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漢唐文明簡本

第四節 交通

　　在人類文明的總構成中，交通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各個文化係統所影響的區域規模，受到交通條件的製約。不同文化圈所實現的文明水準，也為交通條件所規定。文明的進步，通過交通條件可以成千成萬倍地擴大影響，收取效益，從而推動曆史的前進。周秦漢唐文明的成就，包括交通建設的顯著進步。這一進步對於整個文明史的進程，也有重要的意義。

　　一、周人的交通貢獻

　　周人經營的早期航運中國航運史年代最早的文物資料，有陝西寶雞北首嶺仰韶文化遺址墓葬中出土的兩件船形陶壺。而史籍中所見最早的反映河渭航運的資料，大約即《史記·周本紀》：“公劉雖在戎狄之間，複修後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張守節《正義》：“公劉從漆縣漆水南渡渭水，至南山取材為用也。”所謂“詩人歌樂思其德”，司馬貞《索隱》以為“即《詩·大雅篇》‘篤公劉’是也”。《詩·大雅·公劉》有“乃陟南岡，乃覲於京”句，鄭玄箋：“山脊曰岡。”“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都邑之處。”說公劉擇定居地，曾經南渡渭水“升其南山之脊”，據高勘察渭北原地。

　　又《詩·小雅·南山有台》所謂“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反映周族當時的主體經濟形態除農耕而外，交通運輸即所謂“行”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而當時水上交通運輸形式的作用，顯然已經受到特殊的重視。

　　渭水在公劉初時居地邰所臨河段，水麵已經相當寬闊。根據竺可楨先生的研究成果，當時氣候較現今溫暖濕潤，渭河水文狀況必然與今不同，“南渡渭水”運取材木，一定要有完備的航運設施和豐富的航運經驗以為條件。

　　《詩·小雅·小弁》：“有？者淵，萑葦淠淠。譬若舟流，不知所屆。”又《詩·小雅·采菽》：“泛泛楊舟，？？維之。”鄭玄箋：“楊木之舟泛於水上，泛泛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係其？，以製行之。”這些詩句反映了渭水上下航運已經開通。詩句記述周人熟練應用水上航具的情形，反映了早周航運的技術水平。

　　周文王時代，曾經架設渭河浮橋。《詩·大雅·大明》：“文定厥祥，親迎於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的詩句。毛亨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鄭玄箋：“天子造舟，周製也。”聯結舟船以架設渭河浮橋，顯示出周人經營的航運事業的發展，已經具備了充裕的航運工具和豐富的水上經驗。

　　除了渭水航道為舟人所利用而外，涇水、洛水的航運，也得到開發。《詩·大雅·？樸》：“淠彼涇舟，？徒楫之。”毛亨傳：

　　“淠，舟行貌。楫，棹也。”鄭玄箋：“？，眾也。淠淠然涇水中之舟順流而行者，乃眾徒？人以楫棹之故也。”可知涇河航運已經達到一定的規模。

　　《史記·周本紀》記載周武王舉師伐商事：“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這是一次對商王決戰前的重要的軍事演習。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可能就是盟津之渡。兩年之後，周人推翻商王朝的統治，借助了強大的水運實力。

　　史念海先生曾經指出：“周人利用河穀以之作為交通要道，渭河河穀可能是最重要的。”渭河較早有舟楫之利，“所以利用渭河河穀實際是浮船上下，而不是戎馬的馳騁。”運程由雍到絳，“渭河當然是必經的漕運航道。那時上距周室東遷才一百多年，渭河的水位當不至於有很大的漲落。周有浮船往來是不會有若何的困難的。”

　　“周行”與“周道”周王朝是依靠在各地分封諸侯，設置政治軍事據點以為藩屏，來維護中央政權的統治的，這種政治體製要求各地與周王室保持密切的聯係。以車兵為軍隊主力的特點，也要求各地有平闊的大道相通。

　　西周青銅器銘文和文獻稱當時由王周室修築，通往各地的大路為“周行”或“周道”。

　　《詩·小雅·大東》寫道：“佻佻公子，行彼周行。”“周道如砥，其行如矢。”又《詩·小雅·何草不黃》：“有棧之東，行彼周道。”西周晚期青銅器散氏盤銘文也有“封於周道”的文句。《左傳·襄公五年》引《詩》，也說：“周道挺挺，我心扃扃。”

　　“周行”與“周道”開築平直寬闊，兩側植有樹木，據說每隔一定的路段還設置供應食宿的設施。

　　周王朝控製的交通網的規模，隨著遠征的勝利和疆域的拓展又有所擴大。

　　東周交通的進步春秋時期，交通建設有了新的進步。大致在這一時期，太行山、秦嶺等險山峻嶺都已經開始有車路通行。以交通道路為主體的交通設施是否修整，當時已經是體現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標誌之一。晉平公當政時，晉國道路館舍失修，也曾經受到鄭國政治家子產的批評。

　　以交通幹道的建設為基礎，相應的交通設施也得以進一步健全。

　　《周禮·地官·遺人》說，貫通都市和村野的交通大道上，每隔十裏，設置有“廬”，“廬”可以提供行旅飲食；每隔三十裏，有可以止宿的“宿”，“宿”設有“路室”，並且有服務於行旅的糧草儲備；每隔五十裏有“市”，“市”有住宿條件更為優越的“候館”，行旅消費品的儲積也更為充備。當時，中原各國政府普遍沿交通幹道設立交通站，置備車馬和專職管理人員，遇到緊急情形，則乘傳疾馳，次第相繼，使軍情政令能得以迅速通達。

　　公元前486年，吳國完成了“溝通江、淮”的工程。邗溝的開通，是中國古代運河建設史上的創舉，邗溝通航，實現了南北水路的連接，促進了南北文化的交融。此後，吳王夫差為了引舟北上，稱霸中原，又把邗溝向北延伸，進一步溝通了淮河以北的水路。

　　戰國時期，力戰爭強、激烈兼並的列國都十分注意交通道路的建設，國際交通的條件也得到進一步的改善。據《荀子·榮辱》，當時，各個地區之間，有“巨塗（途）”“小塗（途）”等不同等級的道路相互聯係。見諸史籍的已經形成定名的交通幹道，有由成皋通往函穀關的“成皋之路”，由楚國南陽東北出伏牛山直通中原的“夏路”，由關中經漢中南下入蜀的“石牛道”，趙國、魏國、齊國之間的“午道”，由上黨通達河內的“太行之道”等。

　　大約開通於魏惠王十年（前360）的鴻溝，是繼邗溝之後又一條著名的運河。鴻溝溝通黃河水係和淮河水係，進一步便利了南北往來。

　　安徽壽縣曾經出土著名的“鄂君啟節”，共四件，其中三件是本節，一件是舟節，每節都有錯金篆書文字。就銘文中車舟所經過的城邑看，車節經過九個城邑，舟節經過十一個城邑。舟節文字規定，“屯三舟為一舸，五十舸”，所通行的水路以長江、漢水水係為主，東至邗溝，西至漢江上遊，南則循湘、資、沅、澧、廬諸水，也分別可至上遊。可見，在當時的水路交通體係中，運河已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以交通事業的空前發展為條件，當時出現了一種引人注目的文化現象，這就是“士”階層的興起和遊說之風的盛行。士的活躍，與舊有宗法關係走向沒落相聯係，標誌著束縛社會文化活力的血緣和地緣的羈絆逐漸被斬斷。他們通過遊曆四方的交通活動，促進各個地區之間相互的文化交往。

　　經過累年爭戰，在交通方麵居於優勢地位的秦國終於一一翦滅六國，建立了第一個大一統的專製主義王朝。

　　二、秦王朝的交通建設

　　秦國交通的發展與秦的統一在《詩經·秦風》中，我們可以頻繁看到反映秦人喜好車馬出行的詩句，體現出秦人健勇豪邁的文化風格，也反映了他們重視交通的傳統。

　　秦人早期習於遊徙生活，傳說中秦先祖的事跡多以致力於交通而著稱於世。據《史記·秦本紀》記載，費昌曾經為商湯駕車，孟戲和中衍曾經為帝太戊駕車，而“蜚廉善走”，曾經以材力服務於殷紂王，此後造父更是交通史上的著名人物，據說以善於駕車而受到周穆王信用，曾經西行至於西王母之邦，驅車行進的速度，可以“一日千裏”。後來居於犬丘的非子，又以“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的畜牧專家的身份為周孝王在千河與渭河之間馴養馬匹。

　　隨著秦人國勢的發展，其交通文化的影響不斷擴大。例如蜀地風習，講究車騎隊列規模，《華陽國誌·蜀誌》認為，這是受到占領蜀地的秦人風習的影響。

　　秦人擁有較高的橋梁建築技術。秦晉之間黃河水麵架設的第一座臨時的浮橋，是春秋時期秦人設計修建。第一座常設的黃河浮橋，也是秦國工匠於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建造。

　　秦國交通發展達到較先進的程度，還可以從車輛製作技術的進步得到體現。我國早期車輛都是單轅車，就是車的前麵用一根直木係駕牲畜，控製方向。我國發現的最早的雙轅車的模型，出土於陝西鳳翔戰國初期秦墓，這也是世界最早的標誌雙轅車產生的實物資料。雙轅車的出現，體現了交通工具史上的重大進步。

　　秦人除了擁有雙轅車這種先進車型的發明權而外，當時所使用的運輸車輛數量之多，也是驚人的。《左傳·昭公元年》記載，秦景公三十六年（前541），秦後子？前往晉國，隨從車輛竟然有“千乘”之多。《左傳·僖公十三年》記述，這一年因晉國遭受嚴重災害，秦國調集粟米援運，運輸過程從秦都雍城到晉都絳城，舟車相繼，而以渭河轉行黃河、再折入汾河的水運為主，曆史上稱作“泛舟之役”。

　　秦國軍隊善於“遠攻”，在秦的統一戰爭中，常年調動數以十萬計的大軍南征北戰，必須憑借強大的運輸力量保障後勤供給。以秦滅楚的戰爭為例，秦軍出兵60萬，可以想見秦國的交通運輸能力經受了何等嚴峻的考驗。

　　秦國的交通的發展，有利於秦人能夠全方位地接受和吸收其他地區文化的積極因素，使秦文化具有較為開放的富有進取性的特點。在交通建設方麵的優勢，也是秦國能夠順應曆史的大趨勢，連年乘勝東進，在秦始皇一代終於完成統一大業的重要基礎之一。

　　馳道與直道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實現統一之後，立即致力於建立以全國為規模的交通網，經過修整和溝通，將戰國時期各國原有的道路都納入統一規劃管理的交通係統之中。

　　秦王朝交通建設最具時代特色的成就，是馳道的修築。

　　“治馳道”，也就是經常馳道的修築，是秦始皇統一後第二年就開始進行的宏大工程

　　對於馳道的形製，西漢人賈山曾經有過記述：“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鬆。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後世曾不得邪徑而托足焉。”

　　我們從《史記·孝景本紀》中所謂“伐馳道樹殖蘭池”又可以知道，馳道兩側除了賈山所謂“樹以青鬆”外，還有楊柳一類易於扡插繁殖的樹種。通過其他資料分析，當時用來作為行道樹的，還有柏樹、梓樹、槐樹、檜樹、檀樹、榆樹等等。

　　賈山還說，秦王朝修築的馳道，東方通達燕地和齊地，南麵行抵吳地和楚地，江湖之上，以及海濱的宮觀，都可以一一連通。馳道，當時實際上已經成為全國交通網的主綱。

　　秦始皇時代，還曾經修築由九原（今內蒙古包頭西）直抵雲陽（今陝西淳化西北）的大道，這條道路全長“千八百裏”。秦代經營的交通大道多利用戰國原有道路，隻有直道是在秦統一後規劃施工，開拓出可以體現出秦帝國行政效率的南北大通道。司馬遷曾經行經直道全程，他感歎道：“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穀，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

　　秦始皇直道遺跡在陝西淳化、旬邑、黃陵、富縣、甘泉、榆林等地及內蒙古毛烏素沙漠中都有發現，保存到現今的路麵，有的地方寬達50米至60米。

　　北邊道秦統一後，出於戰爭的需要，北邊交通係統具有更完備的結構，不僅有與長城並行橫亙萬裏的主要幹線，也包括出塞道路和與內地聯係的許多條大道，以及保證北邊新經濟區正常生產與流通的疏密相間的道路網。

　　長城作為軍事防禦設施也必然要以交通道路作為輔助結構。自春秋晚期起，車戰作為主要作戰方式走向衰落，但在秦漢之際，兵車在戰爭中仍發揮一定的作用。大隊兵車的通行必然要求交通道路的平整和暢通。

　　帝王出巡，常常隨行大隊車騎。秦始皇多次出巡，曾巡行北邊，北邊道自當有可適應帝王乘輿通過的規模。皇帝出行，“郡國皆豫治道”。《鹽鐵論·散不足》也說到帝王出巡時，“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資佐，貧者築道旁”。秦始皇巡行北邊，必然會促進北邊交通道路的建設。

　　並海道《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凡五次出巡，其中四次至海濱，往往經並海道巡行。秦二世東巡郡縣，也曾經並海而行。“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又“遂至遼東而還”。

　　顯然，當時沿海濱有一條交通大道，由秦始皇出巡路線的選擇，可推知這條道路具備可以通過帝王車輿的規模。

　　秦王朝最高統治者沿並海道巡行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祭祀天地山川鬼神。而濱海地區強大的經濟實力，也使一心“臨察四方”，“存定四極”的帝王不能不予以特別的注視。

　　由於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僅僅決定於資產多寡和一代經營人才的命運，優越的地理條件和工於管理的傳統也對生產的發展有重要的作用。於是濱海地區在西漢初年仍然不失為東方經濟最發達的地區，田肯說劉邦語所謂“此東西秦也”，肯定濱海地區能夠與關中地區並列，成為全國經濟東西遙相對應的兩個重心之一。

　　在這樣的形勢下，並海道在社會經濟生活中長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車同軌，書同文許慎《說文解字·敘》在分析戰國時代的文化形勢時曾經寫道：“分為七國，田疇異畝，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製，言語異聲，文字異形。”這一情形，在秦王朝建立之後已經開始改變。秦始皇《琅邪刻石》所謂“匡飭異俗”，《之罘刻石》所謂“遠邇同度”，《會稽刻石》所謂“人樂同則”，其實都可以理解為克異求同的文化統一的宣言。

　　《禮記·中庸》有“天下車同軌，書同文”的說法，所謂“車塗異軌”已經被看作文化一統的重要障礙。人們看到，除了發起修築馳道、直道等大規模的交通工程之外，秦始皇本人多次風塵仆仆巡行東方，其實也可以看做追求文化匯同之理想的一種交通實踐。

　　秦王朝的統治雖然短暫，但是其交通建設的突出成就，卻在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跡。

　　三、兩漢交通

　　交通進步與漢文明的成熟漢代帝王也同樣將交通建設看作執政的首要條件。

　　漢武帝時，“治南夷道”，“治雁門險阻”，“通回中道”等事，都錄入《漢書》帝紀。做褒斜道，通漕渠，也由漢武帝親自決策動工。王莽“以皇後有子孫瑞，通子午道”，漢順帝“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褒斜路”等，都說明重要的交通工程，往往由最高統治中樞規劃組織。

　　在漢王朝開邊斥地的事業中，交通事業的意義尤為顯著。交通建設的成就，使大一統帝國統治的廣度和強度均達到空前的水平。

　　漢武帝時代，是於交通建設用力殊多的時代。這一時期不同的地域文化，實現了進一步的融匯。

　　漢武帝開通了多處交通幹線，鑿通了漕渠，使渭河水運達到新的水平。又打通了西域道路，令漢王朝的威德播揚於中亞。發“樓船軍”浮海，更是交通史上的壯舉。他還曾經多次組織大規模遠征和數以十萬計的移民運動。其“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行旅活動，成為他多所作為的政治實踐的主要內容之一。

　　正是在漢武帝時代，數十年來曾經多次挑起戰爭，策動割據的地方分裂勢力終於被基本肅清。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楚文化、秦文化和齊魯文化大體完成了合流的曆史過程。西漢初年各地尚多見的秦式墓葬，這時也已經不複存在。也正是在漢武帝時代，秦隸作為統一的文字書體終於為全國文化界所認可。先進的文化階層多年來天下“書同文”的理想終於實現。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推進儒學空前普及並且確立其正統地位的文化政策，結束了“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的局麵，於是“今後學者有所統一”，中國文化史從此進入了新的曆史階段，這一曆史轉變的完成，也是與幾代學人千裏負笈，遊學求師的交通現象有關的。

　　驛傳係統兩漢交通係統的功能對於政治穩定的意義，還表現在其效率之高，可以使中央政府的政令能夠迅速及時地傳達到各地基層，因而大多可以有效地落實。政務軍務緊急時，還可以通過驛傳係統提高信息傳遞的速度。

　　趙充國自金城申奏軍事計劃至漢宣帝批複後頒下，往返不過七天，驛遞行速達每天四百公裏以上。《漢舊儀》關於漢代驛騎的形式，也說到“晝夜千裏為程”的行程定額。

　　雲夢睡虎地秦簡《田律》中有政府要求各地及時上報農田降雨、受災以及作物生長情況的內容，規定近縣由“輕足”專程遞送，遠縣通過郵驛係統傳送，必須在限定時間內送達。中央政府於是可以憑借交通條件，嚴密注重生產進度，進而實施必要的管理與指導，進行具體的規劃與部署。驛傳係統在兩漢時代更為完備，這一係統除了主要服務於軍政而外，對於經濟發展的意義也相當顯著。

　　驛傳製度曾經是中央政府良好的行政效能和堅強的統治力量的交通保障。而東漢末年，隨著交通係統的衰落，政府的行政效能也相應受到影響。

　　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自漢王朝大一統體製建立及鞏固之後，政府移民實邊，而“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生產與消費都衝破了原來的地域界限。《史記·平準書》所謂“農工商交易之路通”的經濟形勢的形成，正是以交通建設的成就為條件的。而兩漢文明的經濟背景，也因此發生了變化。

　　高度集權的專製政府可以調度各地的運輸力量及時轉送當地農產品以滿足軍國需用。漢武帝當政時，開始推行體製全新的均輸製度，以往重複運輸、過遠運輸、對流運輸等不合理運輸所導致的“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的現象於是有所扭轉。交通運輸的進步，愈益使各經濟區都融並入“財物流通，有以均之”的經濟共同體之中，經濟意義上“海內為一”的局麵終於形成。

　　在以發達的交通條件為基礎的這種經濟體製下，當遭遇嚴重的自然災害時，政府可以調度運輸力量“轉旁郡錢穀以相救”，同時統一組織安置災民。正如《鹽鐵論·力耕》所說，“均輸之物”的作用，可以“流有餘而調不足”，“賑困乏而備水旱之災”。

　　秦漢時期交通成就對於經濟發展的有力推動，突出體現為商運的空前活躍極大地促進了物資的交流，“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因而使得經濟生活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不同區域間的經濟差異於是縮小了。當時“富商大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船車賈販，周於四方”，以繁忙的交通活動為基礎的民間自由貿易，衝決政府抑商政策的重重限遏，對於秦漢經濟的繁榮表現出顯著的曆史作用。

　　從“關東·關西”到“江南·江北”兩漢時代包括交通條件演變在內的曆史變遷，確實使社會文化麵貌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各地區間，不僅文化衝突得以消弭，其文化差異，也已經較前代逐漸淡化。

　　黃河流域在西漢晚期至於東漢時期所形成的關東（山東）、關西（山西）兩個基本文化區，東漢以後由於軍役發動、災民流移、北戎南下，邊人回遷等特殊的交通活動的作用，又進一步實現了新條件下的文化融合。魏晉以後，江南、江南兩個文化區相互並峙的局麵，已經成為最引人矚目的文化形勢。

　　由“關東·關西”到“江南·江北”之文化區劃的演變，其實有交通條件的作用。

　　正如孫毓棠先生曾經指出的：“交通的便利，行旅安全的保障，商運的暢通，和驛傳製度的方便，都使得漢代的人民得以免除固陋的地方之見，他們的見聞比較廣闊，知識易於傳達。”

　　四、隋唐交通事業的成就

　　大運河的開通在尚沒有過江滅陳，統一全國之前，隋政權的主持者就以古邗溝為基礎，“開山陽瀆”，溝通了山陽（今江蘇淮安）與江都（今江蘇揚州）之間的運道，後來又整治取直，使江淮間的航運不再繞行射陽湖。

　　隋文帝開皇四年（584），以渭水水量大小無常，組織力量另開漕渠，引渭水，大略循漢代漕渠故道，東至潼關入黃河。當時名“廣通渠”，因為關中賴此以通利，又名“富民渠”。隋文帝仁壽四年（604），又改名“永通渠”。

　　隋煬帝即位之後，都城由大興（今陝西西安）遷到洛陽。政治重心與東南經濟區的聯係得到充分的重視。

　　大業元年（605）三月，隋煬帝詔令動員河南、淮北民眾前後百餘萬人，開鑿“通濟渠”，溝通黃河、淮河水運。同年，又動員淮南民眾十餘萬人疏浚、改造邗溝，取代山陽瀆，溝通了長江、淮河水運。運河寬四十步，兩側修築“禦道”，栽植柳樹。從長安達江都（今江蘇揚州），沿途修建離宮四十餘所。又指派官員督造龍舟和各種雜型船隻數萬艘。

　　隋煬帝數次行幸江都。大業五年（609），又命令開鑿“江南河”，從京口（今江蘇鎮江）至餘杭（今浙江杭州），全長八百餘裏。河道寬十餘丈，也可以通行“龍舟”。隋煬帝計劃由江南河乘舟直抵會稽（今浙江紹興）。

　　大業四年（608），隋煬帝命令征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通黃河，北抵涿郡。

　　大業七年七月，隋煬帝詔令發江、淮以南的民夫及船隻，運送黎陽倉和洛口倉的儲米前往涿郡，一時舳艫相次千餘裏。據說負責載運兵甲和攻取之具，平時往返於途中者常常達到數十萬人。

　　在隋煬帝當政時代，以洛陽為中心，北抵涿郡，南到餘杭的大運河終於全線建成。這是中國最長的運河，也是迄今為止世界最長的運河。全長四千華裏的南北大運河的開通，對於當時社會經濟與文化的進步，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除了滿足帝王消費需要和軍旅戰備物資需要而外，大運河航道的利用，事實上還使得整個社會原先潛寂無息的表象之下的充沛活力得到激發。

　　隋煬帝是一位曆來經常受到史家否定的帝王。然而，他開發交通的業績，也和秦始皇相似，盡管當時使全社會承受了沉重的負擔，但是卻對於中華文明的進步表現出久遠的曆史影響。

　　隋代在隋煬帝主持下開通的大運河，使後來全國經濟文化重心向東南地區的轉移能夠成為現實。借助大運河以轉輸，中央政府於是得到東南地區強勁的經濟供應。唐代地理書《元和郡縣圖誌·河南道一》中說到隋煬帝時代開通運河航運的意義：“公家運漕，私行商旅，舳艫相繼。隋氏作之雖勞，後代實受其利焉。”大運河提供的交通條件，被曆屆政府用以發展漕運，也被民間私人用以從事商旅、大小船舶往來不斷，隋人經營運河開鑿時雖然艱苦備至，但是後人卻享受了交通的便利。

　　自隋代以後，我國東部地區依托運河河運和近海海運，經濟文化得到了突出的發展，全國經濟地理和文化地理的總體形勢，也因此發生了重要的變化。

　　隋煬帝時代交通建設的成就，除了大運河的開鑿而外，也包括陸路交通條件的改善。例如，大業三年（607）通“馳道”；同年修了從榆林北境長三千裏，寬百步，直達涿郡的“禦道”；又曾上太行，開“直道”九十裏。

　　唐代漕運隋代運河，唐王朝統作“漕渠”或“漕河”。“通濟渠”的東段，當時稱為“汴渠”。“邗溝”和“江南河”，當時稱作“官河”。

　　唐代主要依靠運河支撐的糧運，即所謂“漕運”，構成由各經濟區向中央政權提供滋養的經濟命脈。

　　唐高祖、唐太宗時代，每年通過漕運運輸到長安的穀米約二十萬石，自唐高宗以後，國用益增，天寶年間每年漕運二百五十萬石。

　　天寶元年，陝郡太守兼水陸轉運使韋堅又浚通關中漕渠，並在長安城東鑿“廣運潭”，以為漕船停泊之所。於是江淮漕船可以直抵長安，運米達四百萬石，創造了唐代漕運的最高紀錄。

　　唐代漕運的主要方向，是由東南輸往西北。當時揚州地區的經濟地位居於全國首位。當地往往“商賈如織”，集聚了各地商人，這裏地當運河和長江的交匯處，成為南北交通的樞紐，於是有“天下之盛揚為一”的盛名。

　　唐代為了適應南北各地商品流通的需要，水陸運輸能力有顯著的提高。運河不僅運送東南地區的物產，巴蜀和閩廣的貨物也可以通過長江和運河轉輸北方。中唐時代主持漕政的劉晏所謂“漕引瀟湘、洞庭，萬裏幾日，淪波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眾，待此而強”，就反映了這樣的情形。漕糧船隊泛水揚帆，駛行萬裏指日可達，因為漕運的充備及時，關中的民眾沒有饑饉的憂慮，軍中的將士也得到相應的補給。

　　廣運潭《得寶歌》天寶二年（743），韋堅在長安城東長樂坡下鑿成大潭以通舟楫，於是在三月丙寅這一天，於潭中盛陳舟艦，請唐玄宗登上潭畔望春樓觀看慶賀盛典。當時取東京、汴、宋等各地運船三二百隻，各船均置牌標明由來地點，船上堆載當地名產，例如：廣陵郡船載廣陵錦、鏡、銅器、海味；丹陽郡船載京口綾衫段；晉陵郡船載折造官端綾繡；會稽郡船載銅器、羅、吳綾、絳紗；南海郡船載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載名瓷、酒器、茶釜、茶鐺、茶碗；宣城郡船載空青石、紙筆、黃連；始安郡船載蕉葛、蚺蛇膽、翡翠；吳郡船載三破糯米、方文綾。

　　駕船人都著寬袖衫，戴大鬥笠，足踏芒鞋，如吳、楚地區裝束。又集合婦女，合唱道：“得寶弘農野，弘農得寶耶！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唐玄宗大喜，嘉獎韋堅，賞賜船夫，以外郡進呈的當地名產分賜貴戚百官，並賜名“廣運潭”。

　　“廣運潭”的這次盛會，其實可以看作一次全國物資博覽會，也是一次漕運能力的檢閱。這一儀式告訴我們，唐王朝的漕運係統，已經把全國各地風格不同的地方經濟，聯係在一個共同的國民經濟的宏大體係之中。

　　商業的繁榮唐代的商業已經相當發達。

　　行商千裏奔波，所謂“年年逐利西夏東”的生活，在詩人張籍的《賈客樂》中，有生動的體現：“金陵向西賈客多，船中生長樂風波。欲發移船近江口，船頭祭神各澆酒。停杯共說遠行期，入蜀經蠻遠別離。金多眾中為上客，夜夜算緡眠獨遲。”元稹的《估客樂》詩，更是當時經商者真實生活的寫照。詩人寫道：“估客無住者，有利身即行。出門求火伴，入戶辭父兄。”“求珠駕滄海，采玉上荊衡。北買黨項馬，西擒吐蕃鷹。炎州布火浣，蜀地錦織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費，不計遠近程。經營天下遍，卻到長安城。”商人經營的內容豐富多樣，基本的原則是隻要“有利”則“身即行”，山南海北，不辭艱辛。

　　商人的活躍，促成了特殊的交通現象。大的都市，往往商船四方薈萃，遠帆雲集。《太平廣記》卷四四引《河東記》說，蕭洞玄周遊天下，到揚州時，看到眾船在水道中擁擠爭行的情景：“於時舳艫萬艘，隘於河次，堰開爭路，上下眾船，相軋者移時，舟人盡力擠之，見一人船頓，蹙其右臂且折，觀者為之寒栗。”可見在較大的商港，商運力量之集中。

　　《舊唐書》卷九四崔融奏文提到了當時的商運形勢：“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洪舸巨艦，千舳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全國各個交通要地，都聚集有大量的運船，其航向或西行蜀漢，或南指閩海，或北上河洛，或東向淮海，來往於諸澤藪河湖各個水係。各種船型，萬千會集，裝卸往還，繁忙以至不分晝夜。

　　唐人李肇所撰《唐國史補》卷下記載說，江湖上通常流行這樣的說法：“水不載萬”。就是說最大的舟船，也不過裝載八九千石。可是唐代宗大曆至唐德宗貞元年間（766—804），有所謂“俞大娘航船”形製最大，船上“居者養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間”，甚至可以在甲板上種植菜圃，操駕之工多達數百人。“俞大娘航船”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每年往返一次，載運利潤十分可觀，其運輸能力是絕對不止“載萬”的。

　　當時陸路商運也十分發達。服務於商運的附屬輔助性的經營形式，如客舍、邸店、車坊等，生意也非常興隆，甚至許多官吏也紛紛參與爭利，朝廷不得不嚴令限製，例如：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741）正月，“禁九品已下清資官置客舍、邸店、車坊。”唐德宗大曆十四年（779）六月，“禁百官置邸貨鬻。”同年七月，唐德宗還頒布詔書，嚴令王公卿士不得與民爭利，指出各節度觀察使在揚州“置回易邸”的情形，命令予以罷除。

　　§§第三章 社會政治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