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漢唐文明簡本

第一節 農業（上）

　　舉世矚目的周秦漢唐社會文明大廈，是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建築起來的。該時期農業的發展，主要表現在農業區域的迅速開發，水利事業的長足發展，耕地麵積不斷擴大，耕作技術水平提高。那時在穀物種植業、畜牧業、林業、漁獵業等生產部門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顯著成就。

　　一、周代的農業

　　西周時期的農業西周的農業比商代更為進步。周人很早就從事農耕，據《史記·周本紀》記載，周人的始祖後稷，“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至後稷三世孫公劉時，周人定居於豳（今陝西旬邑），農業更為發達。公劉九傳至古公？父之時，為了躲避戎狄的侵擾，又率領族人遷至周原（今陝西岐山縣）。周原土地肥沃，適宜耕種，周人便定居於此。由此可知周人的農業生產早有其基礎。

　　周王統治區之內的土地和居民，都屬於周王。周王將土地與農業勞動者封給諸侯，叫做“授民授疆土”，諸侯再將封區內的土地和農業勞動者分賜給自己的卿大夫，以至於士。當時的土地禁止買賣，其原則是“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這種土地製度即曆史上有名的井田製度。

　　《詩經》中反映西周農業生產的情況較多。《小雅·甫田》載：“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意即王家的穀子堆得像草房，像車篷；王家的穀子堆得像小島，像高峰；要準備一千座穀倉，要準備一萬隻籮筐，才能裝這些糧食。農業生產發達，貴族們的倉庫糧食堆積如山。這從側麵反映了當時農業生產的發展狀況。

　　西周農作物的種類較商代有所增加。糧食類有稻、麥、黍、稷、粟、粱、菽（豆）等。其他的農副產品有桑、麻、瓜、果等。

　　西周的農具主要是木器、石器和蚌器等，但金屬工具有所增加。《詩經》中已出現了“錢”（鏟）、“？”（鋤）、“？”（鐮）等字體，這些字都從“金”，說明其已是金屬農具了。這些金屬農具還是青銅所製。在西周遺址和墓葬中曾出土過青銅鐮、青銅？和青銅？、青銅鎬。由於當時還未大量使用金屬工具，農業耕作還不精細。但農業勞動者已積累了較豐富的生產知識，很注意選育良種、施肥、除草、除病蟲害及灌溉田地或排水等。

　　春秋戰國農業的發展春秋時期農業的發展，主要表現在鐵器與牛耕的使用，以及在墾荒與興修水利方麵所取得的顯著成就。

　　我國鑄造並使用鐵器，大約開始於西周末年或春秋初年。冶鐵業出現之後，發展較快，春秋中期之後，鐵器使用已較普遍。《國語·齊語》載：“美金（銅）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鐵）以鑄？夷斤？，試諸壤土。”記載表明，春秋中期以前已有鐵器，而且多用鐵以鑄農具。關於春秋時已使用牛耕的資料，文獻中有多處記載。古人往往有本名和字，字是根據本名的字義所取，如孔子的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馬耕，字子牛。牛與耕的字義既然相連，也是牛用於耕的證明，當時所用的犁應為木犁。鐵器與牛耕的出現，有利於深耕除草，為墾荒和興修水利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水利的興修，當時人們認為關係到農業豐歉、國家命運的大事。最著名的水庫有楚國的“芍陂”（今安徽壽縣南），是公元前7世紀的楚相孫叔敖主持修建的。吳國開鑿的邗溝也是一項著名的水利工程，其南起邗城，北至末口（今江蘇淮安縣北），全長150公裏，溝通長江和淮水，是我國最早的一條人工運河。邗溝鑿通後，對於沿岸農田的灌溉與排水，對於江、淮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戰國時期，諸侯兼並戰爭不斷進行。但該時期發生的變法運動，內容普遍涉及農業方麵，對當時農業的發展起了不容忽視的作用。如戰國初年魏國的李悝變法，其製定的“盡地力之教”即屬重農為主的政策，其內容是獎勵農民積極生產，以提高糧食的畝產量。秦國的商鞅變法，對秦國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起了重要作用，變法措施中的重農抑商政策，不僅成為商鞅以後秦國的基本國策，而且成為秦以後曆代封建王朝的基本國策。“廢井田，開阡陌”，對提高秦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重要作用，為後來秦始皇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

　　戰國時期由於社會的劇烈變革，社會生產力獲得一定解放，促進了農業生產和其他生產事業的發展。該時期鐵農具的廣泛使用，農田水利的興修，農業技術的改進，使當時的農業生產有較大的發展。

　　戰國時期，鐵農具更加普遍。考古資料證明，當時七國的主要地區，都有戰國時的鐵器出土。1950年發掘的戰國魏墓，曾出土了七十餘件鐵製兵器和九十餘件鐵製生產工具，其中鐵農具有犁、鏵、鋤、鏟、鐮等。石家莊慶村趙國遺址出土的鐵農具占該遺址全部出土的鐵、石、蚌工具的65%。遼寧撫順蓮花堡燕國遺址出土的鐵農具，占全部出土農具的90%以上。在河北興隆縣的燕國遺址中，一次出土鐵範40副，87件。其中有？範、鋤範、鐮範、斧範、鑿範和車範等。其他地區出土的鐵農具數量也很多。這對農業生產中的犁耕、深耕細作、田間管理都有重要意義。

　　戰國時期興修了多項重大的水利灌溉工程。最著名的水利工程是秦昭王時蜀郡守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都江堰位於岷江中遊的灌縣。岷江流經高山深穀，水流湍急，到成都平原後流速驟減，所夾帶的泥沙、碎石隨著沉積下來，淤塞河道。每當夏天雨季來臨，水勢暴漲，灌縣以下常常泛濫成災。李冰組織人民修建了防洪、灌溉和有利於航運的都江堰。其辦法是用長三丈、寬二尺的大竹籠，滿裝鵝卵石，沉入江底，在岷江中築起分水堰，分岷江水為內江和外江兩大支，以內江主灌溉，外江（主流）主分洪泄水，供交通運輸。這樣既消除了岷江長期存在的水患，又便於灌溉和航運。都江堰可溉田300萬畝，使成都平原成為豐產地區。

　　鄭國渠是戰國時期又一著名水利工程，修築於秦王政時期。該渠由韓國水工鄭國主持，用時十餘年，組織數十萬民工，“鑿涇水，自中山西邸（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裏。”鄭國渠引涇水中具有肥效的細沙入渠，用來灌溉含有鹽堿的耕地，起著衝刷土鹽堿含量、改良土壤和增加肥力的作用。幹渠長三百餘裏，灌溉田地麵積合今二百餘萬畝，既便於交通，又使關中成為沃野，為秦統一戰爭提供了重要的物質條件。

　　由於鐵農具的廣泛使用和水利灌溉的發展，大量的荒地得到開墾，耕作效率有所提高。當時三晉的墾荒工作成就尤大，中原地區的荒地大為減少。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也很重視墾荒，至秦昭王晚年，使用分給田宅、免除徭役之法以招徠三晉之民入秦墾荒，使秦國的荒地迅速得到開墾。

　　牛耕在戰國時進一步推廣，還使用了馬耕。耕作技術有所提高，出現了深耕。時人對辨土施肥，把握農時，疏密得宜，都積累了豐富經驗。當時的犁鏵和鋤，皆有一定的規格，一般為五六寸寬，便於翻土、留苗。

　　戰國時期的主要糧食作物有粟、黍、稻、麥、粱、菽、麻等。粟即小米，是五穀中重要的一種，生長於華北大平原和黃土高原，戰國時是北方人民的主要糧食。黍即黃米，也產生北方，收獲量較粟少，也較為珍貴。稻生長於長江流域，是南方人民的主要糧食，北方黃河、渭河等有水利條件的地方也有栽種，但是產量很少。麥有大麥小麥之分，是北方人民的食糧，春秋時期統治者即已重視種麥，“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與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中最重禾與麥也”。從雲夢秦簡《日書》甲種《秦除》《門》及乙種《雞日》《秦》等四篇中所載之五穀忌日推知，到戰國晚期，麥已成為秦國及中原地區的主要農作物。

　　粱即高粱，是北方地區的糧食，耐幹旱，稈可作燃料。菽即豆，戰國以前通稱為菽，有大菽、小菽之分，菽也是當時北方的主要糧食。麻皮是紡織原料，古時麻子亦可作食。戰國時的糧食產量，據李悝的估計，年畝產粟約一石半，上熟可四倍，即六石；小饑可收一石，中饑可收七鬥，大饑僅能收三鬥。據推算，戰國時在普通年景下，今一市畝的田地約可產粟九鬥六升多（市製，下同），最好的年成可產粟三石八鬥五升。李悝認為，精耕細作者可增產三鬥。怠於耕作者，會減產三鬥。可見勤耕與怠工者的畝產量相差是較大的。

　　二、秦的農業

　　秦國的農業生產秦建國較晚，但農業生產發展速度較快，到秦穆公時代，秦國的農業生產已經趕上或超過了關東諸國。糧食產量的提高，不僅能滿足本國人口食用，而且還可供應他國。晉國遇饑荒向秦國求助，穆公輸晉大量糧食以救晉災，史謂其為“泛舟之役”。畜牧業雖然在秦國逐步退居次要地位，但春秋時期秦國養馬業仍然發達，傳說中的相馬專家伯樂、九方皋都是穆公時人。

　　戰國時期，社會生產力獲得了相當的發展，這對農業生產的發展無疑是一個契機。由於軍事鬥爭的不斷勝利，在秦國統治區內出現了局部的穩定形勢，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商鞅變法是秦國農業發展的裏程碑，由於“墾草令”、重農抑商、獎勵耕織和招徠三晉之民入秦耕作等政策的實施，為秦國農業的迅速發展奠定了基礎。由於都江堰、鄭國渠等水利工程的修建，使關中和成都平原成為秦國糧食的重要產區，從而保障了秦國的軍需供應。

　　據史書記載和考古資料證明，秦國非常重視耕牛的喂養和管理，雲夢秦簡《廄苑律》有評比耕牛的條文。經過評比考核，飼養耕牛好的嗇夫、牛長有獎，否則對主管的嗇夫要進行懲罰。政府的直接幹預無疑對牛耕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在農業生產技術方麵，《呂氏春秋》所載的四篇農學專論，主要應是對秦國農業生產技術的總結。《上農》篇所論述的農業政策，基本上是秦國的農業政策，同時也與《呂氏春秋》的政治思想傾向一致，是為將來的封建統一王朝製定的農業政策。

　　《呂氏春秋》的《任地》《辨土》《審時》三篇都總結從播種到收獲的一整套農業生產經驗。對於農具使用、土地利用、排水洗土，以及時令、蟲害等農業生產密切關聯的問題，書中皆有論及。從其所論內容來看，當時人們對農業生產，已經有了較為係統的科學知識。

　　由於水利的興修，牛耕的推廣和先進農具的使用，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耕地麵積的擴大，到戰國末期，秦國的糧食總產量及畝產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據《呂氏春秋·上農》篇載：“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上田一人經營，不僅可供九人之食，而且還有餘糧飼養家畜，這顯然是當時秦國糧食生產的實際狀況。

　　由於糧食產量的提高，戰國末期的秦國成為最富庶的一個諸侯國。其國家倉庫中“積粟如丘山”。雲夢秦簡的《秦律》中，記載著秦國境內到處都有“萬石一積”的糧倉，櫟陽的糧倉“二萬石一積”，首都鹹陽的糧倉竟達到“十萬石一積”的規模。秦國生產的糧食不僅保障本國食用，而且也滿足了不斷進行兼並戰爭的需要，從而為統一中國準備了物質前提。

　　《日書》所見秦的飼養、林、漁等業秦國的六畜飼養業較為發達。秦人素有養馬的傳統，其祖上“造父以善禦幸於周繆王”，“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於？渭之間，馬大蕃息”。建國之後，由於傳統的影響和富國強兵的需要，秦統治者一直耕牧並重。秦始皇賞識的商人烏氏倮，就是以大量販賣馬牛而致富的。秦國政府重視馬、牛的飼養，秦律對官養馬、牛有一套嚴格的製度。統治者的政策必然影響到民間。雲夢秦簡《日書》關於六畜飼養業的記載正反映了這個史實。

　　《日書》甲種《病》篇載有六畜的良、忌日，並且載有禁止殺牛、犬的忌日和修羊圈的良日、市良日及買、賣約的良忌日，此外，還載有“金錢良日”和“蠶良日”。

　　秦人重視保護六畜，雲夢秦簡《法律答問》載：“小畜生入人室，室人以投（殳）梃伐殺之，所殺直（值）二百五十錢，可（何）論？當貲二甲。”《田律》規定：“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獸及捕獸者，勿敢殺。”《廄苑律》《倉律》《司空》《效律》《秦律雜抄》以及《法律答問》中，對官養馬牛的飼養、放牧、管理、使用，以及對管理人員的懲罰都有明確的規定。此外，政府對民間馬牛實行嚴格控製，將馬牛數字統計與戶口統計視為同等重要。

　　由於馬在人們生活、生產和軍事上的重要作用，秦官私皆重視養馬。秦政府對軍馬的飼養、選擇要求很嚴，對民間養馬者也給予優待。雲夢秦簡中記有這樣的事實：“甲小未盈六尺，有馬一匹自牧之，今馬為人敗，食人稼一石，問當論不當？不當論及賞（償）稼”。如此寬大處理，雖然因為甲年少和無意，但亦反映了秦律對民間養馬者的優待。秦國民間養馬業的具體情況史書未載，但《日書》甲種《馬？》篇為我們了解當時民間養馬業提供了豐富資料。《馬睟》中提到的相馬標準，顯然是一部成熟相馬經的基本內容的通俗說法，據推測可能是早已失傳的伯樂《相馬經》的核心內容。

　　由於秦人對養馬業的重視和飼養技術的科學，秦養馬業發展很快，秦馬匹質量之高與數量之多是秦國形成軍事優勢的重要因素之一。馬匹還被用於民間騎乘和農業生產。

　　傳統觀點認為：采集、捕魚、弋鳥、獵獸等直接依賴於自然物的生產活動，在文明時代對國計民生來說，都已降到十分次要的地位。這種觀點並不符合秦國的實際。《日書》大量記載了民間漁獵活動。

　　秦人建國初期還保留有某些遊牧漁獵的特點。《秦風》中的《駟？》《終南》就是描寫秦襄公大規模出獵的情景。秦文公曾率七百人東獵，到“？渭之會”，卜居於該地，可見其東獵的規模是很大的。雲夢秦簡《公車司馬獵律》載：“射虎車二乘為曹。虎未越泛蘚，從之，虎環（還），貲一甲。虎失（佚），不得，車貲二甲。虎欲犯，徒出射之，弗得，貲一甲。豹？（遂），不得，貲一盾。”據《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漢代公車司馬屬於朝廷的一種衛隊，由衛尉率領。漢承秦製，秦的公車司馬大概亦是國君的衛隊之一，而且是經常隨國君出獵或者擔負經常性出獵任務的宮廷衛隊，故秦律中含有其獵律。從該獵律簡文可知，當時公車司馬出獵，使用較安全的射虎車以對付虎、豹等猛獸。

　　為了保護漁獵資源，秦國政府頒布法令適當限製民間的漁獵活動。

　　孟春、季春、孟夏、季夏、仲冬之時，都載有禁放民間漁獵活動的規定。當時的關東諸國也有人注意到此點，可證該地的漁獵業也較為發達。

　　保護林木是秦國重要的經濟措施之一，國家按季節規定了對山林的禁放，以達到對林木保護和使用的目的。《呂氏春秋》十二紀中多次涉及林木保護問題，其內容雖非秦國法令，但也基本上反映了秦國政府的林業政策和措施。如其規定：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禁止伐木”，仲春“無焚山林”，季春“林木方盛，乃命虞人入水行木，無或斬伐”。虞人是掌山川之官，該月命其行察各地山川，禁止人們斬伐林木。季秋之時，“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仲冬允許人們“伐林木，取竹箭”。可見隻有到了深秋和冬季，才許可人們對林木進行采用。秦簡《田律》規定，春二月不許到林中砍伐木材；不到夏季，不準燒草為肥料，不準采取剛發芽的植物。《商君書·墾令》載：“壹山澤，則惡農慢惰之民無所於食。”說明秦國很早已經把林木川澤之利統一於國家。

　　秦國民間的水利設施較多，《日書》對此有較詳的記載，涉及了當時人們鑿井、挖池和房屋建築中的排水問題。秦國本土多是幹旱地區，鑿井取水是解決人畜用水的基本措施之一。井的另一用途是取水灌溉田地。西漢時期，關中地區勞動人民創井渠法，這應該是漢代人對秦人鑿井豐富經驗的繼承和發展。

　　秦民間還采取了挖池積蓄雨水或泉水的有效措施，以解決地下水源不足地區和高原嶺區的用水問題。

　　秦代的農業秦王朝建立之後，秦始皇下令“使黔首自實田”。這個法令的推行，有利於促進當時農業的發展。秦政府曾推行過獎勵農墾的政策，用免除徭役等辦法，先後遷徙數十萬人到邊疆或缺乏勞動力的地區，進行墾荒和從事農業生產。當時秦始皇巡遊的刻石詞句及其詔令中，不乏重農的內容，可以說，秦王朝在主觀願望上和具體法令上，充分體現了重農的傾向。但由於其統治殘暴，修阿房宮、驪山陵、築長城、修馳道，以及北防匈奴、南戍五嶺和西南夷，兵役徭役繁重，全國服役的人數不下200萬，約占當時人口的十分之一，致使農村勞動力奇缺，土地大量荒蕪。而秦王朝對人民的賦役剝削也相當沉重，“收泰半之賦”，即賦稅征收量增加到農民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致使“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農業生產遭到了嚴重破壞，因此，秦代的農業不可能有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