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社會文明進步的產物,同時,它又對社會的文明與進步起推動作用。中國的教育,產生很早,《尚書·堯典》裏,就有“作教刑”“敬敷五教”的記載。《尚書·禹貢》裏也講:“三百裏揆文教”“朔南暨聲教”。正應了《禮記·大傳》中:“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話。當然,那時候的教,還隻是官師合一,即政教合一的行政教育,主要起教化作用。到了西周,開始有了專門進行文化教育的學校。春秋時代產生的私學,使得教育日趨繁榮。漢代的學校,變成了為國家培養人才的基地。唐代各級學校健全,以及教學科目的繁多,使得學校教育日臻成熟。
一、周秦時期的教育
周的行政教育西周以至春秋前期,官師合一,政教合一的行政教育,仍是教育的主體。當時,朝廷設有負責教育的官員。首先,是由大宰負責製定“教典”,即教育法典。具體的工作,由地官司徒負責。司徒有大司徒一人和小司徒二人。專門負責教育的屬官,主要有鄉師、鄉大夫、州長、黨正、鼓人、舞師、師氏、保氏及遂人、遂大夫等。鄉師,是遠郊六鄉的教育行政長官,“掌其所治六鄉教而聽之治”,還要負責考績。鄉大夫,“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才,察其道藝”。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間聲,教為鼓而辨其聲用”。舞師,掌教兵舞、教羽舞(祭山川時用)、教皇舞(求雨時用)、野舞(民間舞)。師氏、保氏,是專職教員(詳下學校教育)。遂人、遂大夫教稼穡,等等。可見幾乎無所不教。不僅教,而且還有相應的獎懲措施及檢查辦法。以上行政教育,是周天子直接統治的地區的行政教育,對象是大眾百姓。在各諸侯國,也應當有相應的教育。
周的學校教育西周及春秋的學校教育,也由司徒負責。《周禮·地官》中的師氏、保氏,就是專職的學校教員,師氏負責“以三德教國子”。國子,指貴族子弟。所謂三德,“一曰至德,以為道(思想)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還要“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可見師氏所教主要是思想道德及為人處世方麵的內容,說明當時對道德品質教育的重視。保氏負責“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及六儀。所謂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禮、樂、射、馭(駕車),都是實用性的知識。六書,就是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種漢字的形體結構,屬於文字學。教之六書,就是教學生如何從根本上去識字,這是文字教育的最好辦法。九數,當是九種算術的方法,屬專業知識。所謂“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完全是貴族日常生活的容儀。可見教學的內容已相當全麵。
關於學校的稱名,有小學、大學之分,設在不同的地方,總名辟雍或泮宮。這是天子和諸侯一級的學校。另外地方也有學校。《禮記·學記》說:“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遂)有序,國有學。”這可能是春秋時代的學校。家,指大夫之家。五百家一黨,六縣為遂。《左傳》裏記鄭國子產不毀鄉校,說明鄉裏有校。可見當時學校的名稱有塾、有庠、有序、有校、有學,而學又有小學大學之分,已經有了比較健全的教育體係。
小學是培養貴族子弟的學校。入小學的條件,“皆以齒”。就是說凡是貴族的子弟隻要達到一定的年齡,均可入學受教。大學,除作為小學的繼續教育,還用來培訓各級官員。而且國王要親自“視學”,進行檢查。
關於大學教育,學製一共九年,分兩個階段,前七年為小成,後二年為大成。九年之中,除第一年主要培養讀經書的能力外,以後每兩年考核一次,並各有側重。第三年主要考核敬業,第五年主要考核博習,第七年主要考核論學,第九年主要考核能否知類旁通,每次考核都兼及品行修養。可見重點還是能力的培養。尤其是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遠者懷之”作為最終目標,說明當時大學教育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培養統治人才。由此可以知道,由保氏教六藝、六儀的學校,是為小學。
周代的私舉西周至春秋前期,上自周王室的小學、大學,下至鄉校黨庠,都屬官辦,所以稱為學在官府,“有官斯有法,有法斯有書,有書斯有學”,“天下以周文為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到了春秋中期,隨著周天子權力旁落,公室衰敗,學在官府已經不能維持,甚至以前深藏在官廷秘室之中的圖書典籍,也散落民間,官學崩潰了。“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成為必然趨勢。於是乎出現了私學,打破了貴族對文化教育的壟斷,使大批新興階層、商人及平民也有了受教育的機會。
最早興辦私學的代表人物,是老聃和孔丘。章太炎說:“老聃、仲尼而上,學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學皆在家人。”是正確的。《史記·孔子世家》雲:“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可見其規模已相當可觀。到戰國時代,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田駢在齊,“資養千鍾,徒百人”,等等,形成了龐大的學術團體。他們的活動,既擴大了私學的影響,也傳播了文化,推動了教育及學術發展。
私學的教學內容,各家有側重,但總體說來,都包括思想修養、政治學說、文化知識、勞動技能等方麵的內容,較西周的官學,更為豐富實用。
孔子的教育孔子,是早期私學的代表。他創立儒家學派,整理先王舊典《周易》《書》《詩》《禮》《樂》,又作《春秋》,作為教材,傳播儒家思想及文化知識,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重重地寫下了一筆。孔子的教育,首先是規模宏大,影響深遠。據說他當時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這些人在孔子死後,大多又繼承孔子的事業從事教育,如子夏居西河、子張居陳國、澹台滅明居楚國“教授”,等等,最終使儒學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
其次,有明確係統的教育思想。如他主張“有教無類”,所以隻要送上拜師禮認他為師,他都願意教育;主張分科教育,把學生分為德行、言詞、政事、文學四科;講究實事求是,要求學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認為學習要有興趣,他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主張博學,他說:“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則可以無畔矣。”又主張“多聞闕疑”,不輕易下結論。還講虛心,認為:“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提倡“學無常師,不恥下問”。另外,他還講求學以致用,重視培養學生的實際能力。還有重要的一點,就是重視學生思想品德的培養。
孔子的教學方法,更是靈活多樣,主要有:1.因材施教。2.學、思結合。“學而不思則罔(被欺罔),思而不學則殆”。3.注重溫習。“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4.讓學生獨立思考。“不憤(心想明白而未明白)不啟(開導),不悱(口想說而說不了)不發(啟發)”。5.要求學生舉一反三。“舉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6.循序漸進。
稷下學宮稷,指齊國都城臨淄的稷門。稷下,指稷門外。齊桓公為了招攬天下賢士,勉勵他們著書立說講學論辯,設立了稷下學宮。到了戰國,齊威王鼓勵學者們大膽進諫,給予賞賜。於是各地學者紛至遝來,最多時達數百千人,成為一時學者薈萃的中心。宣王挑選各派學士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這些學者,除了著書論辯之外,主要是聚徒講學。所以,稷下學宮成了戰國晚期重要的教育基地。郭沫若說:當時稷下學宮“行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以之,聞文則服。溫柔教悌,毋驕恃力。誌毋虛邪,行必正直。遊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些不懈,是謂學則。”
秦的教育有關秦的教育的資料很少,因此我們今天我們很難對秦的教育作出係統論述,隻能據若幹零星材料,略加推測。
據雲夢秦簡《內史雜》記載,秦有“學室”之設,“非史子眥(也),毋敢學學室,犯令者有罪”。所謂“史子”,秦簡整理小組譯為“史的兒子”。所謂“學室”,整理小組注謂“一種學校”。據前引《內史雜》律文可知,隻有“史子”才能在“學室”學習。大家知道,古代的“史”,一般都指史官而言,正如《說文》所言:“史,記事者也。”不過其職掌,並不僅僅限於編史。蓋古代,一切文字工作皆由史官包辦,一切官書典誌也都出自史官之手;從廣義上講,大凡卜筮、天文、曆法、地理、醫術等,幾乎無不屬於史官的業務範圍。這樣,“史”事實上便成了從事文字工作官吏的統稱。由於“史”之所職係起草文書一類機要性工作,因此“史”不僅“父子疇官,世世相傳”,而且“史子”從小要接受特定的教育,以便將來更好地繼承“史”的職務。秦簡中出現的“學室”,正是這樣一種培養“史”的專門學校。它構成秦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
關於“學室”內“史子”學習的內容,目前尚找不到直接的文字記載,不過從一些間接材料,似可窺知大概。《說文·自敘》引漢《尉律》稱:“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並課最者以為尚書。”《漢書·藝文誌》亦載:“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僮,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吏。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禦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這就是所謂的漢試學僮之法。有學者研究,指出此漢法係沿襲秦製而來,漢之“學僮”即秦“學室”中學習之“史子”。據此可知,秦“學室”內“史子”所學習的一是識字,即需“諷書九千字以上”;二是學寫各式字體,即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等“秦書八體”。將來“史子”經考試後,合格者便被進用為“吏”。
秦統一後,推行絕對主義政策,禁遊宦,禁私學,焚書坑儒,朝廷雖設博士,但並不教書,僅備顧問而巳。加之帝國短祚,隻有十五年便告滅亡,所以有關這一時期的教育,迄今隻能籠統知道所謂“以法為教”“以吏為師”,而無法說出更多的內容。
二、漢代的教育
太學西漢立國之初,百事草創,未遑庠序之事。但隨著經濟的恢複和發展,統治秩序的鞏固,教育的問題終於被提到議事日程之上。其由興辦太學開始,逐步建立了一套完備的學校教育製度,及發達的私學教育。太學,是漢代最高學府,由中央政府開辦,由屬九卿之一的太常掌管。武帝時“置五經博士”,“為博士置弟子員”,“興太學”。“博士”一詞,本是取博學多藝、學通行修,曉古文爾雅之士的含義。用這樣的人做太學教授,無疑是很適宜的。西漢的博士,主要是通過皇帝直接征召或由官員舉薦。東漢的博士,則要通過考核、“策問”等形式而選拔。一般說來,博士除過精通經典以外,還必須具有高尚的道德修養,要求為人敦厚、善良、謙遜、節儉,而且身體健康。博士按經設立,—般一經一名,一經有不同傳記學派的一派一名,所以人數始終不多。東漢最多時也不過十四五人,隻有王莽執政時立古文經博士,每經設過五名。博士的首領,西漢叫仆射,東漢叫祭酒。
太學生的人數,西漢武帝時博士弟子隻有五十人,昭帝時增至一百人,宣帝時又增至二百人。元帝時不限名額。後因用度不足,定為一千人。成帝時,又增至三千人。東漢博士弟子稱“諸生”。桓帝時有諸生三萬人。公元2世紀的高等教育達到如此規模,這在世界教育史上絕無僅有。太學生的來源,西漢博士弟子一是由太常在京畿地區直接選拔,一是由郡國縣邑從各轄地選拔推薦。凡年滿十八歲,“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裏,出入不悖所聞”者,均可入選,不論貧富,貧者由政府發給上京入學的經費。另外公卿大夫的子弟可以破格錄取,直接入選。東漢諸生由於名額多,所以沒有考上明經的人及公卿子弟,都可以入太學補諸生。另外漢代太學還設童子科,即從十二歲至十六歲少年中挑選能通經的保送太學學習。這大概是中國最早的保送生製度。
漢代太學的教學內容,主要是《易》《書》《詩》《禮》《春秋》等儒家經典,一般是每個博士專講一經,各以家法教授。學生專選一經,學完一經可另修他經。另外還有《論語》《孝經》,是公共必修課。教學方法,除講授、自學以外,還注重師生共同討論與辯難。
漢代太學沒有肄業時間的規定,隻要通過考試,就可以畢業。西漢太學一年一考,及格的按成績高低授予一定官職。東漢太學兩年一考,通兩經者授文學掌故,通三經者授太子舍人,通五經者為郎中,不及格者可留校學習。
地方學校漢代的地方學校,最早由蜀郡(四川)興起。景帝末,文翁為蜀郡太守,他看到蜀地文化落後,“有蠻夷之風”,於是選“開敏有材”的郡縣少吏十餘人送太學進修。幾年後學成歸蜀。文翁在成都辦起了學官,由這些人負責教學,招收郡縣的學生,免除他們的徭役,學習好的授郡縣官吏。為了提高文化人的社會地位,文翁每次出行,都讓學官的高材生陪同,使蜀地的教育事業迅速發展起來。後來武帝聽到此事,“詔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從此漢代地方學校普遍設立起來。到平帝時,王莽請立學校之製,凡郡國的學校叫學,縣道邑的學校叫校。學、校設經師一人。鄉裏的學校叫庠,聚(村落)的學校叫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學、校相當於中等學校,庠、序相當於初等學校。東漢一代,由於朝廷的重視,地方官也往往注重學校的設立與教學。各地普遍都有學校,以至“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盛況空前。
私學漢代的私學,可分為初等的書館和高等的“精舍”“精廬”兩種。書館,由書師自辦,主要教識字,讀《孝經》、《論語》。西漢初用的識字課本,是秦代傳下來的《蒼頡篇》,由李斯作的《蒼頡》、趙高作的《爰曆》、胡毋敬作的《博學》合編而成,六十字為一章,共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了《凡將篇》。元帝時,黃門令史遊又仿《凡將篇》作了《急就篇》。成帝時,李長又作了《元尚篇》。平帝時,揚雄續《蒼頡》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東漢和帝時,賈魴又續《訓纂》作《謗熹篇》。後人將《蒼頡》《訓纂》《謗熹》合編,稱為《三蒼》。這類字書,都是將日常生活中的用字歸類排列。每句三字或七字,而且押韻,所以易讀易記,而且實用。學完字書,就轉而讀《孝經》《論語》。讀完《孝經》《論語》經過考試,就可以就業當小吏。
精廬、精舍,是經師大儒自己開設的學堂。漢代經師大儒滿天下,這些人大都聚徒教授,而且人數眾多。直接聽講的稱“及門弟子”,另外還有所謂“著錄弟子”,即是在經師門下掛個名不必到堂聽講的弟子。如此眾多的學生,不可能由經師一人親自授課,所以往往還有經師的高弟“以次相傳”。如馬融門徒四餘百人,“升堂進者”即直接入堂聽講的,隻有五十餘人。連鄭玄在門下,也“三年不得見,乃使事業弟子傳授於玄”。後來一次偶然的機會,才被“召見於樓上,因從質諸疑義”。這類私學的教育,不僅學生眾多,而且有的已相當正規。如馬融的講堂,四周“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可能是在課間演奏樂舞。至今陝西扶風縣有絳帳鎮,據說就是馬融當年講學的地方。
三、唐代的教育
學校設置唐代的教育,較前代有較大的發展。突出的表現,一是學校增加,二是科目增多,三是教育製度完善。
隋代以前,一直到漢代,國家教育都是由太常兼管。周人的司徒,也隻是兼管教育。隋文帝設“國子監”,負責全國的教育事業。這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專設的中央教育行政機構。國子監的首領稱“祭酒”,是專職的中央教育行政官員。唐代沿襲了這一製度,中央也設國子監,負責全國的教育事業,但學校設置則有了較大的發展。唐代中央一級屬國子監直接領導的學校,有六學一館,即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廣文館、律學、書學、算學。
國子學,也稱國學,是專為三品以上官員子弟開設的學校,學生名額三百人。太學,限五品以上官員的子孫入學,名額五百人。四門學,是招收勳官官員的子弟及平民的俊異子弟的學校,名額一千三百人。廣文館,相當於進士進修班,名額七十人。律學,招收八品以下官員及平民的子弟。書學、算學:招收有專長的學生。六學一館,均屬高等教育性質。
中央一級不屬國子監直接領導的學校有兩館三學。兩館指弘文館和崇文館,是皇室貴族高等學校,專門招收皇帝的近親、皇太後近親及宰相大臣散官一品、京官三品以上官員的兒子入學。崇文館歸東宮掌管,弘文館由門下省管理。“三學”指“崇玄學”“醫學”及“小學”。崇玄學,屬道教學校,歸禮部領導。“醫學”,由太醫署領導。“小學”,屬初等教育的貴胄學校,由秘書省領導。
另外中央政府的業務部門也興辦專業學校。如司天台,培養天文、曆算人才;太仆寺,培養獸醫人才;太卜署,培養卜筮人才;東觀校書郎,培養古籍整理人才等。這些相當於高等專門教育,是業務部門附設學校的開端。
地方學校中歸國子監直接領導的有各府的府學、各州的州學、各縣的縣學,相當於中等教育。鄉、市有小學。不屬國子監領導的學校有各府州的醫學、崇玄學,相當於中等專業學校,也歸中央的太醫署和禮部領導。
府、州、縣學由當地長史管理,長史直屬國子監管理。府州縣學的學生,都有定額。設在京都的府學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的府學及上州的州學六十人,京縣的縣學五十人,上縣的縣學四十人,中縣的縣學三十五人,下縣的縣學二十人。當時全國共三百二十八個府州,一千五百七十三個縣。以平均數計算,當時全國地方中等學校的學生當有八九萬名。
學校的教學國子學、太學、四門學主要仍是學習儒家經典,但經典較前代增多,並劃分為大、中、小三類。其中《禮記》《左傳》為大經;《詩經》《周禮》《儀禮》為中經;《尚書》《周易》《公羊傳》《?梁傳》為小經。大經、中經為分科必修,小經為選修。另外還有《孝經》《論語》。國子學設博士五人,分經教授,各領學生六十人。又有助教五人,幫助教授分經教授;直講四人,類似輔導員。太學設博士助教各六人。四門學博士、助教各六人,直講四人。
律學,主要學習法律、法令,兼學格式、法例等。書學,主要學習文字、書法,內容包括《說文》《字林》《三蒼》《爾雅》及篆、隸、草三體書法,兼學時務策及《國語》。算學,主要學習數學,包括《五曹》《九章》《張丘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算》《綴術》《緝古》《記遺三等數》等古醫學,分醫學、針灸、按摩、咒禁四門。醫學門又分體療、瘡腫、少小、耳目口齒、角法五科,都以《本草》和《甲乙脈經》為必修科目。針灸門學習人體經脈孔穴之道及針術。按摩門學習按摩技術。咒禁門學習用咒禁之法驅除邪惡鬼魅。
弘文館,設學士,掌詳正圖籍,教授生徒,主要學書法。崇文館也設學士,掌經籍圖書,相當於國家圖書館,考試標準較低,“以其資陰全高,試取粗通文義”。
崇玄學自玄宗注老子《道德經》以後創辦,兩京各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後改稱學士,教授《道德經》、《莊子》、《列子》、《文子》等道家經典。
府、州、縣學主要學儒家經典,學生六十名以上設博士一人,助教二人;五十名以下設博士、助教各一人。學生能通一經者可升入“四門學”,稱“俊士”。
司天台的學校,設天文博士二人,教授天文觀生九十人,天文生五十人;設曆(曆法)博士一人,教授曆生五十五人。太仆寺的學校,設獸醫博士四人,教授學生一百人。太卜署的學校,設卜正博士二人,卜筮助教二人,教卜筮生四十五人。門下省的校書郎,有令史、典書、拓書手、筆匠、楷書等,招收學生三十人,學習校理典籍,勘正錯誤及其他書籍技術。
學校的管理首先,唐代學校對學生入學的資格,有明確規定;人學年齡,有比較嚴格的限製。如太學一級,限製在十四歲到十九歲之間。學習的年限,國學、太學、四門學、書學、算學、醫學都是九年,律學六年。地方學校沒有年限,隻要能通一經以上便可畢業。畢業以後,或者升人四門學當俊士,或者等候大比之年參加科舉考試,個別也可以由州縣長官委派適當的官職。
學校有嚴格的學業成績考試製度,廢除了以往畢業考試合格就授予官職的辦法。學業考試分三科:旬考(或月考)、歲考、畢業考試。旬考每十天考一次,分背誦和講解兩種方式。歲考,即年終考試,口問大義十條,答對八條為上等,答對六條為中等,五條為下等。參加畢業考試,必須是修業年限已滿,所學課程考試及格的學生,而且俊士必須通三經,其餘學生必須通二經。畢業考試國子監生由博士出題,國子學祭酒監考,考試及格後方可參加科舉考試的省試。願意繼續學習的,四門學的畢業生可補入太學,太學畢業生可補入國子學。
學校有重讀與退學製度,學生歲考不及格者必須重讀,參加下一年歲考。歲考連續三次不及格者,可延長至在校學習的最高年限九年。九年仍不及格,令其退學。另外太學還規定,凡學生品行惡劣、不堪教育者和請假逾期不返校者均應退學。
學校每年放長假兩次:五月一次,稱“田假”;九月一次,稱“授衣假”。每次一個月,學生可回家探親。路途在二百裏以外者酌情延長。逾期無故不歸者令退學。除過兩次長假外,學生一律要求在學校學習。學習期間每十天有短假一天,相當於星期日。
在校期間,太學一級學生的膳食,一律由政府負擔,而且也不繳納學費,但須行“束眧”禮,即向教師送拜師禮,一般是絹三匹。
留學生教育與私學唐代昌盛的學校教育及繁榮的經濟與文化,吸收來了大量的外國留學生。當時的新羅、百濟、高麗、高昌、吐蕃、日本等,都向唐帝國派遣了留學生。其中尤以日本為最多,僅玄宗開元、天寶年間(715-748),日本就向中國派了五百五十名留學生。這些外國留學生,有的來學中國曆史,有的來學儒家經典,有的來學法律,有的來學天文曆術,有的來學算學,也有的來學文學詩詞,有的甚至能夠學到兼通。如日本的阿倍仲麻呂、吉備真備,大和長岡等,皆其佼佼者。21世紀初,西北大學博物館征集到一方唐代日本留學生井真成墓誌,為上述史實提供了有力的考古證據。發達的留學生教育,為傳播中國文化及加強與各國的友好往來起了重要的作用,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唐代私學的最大特點,與官學一樣,也是科目增加,不再局限於儒家經典的教學。例如江都曹憲,主要用《昭明文選》做教材,屬於文學。由於他的影響,同郡的魏模、公孫羅,江夏(今湖北武昌)的李善,句容的許淹等人,也研究《文選》,形成了江南“文選派”。又如絳州(今山西新絳)的尹知章,主要講授《老子》《莊子》。也有講史學的,也有講書學、算學的,等等。這些都與當時的科舉、製舉相適應。所以,私學實際上是官學的輔助教育。另外,私學也是學術活動的中心,流傳至今的唐學術著作,大部分應該說都是私學名家的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