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漢唐文明簡本

第三節 藝術

　　中國古代藝術在周秦漢唐時期達到了繁榮、鼎盛階段。中國三大畫類——人物畫、山水畫、花鳥畫已各自獨立成科，技法日臻成熟，名家輩出，影響深遠。書法各體：篆、隸、楷、行、草各具麵目，並出現各領風騷的百代宗匠和不朽作品。雕塑藝術在青銅器、石刻、陶俑等方麵更是達到後世無法望其項背的藝術境界。大量樂器的出現，樂譜的產生，中國古代音律理論的形成，則是音樂藝術發達的標誌。

　　—、繪畫

　　周代繪畫周代對於繪畫十分重視，並設官分掌其事。據《周禮》記載，帝王貴族冕服上的圖案，邦畿的輿地圖等繪畫設色之事，都由專人負責。周代繪畫最重要的形式是壁畫。據《孔子家語》記載，孔子曾看到周代明堂的門牆上畫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還有“周公相成王”的故事畫。漢代王逸在屈原《天問》序注中，也談到楚國的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裏，牆上繪有古代聖賢，還有天地山川神靈，琦瑋県眎。可惜這些遺跡已蕩然無存，繪畫的構圖、技法已不可得知。

　　留存現在的周代繪畫藝術主要表現在青銅器上。青銅器造型優美，紋飾豐富。紋飾有幻想中的動物形象：饕餮紋、夔紋、龍紋等；現實中的動物形象：鳥紋、象紋、魚紋、蟬紋等；幾何紋飾：三角紋、弦紋、菱格紋、雲雷紋、圓圈紋等。用平麵浮雕或高浮雕、刻畫手法裝飾在青銅器上，瑰麗多姿。

　　真正意義上的繪畫人物畫像類紋飾，出現在春秋晚期，盛行於戰國。河南汲縣山彪鎮墓葬出土一對銅鑒，外壁嵌錯紋飾，內容為“水陸攻戰”。有圖像四十組，二百九十二人，表現出格鬥、射殺、劃船、擊鼓、送行等場麵。形象逼真，情節連貫而富於變化。四川成都百花潭中學墓葬出土一件銅壺，頸部和腹部紋飾分為三層，內容為采桑、宴樂、弋射、狩獵、水陸攻戰等，場麵宏大，形象生動，構圖活潑，嵌錯精美。裝飾手法突破了單調、呆板的格式，采取寫實手法，再現當時社會生活的場景。

　　戰國時期，帛畫有了很大發展。長沙陳家大山和子彈庫各出土一幅帛畫。一幅是龍鳳仕女畫，這是兩幅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絲織品繪畫，最能代表中國當時繪畫藝術的成就。

　　東周時期漆器上的繪畫很多，如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內棺漆畫、木盒漆畫《樂舞圖》，長沙顏家嶺出土的漆奩，河南信陽長台關楚墓出土的錦瑟漆畫等，風格多樣，是古代繪畫的珍品。

　　西周時期，雖然統治者重視繪畫，但從事繪畫的人，不過是工匠而已。降及東周，畫工的身份地位有了變化，有以能畫而稱名於世者。如《說苑》中的齊國敬君善畫，竟震動了齊王。《韓非子》記載一位畫家為周國君作畫，三年才畫成，而且隻有清晨放在窗口，才能看出竹片上麵畫有龍蛇車馬人物等各種形象。由此可見當時畫家不但藝術技巧高，而且在鑒賞時講究光線與方位。《韓非子》還記載有畫客為齊王圖畫，齊王問什麽東西最難畫，答道：“犬馬最難。”又問什麽最容易畫，答道：“鬼魅易。”這是關於寫生畫與意象畫難易的理論，極為確切，可算是中國最早的畫論了。

　　秦漢繪畫秦代短祚，留存下來的繪畫作品極少。所幸1976年以來，在鹹陽一、三號宮殿遺址發現了壁畫殘塊。一號宮殿遺址的壁畫內容是裝飾性的圖案，構圖規整而又多樣化，色彩鮮豔，風格雄健，給人以莊嚴、典雅而又華麗紛繁的感覺，顯示了秦文化的藝術特色。真正寫景狀物的壁畫在三號宮殿遺址的廊牆上。繪製了車馬出行、儀仗人物、台榭樓閣、宴飲百戲以及動植物等七類彩畫。題材內容突破以前神秘詭譎的程式，描寫全新的現實生活。所繪人物、馬匹，形態各異，逼真而具神韻。表現技法已采用暈染法和沒骨法，著色或細線勾勒，或直接點染。秦代的“龍鳳紋磚”也別具風格，造型及構圖設計均十分精美。湖北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漆扁壺上，繪有牛馬、飛鳥等，筆力遒勁，形象生動，與戰國時漆畫風格相近。

　　兩漢時期，統治階級十分重視繪畫藝術。漢文帝效法古製，以繪畫點綴政教，在未央宮承明殿畫屈軼草、進善旌、誹謗木、敢諫鼓、獬瞕。漢武帝命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之圖》，賞賜霍光。黃門畫者是精於繪畫藝術的畫工，屬黃門令。黃門令可視為後代畫院濫觴。漢武帝還創製秘閣，搜集法書名畫，以為鑒賞，開後代鑒藏書畫之先河。元帝時，特置尚方畫工於宮廷。東漢明帝雅好丹青，在宮廷設立畫室，命專人管理畫工。鄧後詔令中，提到被罷免的畫工就有三十九種之多，可以想見當時畫工的數量以及分工之細。

　　兩漢時，出現了很多著名畫家。據文獻記載，兩漢有尚方畫工毛延壽、陳敞、劉白，龔寬、陽望、樊育等。東漢有張衡、蔡邕、趙岐、劉褒、尚方畫工劉旦、楊魯等。

　　漢代繪畫藝術的發達，首先是裝飾性壁畫非常流行，傳世的實物是墓中的壁畫。這一時期有壁畫的漢墓很多，遍及遼寧、河北、山西、山東、河南、陝西、內蒙、甘肅、江蘇。著名者如洛陽西漢卜千秋墓壁畫和內蒙和林格爾漢墓壁畫等。特別是2004年初在西安理工大學新校區發現的西漢墓壁畫，更具有典型意義。

　　漢代的帛畫也極有名。在長沙馬王堆一、三號墓和山東臨沂金雀山九號墓都出土了帛畫，尤以馬王堆一號墓帛畫典型。帛畫呈“T”字形，全長2.05米、上部寬0.92米、下部寬0.477米。四周綴有飄帶。其畫麵情節連貫，氣勢恢宏，線條流暢，描繪精細，對比強烈，絢麗而和諧，反映了漢初高超的繪畫藝術成就。

　　漢代的漆畫藝術也達到了驚人的地步。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及蒙古、朝鮮等地都發現了大量的漢代漆器。在墓葬的棺木上，保留著精美的漆畫。馬王堆一號漢墓的外棺上所繪流雲漫卷、神怪逍遙的天國圖，江蘇連雲港西漢墓出土漆奩上的彩繪人物像等，均堪稱代表之作。

　　此外，兩漢銅器、陶器、木板上的繪畫，千姿百態，五彩繽紛，也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唐代繪畫唐代是中國繪畫史上空前繁榮的時代。在人物畫日臻完美的同時，青綠山水畫與水墨山水畫先後成熟。花鳥與走獸作為獨立畫科嶄露頭角。畫種紛呈，畫法多樣。名家輩出，各擅勝場，風格多樣，爭奇鬥豔。

　　唐代初期，人物畫有了很大發展。唐太宗明確提出用繪畫形式來表彰功臣勳將，反映了重大政治事件。一時歌頌國家強盛、政治統一的作品紛紛湧現。如閻立本、閻立德兄弟的《古帝王圖》《王會圖》《職貢圖》《秦府十八學士》《淩煙閣功臣二十四人圖》《步輦圖》等。當時中原風格的人物肖像畫，在繼承南北朝人物畫傳統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現。畫家除了準確把握其造型外，更注意通過麵部和眼睛流露的神情來反映人物的心理狀態，凸現人物的氣質風度。而以尉遲乙僧為代表的邊陲作風的人物畫，用筆緊勁屈曲，用色濃厚鮮麗，立體感強。留存下來的作品有《胡僧圖》《番君圖》。

　　唐初山水畫的代表畫家是李思訓。在他筆下，青綠山水趨向成熟，並開始運用比較簡單的斧劈皴。他的代表作是《江帆樓閣圖》。

　　初唐已出現專以花鳥聞名一時的畫家，如薛稷、殷仲容。薛以畫鶴見長，殷善畫花鳥。

　　盛唐時期，出現了影響千年畫史的巨擘和全新的繪畫風格。吳道子和張萱是這一時期人物畫的傑出代表。吳道子繪製了大量的宗教壁畫，所塑造的形象“奇蹤異狀”，無一相同者。千餘年來他被奉為“畫聖”，對後世繪畫影響極為深遠。

　　張萱工畫人物，以描繪貴族婦女、嬰兒、鞍馬，名冠當時。他的代表作是《韓國夫人遊春圖》《搗練圖》《弈棋仕女圖》。

　　山水畫發展到盛唐時期，已取得獨立地位。一方麵是以李昭道為代表的細密工致的青綠山水，帶有裝飾味。另一方麵是以吳道子為首的潑墨山水畫，講究筆墨情趣，趨於粗放而簡賅。自此以後，山水畫不但與人物畫分庭抗禮，而且分為南北兩大宗派，互相輝映。此外王維的山水畫也很有特色，他的名作《輞川圖》，山穀鬱盤，水雲飛動，意出塵外，為世人所歎賞。宋元以後畫家多宗法王維。

　　花鳥走獸題材中，以馬、牛題材最盛行。曹霸畫馬為唐代之最，杜甫曾作《丹青引》贈曹霸，推崇備至。韓眏畫馬重寫生，代表作有《照夜白圖》《牧馬圖》。韓眐以畫牛著名，《五牛圖》是他的傳世名作。韋偃善畫群馬，曾在一幅畫中繪駿馬一千二百匹，姿態各不相同，且前後呼應，氣勢磅礴。

　　中晚唐的繪畫，在盛唐基礎上日漸完善，且有新的創造。以周眑為代表命名為“周家樣”，代表作如《簪花仕女圖》。畫麵透出宮廷婦女內在的孤寂、迷惘情緒，震懾人心，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中晚唐時以主筆墨情趣的山水畫取得了一定成就。著名畫家有王宰、張眒、王洽等人。所畫山水或煙霞翳薄，風雨颼颼，或高低秀麗，咫尺重深，生動自然，從而完成了對山水畫的變革。

　　花鳥畫也獲得重大發展。一是題材更見廣泛，山花、園蔬也出現在畫麵上，標誌著花鳥畫已由表現珍禽異獸，轉向描繪田野、園圃中的花草、蔬果。二是畫法的變化，在工細的花鳥畫日臻成熟的同時，簡潔疏淡的花鳥畫粗成規模。這種疏淡的寫意技法正適合表現濃鬱的田園意趣，抒發畫家鄉土情懷，為五代以後花鳥畫的繁榮奠定了基礎。代表畫家有邊瞖、滕昌礻右、刁光胤等人。

　　二、書法

　　周代書法商代書法的代表是商代甲骨文，而周代書法的代表則是青銅器銘文，即金文。大部分甲骨文是用刀契刻在甲骨上，筆畫多為直線，轉角多呈方折，難以反映原本粗細不一的墨書筆意。而金文是把文字先書寫模刻在範上，再翻範鑄造出來，由於泥範的軟和，因而較多地保留了原來的筆意。這一時期青銅器的大量出土，使我們得以窺見周代豐富多彩的書法藝術成就。

　　西周金文的書法風格可分為早、中、晚三期。西周初年金文尚存殷商遺風，內容多為族徽文字或器主名字等，字數較少。這一時期書體的顯著特點是筆畫有明顯的波？和粗細變化，可稱之為“波？體”。代表作品如武王時的《利簋》和《天亡簋》，成王時的《保卣》，昭王時的《召卣》等，而以康王時的《大盂鼎》為代表書體風格可稱為西周早期風格的典型。

　　進入西周中期，金文多長篇巨製，而且風格也有很大變化。早期書體的波？與肥筆現象漸趨消失，字體大小較為一致，筆畫均勻，行款整齊。最具代表性的如共王時的《牆盤》，是玉箸體的典型作品。

　　西周晚期金文較之中期字體更為規範，字與字、行與行間距一致，還有打成界格書寫的，可以說中國的方塊字自此發育成熟。總的特點是體勢縱長，筆畫圓腴，章法嚴謹。其中《毛公鼎》《虢季子白盤》《散氏盤》《眂簋》都是佼佼者，被後世奉為大篆的典範。金文發展到西周晚期，進人了它輝煌的階段。

　　春秋戰國時期，由於各諸侯國不同的發展道路，文字書體的特點是相互歧異，地方色彩濃厚。春秋早期的金文與西周晚期金文相似。自中期始，差別漸次顯現。總的特點是一改西周金文凝重渾穆、遒勁秀美的風格，筆畫趨細，形體飄逸娟秀，其中以秦、晉、楚、越等國金文最有特色。春秋早中期，秦國金文字體方正，筆畫瘦勁，別具一格，如《秦公鍾》《秦公簋》等，更多地繼承了宗周文化的特點。東方諸國則不同，齊魯等國盛行細長之體，清新秀麗，如《陳曼瞗》。晉國一度盛行所謂“蝌蚪文”，形體尖頭肥腹，形似蝌蚪，如《智君子鑒》。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南方的吳、越、楚、蔡等國崇尚“鳥蟲書”，筆畫某些部分用鳥形來裝飾，或加鳥頭，或拖有長尾，奇詭多變，極難辨識。代表作有越王勾踐劍等。其他如曾國金文《曾侯乙鍾》，筆畫故作曲折，吳國金文《吳王光鑒》筆畫纖瘦，蔡國金文《蔡侯尊》工整雋秀。此外如欒書缶、鄂君啟節金文是錯金篆書，熠熠閃光，精美華麗。一些兵器上的刻款，纖細挺拔，草率多姿。總之風格多樣，異彩紛呈。

　　西周的甲骨文，堪稱書法一絕。與殷商甲骨文不同，以細微見勝。在指甲大小的一片甲骨上，刻有三四十個字。最小的字僅一毫米見方，被譽為我國最早的微雕作品。風格多樣，或豪放雄恣，或端莊整飭，或飄逸灑脫。

　　石刻文以戰國時期秦國的石鼓文最負盛名。與《虢季子白盤》《秦公簋》等一脈相承，稍異於西周金文而保留有金文古樸的風貌，不同於後世小篆而近於小篆，是籀書向小篆過渡的一種形態，在中國書法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石鼓文結字嚴謹，用筆首尾圓合，粗細一致，布局勻稱，氣質渾厚古樸。著名的石刻文字還有秦詛楚文。

　　這一時期的墨跡實物則是近年大量出土的簡牘帛書。這些珍貴的墨跡上，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兩周書法藝術。1966年在山西侯馬發現了大量盟書，習稱“侯馬盟書”。這些是用墨或朱砂寫在圭形玉石片上的文字。字形見方，筆畫中肥末銳，鋒芒畢露，近似蝌蚪文。結體生動，書寫便捷，與同時期金文有異。如果將金文稱為當時的正體字，盟書上的文字可能是俗體字吧。

　　帛是白色的絲織品，在戰國時期是一種高級的書寫材料。20世紀40年代在湖南長沙子彈庫出土一件楚帛書，計有九百餘字，字體是楚國文字。竹簡和木牘是當時廣泛使用的書寫材料，因而戰國簡牘發現較多，在湖南長沙、湖北隨縣和江陵、河南信陽、四川青川均有出土，近年來此類竹簡又有大量麵世，如《郭店楚墓竹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等。在簡牘帛書上寫字，富有彈性，筆畫清晰，起筆和收尾尖銳而中間稍粗，因而顯得流美飛動。為了便捷，書寫比較草率，且形體趨於扁平，接近後世的隸書。隸體在本期萌芽，具有重要的書學史意義。

　　秦漢書法秦漢時期是我國書法發展的重要階段。秦統一中國後，第一次用行政手段，下令“書同文”，統一文字，將大篆省改為小篆，作為秦代的官方文字，並沿用於漢代。同時隸書在社會中下層被廣泛使用，日臻成熟。在章草形成，隸書和草書發展的推動下，行書和楷書也在萌芽。秦漢時期是中國文字書體變化最為劇烈的時期，對後世書法藝術影響深遠。

　　秦代小篆結構較大篆簡化，筆畫更線條化，故而書寫便捷。代表秦篆風格的是秦代刻石。計有泰山刻石、琅邪刻石、嶧山刻石、會稽刻石和碣石刻石等，相傳均為李斯所書。其中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留存至今。泰山刻石現存山東泰安東嶽廟（岱廟），僅剩九字。存世拓本以明代無錫安國藏北宋拓本為最，存一百三十六字。謹嚴工整，雍容樸厚。琅邪台刻石現藏中國曆史博物館，漫氵患嚴重，較清晰者僅存八十六字。用筆圓轉舒展，端莊凝重。

　　除石刻遺跡外，顯示秦篆水平的還有虎符、度量衡、詔版上的文字。現能見到的秦兵符已有數種，其中作於統一後的陽陵虎符字體“當為秦書之冠”。秦權、秦量和詔版上的文字，形體較正，線條瘦硬，質樸率直，是秦小篆中另一種頗具風格的作品，漸生向隸書過渡的態勢。

　　秦代的墨跡，保留在簡牘上。睡虎地秦墓竹簡，書體熔篆隸於一爐，是未臻成熟的隸書，即篆隸嬗變過程中的“古隸”。對於研究篆書如何向隸書演變具有重要意義。

　　漢承秦製，在嚴肅莊重的場合往往沿用篆書，但占統治地位，代表漢代書藝風貌的還是隸書。西漢的隸書，逐漸從秦代的“古隸”中蛻變出來，結體突破了篆書一律縱長的體勢，趨向於扁平，上下緊嚴而左右較舒展。石刻代表作有楊量買山地記、五鳳二年刻石、瞕孝禹刻石、萊子侯刻石等。墨跡實物有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遣策”、帛書，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以及居延漢簡等。

　　隸書發展到西漢晚期，已步入成熟期。作為隸書主要特征的波挑姿態的筆勢已經確立。點畫的俯仰呼應已安排妥當。河北定縣40號墓出土的竹簡，青海大通縣115號墓出土的竹簡，甘肅敦煌出土的新莽天鳳元年的木牘，是這一時期隸書的代表。

　　東漢是隸書發展的全盛時期。其特點是用筆技巧更為嫻熟，篆意完全消脫，點畫波挑分明，提按頓挫、蠶頭燕尾清晰，開始有意識地追求書法的美觀。結構上注意疏密安排，點畫呼應，形成多姿多彩的隸書藝術風貌。代表這一時期隸書藝術成就的是碑刻。

　　兩漢時期，篆書在繼承秦篆的基礎上有所發展。著名篆書碑石如開母石闕銘、少室石闕銘，體勢方圓結合，用筆遒勁，堪稱典型。兩漢青銅器銘文不少是漢篆。其書體有的是純正的小篆，有的非篆非隸，亦篆亦隸，其筆畫有的細如毫發，有的則肥腴豐厚。

　　兩漢是中國古代草書的初創期。漢代早期的草書，被稱為“草隸”或“隸草”，是隸書（古隸）的簡易、快速的寫法。這時期的草書沒有波？。進入東漢，草書出現波？，並具有隸書體勢。兩漢的草書與後代的草書不同，被稱為“章草”。特點是字字獨立，不相連屬，末筆多作捺腳。其體勢留存隸書的波？，但流轉活動，有很強的藝術性，是中國古代書法史上的一朵奇葩。

　　秦漢時期是古代書法不自覺時期的結束和自覺時期的開始，即書法作為一門藝術，主要是在秦漢時期確立起來的。書法成為一種藝術欣賞品，並產生一大批創造它的書法家。秦代著名書法家有李斯、趙高、胡毋敬等，其中以李斯最為出名。代表作有泰山刻石、琅邪山刻石等。漢代著名書法家有：曹喜、杜度、王次仲、崔瑗、崔眔、張芝、蔡邕等人。其中曹喜創“懸針篆”，杜度、崔瑗、張芝善章草，王次仲善隸書，蔡邕創“飛白書”，代表作有《熹平石經》。他們的書法成就對後世影響很大。

　　唐代書法唐代書法是中國書法發展史上的黃金時代，楷、行、草各種書體都取得重大進展，且各種書體方麵都出現了影響深遠的書家。

　　初唐時期的楷書幾乎籠罩在王羲之父子的書風之下，風格大抵以遒麗俊美為主流。書法家以晉人書法為基調，同時借鑒漢碑及魏碑，形成各自的麵貌。初唐傑出的書家有四位、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

　　盛唐時期，書法出現突破性發展，楷書徹底擺脫了王家書派的約束，創造出具有盛唐氣勢的藝術風格。楷書的結構趨向方正寬博，用筆雄壯樸厚，法度森嚴，更加規範化，充分體現了唐代書法“尚法”的特點。書法巨匠顏真卿是一位偉大的革新家，他摒棄了以姿媚為尚的風氣，一變古法，創造出一種雄強博大、渾厚剛健的新書風。其楷書大氣磅礴，多力豐筋，以筋勝，故有“顏筋”之稱。

　　盛唐草書成就亦不亞於

　　楷書。在章法上變今草為狂草，在用筆上剛柔相濟，點畫飛動，恣意所為，竭盡變化，將草書的抒情性推到了一個新階段。代表書家是張旭與懷素。張被譽為“草聖”。懷素書學張旭，但又有發展。張主顛，素主狂，張妙於肥，素妙於瘦，“張顛素狂”既概括了他們顛狂的共性，又指出了兩位草家的不同風格。

　　盛唐行書的新風貌開始於李邕，而至顏真卿完全樹立。李邕的行書一反初唐書壇端莊妍美之風氣，結體似欹反正而行，用筆遒勁舒放而生，鋒穎淩厲，筆勢雄健，縱橫自如。顏真卿的行書遒勁鬱勃，天真發露，極具個性。

　　自中唐始，書壇繁榮局麵漸趨凋敝。書法大多因襲前人風範，很少出以己意，故著名書家少，佳作亦少。為矯正時弊，柳公權異軍突起，鼎力革新。他以學顏為主，而不宥於顏書。用筆則去筋留骨，變顏氏的“內蘊”為“外棱”，專尚“清勁”。唐人“尚法”在柳楷中體現最為完美，人稱為“柳體”，和顏真卿書體並譽為“顏筋柳骨”，書風對後世影響很大。

　　唐代在書學理論方麵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主要有孫過庭的《書譜》，張懷盳的《書斷》，顏真卿的《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韓愈的《送高閑上人序》等。

　　唐代是中國書學繁榮昌盛的時代，書家之鄉，書法作品之精絕，翹楚百代。且書家個性之突出，造詣之高超，是為後世楷模。其影響之深遠，宋元明清諸代難以比肩。

　　三、雕塑

　　西周的雕塑西周時期，具有代表性的雕塑是青銅器。其中動物雕塑占相當比例，有象、龍、虎、馬、牛、羊、豬等。大部分器物崇尚寫實，逐漸擺脫神秘色彩，貼近現實生活，變森嚴為溫和，峻利為柔美。陝西眉縣李村出土的《眕駒尊》，完全是現實中的馬駒形象，線條簡捷，造型準確、傳神，表現出高度的藝術概括力。另一件陝西岐山縣賀家村出土的《牛尊》也極具藝術魅力。尤其別致的是牛背上開一方口，口上加蓋，蓋上鑄一立虎，虎四足向前，後身微縮，作捕食狀。江蘇丹徒大港母子墩出土的《鳥蓋壺》更別具一格。蓋上的鳥，雙翅輕揚，如在水中拍打，生動地表現出水鳥遊弋的動態。

　　西周的青銅人像雕塑也是比較寫實的。河南洛陽北瑤出土一件人形銅車轄，人屈膝而坐，兩眼直愣愣注視前方，顯出一副苦相。這是一張看過之後難以忘懷的有個性的臉。

　　青銅器上的浮雕紋飾，也很有特色。如豐卣上的垂冠大鳥紋，線條粗細寬窄變化豐富。三年眖壺的環帶紋、頌壺的蟠龍紋，流暢柔美，富有動態感。

　　西周的玉石雕塑也有不少佳作。甘肅靈台白草坡一號墓出土一件玉人，裸體，直立，是被俘的少數民族奴隸形象，造型準確、神態逼真。陝西寶雞茹家莊出土的玉質動物雕塑造型豐富多樣，是難得的精品。

　　陝西扶風出土的兩件蚌雕人頭像十分罕見。長臉、深目、高鼻、薄唇、高顴骨，可能是生活在中亞的歐羅巴人種。

　　總而言之，西周雕塑藝術是靜中有動，樸素而不失典雅，形態與神情具備，較之商代有了很大的發展。

　　東周的雕塑東周青銅藝術的輝煌成就得力於鑄造工藝的根本性變革。東周以前，青銅器均用塊範法鑄造，限於工藝條件，無法製造出非常精細的青銅器。自春秋中期開始發明了失蠟法，解決了這一難題。屬於春秋中期的河南淅川下寺一號墓出土了一件銅禁，其紋飾之精細與透空程度，令範鑄法望塵莫及，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失蠟法鑄件。到了戰國時期，失蠟法鑄件更多，藝術成就更高。湖北隨縣擂鼓墩出土的《曾侯乙尊盤》，望之如繁花盛開，珊瑚重現，富麗繁縟，令人眼花繚亂，真可謂竭盡巧思、鬼斧神工之作。

　　東周雕塑在表現內容上也有了可喜的變化。出現了貴族、武士、侍從、舞女等具體而身份不同的眾多形象。麵部表情也不像西周那樣呆滯、單調，而較複雜、生動。河北平山縣中山王墓出土的銀首人形燈，人物形象很有特點。尤其是臉部，濃眉大眼，炯炯有神，微露笑容，從容不迫。這是東周以前從未見過的雕塑形象，說明製作者已能細致刻畫人物的神情心態。

　　東周的動物雕塑也具有很高的價值。河南新鄭出土的蓮鶴方壺，生動活潑，充滿生機，正如郭沫若所言：“時代精神之一象征”。陝西興平豆馬村出土一件錯金雲紋犀尊，其犀牛昂首前視，眼睛烏黑發亮，極有神情，是青銅雕塑的優秀代表作品。

　　另外，東周時期的漆器、鎮墓獸中也有很多上乘的雕塑作品。總之，東周雕塑對於博大沉雄的秦漢雕塑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

　　秦漢雕塑秦漢雕塑以其氣勢雄壯恢宏而在中國雕塑史上占居重要位置。

　　秦代具有代表性的雕塑作品是舉世聞名的秦始皇兵馬俑。其規模之龐大，形象之豐富多樣，被國際友人稱作世界第八奇跡，在世界雕塑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在這裏，和真人真馬相似的陶俑陶馬數千件，排列整齊，氣勢浩大。武士俑一個個人形體高大，神態各異，陶馬一匹匹昂首挺胸，躍躍欲馳。秦俑高度在1.78～1.98米之間，體魄強壯。陶馬頭高1.54米，肩高1.30米，身長2.0米，結實而矯健。高大、健壯，這不僅反映了秦代巨大的軍事威力，也是雕塑力度美的體現。

　　秦代的青銅雕刻也很發達。1980年在秦始皇陵封丘西側發掘出兩乘鑄造精致的銅車馬。兩車均有四匹馬，一馭手，大小約為真車真馬的二分之一。馬佩帶光彩奪目的金銀絡頭，裝飾華麗。銅車結構精密，車窗開合自如，圖案色彩豔麗。融精巧與典型於一器，體現了秦代高超的雕塑藝術與冶鑄工藝。

　　漢承秦製，那種博大沉雄的氣勢更多地表現在大型紀念性石刻上。其中以陝西興平市茂陵東麵的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墓石雕群保存完整而具代表性。這批石刻，形體龐大，均用花崗岩雕成，更凸現粗獷豪邁的氣派。雕塑者巧妙地運用循石造型的藝術手法，借助石質的特性，用非常簡練的線條，生動地表現了人與動物的形態。無論是捕食前的餓虎，怒氣正盛的臥牛，憨厚狡黠的小象，個個神態畢現，不能不令人驚訝作者以簡馭繁的創造力。

　　西漢時期的兵馬俑也不少。主要有陝西鹹陽楊家灣和江蘇徐州獅子山出土的兵馬俑。形體沒有秦兵馬俑高大，但造型優美，別有韻味。1966年西安薑村出土的立式侍女俑，眉目清秀，坐式侍女俑姿態恬靜，表現了西漢宮女端莊俊美的形象。1990年在漢陽陵南區從葬坑出土的裸體俑，不失為漢初雕塑藝術的傑作。

　　西漢青銅雕塑數量遠遜於西周，但也不乏佳作。廣西貴縣出土的青銅大馬，造型與同時期陶馬相近，惟刻畫更加細致。

　　銅俑很多，無論是博戲俑還是跪坐俑，形象都很逼真。即便是一件燈具，設計也很講究。如河北滿城竇綰墓出土的“長信宮燈”，便是一件實用與藝術高度結合的雕塑作品。

　　東漢的雕塑藝術繼承了西漢以來豪邁壯闊的風格，大型紀念碑之類的石刻不少，但最有代表性的雕塑藝術要數早已名滿天下的“畫像石”“畫像磚”。它們產生於西漢，盛行於東漢中葉。東漢畫像石主要分布在山東南部、江蘇北部、河南南陽地區、陝西北部。山東嘉祥武氏祠的作品藝術風格渾樸雄健，題材廣泛，有狩獵，出行，神仙怪異，樂舞百戲。沂南的作品，畫麵飽滿，刀法變化多樣，其中樂舞百戲圖引人矚目。河南南陽的畫像石采用起地平雕法，著重抓住人物和動物的神態，因而顯得粗獷古拙。如一幅鬥牛圖，隻用寥寥數筆即刻畫出牛的壯碩有力和人無所畏懼的情態。陝北畫像石，分布在米脂、綏德、榆林等地。風格質樸，造型生動，常見有牛耕圖。

　　畫像磚分布在河南、陝西、四川等地，以四川的畫像磚最有特色。一般運用淺浮雕手法，將所刻畫形象凸現出來，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內容豐富，有自流井鹽場的生產過程，有市井交易的場麵，也有泛舟於江上、垂釣於水麵的情景。

　　駿馬是東漢雕塑的主要題材之一。比之西漢，藝術表現有了新的突破。甘肅武威雷台出土的銅奔馬，是漢代雕塑藝術中罕見的珍品。製作者沒有采用靜止直立的姿態，而是選取了淩空飛奔這一瞬間。馬三足騰空，昂首揚尾，呈現出一種快速奔跑的動態感。又別出匠心，讓馬左右足踏一飛燕，意喻其速度超過飛鳥，使人產生奔馬如閃電般飛馳的意念。

　　唐代雕塑唐代氣象恢宏，國力強盛，為把中國雕塑藝術推向巔峰創造了條件。

　　有唐一代，佛教興盛，寺廟、石窟、造像遍布全國各地。當時塑像名家幾乎都以塑造佛教造像著名，如韓伯通、安生、宋法智、王溫、劉爽、方辯、楊惠之、程進、王耐兒等。而最負盛名的雕塑家是盛唐時期的楊惠之，他曾創造壁塑技法和造千手千眼觀音像。所塑人物造型，合於相術，故稱古今絕技，與繪畫名家吳道子齊名，被推為雕塑“天下第一”。

　　盛唐是唐代造像的巔峰期，菩薩造型尤為優美。現藏陝西省博物館的一尊菩薩立像，雖然已無頭部，兩臂及雙膝下已殘，但作者精湛的雕刻技術，無處不顯示出來。

　　唐代的彩塑像，其藝術成就也達到了後世難以望其項背的地步。彩塑像在敦煌石窟及一些寺院中多有保留，以五台山南禪寺最為出色。其未經後世大的修飾，較好地反映了唐代風貌。

　　唐代講究陵墓前的裝飾雕刻，代表作是享譽海內外的“昭陵六駿”，它們是唐太宗為紀念立過戰功的六匹陣亡坐騎而下令塑造的。六駿是：颯露紫、拳毛眘、白蹄烏、特勒驃、什伐赤、青騅。作品高度寫實，刻畫簡潔，結構準確，線條洗練。颯露紫是昭陵六駿中的佼佼者。它與拳毛眘現陳列海外，國內補刻的作品，形與神均遠遜於原作，對比中，更可以體會到這絕代雕塑的藝術魅力。

　　唐代陵墓前的石雕像很多，如獻陵的犀牛，乾陵的龍馬、侍臣立像，順陵的獅子、天鹿，橋陵的鞍馬、鴕鳥等均為傑作。

　　唐代隨葬器物尤以俑類製品出色。現藏國家曆史博物館的一件女立俑，身穿開領窄袖衣，下著藍色拖地長裙，蛾眉，豐頤，頭稍側，麵帶微笑，右手舉至胸前，左手向後，手指微翹。動作靈巧，神情優雅，形神兼備。

　　唐代明器中的駱駝，製作藝術水平很高。西安西郊中堡村出土一件三彩釉駱駝載樂俑，造型奇特。駱駝立於方形板座上，正曲頸昂首，張口呼嘯。頸毛、腿毛以及駝架上覆蓋的氈布的毛質感，都細致而生動地刻畫出來。氈上中央立女舞俑一人，正揮袖起舞。四周環以樂俑六人，男性，皆盤膝而坐，手執樂器演奏。構圖緊湊，塑作精細，色彩明快，堪稱傑作。

　　四、音樂

　　周代音樂作為禮樂製度的組成部分，音樂在周代受到統治階級的高度重視，有了長足的發展。

　　樂器種類僅見於《詩經》就達二三十種，如金屬的鍾、鐃，石屬的磬，絲屬的琴、瑟，竹屬的管、簫、匏屬的笙、竽，陶屬的塤、缶，革屬的鼓、眛，木屬的眜、眝等。而考古出土的青銅樂器之多，更令人大開眼界。其中尤以鍾的出現最有意義。在禮樂製度中，它以其組成數量與懸掛方式的不同，起著在貴族階級中分階層定名位的作用。

　　青銅鍾最先出現約在周康王時。西周時代的鍾常以多個成組的形式出現，構成一定的音階關係，按大小次第懸掛起來，敲擊以奏樂。這種構成形式的鍾叫編鍾。西周早期到中期，編鍾一般是三件一套，西周中期以後到晚期，發展到八件一套，如扶風齊家村出土的柞鍾。春秋時期編鍾數目最多達二十六件，如淅川下寺2號墓出土的王孫誥編鍾。戰國編鍾最大規模者當推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六十四件分三層懸掛的編鍾。

　　編鍾數目由少增多，是編鍾音域逐漸寬闊的標誌。西周早期三件一組的編鍾，音階是羽、宮、角、徵。西周中晚期八件一組的編鍾，其音序為羽、宮、角、徵、羽、宮、角、徵、羽、宮、角、徵、羽、宮，即起於羽者，止於宮音，音域已較寬，達到三個八度的地步。至少在春秋晚期，完整的五聲音階徵、羽、宮、商、角已告形成。同時在中鼓音為徵與商時，可將側鼓音調成大三度音程的“變宮”“變徵”，構成以“徵”為首的七聲音階結構。關於五聲音階的確立，最先見於《管子·地員篇》，《國語·周語》也有記載。征之文物資料，信然。戰國初期曾侯乙編鍾的出土，是中國古代音樂史上的一次大發現。經測音，這六十四件編鍾總音域跨五個八度之多，在中心音域隻比現代鋼琴的音域兩域平均各少一個八度。在中心音域部分約占三個八度的範圍中，十二個半音（即傳統音樂術語中的“十二律”）齊備。並已具備旋宮轉調的能力，因此能演奏采用和聲、複調以及轉調手法的樂曲。在編鍾的中鼓與側鼓音發音部位都刻上了定位定音的標音銘文，表明十二律的音律體係已經完成，中國音律理論至此已達到很高的水平。

　　周代設有音樂機構並進行音樂教育。《周禮》地官司徒屬下有鼓人，春官宗伯屬下有大司樂、樂師、大師、小師、磬師、鍾師、笙師、瞘師等，管理軍旅或日常祭祀、宴樂時所用樂器及教育。有些官名也見於出土青銅器銘文。

　　周代的史伯、子產、醫和、伶州鳩、師曠、孔丘等，發表過一些有價值的音樂思想。據說是公孫尼子所著《樂記》，記述了音樂的起源，音樂與政治、生活的關係，反映了春秋戰國時期音樂理論所取得的成就。湖北荊門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簡《性自命書》篇中亦有成熟的有關音樂教育的論述，與《禮記·樂記》相似。

　　秦漢音樂1976年在秦始皇陵西北一處建築遺址內，出土一件青銅鍾，上有“樂府”二字，證實早在秦代就有樂府了。樂府的設立，是秦代音樂高度發展的產物。秦人原本以缶、甕作為樂器，“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隨著秦掃滅東方六國，於是“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秦二世時，尤以鄭音為娛。1996年西安北郊出土秦封泥，共有三枚封泥“樂府丞印”“左樂丞印”和“雍樂左鍾”與樂府有關，應是秦太樂令屬官。“樂府丞”是“太樂丞”的別稱，“左樂丞”為“太樂丞”之同級臣僚。“雍樂左鍾”是秦始皇為在雍五眞祭祀天地及五帝時專設的樂官。由此可見，至少在秦代已有一套詳細的管理音樂的機構。

　　漢承秦製。西漢管理演奏雅樂的是“太樂署”，東漢改為“大予樂署”，屬太常寺領導，有官員、樂工、舞人約四百人。西漢管理俗樂的機構是“樂府”，東漢時改為“黃門鼓吹署”，極盛時有官員、樂工、舞人八百多人。

　　樂府在漢武帝時得到擴大，著名音樂家李延年擔任協律都尉（樂府的領導者），著名詞賦家司馬相如負責雅化樂舞。樂府主要任務是采集民間歌謠、樂舞，經過整理、改編、配樂，供宮廷演奏之用。它所收集的民間音樂，範圍十分廣大。如鼓吹曲來自北方，橫吹曲出自西域，而鼓吹樂中的角、笳、橫笛等，也來自少數民族地區。這些具有特色的少數民族樂器與華夏的鼓、簫以及漢族民歌的結合，形成風格不同的鼓吹樂。鼓吹樂首次被作為軍樂使用，後來進入宴樂、郊祀、喪葬、儀仗等場合。橫吹曲以鼓角、橫笛為主，一直用於軍隊。它原有二十八首樂曲，係李延年根據由西域傳入的樂曲改編而所的。由於各民族間音樂的的交流，豐富了我國的音樂文化。當時被奉為正宗的雅樂、雅舞，缺乏生命力，而這些俗樂、俗舞成為表演藝術的主流。無論是樂器、樂曲乃至舞蹈，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樂器演奏出現了新麵貌，《廣陵散》《胡笳十八拍》就是其中的名曲，排簫、笛、羌笛、笳、角、篳篥、箜篌、琵琶等樂器被普遍使用。《漢書·藝文誌》

　　載“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的“聲曲折”就是當時為了收集民歌，把曲調記錄下來而創造的一種記譜法。樂譜的出現，對於記錄、儲存曲調，發展音樂發揮重要作用。

　　漢代管樂器也有很大進步。如塤，根據《風俗通義·聲音篇》記載，有六孔，比商代出土實物陶塤多一孔。《說文·竹部》：“羌笛三孔”。但西漢時已有四孔笛，西漢今文經學家京房增至五孔，東漢時更增為七孔。廣西貴縣羅泊灣一號墓所出竹笛為八孔。孔的增加，表明演奏技巧和效果的提高。

　　西漢的琴，承襲戰國琴舊製，其尾部用實心木，共鳴效果差。東漢琴的製作技術提高，四川三台縣東漢墓出土的琴，其共鳴箱已延至琴尾，音量和音色都大為改善。

　　箏起初隻有五根弦，到了漢代，有了很大發展，增至十二根弦。

　　琵琶於東漢時經西域傳入內地，因其音域廣闊，表現力度強，很快在中原流行，成為主要的旋律樂器。

　　竽在器樂合奏中地位重要，為諸樂定音。故為校正竽音，漢代有專門的竽律。馬王堆一號墓出土明器竽律，竹製，共有十二管，上用墨筆書寫有十二律名稱。

　　唐代音樂唐代經濟高度發達，中外文化交流頻繁，為音樂文化的繁榮創造了有利條件。當時各民族音樂風格多樣，名目繁多。隋開皇初，置七部樂：國伎、清商伎、高麗伎、天竺伎、安國伎、龜茲伎、文康伎。大業中，隋煬帝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等為九部。唐太宗時平定高昌，樂部增至十部（其中以“燕樂”代替“禮畢”）。唐玄宗時，又依據表演方式，分音樂為“立部伎”和“坐部伎”。“立部伎”有八種樂，演奏時立於堂下；“坐部伎”有六種樂，演奏時坐於堂上。坐部身份稍高，舞的人數較少，數人或十數人。立部身份較低，舞的人數較多，六十人至八十人不等。

　　唐朝統治者十分重視音樂，建立起龐大的音樂機構。除太常寺、太樂署外，還設立專門管理樂舞的機構——教坊。任命管理教坊的官吏為教坊使，直屬宮廷。唐玄宗時進一步擴充，單獨成立四個教坊和三個梨園。盛唐以後，地方府、縣也普遍建立“衙前樂”的音樂機構。教坊的樂工達數萬人之多。從各地征調來的樂工，必須在長安或洛陽的太樂署進修學習一年至三年，成績卓著者可以得到官職。這種音樂教育製度，對音樂藝術的提高與普及有積極意義。

　　唐朝著名的音樂家很多，如李龜年、李鶴年能歌，李彭年善舞，李睶以吹笛聞名，中亞曹國人曹保及其子曹善才、孫曹剛一家三代善彈琵琶，安萬善以吹奏瞙篥擅名於世。唐代文人學士通音律、善演奏者亦不少，如名臣宋眡、杜鴻漸善羯鼓，李勉能自製古琴，撰有琴譜；詩人王維會演奏琵琶，且能創作琵琶樂曲。有些文人以深諳音律而升遷高官，飛黃騰達。

　　唐代音樂風格多樣，舞曲很多。劍器、胡旋、胡騰等舞曲與姿勢雄健的健舞相配，而姿勢柔軟的軟舞，則輔之以涼州、回波樂、烏夜啼等舞曲。盛唐時流行霓裳羽衣舞，是由西涼傳入的。舞者穿戴華貴，服飾豔麗，一般在宮廷和大貴族家中演出。

　　唐代音樂理論，主要見於白居易的《與元九書》和《論禮樂》等文章中。認為音樂是現實政治的反映，主張歌曲應道出人民的疾苦，指責現實社會的弊端。還指出音樂的根本目的是起到“和人心，厚風俗”的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