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漢唐文明簡本

第五節 禮製

　　古人把禮看成是限製人民逾越的堤防。《禮記·禮運篇》記孔子論禮雲：“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禮必本於天，淆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禦、冠、昏（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正因為禮有如此巨大的作用，古代統治者對禮極為重視。今天能係統了解的禮製，最早的便是周禮，它在很多方麵是後代禮製的淵源。秦漢與隋唐，是我國古代禮製發展的兩個重要時期，禮製構成當時製度文明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之一。

　　—、周禮的內容和意義

　　禮的起源禮，《說文》解作“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豐”。關於豐，王國維對殷墟卜辭中各式豐字做考察後指出：“此諸字皆像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禮以玉，故《說文》曰豐，行禮之器。……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謂之睸若豐，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謂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謂之禮。”

　　上述關於禮的分析，通常被人們引作對禮的源起的普遍性解釋。不過細繹王氏之說，可知他的結論，隻是根據殷墟卜辭而做出的。大家知道，甲骨文已是相當成熟的文字，從字源學上剖析禮字的最初含義，追溯至此還不能算作源頭，它僅僅反映了殷商時代人們的認識而已。所以對於禮的起源問題，似還可做進一步的探求。

　　早在戰國後期，荀子便曾對禮的起源做過論述：“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製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從物、欲的衝突，即人的欲望追求和社會客觀物質條件能滿足程度之間的矛盾，來解釋禮的源起，是頗符合唯物主義觀點的。

　　實際上，如果用曆史的眼光審視，禮作為調節人際關係的一種規範準則，有一個相當漫長的發展過程。原始群時期古人階段，禁止父母和子女間的性關係，應該說已經屬於禮的範疇了。隨著人類的不斷進步，製約越來越嚴密。如母係氏族初期，氏族之內同輩男女互為夫妻，後來就加以限製，發展為族外婚等等。從一定意義上講，禮就是此類製約積累的產物。這之中，某些宗教性習俗和儀式所起的作用，特別值得重視，如山頂洞人向屍骨周圍撒赤鐵礦粉的葬俗，以及祭祀的種種儀式等。前文所述王國維對禮字的分析和所得結論，便證實了這一點。

　　當人類邁入文明時代，禮被深深地打上了階級的烙印，並被賦予更加廣泛的政治學、社會學和倫理學的意義。今天人們所說的禮，實指此而言。西周初年，周公製禮作樂，創立以嫡長子繼承法為核心的宗法製和冊封、巡狩、朝覲、納貢等一係列維護周天子對地方統治的製度，確立維護父子、兄弟、天子與諸侯、諸侯與大夫之間尊卑等級的禮法，這些就是後世所謂的周禮。

　　五禮概述按《周禮·大宗伯》的說法，西周的禮大致分為吉、凶、軍、賓、嘉五類，稱做五禮。

　　吉禮。即祭祀典禮。古時認為祭祀是“國之大事”，故把吉禮列為五禮之首，所謂“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當時吉禮規定了不同級別的人的不同祭祀對象，所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人，是不能僭越的。甚至連宗廟的建製也做了嚴格的級別限製，即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凶禮。主要指喪葬之禮，另也包括對天災人禍的哀吊，故有人總結曰：“凶禮哀憂患，多屬喪葬凶荒”。喪葬禮儀產生，本是基於生者對逝者哀悼的情感，其中又摻入了鬼魂崇拜的迷信。進入階級社會以後，同宗法等級製度相適應，喪葬也有了嚴格的等級區分，儀式日益繁雜。在《禮記》和《儀禮》兩書中，專講喪葬的篇幅就占到近三分之一，由此不難窺見喪葬之禮對於整個禮治的重要性。

　　軍禮。顧名思義，應主要指有關戰事的禮儀，但實際上還包括若幹需要動員大量人力的活動，如田獵、建造城邑等的禮儀。清姚彥渠《春秋會要》所列舉屬於軍禮的事例，有校閱、？狩、出師、乞師、致師、獻捷、獻俘等項，便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賓禮。具體指諸侯對周天子的朝見、各諸侯之間的聘問和會盟等禮儀。“賓禮講會同，多屬朝聘過從”。在實行分封製的周代，此禮最為常見。

　　嘉禮。其內容相當龐雜，舉凡宴飲婚冠、吉慶活動的禮儀，均屬嘉禮之列。宴飲之所以製禮，據說是有鑒於殷人酗酒亡國的教訓，周公作《酒誥》禁止群飲；但人之嗜酒，不可盡廢，於是又製訂《鄉飲酒禮》，以約束之，並使之成為教化的手段。男婚女嫁，被賦予不勝繁瑣的禮儀，並被抬到“禮之本”的嚇人高度，是有其社會基礎與政治背景的。“昏（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納采、問名、納言、納徵、請期、親迎等六禮，不僅是婚禮的具體內容，而且也是古代婚姻法規的組成部分之一。冠禮為男子的成人禮，用加冠的形式進行。以此表示孩子長大成人，可以成家立業，進入社會。

　　通過上述，可知古代所謂禮，不僅是社會生活中的製約性規定和儀式，還包括國家政治製度在內。史實表明，當時禮和法律、官製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許多政治、法律方麵的規定同時也是禮的內容。“禮者，法度之通名，大別則官製、刑法、儀式是也”。上述五禮之說，為曆代禮家所遵用，對後世禮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如宋代張大享所作《春秋五禮例宗》，即將《春秋》經傳所記有關事跡，分屬於五禮。再如清代秦蕙田撰《五禮通考》，即按五禮的劃分來通論古代禮製。

　　維護等級社會的工具周禮內容的龐雜表明，它已不再專指祭祀的禮儀製度，而是維護分封、宗法、繼承製度，調整政治權力、經濟利益、婚姻家庭等各種規範的準則，並大都具有法律效力，由國家機關強製執行，其不少原則，起著管理國家事務，調整社會關係，規範人們行為的法律作用。在這裏，維護宗法等級製，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的關係，自然是周禮的首要職能。

　　“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製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顯然，禮是統治者用來區分貴賤、尊卑、長幼、親疏之別的一種工具。西周統治者正是通過這一工具，建立起以周王為中心，包括諸侯、卿大夫等各級貴族在內的金字塔式政權組織機構。周王是全國政治上的共主，又是名義上的所有家族的最高族長，集行政權、主祭權、生殺權和財產權於一人之手。在這種政權統治下，不僅等級森嚴，貴賤分明，主、奴之間的鴻溝不可逾越，就是貴族內部，也不得越等僭位，否則要受刑事懲罰。總觀周禮，貫穿其中的基本精神無非“親親”與“尊尊”。前者就是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核心在一個“孝”字；後者就是要下級貴族絕對服從上級貴族，各級貴族皆聽令於周王，核心是一個“忠”字。兩者相為裏表，彼此交融而為一體。倡孝旨在忠，倡忠旨在維護宗法等級，把四方諸侯納入周王的統治軌道。

　　周禮的第二職能，是以根本法的形式，調節整個社會各領域的正常運行。西周統治者始終把禮作為治世治民的根本，認為禮是政治、軍事、經濟、司法、教育、道德等各個領域行動的準則。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治國需要禮，如同“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治國離開了禮，猶如“無耜而耕，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研究者認為，“從法的角度考慮，禮很像今天的根本法，它是西周國家一切政治生活的根本”，並由此進一步指出：“製禮，是西周一次重要的立法活動”。

　　周禮的第三職能，在於預防犯罪，特別是遏製民眾的反抗鬥爭。《禮記·經解》雲：“禮之教化也征，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惡而不自知”。這就是說，禮可以教化人心，使其避惡而歸善，消除犯罪於“未形”。當然，在統治者眼裏，最大的“邪”，莫過於人民起來造反，所以便有“以禮防民”的說法，即以禮來節製人們的行動，防止人民的反抗。

　　這裏，有必要再就禮與刑的關係略做說明。

　　我國古代講禮必講刑，講刑亦必講禮；禮與刑好像一對孿生兄弟，不可分離。“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刑者，禁於已然之後”。禮是積極、主動製裁，刑則是消極、被動處罰。禮和刑同為行為規範，二者既有分司分治的一麵，又存在著相為裏表、互相補充的一麵。凡禮所不容的，必為刑所禁止；禮所不禁的，刑亦不禁。違禮即違法。禮是以德為政的保證，而法則是禮賴以維持和付諸實行的力量和前提。如果沒有禮，周的德治政治隻能是一句空話。德和禮，其內涵和作用雖有不同，但二者的目標卻是一致的。德治是走向禮治的開端，禮治是實現德治的動力。周公製禮，可以說是完成了德治與禮治的統一，即所謂的“周公寓刑於禮”。

　　值得注意的是，禮和刑作為兩種統治手段，其適用範圍因等級、階級的不同又有所側重，這就是人們熟知的“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唐孔穎達《禮記正義》講：“‘禮不下庶人’者，謂庶人貧，無物為禮，又分地是務，不服燕飲，故此禮不下與庶人行也。‘刑不上大夫’者，製五刑三千之科條，不設大夫犯罪之目也。所以然者，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設其刑，則是君不知賢也。……非謂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總之，“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規定表明，禮主要用來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的關係，使各級貴族、奴隸主充分享用各種特權，平民和奴隸則無權享受，也不準僭越，貴族、奴隸主與庶人、奴隸之間存在著一條“貴賤有別”“尊卑有序”的永遠不可逾越的鴻溝；而刑罰的鋒芒所向，則專指勞動人民，貴族們為所欲為，也能逍遙法外。這一禮刑適用原則，對貴族、奴隸主和平民、奴隸分而治之，前者用禮，是受保護對象，後者用刑，是被鎮壓對象。

　　二、秦漢隋唐的禮製

　　秦的禮製雖不離周禮的窠臼，但卻有不少新的內容。如吉禮中的封禪，即不見《周禮》，為秦始皇首次付諸實踐的禮典。吉禮中的妻河，同樣不載於《周禮》，當為特殊的禮俗。再如嘉禮中的朝賀，《藝文類聚》卷五引晉張亮議：“臘之明日為初歲，秦漢以來有賀。”可見此禮開始於秦。至於如凶禮之園寢，為秦新創，史有明文，就用不著再多盌嗦了。總之，秦的禮製在承繼周禮的基礎上，又明顯展現出其鮮明的個性，即具有自己的特色。

　　《史記·禮書》載：“至秦有天下，悉內（納）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意，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正義》雲：“秦采擇六國禮儀，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來典法行之。”《通典》卷四一《禮一》進而將上述史實概括為：“秦平天下，收其（指山東各國）禮儀，歸之鹹陽，但采其尊君抑臣，以為時用。”可見秦統一後曾經進行過整齊統一禮儀的工作，其具體做法是在秦原有的禮儀製度的基礎上，充分吸取山東六國禮儀中有關尊君抑臣的內容，從而建立起與秦帝國中央集權政治製度相適應的新禮製。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前引《禮書》中所謂的“古”和《正義》所解釋的“古來典法”，究竟何指？大家知道，早在春秋時期，孔夫子已經歎息夏、商兩代的禮文獻不足，難以研究了。因此西漢的司馬遷和唐代的張守節所能了解的古禮，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比孔子所了解的更古，他們所說的“古”和“古來典法”，顯然隻能指周禮。這表明，秦帝國的新禮製是遵依周禮的典法而建立的，隻不過特別突出了尊君抑臣的內容罷了。這樣一種維護皇帝最高權威的禮製，不僅符合秦王朝的胃口，而且也受到後世曆代統治者的青睞，從而成為秦以後各王朝禮製的基礎。

　　漢代的製禮活動“漢興，天下草創，未遑立製”。“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這種情況，與專製皇權是不相容的，於是提倡禮樂的儒生開始受到皇帝的重視，博士叔孫通受命擬定朝儀，是為漢王朝的首次製禮活動。

　　公元前200年，長樂宮建成，舉行隆重的群臣朝賀皇帝的大典，正式啟用新朝儀，“竟朝置酒，無敢盓嘩失禮者”。事後，漢高帝劉邦感慨萬分地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充分反映了禮儀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此次叔孫通製禮，史稱“大抵皆襲秦故”，他本人也講是“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可見漢禮基本上沿襲秦禮而來。僅此而論，對於秦禮的曆史地位亦不宜低估。其後，叔孫通被任命為掌管禮儀的奉常，除製定朝儀的專律外，在惠帝時還曾定宗廟儀法和其他儀法。

　　文帝朝，漢的製禮活動曾呈現出較活躍的局麵。《漢書·禮樂誌》載：“至文帝時，賈誼以為……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製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乃草具其儀，天子說（悅）焉。”這次頗具聲勢的製禮活動，可惜由於“大臣絳、灌之屬”的反對，而最後隻好作罷。

　　武帝朝，漢代製禮活動出現了空前的熱潮。當時“進用英雋，議立明堂，製禮服，以興太平”。其間雖曆曲折，但最終“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尤其自惠帝四年（前191）除《挾書律》之後，未毀於秦火的典籍紛紛麵世。孝武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得《周官》五篇，闕《冬官》一篇，河間獻王千金購之不能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闕，奏之。此即傳至今日的《周禮》一書。

　　那時候，“諸學者多言《禮》”。“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其資性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盧滿意、桓生、單次皆為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可見漢興以來，以禮而仕宦者，不在少數。這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時人對禮的重視。

　　值得注意的是，蕭奮有個學生叫孟卿。他以禮學授後倉和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後氏曲台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鹹，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卿，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今傳世的“三禮”中的《禮記》，即戴聖編撰的《小戴記（禮）》。

　　王莽秉政後，製禮活動及禮學發展皆進入一個新階段。“莽奏起明堂、辟雍、靈台，為學者築舍萬區”，“製度甚盛”。他把方士學說、儒學的經典及陰陽五行糅合在一起，建立了一整套繁複的祭祀禮典，史稱“元始之製”。特別是經由當時主持學術工作（“典文章”）的最高領導人國師劉歆的奏請，將《周官》六篇升格禮經，名曰《周禮》，置博士，列於學官，影響更為深遠。

　　東漢王朝雖然自我標榜是劉氏西漢的繼續，但它的許多製度，特別是禮製，卻直接承襲王莽手定的“元始中故事”。通觀《續漢書》“禮儀”“祭祀”“百官”“輿服”等誌，可知東漢禮製較之西漢更臻完備。考其製禮活動，主要集中於光武、明帝、章帝三朝。“世祖中興，張純定郊廟冠昏之製，東平王創製車服冠冕之儀，殘缺之餘，賴以正定。建武末年，初建三雍。顯宗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威儀既盛美矣。”“永平三年，始用曹充之言，正名大予樂”；“肅宗時，曹褒撰次禮製為百五十篇”。

　　必須一提的是，東漢的禮學在西漢基礎上亦有長足的發展。其具體反映在三個方麵：一是對《周禮》的傳授與研究。早在永平初年，名儒鄭眾、賈逵即往杜子春處受業，習讀《周禮》。杜曾從劉歆學習《周禮》，當時年且九十，是惟一“能通其讀、頗識其說”的傳人。後鄭眾傳《周官經》；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賈逵亦作《周官解詁》。二是對《小戴禮》的傳授與研究。前文曾講到西漢後蒼禮學傳為《大戴禮》《小戴禮》《慶氏禮》三家。當時，“三家皆立博士”。東漢後，大、小戴仍立為博士，但相對來看，小戴更受學人重視。名儒馬融即傳小戴之學，並整理所傳《禮記》為四十九篇。“鄭元（玄）受業於融，複為之注”，是為鄭氏學。三是對《慶氏禮》的傳授。東漢後慶氏學相傳不絕，著名的代表性人物如曹充、曹褒父子，以及董鈞等。他們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學以致用，以禮學積極參與當朝的製禮活動，並做出貢獻。

　　隋唐禮製的日臻完備禮製作為維護皇權和整個封建秩序的重要手段，受到曆代統治者的高度重視。隋文帝即位第一年就下詔，規定祭天祭祖冕服必須依照《禮經》。不久，又“命牛弘、辛彥之等采梁及北齊儀注以為五禮”，計130篇。另，“煬帝在廣陵亦聚學徒修江都禮集”。開皇五年（585），正式“詔行新禮”。

　　從古代禮製的發展史來看，西周的禮製顯然是最為典範的；春秋以後，“禮儀大壞”，孔子時“禮教已亡”，複“遭秦燔煬，遺文殆盡”；西漢一代，“曲台無製”，直到東漢光武，禮儀才“粗備”，而“漢末喪亂，又淪沒焉”。隋立國後的修禮活動，可以說是對漢末以來禮製的一次大整合。可惜隋帝國短祚，其禮製未能進一步完備化。

　　“唐初即用隋禮”。自太宗至玄宗，是唐代禮製變革發展，日臻完備的時期。《通典》卷四十一《禮一》概述這段史實雲：及太宗踐祚，詔禮官學士修改舊儀，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十二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總百三十篇，為百卷，貞觀七年（633）始令頒示。高宗初，以貞觀禮節文未盡，重加修撰，勒合成百三十卷，至顯慶三年（658）奏上，高宗自為之序。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共取舍多依違希旨，學者不便，異議紛然。上元三年（676）下詔，命以貞觀為定。儀鳳二年（677）詔並依《周禮》行事。自吏禮司益無憑準，每有大事，輒別製一儀，援古附今，臨時專定，貞觀、顯慶二禮，亦皆施行。武太後時，以禮官不甚詳明，特詔國子司業韋叔夏率更令祝欽明，每加刊定。叔夏卒後，給事中唐紹專知禮儀。紹博學，詳練舊事，議者以為稱職。開元十四年（726），通事舍人王岩上疏，請改撰《禮記》，削去舊文，編以今事。集賢院學士張說奏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為曆代不刊之典，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但今之五禮儀注，已兩度增修，頗有不同，或未折衷，請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行用製定之。”於是令徐堅、李銳、施敬本等，檢撰曆年，其功不就。銳卒，蕭嵩代為集賢院學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邱修之。二十年（732）九月新禮成，凡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於戲，百代之損益三變而著明酌乎！文質懸諸日月，可為盛矣！

　　開元禮體係龐大，內容豐富，是唐代禮製完備化的標誌，充分體現了大唐帝國禮製建設的最高成就。德宗貞元二年（786），科舉考試特設“開元禮”一科，足見其在唐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為了便於讀者對該禮有所了解，茲將《通典》中《開元禮纂類》的綱目抄錄如下：

　　序列上：五禮篇目，卜日禮，神位

　　序列中：大駕鹵簿，皇太後皇後鹵簿，皇太子鹵簿，皇太子妃鹵簿，親王鹵簿，群官鹵簿，內命婦四妃九嬪婕妤美人才人鹵簿，外命婦鹵簿序例下：君臣冕服冠衣製度，皇後王妃內外命婦服及首飾製度，齋戒，祈禱，雜製吉禮一：皇帝冬至祀圜丘吉禮二：皇帝秋季大享於明堂，皇帝立春祀青帝於東郊，皇帝臘日盕百神於南郊吉禮三：皇帝春分朝日於東郊，立春後醜日祀風師，立夏後申日祀雨師，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吉禮四：皇帝夏至日祭方丘，祭五嶽四鎮四海四瀆吉禮五：皇帝仲春仲秋上戊祭大社，冬季盕太社吉禮六：皇帝時享於太廟，祭七祀，袷盙以功臣配享吉禮七：皇帝孟春吉亥享先農，皇後季春吉巳享先蠶吉禮八：皇帝拜陵，皇後拜陵，太常卿行諸陵，薦新於太廟，有司享先代帝王，祭中盚，孟冬祭司寒，興慶宮祭五龍壇吉禮九：皇帝皇太子視學，皇太子釋奠於孔宣父，皇太子束盜吉禮十：皇帝巡狩告圜丘，巡狩告圜丘有司攝事，皇帝巡狩吉禮十一：皇帝封祀泰山吉禮十二：時旱祈太廟，時旱祈於太社，時旱祈嶽鎮以下於北郊，時旱就祈嶽鎮海瀆，久雨睺祭國門，諸州祈社稷，諸州祈諸神，諸州睺城門吉禮十三：諸州祭社稷，諸州釋奠於孔宣父，州學生束盜，諸裏祭社稷，諸太子廟時享，三品以上時享其廟，三品以上礻合享其廟，王公以下拜掃嘉禮一：皇帝加元服，皇帝納後嘉禮二：皇帝皇後正至受皇太子朝賀，皇帝皇後正至受皇太子妃朝賀，皇帝正至受群臣朝賀，皇帝千秋節受群臣朝賀，皇後正至受群官朝賀，皇後正至受外命婦朝賀嘉禮三：皇帝於明堂讀五時令，皇帝於太極讀五時令，皇帝養老於太學嘉禮四：臨軒冊命皇後，臨軒冊命皇太子，內冊皇太子，臨軒冊命諸王大臣，朝堂冊命諸臣，冊內命婦三品以上，遣使冊受官爵，朔日受朝，朝集使引見嘉禮五：皇太子加元服嘉禮六：皇太子納妃嘉禮七：皇太子元正冬至受群臣賀，皇太子元正冬至受宮臣朝賀，皇太子與師傅保相見，皇太子受朝集使參辭，親王冠嘉禮八：親王納妃，公主出降嘉禮九：朝集使於尚書省禮見，任官初上，京兆府河南牧初上，萬年長安令初上，鄉飲酒，宣赦書，群官詣闕上表，群官奉參起居，皇帝遣使詣蕃宣勞，皇帝遣使諸州宣撫，皇帝遣使詣諸州宣製勞會，皇帝遣使詣諸州宣赦書，諸州上表賓禮：蕃主來朝以束帛迎勞，遣使戒蕃主見日，蕃主奉見，受蕃國使表及幣，皇帝宴蕃國主，皇帝宴蕃國使軍禮一：皇帝親征類於上帝，皇帝親征告於太廟，皇帝親征盝於所征之地，皇帝親征及巡狩郊祭有司盞於國門，皇帝親征及巡狩告所過山川，平蕩寇賊宣露布，遣使勞軍將，皇帝講武，皇帝田狩軍禮二：皇帝射於射宮，皇帝觀射於射宮，製遣大將出征有司宜於太社，製遣大將出征有司告於太廟，仲春祀馬祖，仲夏享先牧，合朔伐鼓，大儺凶禮一：賑撫諸州水旱蟲災，勞問諸王疾苦，勞問外祖母疾苦，五服製度凶禮二：訃奏，臨喪，除服，敕使吊，盠賻，會喪，榮贈，會葬，致奠凶禮三：中宮舉哀，成服，奔喪，臨喪，除服，遣使吊，東宮舉哀凶禮四：東宮妃聞喪凶禮五：三品以上喪上凶禮六：三品以上喪中凶禮七：三品以上喪下，王公以下居喪雜製如果將上述開元禮與《周禮·大宗伯》所列的五禮（詳前文）相對照，那末，任何人都會發現，前者較後者更為細密、周詳和完備。這自然是與唐帝國空前鼎盛的形勢相適應的，也是時代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亦應看到，禮學發展到唐代，已經出現了一些集大成性的成果，如賈公彥的《周禮疏》十二卷、《儀禮疏》五十卷，孔穎達等的《禮記正義》七十卷，等等。這些都構成了唐代禮製完備化發展的時代大背景。

　　在唐王朝的官僚機構中，禮部、太常寺及殿院等幾個部門，都是以掌管或監察禮儀為主要職責的。由於唐代禮製的完備，加之最高當局的導向，如設立科舉科目，用禮勸以官祿等，故而造成了當時社會濃厚的重禮傾向。這從唐人杜佑編撰的《通典》，《禮典》竟占全書二百卷的一半，即可窺見端倪。

　　§§第四章 文化信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