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文1949年全國解放,東北團委初建立,那時人員很少,整個團委隻有二三十人,章澤同誌任秘書長,我任宣傳部長,我們常在一起工作。秘書長的任務很重,要協助書記處理一切日常工作,他任勞任怨,連星期天也不休息。不久,全國要開兩個大會,一是全國團代會;一是全國青年代表大會。東北選派代表的日常工作由章澤負責。他日夜研究,到東北各地了解情況,力爭選出最優秀的代表。由於東北當時是全國解放最早、基礎較好的工業區,因而必須選出最好的團員當代表去參加會議。在全國代表大會上,女火車司機田桂英、毛澤東號司機李勇這些優秀代表受到人們一致歡迎。當女拖拉機手梁軍在全國大會上出現,更令人矚目,掌聲雷動,因為當時全國各地拖拉機手很少。著名重工業行業勞動模範王崇倫、趙國有均是這一時期在黨和團的培養下成長起來的。這批模範人物的成長,有力地推動了工農業的發展,為黨輸送了大批優秀幹部,也使團的工作引起了人們的重視。章澤負責選派代表的工作也受到大家的好評。
章澤同誌在建團中,重視在青年中加強社會主義思想的教育,使青年認識到世界觀改造的重要性。
他在一次會議上指出,我們的團是黨的後備力量,團員一定要學習馬列主義,要有為社會主義獻身的精神,因而更要注意資產階級思想和其他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腐蝕。有的同誌認為團的工作可有可無,有的把青年團降低到抗戰時期一般青年救國會的水平,不了解共青團是黨的後備力量;也有的把團與黨的作用等量齊觀,章澤同誌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是不對的。有一次他對我說:“宣傳部應寫些文章,批判這兩種思想,在團的會議上也要反複地講,使幹部對團的工作有正確的認識,才能做好團的工作,你以為怎樣?”
我說:“你的意見很好,建團初期更要重視這一方麵的問題,才能紮紮實實地做好工作。”
他又說:“除此外,在加強青年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上,要多寫些文章,宣傳青年模範人物和先進事跡,同時要批評那些錯誤的思想。”按照他的指點,我們就不斷在宣傳工作上撰文,針對那些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嚴重、貪汙腐化、崇拜尼采哲學等不良行為進行說理批判教育青年。
我們還根據章澤的意見,在團的報刊上選摘了一些文章,對青年進行教育。挑選一些文藝節目進行演出,並把延安時期的的抗戰歌曲和新傳唱的歌曲廣泛宣傳、歌唱,如《延安之歌》、《我們在太行山上》、《大刀進行曲》、《黃河頌》、《流亡三部曲》、《團結就是力量》、《我們工人有力量》、《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歌曲等。還在青年中開展歌詠比賽,並把《白毛女》、《血淚仇》等劇目重新搬上舞台,還編寫了一些新的節目,如《董存瑞》、《趙一曼》等,進行傳統教育,均收到良好的效果。
章澤同誌還主張召開英雄、模範人物的報告會,用以啟發教育青年,激勵鬥誌。這件事我們也做了,不少先進人物的報告對青年很有啟發。鞍鋼孟泰的事跡就廣為宣傳,人們學習他的節約精神。後來在撫順湧現出雷鋒,雷鋒的事跡受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同誌一致稱讚,這和我們建團初期宣傳英雄、模範人物是不可分的。雷鋒英雄事跡也是受到董存瑞、趙一曼等先進人物影響而形成的。團委在章澤同誌倡議下的英模報告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以至有十六七歲的少年在洪水中搶救兒童,有的小學生拾金不昧等事跡都不斷地湧現。這對培養青少年的良好品德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章澤同誌善於做細致的思考工作,當他發現一些人妒嫉勞動模範人物的苗頭後,經過調查了解,掌握了具體情況,便開團委會研究,在團員中討論如何正確對待模範人物。對那些妒嫉英雄模範的人員進行組織批評、教育。章澤也經常找先進人物開會,了解他們的困難和要求,及時幫助。他經常到各地去,了解基層團組織存在的問題,並從那裏發現新的經驗,及時加以推廣,對存在的問題也立即加以解決。如東北解放戰爭時期,沈陽、長春等地在國民黨占領時,也有許多秘密的先進青年組織在活動,解放後如何對待這些組織,有人認為如果是自發的組織就不予承認。但章澤和許多同誌則認為,如果他們的行動和所作所為是進步的,則應吸收入團,與其他先進組織同等對待。
在國民黨軍隊進攻解放區時,這些地區有些青年已參加了黨的各項工作,但國民黨軍隊占領後,他們又返回沈陽去讀書,有的在反對國民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時表現很好。對於這些青年,有人認為他們在第一次解放沈陽等地後已參加工作,後來返回沈陽學習是錯誤的。在研究這些問題時,章澤同誌認為對這些青年也要一律平等看待,青年人到敵人占領區學習沒有什麽不好,何況許多人以後又參加了反蔣的愛國運動,更應該鼓勵。章澤同誌的態度顯然是對的。
章澤還強調,對一些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或國民黨,也應視為一般問題,不要看得過重。那時這些人中也有為此而背上了沉重思想包袱的,章澤和有關同誌研究,認為這些青年主要是教育問題,隻要認清三青團等組織的反動性,提高認識就好了。何況當時在敵占區一些學校往往是受當局強迫集體參加三青團或國民黨,責任更不能由他們來負,有些青年當時年紀很小,對什麽是三青團也弄不清楚,不能過份地責怪這些青年學生。
由於章澤處事時刻考慮黨的政策,使團的工作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生氣勃勃,團的工作發展很快。他對人熱情,能團結同誌共同工作,對同誌的困難也盡力幫助。1952年章澤調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一職,據我所知,在反右擴大化的時期,他知道這種做法是不對的。但那時這股風暴是難以製止的,他仍然盡力幫助那些意見正確但卻遭到不公正對待的同誌,盡力使他們不被劃為右派,避免遭到不幸的命運,從而挽救了一些同誌。他鄙視那些隻為個人私利乘人之危、對他人落井下石的家夥。
1961年5月,正是三年災害期間,章澤同誌調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處書記,開始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他經常到科研部門和學校、與科學家和教育工作者談心,研究科教工作的發展,使這些工作有了新的發展,大學也一個個地建立起來。在秦川道上、華山側畔,到處有他的足跡。科研工作不但使工業發展,也使農業插上翅膀。陝西是西北重地,古老的西安不但在科技、教育方麵有了新的麵貌,在文化古跡的發掘上更使世界驚奇,兵馬俑更是震動了世界。
章澤在晚年不幸因脈管炎而截肢,這對他是個巨大的痛苦。當他退出第一線任省顧委主任時,仍忘不了工作。如東北地區研究青運史時,他以傷殘之軀仍然到會,在興城、丹東等地與當年從事青運工作的戰友以及青年同誌共聚一堂,總結經驗。
可是當我打算再去西安看望他時,他卻因心髒病發作去世了,這使我非常悲痛。章澤同誌是一位老戰士,一生為黨的事業作出了不少成績,他謙虛,謹慎,平等待人,與事和群眾商量,工作又有創見,是黨的好幹部。他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的影子卻永遠留在人們心中。為悼念他的離去,我寫了如下詩句:
戰火生涯五十載,幾經風雨煉此身。
延河邊上共舉步,寶塔山畔笑語巔。
硝煙彌漫戰火滅,日夜爭鬥汗淋淋。
霸陵道上留身影,秦川千裏獻赤心。
驚信傳來令人悲,哀君逝去淚濕巾。
青山巍巍埋忠骨,革命浩氣化長虹。憶章澤同誌二三事
王慎之本文作者王慎之曾任中共北京市文聯黨委副書記。1949年8月,我調到東北團委宣傳部工作,當時,章澤同誌是東北局青委副書記、東北團委副書記。1951年,韓天石同誌調鞍山黨委工作,章澤同誌繼任團委書記。
1950年抗美援朝,我調任東北團校,先是天石同誌兼校長,後改由章澤同誌接任兼校長。這期間,我與章澤同誌工作上接觸較多。
1952年章澤同誌調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1954年各大中央區撤銷,我們許多同誌也調到團中央,我被分配到《中國青年報》社。在報社,有相關的事去找章澤,他必定給予多方麵幫助和支持。如組織時傳祥等勞模英雄人物跟讀者群眾見麵、作報告的活動,隻要有空,他一定欣然參加。
由於是老上級、老領導,除了工作上請示匯報外,我節假日有時還經常去看望章澤和他的夫人陳凱大姐。而每次談話,他都誠懇直言,使我獲益匪淺。1961年章澤同誌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處書處,我又調到西北局宣傳部工作,陳凱同誌也在西北局工作。同在一個城市,更有機會經常來往。從相識到他謝世這50多年間,一直沒中斷聯係。即使在十年浩劫大家都以各種方式接受“審查”時,也沒有“劃清界限”。驟聞噩耗,悲痛不止!
章澤同誌是我尊敬的老領導,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忠誠,畢生刻苦學習,竭力宣傳,身體力行,付諸實踐。我在東北團委宣傳部工作時,一天埋頭於團的業務,編寫一些團的知識、團的工作經驗的小冊子。一次,章澤同誌來到我們宣傳部那間大辦公室,對工作指示了些什麽我已記不起了,但印象極深的一點是,他要求我們要好好學習政治經濟學。他在兼任團校校長期間,多次親臨團校指導工作。隨著團的工作的發展,培訓團幹部的工作更加需要,他要求團校擴大教研室機構,重視抓教學幹部的學習,強調大家少看那些第二手、第三手的解釋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鼓勵大家多讀原著。他說:“隻有讀原著才真正有味兒。”十年浩劫中,章澤同誌被“軍管”數年,連家人都不能見麵,家人隻能間接送點東西。他仍然要求家裏給他送去大量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在漫長的失去自由的日日夜夜,在狹小陰暗的鬥室中,他孜孜不倦地逐字逐句通讀馬列原著。可以想見,即使身處逆境,他對革命仍然充滿信心。1974年8月,我列席了一次西安市革委會擴大會議,這時,章澤同誌剛被“解放”出來工作,當時的省革委會常委有九個人,章澤同誌排在第九,他的孩子們戲稱他“老九”。會議閉幕那天,省革委會的幾位領導,逐一作了“指示”。鼓吹“四人幫”者有之,表揚造“反派者”有之,借倡導老中青三結合攻擊老幹部者也有之。惟有這位“老九”唱的是反調,大講解決黨內問題,要按照毛澤東同誌倡導的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不能搞王明那套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要出於公心,從黨的事業、革命事業出發,不能夾雜個人主義雜念等等。特別強調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事求是的原則,通篇講話,回顧黨的曆史,強調理論上思想上的建設。幾個同誌聽了悄悄議論,這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水平。
章澤在真正完全的恢複工作之後,他身體力行,特別注重調查研究。縱使從一線退下來後,仍帶著重病殘肢,經常去陝北,陝南等艱苦地方,跋山涉水,下鄉調查。他去世前不久,我聽說他還寫了一份關於農村工作的調查報告,受到中央領導同誌的重視,並應邀前去北京座談。我還聽到一位也是與他相交甚久的老領導說,章澤同誌去得太突然、太早了,本來是還可以做不少工作的。
章澤同誌另外使人印象極深的是,他作風平易近人,很能聯係群眾,講原則,信任和愛護幹部。1949年12月,韓天石和章澤指示我起草一份東北團委《關於改進學校中青年團工作的指示》,經討論修改後發出。這份文件的要點看來沒有什麽問題,但是據說因為沒有提及黨的領導,受到東北局的批評,兩位領導人作了檢討。為此,我很慚愧、內疚。可是,我卻沒有受到領導的任何責備,僅僅告訴我以後加以注意就是了。在東北團委、東北團校工作期間,我們可以看到章澤同誌經常到各個辦公室找幹部交談,到宿舍和群眾談心,他沒有架子。大家把他當成長者,願意和他嘮嗑,甚至開開玩笑。東北團委機關當時隻有一輛又老又舊的黑色小轎車,供領導使用。有一次,在五馬路附近舉辦一個晚會,我們前去參加,章澤同誌上車後,又招呼其他同誌上車,一直擠上了10個人。蹲著的、坐在別人身上的、哈腰頂著車頂的、嘻嘻哈哈擠到了目的地。好在那時候大家都年輕,個子也小,交通規則也不那麽嚴。
章澤同誌對處於困境的同誌更是樂於相助,從不歧視。我在西安工作期間,聽到陝西很多幹部評價說章澤同誌從不整人。曾任東北團校副教育長的張震同誌,1957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身處逆境的他一次來西安,對我說,想看看老領導章澤同誌,不知方便不方便。我當即給章澤處打去電話,此時,恰逢章澤同誌不在西安,我便安排張震同誌到出版局招待所住下。誰也沒有料到,到了晚上9點多鍾,章澤同誌回來聽說此事,竟然馬上派車要接張震同誌見麵,等我帶路去到招待所時,張震和他的同事已經睡下了。他聽說章澤派我來接自己,一軲轆從床上爬起來,便隨我乘車直奔章澤同誌家。此後,張震同誌多次談及此事,總是念念不忘。飽受世態炎涼之苦的他,倍覺章澤待人之情,感人至深,真如唐代戴叔倫詩中所寫的那樣:“卻是梅花無世態,隔牆分送一枝春。”其他相同境遇的人,章澤同誌也同樣對待,隻要來了,他定抽出時間,熱情接待。
在我書架上擺有一本已故西北大學中文係教授傅庚生的《杜詩析疑》。這位在醫院偶識的老學者,每每向我敘說主管文教的省委書記章澤同誌怎樣到他家去看望他,怎樣以友人相待的情景時,無不流露出對章澤的敬佩之情。
至於對待我本人,章澤同誌和陳凱大姐更是多方照應,使人終生難以忘懷。在西安的20年中,每逢年節,陳凱大姐必定打來電話,說:“老章請你們全家來吃酸菜粉。”於是,我便帶上三個孩子去他家“鬧火”一場。年年如此,幾成慣例。困難時期,市場上缺東西,他們那裏偶然有點桔子什麽的,陳凱大姐便給我和孩子們帶一些。1964年我去陝南西鄉縣參加社教工作整整七個月,三個小孩在保育小學上學,平日住校,到了假日沒有著落,都是住在章澤家中。給他們添了不少麻煩。二位長者從來都是那樣慷慨無私,樂於助人。
我離休前,任北京市文聯副書記一職,章澤每次到北京,總是約我相見,暢敘。章澤同誌去了!給人們留下了無盡的哀傷和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