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大智慧

第四篇

　　“雖明知蕞爾螳壁，不足以當車轍，而九弟既非在外服官，即宜在家承歡，非同有職位者，聞敬而告假，使人笑其無膽，罵其無義也”，他把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中國失敗，被迫簽訂城下之盟，割土地，賠金銀的悲慘結局說成是清政府的“和戎之策”的結果，是中國對英國侵略者所定的“撫局”。他說：“英夷在江南，撫局已定。蓋金陵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要據要害，不得不權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顯而易見，曾國藩並不承認中國戰敗，並不承認簽訂不平等條約是英國侵略者武力脅迫和外交訛詐的結果，相反他把這種結局說成是為了“安民”而主動對外國侵略者的“和”“撫”。他內心雖痛恨指責投降派的腐敗無能，但仍滿懷信心地預言，通過“和”、“撫”而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即使割地賠款，隻是暫受損失，而中國從此將不會有事，以大事小確是上策。他說：“自英夷滋擾，已曆二年……然此次議撫，實出於不得已。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四海晏然安堵，則以大事小，樂天之道，孰不以為上策哉！”

　　造成曾國藩這種似乎“狂妄無知”，夜郎自大觀念的原因何在呢？曾氏是中國傳統文化浸染而成的士大夫，他與當時一般守舊士大夫以國粹主義的方式來應付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挑戰時，本能地用一種傳統的文化優越感和安全感的心理作為後盾一樣，認為“洋夷”們對中國的侵淩和困擾，並不足以構成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環境的根本威脅；中國在這次戰爭中的失敗，僅僅是受到一些人為的、偶然的因素的幹擾，即上引材料所說的“漢奸助之為虐”所致。因此，西方列強迫使中國“割地、納款、互市”，在曾國藩的思維中，喚起的隻是類似曆史上契丹、女真、蒙古等邊陲民族對中原王朝困擾的那種曆史聯想和惱恨心理。他對“洋夷”的憤慨和鄙夷，也僅僅是“文明人”對不知詩書達禮的野蠻人的強悍無理行徑的情緒反應。這樣，第一次鴉片戰爭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失敗和屈辱，就在曾國藩對傳統文化的同化力的樂觀信念中，在他的中國文化優越感和安全感中得到了蘇解、緩衝、補償和安慰。

　　上述這種文化上的安全感，具有一種強烈的麻痹思維神經的力量。最初而來的民族危機，被這種安全感過濾之後，則會在士大夫的思維中大大地淡化。曾國藩心目中埋下的傳統文化思維模式，作為一種濃厚的精神氛圍，也就難以突破原來的保守觀念的構架。在這種情況下，客觀地認識西方事物和應付西方的挑戰，對曾國藩來說，乃是不可能的。

　　然而，像在學術上對中國傳統文化不株守儒家學說，而是博采眾學，兼收並蓄一樣，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對事實的了解，曾國藩對西方文化也采取了了解、吸收的現實主義態度。這是他不同於頑固守舊士大夫的根本區別所在。基本原因，就在於曾國藩既是一個典型的士大夫，又帶有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等多重色彩，尤其是他在領軍從征，血腥鎮壓太平天國及與洋人打交道的實踐中，有機會較多地了解和接觸到西方文化，這是整日困居書齋或居京悠閑作官的人所不能領略得到的。

　　曾國藩自點翰林居京作官至第二次鴉片戰爭前的2０餘年間，對西方列強的政治、軍事和思想文化幾乎沒有什麽接觸，因而當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及其結束後的十數年間，他對中國局勢持樂觀態度，對洋人的侵略並未產生危機感。而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情形就不同了：疾風暴雨般的農民起義沉重地打擊了清王朝的腐朽政權，搖撼著封建統治，大清王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英、法等資本主義列強乘虛而入，“堂堂華夏”竟然被“區區外夷”打得京都不保，一敗塗地——卑躬求和，割地賠款，利權日漸喪失。這種嚴酷現實，對曾國藩的心靈無疑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同時對他也是一劑不可多得的清醒劑。早在第二次鴉片戰爭進行期間，曾國藩深為天津兵敗而憂慮不安：“惟天津兵敗，洋鬼猖獗，僧邸退至通州，京師人心皇皇，實為可慮。”聞京城岌岌可危，“聖駕”擬離北京他往熱河的消息後，曾國藩“且愧且憤，涕零如雨”。於是，他奏請皇上允準他或胡林翼兩人中一人帶兵北援，“冀效尺寸之勞，稍雪敷天之憤”。又在家書中說：“分兵北援以應招，此乃臣子必盡之分……今鑾輿播遷，而臣子付之不聞不問，可謂忠乎？萬一京城或有疏失，熱河本無銀米，從駕之兵難保其不嘩潰。”雖然，他認識到此舉並非善策，一因江南太平軍勢力浩大，一旦撤兵北上，將牽動“剿匪”大局；一因北上“勤王”能否成功，實無把握。但他憑著對皇帝的一片赤誠之心和對“洋夷”氣焰囂張的痛恨之情，決心不計個人利害得失，義無返顧，欲成此行。他說：“與其不入援而同歸於盡，先後不過數月之間，孰若入援而以正綱常以篤忠義？縱使百無一成，而死後不自愧於九泉，不治譏於百世。”故“成敗利鈍，不敢計也”。雖然此舉因英、法、俄等國脅迫清政府迅速訂立不平等條約結束戰爭而未能如願，但當他接到不平等條約的副本以後，憂慮、恐懼和憤慨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在日記中寫道：“閱之，不覺嗚咽，比之五胡亂華，氣象更為難堪。”較之他對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簽訂的所謂和約的看法，判若兩人。這時的曾國藩，對局勢不僅不抱樂觀態度，進而為之悲憤填膺，難以名狀。

　　這種憂懼與危機心理，在有關湘軍首領之一的胡林翼的一段史實中，也形象地作了反映。當年，胡氏佇立在長江岸邊一個山頭上，正在為即將從太平軍將士手中奪取軍事重鎮安慶而躊躇滿誌時，他猛然看見兩艘遊弋於長江水麵上的洋人軍艦，迅如駿馬，朔江而行。胡林翼頓時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並在中途嘔血，差點墮下馬來。從此之後，每當有人與他談及洋務，他就搖手閉目，悶悶不樂，口稱“此非吾輩可能知也”。胡氏原先本有病在身，由於這一刺激而病情加重。數月之後，便鬱鬱而死。從這一事例可以看出，胡林翼作為一個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在他的內心中交織著一種自身無法解脫的矛盾——既憑藉他自己敏銳的感性認識，發覺西方列強的近代軍事實力為中國軍隊所望塵莫及；又因自身頭腦中傳統文化中固有觀念的根深蒂固，使他無法找到中國如何通過學習西方的長處來擺脫困境。這就是說，胡林翼內心的文化安全感似乎已經崩潰，而新的出路一時又無法找到。因此，他不能不為清王朝未來的命運而擔憂。這種心理緊張狀態和不祥預感，使他怎麽也無法解脫心中的憂鬱之情。

　　與胡林翼的文化心態相類似，曾國藩更進一步認識到：“天道五十年一變，國之運數從之。”從而，他首次提醒清廷，此次款議雖立，和局雖成，但再不能盲目自傲，做什麽“四海晏然無堵”的美夢了。這種憂懼感的發展和深化，同時表現於對中國文化整體的思考上，使得曾國藩很自然地產生一種比胡林翼更深一層的危機意識。這種基於中外政治、思想、文化，尤其是中外實力的對比上而產生的危機意識，在他的家書、日記和信函中均有所體現。

　　曾國藩作為湘軍的最高統帥，從太平軍手裏領教過“西洋之落地開花炮”的厲害，確實“驚心動魄”，因此，也購買過同樣的東西來對付太平軍。於是，戰爭使他真正懂得了西洋船炮的效用，以前那種憑道聽途說而形成的“逆夷所長者，船也，炮也”的理性認識，已經成為閱曆之後的切膚感受。因之，畏懼之心隨之而生。

　　他曾以湖南鄉下通俗之語形象地描述了這種畏懼心理：“不怕柴狗子，隻怕洋鬼子。”在曾國藩身上，惶遽怵惕之情超乎個人生死，而又帶著啃心噬肺之痛：“四更成寐，五更複醒。念夷人縱橫中原，無以禦之，為之憂悸”。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曾國藩於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在西方列強的優勢麵前的極大危機感。曆史地考察，相對於當時絕大多數內省和朝廷國粹派士大夫的虛驕的清議高論，曾國藩的“隻怕洋鬼子”與對洋人“無以禦之”的毫無掩飾，直截了當的內心表白，無疑是對西方文化挑戰的嚴峻現實在認識上的深化，在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曾國藩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所產生的危機意識，既非那種視中國傳統禮樂教化不如西方近代文化的自卑心理，也非那種視西方文化源於中國說，或者西方無禮樂教化可言、唯我中華獨有的狂妄虛驕之論。它的基本特征，在曾國藩眼裏，具有至善至美的儒家禮樂教化的中國人業已受到了在“技藝、“機巧”和“術數”方麵更為強大、更為先進的域外遠人的侵淩和威脅。進而，他還認識到，洋人的這種侵淩和威脅如果繼續深入中國腹地，則有可能危及中華民族現有的生存環境和穩定秩序。

　　於是，曾國藩在這種危機意識的基礎之上，相應地產生了以擺脫危機為宗旨的避害反應和避害價值尺度。盡管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農民起義尚未鎮壓下去，但他多次對友人說：“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務為最巨”。他念念不忘“海國環伺，隱患方長”。他反複提醒清廷：“此次款議雖成，中國豈可一日而忘備？”由於這種危機感和責任感，是在曾國藩對現實危險的新鮮的警覺和感受中直接產生的，而主要不是從堯舜孔孟的聖人格言中直接引伸出來。它直接聽命於他那保國保種的生存意念的呼喚，所以這種基於生存意念基礎上的危機意識和價值尺度，便首次並有力地衝破了原先籠罩在他身上的文化安全感的心理氛圍，本能地抗拒和抵製著某些不利於實現避害目標——“自立”、“自強”的傳統觀念和價值規範以及思維習慣；並通過這種抵製和抗拒，力求在他自身所形成的新的觀念王國中為生存而贏得一席地盤；同時迫使他反躬自省，麵對嚴酷的現實而采取避害措施和挽救危機之方。然而，經過反複思索，他認為對付洋人如仍沿用“古方”，則不能應付變化多端的局勢。他在家書中說，“與外國人交涉，別有一副機智肺腸”，才能補救危局。這種認識也就為在避害反應中相應采取措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契機。

　　曾國藩的避害反應較為集中地表現在對西方文化中“技藝”和“術數”的功用的積極肯定之上，因為，在曾氏看來，洋人的技藝已經顯示出巨大的殺傷力。所以，從避害角度來說，化他人之長補自己之短，則是完全必要且異常迫切的事情了。早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剛剛結束之時，他在奏折中除提醒清廷不要因款議之立而盲目樂觀，而應采取實力防備之外，還提出了“將來師夷智以造船炮，尤可期永遠之利”的主張。總之，這種以危機意識為基礎而產生出來的避害價值尺度，使得曾國藩在一定程度上衝破了傳統文化心理模式和傳統思維習慣的某些藩籬，做出比一般守舊士大夫更為現實、更為冷靜的也更符合自衛之道的反應——以自強為目的的洋務事業，在他的倡導和主持之下雄心勃勃地開展起來。這至少可以表明，曾國藩已經認識到，以“華夷”對峙時代形成的對外部世界一概閉關自守的態度模式來應付西方對手，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愚妄之舉。因此，我們認為曾國藩在當時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他“識時務”，力圖衝破極度封閉僵化的曆史文化背景，在他的知識與能力所能達到的範圍之內，去實現民族自衛目標。相對於大多數站在更保守立場上來指責洋務派人士的頑固守舊言論，他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是在認識上的一種深化和進步。

　　薑鐸在1989年發表的《略論曾國藩》一文對曾國藩發起和倡導洋務運動的功績，曾列舉了六項事跡，並提出其中有五項，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均屬首創。一是1862年籌設了中國第一家近代軍事工業——安慶軍械所，試製出中國第一台蒸汽發動機和第一艘木殼輪船“黃鵠”號，揭開了中國用手工自製輪船的序幕。二是1863年派容閎赴美國購辦“製造機器之機器”，1865年，容閎向美國樸得南公司購辦了百餘台機器設備運回上海，是近代中國向西方直接購辦進口的第一批機器。三是1865年6月，同李鴻章共同籌設上海江南製造局，這是中國自辦的第一家使用機器的近代軍用工業和近代機器工業。四是1868年鼓勵江南製造局設立翻譯館，大量翻譯西方科技書籍，傳播西方科技知識，它出書的時間和北京同文館差不多，而出書的種類和數量則超過之。五是采納容閎建議，會同李鴻章和丁日昌，奏請清廷選送一批幼童赴美國學習，這是中國最早派選出國的官費留學生。上述曆史事實，證明曾國藩對中國近代化的首創之功功不可沒。

　　人生智慧

　　博采眾家之長，使國家強大，是有作為的知識分子孜孜以求的事情，也是中國文化能夠淵遠流長的主要原因。早在漢代就有張騫出使西域，鑿通“絲綢之路”，唐朝時更是一個容納別國文化技藝的時代，而明朝的徐光啟尤其做出巨大貢獻。

　　徐光啟出生於上海徐家匯（今上海市）的一個手工業者家庭。其父以課農學圃自給，祖母及母親亦早暮紡織。他生長在這樣的家庭中，從小對農業、手工業有較多的了解。他喜愛科學，久不通八股文，屢試不第，隻好以教書維持生計。萬曆二十四年（1596），他在趙鳳寧家教私館，隨趙鳳寧到廣西潯州，過韶州時認識了西洋傳教士郭居靜，開始接觸西學。在此期間，徐光啟有鑒於李時珍等人總結古典科學，遂有誌於科學技術研究，對農學、水利、算學及軍事學產生了興趣，並著手搜輯農學、算學等方麵的資料。

　　萬曆三十二年（1604），徐光啟四十二歲，終於考取進士，躋身仕途，生活和科研條件有了改善。在翰林院學習期間，他把主要精力用在研習天文、兵法、屯鹽、水利、工藝等“可施於用”的科學技術方麵。同時他利用課餘時間向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學習自然科學，並翻譯西洋科學書籍，吸取有用的東西來彌補中國學術之不足。後來，他在利瑪竇等傳教士的協助下完成了《幾何原本》、《測量法義》、《測量異同》、《勾股義》等書的翻譯，並在家守製期間，開辟了一個小規模的試驗園，從事移植甘薯的試驗。與此同時，他有鑒於明王朝國窮民困和邊患日深的現狀，決意從富國強兵的根本之計做起，通過他的科學研究，來解決宗祿、漕河水利、鹽務、屯田、邊餉、兵器改良等技術問題，由此他曾潛心於數學的研究。他認識到數學是研究科學技術的基礎。

　　萬曆四十年（1612），徐光啟譯完了《泰西水法》六卷。他深知中國是以農立國的，農業是“本業”，而水利則是農業的生命。他翻譯《泰西水法》，旨在引進和介紹西方先進的水利知識。在全麵了解中國原有的水利灌溉方法及工具的基礎上，他對西方水利先進方法和工具等方麵的知識進行有選擇的翻譯介紹，而且這些介紹的方法與工具，他都要經過製器和試驗，確有實用的，他才編譯到書中。在此期間，他的仕途之路不得意，次年告病居於天津，在郊區開辟水田，采用新的水法，試驗在北方耕種水稻。又在宅旁辟一小試驗園，種植花草、草藥和新的農作物、樹木等。在稻田試驗園和宅旁試驗園裏，他進行施肥、接種以及把藥物製成薔薇露等種種試驗，每次試驗的過程與結果都有記錄，這些在後來編入了《農政全書》。

　　徐光啟在潛心科學試驗的同時，逐漸地形成了係統的科學救國思想。他多次提出“富國必以本業，強兵必以正兵”，抨擊“名理之儒”不通科學與生產，固步自封，一談及西學就言中國古已有之，但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既不應用，又不予以總結和研究，以致“失且天下之實事”。因此，他在大量翻譯介紹西學的同時，十分注重對中國原有的農學、軍事學資料整理與研究。

　　在農學方麵，徐光啟以富國強兵為目的，注重農業科學技術的研究，提出了對農業、手工業進行改革的學說，完成了著名的《農政全書》。《農政全書》作為一部農學著作，除了大量介紹和探索農業科學技術問題外，還闡述了徐光啟學以致用的科研目的與思想。他認為中國貧窮的原因，是農民不知科學生產，沒有充分認識和利用天時地利，以致明王朝每年隻知從南方運幾百萬石大米供給京師和邊防，而西北田地荒蕪不墾。漕運東南大米，不僅農民負擔日重，而且大量的可以用來種植水稻的水利資源也被浪費。此外，北方之民隻知種棉而不織布，北棉南運，北方棉賤布貴。針對這種不懂農業科學技術所造成的問題，徐光啟打破古典農書的“風土說”和囿於陳陳相因的生產經驗論，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和科學實驗，在理論與實踐上提出了開墾西北荒地、興修水利，把一切水源包括用於漕運之水都用來生穀，以北之棉教南之織等農業、手工業的改革學說。

　　為了實踐和傳播這些思想，他以科學試驗來解決技術問題。如對高產作物的甘薯、蔓菁都作過多種試驗。又如在北方種稻試驗，他解決了南稻北植的許多技術問題，大開北方種稻風氣。再如北方種棉不織布，它的主要問題是北方自然條件不利於漿紗刷紗。有鑒於此，徐光啟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在肅寧人紡織的經驗上，提出了解決北方織布漿紗刷紗的技術問題，由此北方紡織業開始興起。在紡織工藝方麵，徐光啟基於原有的技術和設備，不斷地改進生產工具和方法。在繅絲技術上，他創造了“五人一灶繅繭三十斤”的方法，比舊時“二人一灶繅繭十斤”方法節省了人力和物力。在紡車製造上，他設計從四（梭管）改進成五，以提高紡織手工業的生產效率。此外，他還親自試驗曬鹽法，改革了傳統的熬鹽法。他的曬鹽法試驗成功，不僅大量節省了灶戶的人力，而且節省了樵薪，給國家農業生產的開發也帶來了利益。

　　改革農業、手工業生產技術，是實踐他“富國必以本業”思想的試驗。但是，他並不滿足於這一個方向，對於“強國必以正兵”也很關注，並作了大量的實驗。萬曆四十六年（1618），楊鎬的四十萬大軍被努爾哈赤打敗，明王朝麵臨的邊禍日重。徐光啟曾有意研究兵學，針對明軍在戰場失敗的教訓，提出培訓作戰軍兵思想。這一年，他在通州昌平訓練新兵，親自撰寫了《選練條格》，親臨院校場，從事實選實練試驗。後來由於當政者不予支持，兵源餉械不足，訓練計劃未能實現。

　　十年後，他從兵器改造方麵著手，吸收西方火器技術的長處，重新訓練新兵。這次練兵試驗，他提出了組織車營、建築台銃的辦法。車營即用火器武裝起的部隊，其組織辦法是“以四千人為一營，每營用雙輪車一百二十輛，炮車一百二十輛，糧車六一輛，共三百輛。”西洋大炮十六門，中炮八十門，鷹銃百支，鳥銃一千二百支。戰士二千人，隊兵兩千人。這種運用西洋大炮和中國火器的車營，在軍事技術上結合了中西兵器和戰術的長處。同時徐光啟還提出運用西洋的望遠鏡。徐光啟從軍事技術上加強國防建設，是他科學研究與實驗的一大成就。西洋大炮的製造與應用，在守衛京師戰役中發揮了它的威力。但是，由於明王朝政治腐敗，他的軍事技術改革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徐光啟在我國科學史上對天文曆法有卓越的貢獻。他會通中西曆法，編譯《崇禎曆書》，修正了當時已經失掉正確性的《大統曆》，對我國傳統曆法進行了重大改革，奠定了我國近三百年來的曆法基礎。3不怨不尤“堅忍”自重

　　原文

　　昔耿恭簡公謂，居官以堅忍為第一要義，帶勇亦然。與官場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識世態而又懷一肚皮不合時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軟，所以到處寡合。迪安妙在全不識世態，其腹中雖也懷些不合時宜，卻一味渾含，永不發露。我兄弟則時時發露，終非載福之道。雪琴與我兄弟最相似，亦所如寡合也。弟當以我為戒，一味渾厚，絕不發露，將來養得純熟，身體也健旺，子孫也受用，無慣習機械變詐，恐愈久而愈薄耳。

　　譯文

　　過去耿恭簡公曾說過，做官第一重要的是堅忍不拔，有耐性。其實帶兵也是這樣，和官場往來，我們兄弟們都憂慮的是略知世態需求卻本身懷有一肚皮不合時宜的想法，既不能硬做自我主張，又不能軟去迎合世事，所以到處落落寡合。迪安之妙就在於他全然不了解世態，他腹中雖然也有些不合時宜的念頭，卻能一味渾同包容，永不表現顯露。我們兄弟卻時刻顯露出來，總不是擁有福氣的法子。雪琴和我們兄弟最相像，也少有彼此投合的人。弟應當以我為戒，一味渾厚包容，決不顯露表現。將來性情修養純熟，身體也健壯旺盛，子孫也受用無窮。不要習慣於機變詭詐之方，恐怕在官場越久，德行就會越淺薄。

　　原文

　　弟書自謂是篤實一路人，吾自信亦篤實人，隻為閱曆世途，飽更事變，略參些機權作用，把自家學壞了。實則作用萬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懷恨，何益之有？近日憂居猛省，一味向平實處用心，將自家篤實的本質還我真麵、複我固有。賢弟此刻在外，亦急須將篤實複還，萬不可走機巧一路，日趨日下也。縱人以巧詐來，我仍以渾含應之、以誠愚應之；久之，而人之意也消。若鉤心鬥角，相迎相距，則報複無已時耳。

　　譯文

　　弟信中自認為是老實人，我也自認是個老實人，隻因為閱曆世途，飽經事變，大略學些機謀權變之術，自己學壞了。其實這些方麵遠不如人，隻是惹人笑話，教人懷恨，有什麽好處？近日猛然醒悟，一味向平實方向努力，將自己老實的本質還本來麵目，恢複固有。賢弟此時在外，也急需複還老實的本質，萬不可走投機取巧之路，日趨日下。縱使有人以巧詐來對我，我仍以渾含應付、以誠愚應付；久而久之，他會改變態度的。假如勾心鬥角，表麵接近，而內心有隔閡，那麽相互報複，將是無止無休的。

　　原文

　　我輩辦事，成敗聽之天命，毀譽聽之於人，惟在己之規模氣象，則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隨眾人之喜懼耳。

　　譯文

　　我們辦事，成敗隻能聽天由命，詆毀和稱讚也隨別人的便。隻有自己行事的準則，靠自己來製定，也就是說，不隨眾人的喜懼而喜懼。

　　曾氏體悟

　　孔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國藩正是把“恕”當做“夫子”的一項重要的修養目標。“恕”，是對人而言的，自己不願意做的，不要強求別人做。“忍”，則是對自己說的，“好漢打掉牙，和血吞”，便是善於忍。

　　在一個虛浮偽滑的世界，惟有守“拙”的人才能獲得成功，惟有至“誠”才能收實效。取巧和虛偽，固然可以取得一時的便宜，終究必定是失敗的。曾國藩的一生事業，就靠著“拙誠”二字而成功。

　　所謂“拙誠”，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埋頭苦幹”，就是多做實際工作，不作口頭宣傳。這雖不能完全包括“拙誠”二字的意義，但它的精粹就在於此。所以專說大話而不知埋頭苦幹的人，是曾國藩最瞧不起的。所以湘軍的首領，都是些不善於說話的人。他認為湘軍之所以能勝利，其實就是“拙誠”二字的實效。

　　為了貫徹他的“拙誠”主義，他又創立“五到”之說。所謂“五到”者，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至於這“五到”的解說，照曾國藩自己說：“所謂身到，比如當官，要親自驗屍處置偷盜案，親自私查鄉裏；治理軍隊，要親自巡視營壘，不惜冒箭石之危。心到，就是要苦心剖析事情，有條有理，先分析後概括歸納。眼到，即認真觀察人，認真處理公文。手到，可以說是事的關鍵，要隨手寫記，以防遺忘。口到，就是交代別人做事和警惕之話，雖有公文也要再三叮嚀。”

　　曾國藩這“五到”之說，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並且企圖著手實踐。細看他之所謂“五到”，無非是腳踏實地不厭煩瑣不怕艱難的埋頭苦幹。看上去雖覺得不是一件難事，但非有自己認定抱著“拙誠”二字決心的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曾國藩的為人，不問治軍治政或立身為學，都有一種不可企及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堅忍和“吃硬”。

　　當曾國藩既經決定一個主張，並且認為是對的，那麽無論環境如何惡劣，前途如何困難，他都是勇往直前、不避艱苦拚命地去幹，從死路中求生路。這種精神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實幹精神”。

　　所謂“實幹精神”，不僅在得意時埋頭苦幹，尤其在失意時絕不灰心。有一次，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連吃兩次大敗仗，曾國藩寫信去安慰他說：

　　“從前的事就如昨天逝去，以後的事好比今天新生。要另起爐灶，重新打開新局麵，開辟新世界，最近兩次的大失敗，不正可以磨練英雄，使你大有長進嗎？諺語談：‘吃一塹，長一智’。我一生的長進，都在遭受挫折和屈辱的時候。你務必要咬緊牙，磨礪意誌，積蓄力量，增長智慧，萬不可以自滅其誌。”

　　他的弟弟聽了他的話，後來果然有所成就。可見，不灰心是一切事業成功的基礎。

　　曾國藩認為隻說不做的人，最是要不得，所以他的軍隊中，照例不用喜歡說話的人，成為一種風氣，因為隻說不做，違背了“實幹主義”的原則。“實幹主義”是要埋頭苦幹，不重宣傳的曾國藩認為惟天下的至拙，可以破天下的至巧。凡是自己認定拙樸的人，才能夠厲行實幹主義。曾國藩的一生是靠“堅忍”成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