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漢唐文明簡本

第六節 經學

　　經學，是指對經書——儒家經典文獻進行研究、注釋、闡發的議論之學。在先秦時代，各學派的經典文獻，都可以稱為經。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經”字便基本上被儒家所壟斷了。所以中國曆史上所謂的經學，實際上專指對儒家經典的研究。儒家經典，從《周易》到《春秋》，到《爾雅》，內容十分廣泛。所以中國的經學，實際涵蓋著哲學、政治學、社會學、曆史學、文學、語言學等多種學科。應該說，經學是中國古代學術文化的基礎與主體，更是周、漢、唐學術文化的基礎與主體。

　　一、周代的經與經學

　　孔子以前的經書周代是經學誕生與奠基時期。這中間，孔子是一位核心人物。因為沒有他，就沒有儒家學派，也就沒有經學。

　　孔子生活的時代，正當春秋晚期。經書既指儒家經典，照理說孔子以前就不能有經。但事實上，文獻本身則是先經而存在的。它們主要有：《易》，指《易經》，即現在《周易》中經的部分，是一部占筮書。所謂占筮，就是用蓍草卜卦。占筮時用五十根蓍草莖，抽去一根，把剩下的四十九根通過揲（分）、營的手法來成卦。然後根據所成的卦象參考占筮書來預測吉凶。卦象是由陰（——）陽（—）兩種符號的重疊與交易而構成的。如重疊三層，便組成八卦。八卦互相重疊，又組成六十四卦。把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並且給各卦作卦辭及爻辭，一般認為是周文王所為。與《周易》同時的古筮書，還有《連山》《歸藏》。二書已經不存。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秦墓出土竹簡有《歸藏》，為了解其內容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書》，就是後世所說的《尚書》。《詩》，就是《詩經》，是詩歌的總集。詩是表達思想的，歌是詠唱語言的。把文字記錄的詩歌匯集起來，就是《詩》。

　　《禮》，是指各種禮節儀式的書，後世專指《儀禮》，禮儀，是社會文明進步的產物。同時，禮對於維護社會秩序，鞏固尊卑製度，具有很強的作用。周禮，一般認為是周公所作，應該有可信度。當然，周公不可能一次將所有的禮儀全部製定出來。應該說，周禮是隨著其社會的需求而逐步發展完善起來的。《禮經·中庸》說：當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樂》，即所謂的《樂經》，是有關音樂的專書。樂的起源十分早。古人對樂十分重視，用它做教化的工具，並且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禮樂製度。

　　《春秋》，本來是按年、時、月、日順序記事的史書的通名。周代大約自宣王以後，不僅周王室，而且各諸侯國也都有《春秋》。各國的《春秋》之中魯之《春秋》，最為有名，以致後人把《春秋》誤認為是魯國史書的專名。關於《春秋》的命名。有人認為古代隻分春、秋二季，沒有夏季、冬季、所以用“春秋”代表一年，實際上是不對的。稱為《春秋》隻是約舉或者簡稱而已。

　　以上是孔子以前的經書，即所謂古六經。

　　孔子與六經經書本身產生在孔子以前，但是孔子以後所傳的經書，卻都與孔子有關。下麵分經敘述：

　　孔子與《周易》

　　孔子與《周易》的關係，一般稱之為“讚”。讚，是輔、助的意思。也就是說，孔子對《易經》原書並沒有改動，隻是在經後麵作了輔讚。輔讚經，就猶如給經增添翅膀，所以也稱為“翼”。相傳孔子共作了十篇輔讚《易》的文字，所以稱為《十翼》，由於與經相對，所以又稱為《易傳》。

　　現在的《周易》的《易傳》，分別為：一、二：《彖傳》上、下。解釋六十四卦的卦名、卦義和卦辭，隨原經分為上、下。三、四：《象傳》上、下。解釋六十四卦的卦名、卦義和爻辭，也隨原經分上、下。五：《文言》。解釋《乾》《坤》二卦的卦辭和爻辭。六、七：《係辭》上、下。通論《易經》，內容龐雜，篇幅較長，分上、下。八：《說卦》，主要記述說明八卦所象的事物，如雲：“乾為天，坤為地，震為雷，巽為風，坎為水，離為火，艮為山，兌為澤”之類。九：《序卦》。解釋六十四卦的順序。十：《雜卦》。解釋六十四卦的卦義。因為不按照六十四卦的順序，而是錯雜解釋，所以稱為“雜卦”。

　　以上《十翼》，事實上並不是同一時代的作品。據研究，其中有的可能較早，而大部分，則是戰國時代的作品，甚至要晚到漢初。可見已經不是孔子的《易傳》。不過它既然沿用了“十翼”的名稱，想必與孔子的《易傳》有一定關係。應該說，它是後世經學家對孔子《易傳》的補充與發揮。

　　孔子與《尚書》

　　孔子與《書》的關係，一般稱之為“刪”。我們知道，《書》本來是史官對統治者言行及朝廷大事的記錄，孔子以前的書篇很多。而孔子以後所傳《尚書》，據《書序》最多也隻有一百篇，說明後世《尚書》肯定是經人刪定過的。另外先秦文獻中引“《書》曰”，很多不見於今本《尚書》，卻見於《逸周書》。而《逸周書》，自漢人就以為是“孔子刪《書》之餘”。可見後世的《尚書》，確實是經過刪定的。

　　關於孔子刪《書》，《尚書正義》引《尚書緯》記的比較具體詳細。它說：孔子尋求古代的《書》，一共得到從黃帝玄孫帝魁到秦穆公時代的書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去遠取近，選取可以作為社會法戒的一百二十篇，以其中一百零二篇為《尚書》，以十八篇為《中侯》。書的記載固然不能全信，但也不能全不信。比如去遠取近、選取可以作為社會法戒者編為《尚書》的說法，就比較符合情理、符合事實，也符合孔子的主導思想。

　　另外，正像《藝文誌》所說，孔子當時還作了《書序》。現在保存在《尚書》裏的《書序》（分散在各篇前），有人認為不是孔子所作，其實沒有道理。

　　孔子與《詩經》

　　孔子與《詩》的關係，一般也稱之為“刪”。《史記·孔子世家》載：“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漢書·藝文誌》也說：“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零五篇。”應該是可信的。

　　《詩經》三百零五篇，分為三大類，即《風》《雅》《頌》。《風》也稱《國風》，是地方民歌。包括《周南》《召南》《邶》《盶》《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十五國風，共一百六十篇。《雅》，是正的意思，與《風》相對，指非民間的，即上層的、貴族的作品。《雅》分為《小雅》與《大雅》兩部分，《小雅》共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篇。《頌》，是宗廟祭祀的頌歌，共四十篇。分《周頌》（三十一篇）、《魯頌》（四篇）、《商頌》（五篇）。所謂《商頌》，一般認為是周代宋國的作品。因為周成王封紂王的哥哥微子啟於宋（都城在河南商丘南）繼承商祀。

　　孔子與《儀禮》

　　孔子與《禮》的關係，一般稱之為“綴”，即采輯編綴。孔子一生好禮，小時候“為兒嬉戲，常設俎豆，設禮容”。後來又“適周問禮”。平時“入太廟每事問”，處處留意禮。周遊列國期間，也沒有放鬆對禮的演練。曾經與弟子們在宋國一棵大樹下習禮，被宋國的司馬桓？砍了大樹。所以，由他把周魯的各種禮儀采輯起來加以整理記錄，是完全可能的。

　　《儀禮》共十七篇，各篇篇名分別為：《士冠禮》《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喪服》《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

　　孔子與《樂》

　　孔子與《樂》的關係，一般稱為“正”。《論語》裏記孔子的話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所謂正，就是正它的曲調，使《雅》有《雅》的曲調，《頌》有《頌》的曲調，所以《雅》《頌》各得其所。因為當時《詩經》是配樂演唱的。除過配《雅》《頌》的樂以外，孔子所正的，主要應該是配合各種禮儀的樂。又因為古代禮樂不分家，有禮就有樂，如周武王滅商後舉行的典禮，就有樂相配，所以後世恒言“禮樂”。

　　孔子與《春秋》

　　孔子與《春秋》的關係，一般稱之為“修”。修，就是編修，就是作。我們知道，《春秋》本是編年體史書的通稱。孔子所修《春秋》，據內容知道它主要記魯國的史事，但是《春秋》裏還有不少周王室及其他諸侯國的事情，而魯國的舊史，“局於一國，其於列國，或赴告不全，甚或有所隱諱，不能得其實，即魯史載筆，亦未必無誤”。所以，孔子當時肯定還參考了魯國以外的史書。《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載：“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看來也是可信的。

　　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主要是想通過貶、損來寄托自己的思想。“《春秋》之義行，而天下亂臣賊子懼”。這正是《春秋》被儒家奉為經典，並得後世後代封建統治者認可的主要原因。

　　以上是孔子與《六經》，實際上也可以看做孔子的經學。孔子的經學，有四個特點，就是所謂的“不語怪、力、亂、神”。也就是說他不講怪異，不歌頌暴力，反對犯上作亂，不講牛鬼蛇神。這正是儒家思想的具體體現，也是後世經學的基本思想。

　　孔門之經學孔門，指孔子的弟子及後學。

　　孔子定六經，主要是為了用來教學。所以，孔子的經學是最直接、最正統的經學。孔子死後，其門徒大的做到諸侯的卿相，小的為士大夫的教友，有的則隱而不現。真正傳經學的，隻有子夏、曾參等人。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衛國人，小孔子四十四歲。孔子死後他居西河，即現在的陝西東部黃河西岸地區“教授”，專門傳播經學。

　　子夏於經學的貢獻，司馬貞《史記索隱》稱：“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在《禮誌》。”

　　所謂《序》，就是作《詩序》。《詩序》由“大序”“小序”組成，“小序”解釋各篇主題，“大序”概論全部《詩經》，均保存在今《毛詩》之中。

　　所謂傳《易》，就是作《易傳》。子夏究竟作了哪些《易傳》，文獻沒有記載。今本《周易》易傳中，很可能有子夏的手筆。

　　關於孔子以“《春秋》屬（囑）商”的說法，所指雖不特別具體，但子夏確與《春秋》有關。又據《風俗通》所載，《？梁傳》的作者？梁赤，是子夏的門人，而《公羊傳》的作者公羊高，相傳也是子夏門人。

　　關於傳《禮》，一般認為現在《儀禮》中《喪服》一篇，為子夏所作。另外，子夏於《禮》有創立流派之功。

　　子夏對經學的最大貢獻，應該是發明章句。“《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是漢以來的說法。

　　可見子夏於六經皆有貢獻。另外鄭康成以為，《論語》也是子夏等人撰定。後世繼承子夏之學的，主要是荀子。

　　曾參，字子輿，魯國人，小孔子四十六歲。從孔子，主要學《禮》。今《禮記》中的《曾子問》，《大戴禮記》中《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製言上》《曾子製言中》《曾子製言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圓》等十篇，都與他有關。《大學》《孝經》，相傳也是他作。《漢書·藝文誌》有《曾子》十八篇。後世繼承曾子之學的，是子思、孟子一門。所以後世以之為宋學之祖。而子夏，則稱之為漢學之祖。

　　還有商瞿，字子木，魯國人，小孔子二十九歲。據《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孔子把《易》傳給商瞿，商瞿傳給楚人眪臂子弘，子弘傳給江東人矯子庸疵，庸疵傳給燕人周子家豎，家豎傳給淳於人光子乘羽，乘羽傳給齊人田子莊何，應何傳給東武人王子中同，中同傳給眫川人楊何。楊何漢武帝元朔中為中大夫。可見商瞿的《易》學傳流久遠。

　　除子貢、曾參、商瞿外，孔子弟子中子遊、子張、子貢、原憲、公西赤、宰予等人，有的傳《禮》，有的問《易》，有的問《書》，有的學《詩》，也各有所傳。

　　據《韓非子·顯學》記載，孔子死後，儒分為八：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據後人考證，顏氏傳《詩》為道，為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為道，為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孫氏傳《易》為道，為潔淨精微之儒。可見不僅各有所傳，而且已經有了致用之意，這些儒家，都是孔子的門人弟子所創。

　　孟、荀之經學孟、荀，指孟子和荀子。孟子和荀子，是戰國時代最大的兩位經學家，所以以他們的經學來代表戰國經學。

　　孟子的經學

　　孟子名軻字子居，鄒國人，生活於戰國中期，孟子的經學，受傳於子思的門人。子思，一般認為是孔子的孫子孔？（字子思）。也有人認為是孔子的弟子原憲（字子思）。總之是孔門中人。孟子於六經均有研究。後人認為“知《易》者莫如孟子”，“知《書》者未有如孟子者”，“知《詩》未有如孟子者”，“知《春秋》未有如孟子者”，“達禮、樂之情，無如孟子者”。可見他的經學比較全麵。不過總體上說來，孟子的經學還是有他的特點，這就是讓經學為自己服務，把經書作為宣傳自己思想的工具，所以後世認為他是經學之祖。

　　荀子的經學

　　荀子名況，字卿，趙國人，時代稍後於孟子。荀子的經學，出於子夏之門，所治有《詩》《禮》《樂》《易》《春秋》五經，而於《春秋》則兼通三傳，於《詩》又兼開三家。

　　關於《春秋》三傳之學，《左傳》受之於虞卿，傳之於張蒼；而其《荀子·大略篇》言春秋賢穆公善胥命，《王製篇》言桓公劫於魯莊，又言周公述職之事，全與《公羊傳》相合。

　　關於《詩經》，他受自根牟子、曾申，下授大毛公毛亨，是為《毛詩》。《魯詩》，為魯人申公所作。而申公，則是荀子的學生，受《詩》於荀子另一學生浮丘伯。而《韓詩外傳》又引荀子說《詩》四十餘條。說明三家《詩》全出荀子。

　　關於《禮》學，《荀子》書有《禮論》一篇。而他的政治主張，更提倡“隆禮尊賢”。

　　關於《易》學，《荀子·非相篇》引《易》“括囊無咎無譽”以喻腐儒；《大略篇》說《易》之“鹹見夫婦”，又引《易》“複自道何其咎”，以讚美能變。可見他的《易》學比較活。

　　總的說來，荀子對經學的貢獻，主要在經傳方麵。汪中《荀卿子通論》說：“自七十子之徒既歿，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不以絕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之，其揆了也。”其說是中肯的。

　　二、西漢經學

　　《周易》學秦代基本上沒有經學。西漢初，惠帝除挾書令，開獻書之路，經學才逐漸得到恢複。所以，從總體上說，西漢是經學的恢複與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經學的特點，一是自漢武帝設五經博士，經學由私學變成了官學，得到了統治者的提倡，並成為知識分子做官食祿的必治之學；一是傳注之學興起，並形成不同的門派；一是今文學與古文學的形成與相互論爭。

　　《周易》不在秦焚禁之列，所以一直傳授不絕。漢初最早傳《易》的，是田何。他的《易》學，受自孔子弟子高瞿的弟子眪臂的三傳弟子光羽。漢惠帝時田何年老，守道不仕，惠帝親自登門受業，所以他最終成為《易》學之宗。當時治《易》的，還有即墨成，官至城陽相；孟但，為太子門大夫。周霸、主父偃，也都“以《易》至大官”。田何弟子有王同、周王孫、丁寬、伏生，四人各有《易傳》數篇。漢武帝置五經博士，《易》博士楊何，即王同的弟子。丁寬從田何受《易》，學成以後東歸，田何對門人說：“《易》以東矣。”丁寬到洛陽後，又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他自己又“作《易說》三萬言，以傳田王孫，為博士。王孫又傳施讎、孟喜、梁丘駕，於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又有《京氏易》。京指京房（非楊何弟子京房），受《易》於孟喜弟子焦延壽，以善明災異得幸。

　　以上各家皆列於官學，另外漢代民間《易》尚有費氏、高氏二家。費氏名直，治《易》長於卦筮，沒有章句，隻是用《彖》《象》《係辭》《文言》解釋上下經。後世稱讚費氏《易》為古文，而備受青睞。漢代陳元、鄭眾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為之作傳，以授鄭玄。鄭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曹魏時期的王肅、王弼也為之作注。現在的《周易》，就是由這一係傳下來的。高氏各相，治《易》與費直同時，學出丁將軍（寬），也沒有章句，專說陰陽災異。

　　《尚書》學西漢最早傳《尚書》的是故秦博士濟南人伏生，名勝。秦始皇禁《書》的時候，伏生把自己的書藏在了夾壁之中。不久大兵起，他也流亡異鄉。漢朝建立以後，伏生回去找所藏的書，隻剩下29篇，於是就用它在齊魯之間教授。漢文帝時，就準備召他進京，而當時伏生已九十多歲，不能上路，於是下詔太常，讓掌故官晁錯去跟他學，所學也是這29篇。

　　伏生的弟子主要有張生和歐陽生，二人共撰《尚書大傳》。張生之學傳夏侯都尉，都尉傳其族子夏侯始昌，始昌傳夏侯勝，勝傳夏侯建，於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歐陽生之學傳倪寬，寬又授歐陽生的兒子，世代相傳，到歐陽生的曾孫歐陽高，為博士。歐陽高的孫子歐陽地餘也為博士，參加石渠閣會，元帝時官至少府。兒子歐陽政王莽時為講學大夫。由此《尚書》有歐陽氏學。

　　以上歐陽及大、小夏侯氏之學，是所謂西漢《尚書》三家今文學。《尚書》古文學出於孔氏。關於《古文尚書》的來源，《漢書·藝文誌》記載：“《古文尚書》者，出孔壁之中。武帝末（初），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所以，傳《古文尚書》的還是孔安國。《史記·儒林傳》載：“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起其家，就是興起了他的家法。這就是《古文尚學》學。《古文尚書》與《今文尚書》的不同，除了多出十六篇之外，還有文字方麵的差異。

　　《詩經》學《詩經》雖屬秦代禁書，但詩可以口誦，所以實際上並沒有被禁絕。西漢一代，《詩經》學主要有魯、齊、韓、毛四家。

　　《魯詩》，由魯人申培所傳。申培受《詩》於荀子的弟子浮丘伯，漢初教授於鄉裏。《齊詩》，最早始於齊人轅固。轅固景帝時為《詩》博士，傳齊人後蒼，作《齊詩》。《韓詩》，韓指燕人韓嬰。據《史記·儒林傳》，韓嬰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清河王太傅。他“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其學傳於燕趙之間。《毛詩》，毛指趙人毛亨。毛亨受《詩》於荀子，作《故訓傳》，授毛？。當時人稱毛亨為大毛公，毛？為小毛公。於是世有《毛詩》之學。

　　四家《詩》中，魯、齊、韓三家為今文，毛屬古文。實際上也隻有個別文字與訓詁不同而已。

　　《禮》學漢初最早傳《禮》的是魯人高堂生。他所傳《士禮》十七篇，就是後世所謂的《儀禮》。高堂生的弟子徐生，善於“為容”（表演禮儀），文帝時為禮官大夫。後來世代相傳，孫子徐延、徐襄及其弟子數人都曾做禮官大夫。

　　另外《禮古經》，與《古文尚書》同得於孔子舊宅壁中（一說出魯淹中，為河間獻王所得），共五十六篇，除去十九篇與高堂生所傳本相同的，多三十九篇，所以又稱“《逸禮》三十九篇”。

　　《禮》除經以外，還有“記”。“記”是禮家關於禮的撰著。《漢書·藝文誌》著錄《禮》一百三十篇，相傳也出於孔壁。據鄭玄說，當時傳《禮》的有十三家，隻有高堂生及其五傳弟子戴德、戴聖的名字尚在。戴德（即大戴）傳《記》八十五篇，戴聖（即小戴）傳《記》四十九篇。

　　還有《周禮》。《周禮》本名《周官》，為先秦古書。關於《周禮》的流傳，一般的說法，是漢武帝時有一個姓李的人得到了《周禮》，把它獻給了河間獻王，獻王發現缺《冬官》一篇，購求不得，就用《考工記》補足，然後獻給了朝廷，藏在了秘府，世人莫得見。一直到王莽時，劉歆請立博士，才顯於世。

　　與《禮》相關的《樂》，秦火以後完全失傳，所以漢人無傳《樂》者。至武帝立五經博士，就不含《樂》，從此也就沒了“六經”之名。《漢書·藝文誌》有“《樂記》二十三篇”，隻相當於《禮》之“記”而已。

　　《春秋》學孔子修《春秋》，敘事簡明，微言而有大義，所以後世弟子口說相傳，互有發明，於是形成了不同的門派，即所謂“傳”。漢代流行的主要有《公羊傳》《？梁傳》《鄒氏傳》《夾氏傳》和《左氏傳》。其中“《鄒氏傳》無師、《夾氏傳》無書”，所以下麵隻說三傳。

　　《公羊傳》傳自公羊高。文獻記載：子夏傳《春秋》與公羊高、高傳其子羊，羊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公羊壽與胡母子都二人將所傳著於竹帛，而有了書。由於是公羊五世相傳而來，所以題稱《公羊傳》。胡母子都以治《公羊傳》景帝時為博士，弟子有公孫弘等。當時傳《公羊傳》的另一大師是董仲舒，也為博士。他以《春秋》災異推陰陽變易，著《災異之記》。弟子有褚大、殷忠、呂步舒等，皆至大官。胡母子都是齊人，所以漢代《公羊》學主要流行於齊。其特點是不重訓詁，重點發揮微言大義，重王霸，盛稱齊桓公，“為漢製法”，講災異神話，多妖妄之說、刻薄之語。武帝尊信《公羊》家，立博士，由此《公羊》學大興。

　　《？梁傳》傳自？梁赤，係魯學，也不重訓詁，講微言大義。但“下筆矜慎，於事實不甚明了者，常出懷疑之詞，不敢武斷”。不重視王霸，“有儒者之風”。漢初傳《？梁》學的主要是江生。

　　江生受《？梁傳》於魯申公，傳子孫。宣帝尊信《？梁》，閔其學將絕，征江生之孫為博士，選繼教授。甘露元年，召名儒蕭望之等人在殿中評議《公羊》《？梁》異同。當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瞚、伊推，《？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等都參與辯論，結果蕭望之等人多從《？梁》。從此《？梁》之學大盛，周慶、丁姓均被拜為博士。《公羊》《？梁》雖均屬今文，但《？梁》的傳授方法則近似古學，所以後世有人以之為古文。

　　《左氏傳》，本名《左氏春秋》，相傳為左丘明所作。漢人說《左氏傳》與經，猶衣之表裏。《左傳》與《春秋》的最大不同，就是敘事詳盡，可知其旨在采集事實，以考同異，不以訓詁為事，與其他解經之傳不同。“漢興，北平侯張蒼獻《左氏春秋》”。當時治《左傳》的還有賈誼、張敞等人。賈誼作《左氏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又經貫長卿（貫公少子）—張禹—尹更始—尹鹹、翟方進一線傳到劉歆，平帝時，立《左氏傳》博士。班固說：“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劉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可知漢人《左傳》學也講義理。

　　今古文之爭秦時社會上通行隸書。漢代相沿，從伏生傳的二十九篇《尚書》，一直到社會上流傳的其他各經，都是用隸書書寫的，當時也無所謂今文。後來魯共王在孔壁中發現的經書，都是用古文（戰國文學）書寫的，於是便把當時的文字隸書稱為今文，遂有了古文、今文的概念。孔壁中發現的古文經，有《古文尚書》《逸禮》《論語》《孝經》等，後來河間獻王從民間又得到了《周禮》等，張蒼獻的《左傳》也是古文。這些古文經典，後來都上繳朝廷，被藏在了秘府，民間莫得見。漢武帝立五經博士。

　　成帝發秘府，命劉向校理舊文，於是古文始顯。劉向死後，哀帝又命他的兒子劉歆代理父職。於是引發了今古文之爭。古文經與今文經，本來隻是個別文字的不同，由於利祿的驅使，今文學家對經書任意發揮，以迎合統治者的需要，使得儒學逐漸宗教化，離原經越來越遠。所以到了劉歆，開始建議朝廷把古文經立於學官。這一建議，受到今文博士們的反對。劉歆便寫公開信（《移太常博士書》）指責他們。結果激起了更激烈的反對。劉歆的建議未能實現，他自己也嚇得做地方官去了。王莽掌權後。把劉歆召回朝中，使掌儒林。於是劉歆再次倡行古文，得到王莽的支持。結果《古文尚書》《左傳》《逸禮》《毛詩》都被立為學官，設立了博士，使古文經典第一次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古文經學由此得到了發展。

　　三、東漢經學

　　“七經”東漢是經學的昌盛時期，這一時期經學的變化，一是《孝經》《論語》升格為經，出現了“七經”的名稱；一是在今古文論爭中古文經逐漸由弱轉強，今文走向衰落。同時，還出現了一批著名的經學大師。

　　自從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五經”定稱，專指《易》《書》《詩》《禮》《春秋》。《春秋》雖有三傳。《禮》雖有《記》，均未尊之為經。所以一直至東漢初，還是五經。而到了東漢後期，開始出現“七經”的名稱。七經，是指原來的五經加上《論語》《孝經》。

　　《論語》是一部記錄孔子言論的書，相傳為子夏等人共同撰定。西漢《論語》有三家，一是《古文論語》二十一篇，孔安國為之訓說；二是《齊論語》二十二篇，屬今文；三是《魯論語》二十篇，也屬今文，比較盛行。西漢治《論語》的學者除孔安國外，主要是王吉、張禹、夏侯勝等人。其中張禹最為有名。東漢初包鹹治《論語》，並作章句。賈逵治《古論》，“為之訓說”。後來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這也就成了後世《論語》的定本。

　　《孝經》，是一部專講孝道的書，相傳為孔子授意弟子曾參而作。西漢《孝經》也有古文、今文兩本。《古文孝經》凡二十二章，孔安國為之作傳，昭帝時魯國三老獻於朝廷，劉向校書時校及。《今文孝經》十八章，傳之者有長孫氏，江翁、劉向“以《孝經》顏芝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仍屬今文。東漢《孝經》升格為經，許慎、馬融傳古文《孝經》，各有注、說。鄭玄、鄭小同傳今文，為之作注，成為後世定本。

　　今古文之爭與今文的衰落經今古文之爭，始終是圍繞著立博士而展開的。古文經王莽執政時雖一度立博士，但不久隨著王莽的垮台也就被廢止了。東漢初，光武帝立五經博士十四人，全是今文。於是便引發了東漢第一次今古文論爭。當時尚書令韓歆上書，建議立《費氏易》和《左氏春秋》博士。今文博士範升反對，引起論爭，而光武帝最終立了《左氏》學，結果論議嘩然，公卿大夫多次上朝廷爭，光武帝便又廢了《左氏》學。這場論事，最終雖然古文學派失敗了，但從此以後相信古文的人漸漸增多，皇帝也開始漸漸傾向古文。

　　第二次論爭，是在章帝時，建初六年，賈逵入宮講《左傳》《古文尚書》《毛詩》，並具條奏《左傳》長於《公》《？》的地方，又為帝言《古文尚書》同異，又撰齊、魯、韓三家與《毛詩》異同。當時今文家李育出麵反對，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詔李育與諸儒在白虎觀論五經，李育以《公羊》難賈逵，“往返皆有理”，結果古文家失敗。

　　第三次是在桓、靈間。當時今文家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和他的老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的觀點，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梁廢疾》，以難《左傳》《？梁傳》。鄭玄針鋒相對，作《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以批駁之。服虔也以《左傳》駁何休。結果《左傳》雖然沒有被立在學官，但今文學則日漸衰落，而古文學則日漸興盛了。

　　今文學的衰落，主要是其自身的弱點所致。今文學最大的弱點，一是妖妄，一是煩瑣。因為今文學家從根本上是把經書作為升官進身的工具，所以他們必然要使經學為政治服務，因則往往用讖緯說經，使他們的經說中充滿荒誕不經的迷信邪說，時間一久，自然被人蔑視。另外他們對經文的解釋，支離蔓衍，極為煩瑣，一經之說，往往多達百餘萬字，少者也有幾十萬字。這種煩瑣的說教，自然也引人憎惡。

　　古文經學的興盛及古文學家與今文經學相反，古文經學始終沒有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認與提倡，所以古文學家也用不著去講災異，去迎合統治者，去為政治服務。他們隻是把經書看成史料，把經學當成學術，去研究而已。他們的治學方法，是“通訓詁”“舉大義”，不搞煩瑣說教，所以古文學在民間得到發展。東漢由於光武帝一度立《左傳》博士、章帝好古文經，相信古文經的人愈來愈多，再加上今文學自身的弱點，所以古文經學在民間逐漸地占了上風，成了私學的主流，並進而興盛起來，最終取代了今文學。

　　東漢一代，出了一大批古文經學大師，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賈逵、許慎、馬融、鄭玄。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今陝西鹹陽西北）人。“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一生著經傳義詁及論難一百餘萬言。經他倡導，古文經典得到推廣傳行，他也成為“諸儒宗”。

　　許慎字叔重，賈逵弟子，博通五經，當時有“五經無雙許叔重”之稱。撰《五經異義》及《說文解字》。《說文解字》，就是總結古文經學訓詁的成就而撰成的，並成為我國第一部文字學著作。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今陝西興平東北）人。才高博洽，為當世通儒，教養諸生，弟子千餘，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使古文經學臻於成熟。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屬山東）人。曾師從京兆第五元先，東郡張恭祖，師從馬融，因而兼通今文、古文。他遍注《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等，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盙？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等一百餘萬字，多傳於今。鄭玄注經，不拘家法，兼采古今，擇善而從。結果形成一家之言——鄭學。鄭學的盛行，使古文、今文的家法完全混亂，從而也加速並導致了今文學的完全衰落。

　　白虎觀會議與熹平石經白虎觀會議，也是東漢經學中的一件大事。建初中，因今文學家楊終建言，章帝詔諸儒在北宮白虎觀論考五經異同，“共正經義”。當時參加論定的大儒有班固及賈逵、丁鴻、劉羨、魏應、淳於恭、張？、李育等人，章帝親臨稱製，並令班固記錄撰集其事，而成《白虎通義》，簡稱《白虎通》，又名《白虎議奏》，流傳至今。

　　漢靈帝時，由於當時以甲乙科考試博士，致使諸博士互爭高下，以至發生賄賂蘭台私改經書文字以合私文的事。議郎蔡邕等人，又以為“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便與五官中郎將堂溪典等一起上書，奏主正定六經文字，立石經。靈帝準奏，蔡邕便親自書寫，使工鐫刻石經立於太學堂前東西兩側。碑高一丈、寬四尺，前後兩麵刻字，每麵四十行，每行七十三字，共五十六通。包括《尚書》《周易》《春秋》《公羊傳》《魯詩》《儀禮》及《論語》，世稱“熹平石經”。熹平石經，是我國第一次將經籍文獻全文刻於石碑，這對經籍文字的統一，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唐代經學

　　五經定本與《五經正義》唐代是經學的統一時期，突出的表現，就是五經定本《五經正義》的頒布及開成石經的刊立。而經學自身，又以音義、義疏及集解之學為發展特征。同時，經書的範圍，也擴大到九經、十二經。

　　經書傳至唐代，已經“去聖久遠”，文字多有訛謬。太宗貞觀四年（630），詔顏師古於秘書省校定《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五經。顏師古名籀，祖父顏之推，是北齊名儒。他受詔集五經舊本，詳加校閱，多所厘正。校完以後，太宗又詔房玄齡集諸儒重加詳議。經過辯難答疑，諸儒及皆歎服。貞觀七年，朝廷將顏師古所校定的五經頒行天下，稱為“新定五經”。

　　從此以後，五經文字統一，不再有師說之異文。這是唐太宗統一儒學的第一步。

　　五經定本頒行以後，太宗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義疏之學，起於六朝。至隋代，各經已均有義疏。孔穎達等作五經義疏，是一種帶有總結性的工作。貞觀十六年（642），五經義疏初稿完成，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於是太宗下令重加裁定。到太宗崩逝，未能完工。永徽二年（651），高宗又詔進行校正，於是長孫無忌等人又作增損訂正。至永徽四年，始以《五經正義》之名頒布。其體例，是各經均選舊注一家，注下作“疏”，“疏”兼釋經、注，有疏通證明之意，所以征收繁富，發揮殆盡。從此，五經經義無異說。而且朝廷每年明經考試，均以之為準，所以被天下士民奉為圭臬。

　　“九經”與四經注疏四經，指《周禮》《儀禮》《公羊傳》《？梁傳》。玄宗開元八年（720），國子司業李元璀建議允許習四經者入第，玄宗從之。至此，《三禮》《三傳》均上升為官方承認的經，有了“九經”之名。於是乎又出現了私家四經義疏。

　　四經義疏，與《五經正義》體例完全相同。其中《周禮義疏》和《儀禮義疏》出現較早，作者均為賈公彥。二經義疏之注均用鄭玄。《？梁傳義疏》，為楊士勳作，注用範寧《集解》。《公羊傳義疏》，為徐彥所作，出現最晚，注用何休《解詁》。四經義疏雖皆私家所撰，但也得到了官方的認可，所以一直流傳至今。

　　“十二經”及《開成石經》“十二經”，是指“九經”及《論語》《孝經》《爾雅》。《論語》《孝經》，本在漢人“七經”之內，曆來傳治不衰。《爾雅》，是一部專門解釋古詞詩的書，分為十九篇。其作者有以為周公所作，有以為孔子所作，也有以為子夏、叔孫通、梁文等遞增而成。《爾雅》本身雖不是經，但它是讀經的工具，所以自漢代學者就重視它。西漢武帝時犍為舍人及哀帝時劉歆均曾為之作注。東漢作注的有樊光、鄭玄等。晉代郭璞，一人作了《爾雅注》《爾雅音》《爾雅圖》《爾雅讚》，使《爾雅》之學漸盛。到了唐代，便升格成了經。

　　唐文宗太和七年（833）二月，命唐元度覆定諸經文字。十二月，命於國子監兩廊刊立石經。至開成二年（837）十月告成，後世稱《開成石經》，至今仍完整地保留在西安碑林。石經的刊刻，較五經定本的頒布是又一大進步，它為經字以至經學的統一奠定了牢固的基礎，並為後世經書傳刻提供了可靠的版本依據。迄至今日，《開成石經》作為現存最早的十二經文字版本，仍發揮著它的作用。

　　陸德明《經典釋文》陸德明名元朗，以字行。由隋入唐，任國子博士。所撰《經典釋文》，是唐人最有價值的經學著作之一。該書博采漢魏六朝以來音切二百三十餘家，兼取諸家訓詁，考證各本異同，凡三十卷，分為《周易音義》《尚書音義》《毛詩音義》《周禮音義》《儀禮音義》《禮記音義》《春秋左氏音義》《春秋公羊音義》《春秋？梁音義》《孝經音義》《論語音義》《老子音義》《莊子音義》《爾雅音義》，及《序錄》一卷，是漢魏六朝以來“音義”學之總匯。陸德明采諸本、訪異同，撰成《經典釋文》，保存了大量唐以前各經典中文字的音讀，不僅為後人閱讀研究諸經典提供了方便，而且為研究這一時期的語音變遷提供了重要資料。《經典釋文》的體例，一般都是摘采單字注音、釋義，或直注直釋，或引各家說，或引《爾雅》《說文》。對版本文字的異同，也多有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