樣克勤克儉的總督,天下能有幾人!而且,這是他逝世前兩個月的最後一次遊覽!
如果說,曾國藩在小的時候生活在湖南偏僻的山村,勤儉持家,是能夠做到的,那麽,當他權傾天下,顯赫一時,仍不忘勤儉,居安思危,這種遠見卓識與堅忍的毅力,則是常人不易做到的。
直到晚年,曾國藩克己求過,嚴以自律仍不稍寬。他曾說:念吾平日以“儉”字教人,而吾近來飲食起居殊太豐厚。昨聞隗時若將軍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婦女在家並未穿著綢緞軟料。吾家婦女亦過於講究,深恐享受太過,足以折福。餘蓋屋三間,本為擺設地球之用,不料工料過於堅致,簷過於深,費錢太多,而地球仍將黑暗不能明朗,心為悔慊。餘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家實不能儉。傍夕與紀澤談,令其將內銀錢所財目經理,認真講求儉、約之法。人而不勤。則萬事俱廢,一家俱有衰象。餘於三四月內不治一事,於居家之道,大有所悖,愧悻無已!
這種勤求廉矩的精神是一般人所不可及的。
人生智慧
人生在世,除了生存的欲望以外,人還有各種各樣的欲望,而貪欲者,眾惡之本。人一旦貪欲過分,就會方寸亂,計算謀慮一亂,欲望就更加多,欲貪多,心術就不正,就會被貪欲所困,離開事物本來之理去行事,就導致把事做壞、做絕,大禍也就臨頭了。所以貪欲不忍,什麽事情都會辦不好,受貪欲的影響,總是奢望自己能夠多占多得,不勞而獲,稍不如人,便氣恨不已,隻見眼前的利益,有損人格不說,長遠的利益也同樣會失掉。
欲望是無止境的,欲望太強烈,就會造成痛苦和不幸,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因此,人應該盡力克製自己過高的欲望,培養清心寡欲、知足常樂的生活態度。
每個人都要注重自身修養,行動中以身作則,以自身的“正”影響部屬,激勵部屬。古人對這個問題就有清醒認識:《禮記·哀公問》“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子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孔子在回答魯哀公什麽是為政問題時強調:“為政就是正。君主端正自己,那麽百姓就服從於政令了。君主怎麽做,百姓怎麽跟著做。君主無所作為,百姓怎麽跟著做啊?”唐太宗也認識到:“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者。”(《貞觀政要·卷一》)在《周書·蘇綽傳》中,對統禦者本身做了形象比喻:“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射中也。”大意是說:君主本身,就是黎民百姓的“表”,就是一個國家的“的”。“表”樹立得不正,不能要求有筆直的影子;“的”不明顯,不能要求射中目標。如果君主不能自我治理,而希望治理百姓,這如同“表”歪卻要求影子直。如果君主不能自我修養,而要求百姓修養,這如同沒有“的”卻要求射中目標。
正人和正己的關係,其核心是正人必先正己。雖然講的是君主和百姓,但其理適合於各行各業,凡有禦者和被統禦者存在,便都適用。曆史上許多的統禦者也做到了這一點。創造出“文景之治”的西漢文、景兩帝,在他們統治期間勵精圖治並以身垂範——文帝詔開籍田,親自耕作;景帝“朕親耕,後親桑”,都為百姓作出了榜樣。我們亦應深知此道。2守己無求,盡性知命
原文
蓋君子之立身,在其所處。誠內度方寸,靡所於疚,則仰對昭昭,俯視倫物,寬不怍,故冶長無愧於其師,孟博不慚於其母,彼誠有以自伸於內耳。足下樸誠淳信,守己無求,無亡之災,翩其相戾,顧衾對影,何悔何嫌。正宜益懋醇修,未可因是而增疑慮,稍渝素衷也。國藩濫竽此間,卒亦非善。肮髒之習,本不達於時趨;而逡循之修,亦難躋於先進。獨間狷守介介,期不深負知己之望,所知惟此之兢兢耳。
譯文
一般說來,君子講求的立身之道,在於他所處的環境、地位的和諧。確實做到反省內心,毫無愧疚之處,那麽仰望日月青天,俯視大地萬物,就會心胸寬宏,無畏無懼,更不會羞慚。所以,公治長不愧對老師孔子,東漢範滂沒辱沒母親教誨,他們都有內心足以自信的東西。您這個人,純樸誠實淳厚守信,恪守本分無求於人。
可是意外災禍卻連連降臨。夜晚對影沉思,充滿悔恨不滿。這時正應加深提高修養,發揚美德。不能因此而增疑慮,略微改變平時一貫的信念。我在此地濫竽充數,結果也不太好。糟糕的習性本來就跟不上眼前形勢。而緩慢地學習,也難躋身高明者之列。獨有一件,那就是恪守自己獨立正直的原則,希望不會辜負知己朋友對我的期望。所追求的也隻是小心謹慎地做到這些而已。
原文
持矯揉之說者,譬杞柳以為,不知性命,必致戕賊仁義,是理以逆施而不順矣。高虛無主見者,若浮萍遇於江湖,空談性命,不複求諸形色,是理以豕恍不順矣。惟察之以精,私意不自蔽,私欲不自撓,惺惺常存,斯隨時見其順焉。守之以一,以不貳自惕,以不已自循,栗栗惟懼,期終身無不順焉。此聖人盡性立命之極,亦即中人複性知命之功也夫!
譯文
主張矯揉造作之說的人,就好像把杞柳樹當做用它的枝條編成的杯盤一般。不通曉本性天命的道理,必然導致傷害仁義,使道理顛倒不順暢。
高談虛玄妙論,自己卻沒有見識的人,好像浮萍飄泊在江湖上。憑空論述本性、天命的學問,卻不探求事物外在形狀和內在神色,這種學問實際是模糊不清、說不通順的。隻有體察精微,不隱蔽自己意圖,不屈撓自己欲望,清醒與機智常存心底,這樣的人才會隨時順利行事。堅守專一的原則,警戒自己忠貞不二,並遵循前進不停息的規律,兢兢業業幹事,惟恐有什麽失誤之處,這樣做,終身才會沒有不順利的事。這是聖賢之人應用盡性來安身立命的最高境界,也是一般人恢複天性立身處世的有效法則。
原文
閱王夫之所注張子《正蒙》,於盡性知命之旨,略有所會。蓋盡其所可知者,於己,性也;聽其不可知者,於天,命也。《易·係辭》“尺蠖之屈”八句,盡性也;“過此以往”四句,知命也。農夫之服田力穡,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為稼湯世,終歸礁爛,命也。愛人、治人、禮人,性也;愛之而不親,治之而不治,禮之而不答,命也。聖人之不可及處,在盡性以至於命。盡性猶下學之事,至於命則上述矣。
當盡性之時,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驗或有應有不應,聖人於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著力若不著力,此中消息最難體驗。若於性分當盡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學,則以淡泊如為宗,庶幾其近道乎!
譯文
閱覽王夫之所注解張載的《正蒙》篇,對於盡性知命的意旨略有領會。對自己所能知道、能改變的事,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就是性。對自己不可知、無法出力的事,聽憑上天的安排,就是命。《易·係辭》上“尺蠖之屈”八句,講的就是盡性;“過此以往”四句,講的就是知命。農夫耕田地種莊稼,勤苦的有好收成,懶惰的就欠收,這就是性。在商湯大旱之年種莊稼,怎麽勤苦終歸莊稼焦枯絕收,這就是命。
熱愛別人,教化別人,禮遇別人,是性。熱愛別人,別人卻不親近自己;教化別人,別人卻不遵從實踐;禮遇別人,別人卻不回應答理,這就是命。聖賢之人不可企及的地方,就在於盡性而知命,盡性還屬於平常人可辦到的,知命就非常難了。當盡性的時候,努力已達到十分,而效驗或者有或者沒有,聖人對這種情況非常平靜淡泊。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好像用力,又似沒有用力,這其中分寸最難把握體驗。如果對於“性”應當盡力之事,百倍努力以求其成功,而對於聽天由命的事,則應以淡泊為原則,這樣差不多就接近大道了。
曾氏體悟
湘軍成立之初,原係保衛地方性質,並無出境作戰計劃。後以清軍江南大營和江北大營被太平軍擊潰,清廷不得已,乃命曾國藩率軍援鄂,可是曾國藩以準備未妥,遲遲不出兵,清廷多少有一點不滿之意,據說當湘軍克複武漢時,鹹豐皇帝曾仰天長歎道:“去了半個洪秀全,來了一個曾國藩。”當時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已是走下坡路,而曾國藩的聲威,正是如日中天,兩人又都是漢人,無怪鹹豐帝有此慨歎。所以當清廷委署曾國藩為湖北巡撫,曾國藩照例要謙辭一番,奏章尚未出門,“收回成命”的詔諭,已經下達。僅囑咐他以“禮部侍郎”的身份,統兵作戰。這些明來暗去的猜忌,曾國藩豈能不知。
清軍江南大營被再度摧毀之後,清朝綠營武裝基本垮台,黃河以南再沒有什麽軍事力量足以與太平軍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依靠他鎮壓太平天國革命。
然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這幾乎是過去曆代戰爭結束後的必有現象。太平軍完了,便有許多禦用官吏,乘機製造罪狀,打擊湘軍,而且想將湘軍將領一網打盡,這樣毒辣陰謀,編修蔡祺奏劾曾國藩、曾國荃破壞紀綱;監察禦史朱鎮,奏劾湘軍紀律廢弛,並列舉湘軍將領罪狀。其他如勝保、穆彰阿之流,更是散布謠言,無的放矢。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兩方麵的措施:一方麵迅速提拔和積極扶植曾國藩部下的湘軍將領,使之與曾國藩地位相當,感情疏遠,漸漸打破其從屬關係;清政府對曾國藩的部下將領和幕僚,如已經死去的塔齊布、羅澤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續賓、李續宜和當時尚在的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楊載福、劉長佑等都實行拉攏和扶植政策,使他們漸漸與曾國藩分庭抗禮,甚至互相不和,以便於控製和利用。
南京被占領後,曾國藩的名聲一下子升到了最高點,可是問題隨之而來,如何處理好與清政府的關係,已成為能否保持其權力和地位的關鍵,而正確認識並擺脫自己目前的這種政治處境,則是他麵臨的迫切問題。擺在曾國藩麵前的有兩條路:一是另立新朝,與清政府對著幹。二是裁軍。曾國藩想了幾天,反複權衡利弊得失後,決定裁軍。從而受到朝廷信賴。
人生智慧
《菜根譚》中說,“伏久者飛必高,開先者謝獨早,知此,可以免蹭蹬之憂,可以消躁急之念。”長久潛伏林中的鳥,一旦展翅高飛,必然一飛衝天;迫不及待綻開的花朵,必然早早凋謝。了解了這個道理,就會知道凡事焦躁是無用的,身處被猜疑、被誣陷的橫逆之中,隻要能儲備精力,重展身手的機會一定會來臨,所以能夠持久才是最重要的。隻有抱著這種信念,才會跑完人生這段漫長的旅程。明代賢相李賢,就是這樣一位。
李賢,字原德,鄧州(今河南鄧縣)人。明宣德八年(1433)中進士,奉命到河清視察蝗災,授驗封主事。他為人正直,對民間疾苦深有了解。
明英宗正統元年(1436),李賢看到塞外進關投降者足有萬人,這些人在京城居住,每人每月實支十七石五鬥糧食,而官府裏的指揮使月俸為三十五石,但實支隻有一石,一個降人相當十六個半京官。李賢上奏要求解決這種不合理狀況,英宗沒有采納。明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瓦剌軍侵犯邊關,大同吃緊,英宗朱祁鎮為了振奮軍民鬥誌,決定“禦駕親征”。這時,李賢又經從考功郎中升為文選扈從,跟隨英宗親征瓦剌:由於太監王振瞎指揮,英宗在土木堡蒙難,成了瓦剌軍的俘虜,明軍五十萬人馬土崩瓦解,李賢脫險回京。英宗落難的消息傳到北京,朝廷亂成一團,幸虧有於謙、於直等大臣的努力,總算把“國不可一日無君”的難關度過了,經皇太後的同意,另立英宗之弟朱祁鈺為景帝,改年號為景泰。
李賢在景泰二年(1451)二月,給景帝上正本十策,也就是當好皇帝的十條方策:一、勤聖學;二、顧箴警;三、戒嗜欲;四、絕玩好;五、慎舉措;六、崇節儉;七、畏天變;八、勉貴近;九、振士風;十、結民心。景帝非常欣賞李賢的“十策”,讓翰林院書法家寫成條幅,放在殿堂左右的屏風上,以便隨時都能看到這十條。這十條實際上成了景帝表明自己心跡的行動綱領。
李賢得到景帝的鼓勵,更加積極進諫。他奏請朝廷改善邊備廢弛的狀況,兵部尚書於謙建議景帝把李賢的奏章發給邊將閱讀,以示策勵。景泰八年(1457),景帝病危。當時,被瓦剌放回的英宗被軟禁在南宮,徐有貞、石亨等幾個大臣搞了一次請英宗複位的政變。這幾個人因此受到英宗的重用,而景帝時的大臣則大都受到迫害。英宗對李賢仍很器重,命李賢為翰林學士,入直文淵閣與徐有貞共同參與機要工作。李賢一身正氣,氣度端凝,向皇上稟報、奏對皆中機宜,深得英宗倚重。
這一年山東饑荒,英宗召集李賢、徐有貞商議,準備發糧款賑濟災民,徐有貞認為,發放賑災糧款,大多被各級官吏中飽私囊,李賢說,不能由於官吏的中飽私囊就不發放救濟款,而坐視百姓死亡,這是因噎廢食。英宗很欣賞李賢的觀點,決定增加銀兩,做好賑濟工作。石亨等人與徐有貞爭權,並且忌恨李賢等禦史對他們的議論,於是就向英宗誣告徐有貞和李賢,英宗竟聽信讒言,將徐、李逮捕下獄。正好這天風雷驟作,李賢得釋,謫為福建參政。還沒起程,王某奏請挽留李賢,結果李賢留任吏部左侍郎,過了一個月,又重新擔任尚書直閣。經過這一折騰,英宗更加信任李賢,李賢這才敢如實地把石亨等人所謂“奪門複位”的真相揭穿。原來,沒有這些人的“奪門”,英宗也是可以複位的,他們搶在景帝咽氣之前搞了一出“複位”鬧劇實在沒有必要。他勸諫英宗辨忠奸、遠小人。英宗徹底明白了“奪門複位”的內幕後,對朝廷上下進行了一次清理,共清除冒功者四千餘人,朝野均為之大快。3能屈能伸,寂靜藏鋒
原文
《楊雄傳》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龍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孫,即屈也。此詩畏高行之見傷,必言孫以自屈,龍蛇之道也。
誠中形外,根心生色,古來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潤,無不達於麵貌。餘氣象未稍進,豈耆欲有未淡邪?機心有未消邪?當猛省於衷,而取驗於顏麵。
譯文
《楊雄傳》中講:“君子遇到聖明的時候,就力行其道;遇到政治紊亂、君主無道的時候,就如龍蛇,可屈可伸。”龍蛇,就是講一直一曲,一伸一屈。比如說保持高潔的操守,就屬於伸的一方麵。言語謙遜,就是屈的一方麵。此言講害怕行高於世,必被傷害,所以言語謙遜,以自屈求全,這就是龍蛇之道。
誠懇的心意表現在人的外貌上。古往今來有道的人,淡雅謙和無不表現出來。我的氣色沒有變化,是不是欲望沒淡化?機心沒有消弭?應該在心中猛省,表現在臉麵上。
原文
凡民有血氣之性,則翹然而思有以上人。惡卑而就高,惡貧而覬富,惡寂寂而思赫赫有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終身幽默,暗然退藏。彼豈異性?誠見乎其大,而知眾人所爭者之不足深較也。自秦漢以來,迄於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高據勢要,雍容進止,自以為才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沒觀之,彼與當日之廝役賤卒、汙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無以異也。而其間又有功業文學獵浮名者,自以為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沒觀之,彼與當日之廝役賤卒、汙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亦無以甚異也。然則今日之處高位而獲浮名者,自謂辭晦而居顯,泰然自處於高明。曾不知其與眼前之廝役賤卒、汙行賈豎之營營者行將同歸於澌盡,而毫毛無以少異,豈不哀哉!
譯文
大凡有血氣天性的人,都會油然生出用什麽辦法超過他人的念頭。他們討厭卑微的職位,趨向崇高的權勢,討厭貧賤而希望富貴,討厭默默無聞而思慕顯赫的名聲。這是世人的常情。但是大凡人中君子,大都常常是終身寂靜藏鋒,恬淡地棄官隱居。他們難道跟一般人天性不一樣嗎?實際上,他們才真正看到了大的東西,而知道一般人所爭逐的是不值得計較的。自從秦漢以來,所謂達官貴人,哪裏能數得盡呢?
當他們高踞權勢要地,舉止儀態從容高雅,自以為才智超過別人萬萬倍,但等到他們死去之後再看,就跟當時的雜役賤卒、低下行當的買賣人,熙熙攘攘地生著、又草草地死去的人,是沒有什麽不同的。而其中又有所謂依靠功業文章獵取浮名的人,也自以為才智超過他人萬萬倍。但等到他們死去之後再看,他們跟當日的雜役賤卒、低下行當的買賣人,熙熙攘攘的生著、又草草地死去的人,也是沒有什麽特別不同的。既然這樣,那麽今日那些身居高位而取得虛名的人,自以為自己文章蘊含深義而地位顯貴,因而泰然自若地自奉為高明,竟然不知道自己跟眼前那些熙熙攘攘執勞役供使喚的雜役賤卒、低下行當的買賣人一樣都將同歸於盡,而沒有毫毛差異,難道不叫人悲哀嗎?
原文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規模宏遠,而其訓誡子弟,恒有恭謹厚藏,身體則如鼎之鎮。以貴淩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酒漁獵,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吏,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複何由知眾事也。數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經營四海之誌,而其教誡子弟,則約旨卑思,斂抑已甚。
譯文
古代的英雄,誌向和胸懷都很廣大,事業規模宏遠,但是,他們教訓與告誡子孫,做人應該總是很虛心、謹慎、藏鋒的樣子,身體要如同銅鼎一樣穩固。以權貴欺淩別人,別人難以服平;以威望對於人,人不討厭。這是容易辦到的事情。聲色嬉遊之類活動,不應該讓他們太過度了。賭博酗酒釣魚打獵,這一切都不要做;供應物品穿用,都要有節度。奇異服裝玩物,不應該有太大的興趣。應該適宜地多多引見佐吏,相見不多,他們與我就不親近,我就無法了解人們的感情思想,人情不了解,又如何知道民眾的事情呢?這幾位先生,都具備雄才大略,都有治理國家的誌向,而他們教育、告誡子弟,都是意旨簡約,往卑微處著想,收斂抑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