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與中華民族的創新精神
何星亮
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是通過不斷創新來實現的。創新不僅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主要因素，而且也是保護和傳承文明的主要動力。一個民族如果沒有創新的能力，既無法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和發展，也無法保護和傳承本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隻有不斷創新，才能永葆自己的文化特色，才能永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才有可能繼承和弘揚民族文化。因此，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
深入研究中華民族先輩的創新精神，繼承和發揚創新傳統，是複興中華文化的重要一環。炎帝是傳說中的中華人文始祖中創新較多的始祖，本文通過分析炎帝的創新傳說，說明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創新精神的重要性。
從文化的角度而言，創新可分為三大類，一是科技文化的創新，它所表現的關係是人與自然的關係，是為滿足人類不斷增長的各種生物性需求而發生的。二是製度文化的創新，它所表現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為了滿足人類不斷增長的社會性需求而發生的，如社會製度、政治製度、法律製度、經濟製度、婚姻家庭製度等方麵的創新。三是精神文化的創新，它所表現的是人與自我的關係，是為了滿足人類不斷增長的精神生活的需求而發生的，如宗教信仰、文學藝術等方麵的創新。本文主要從三方麵分析炎帝的創新傳說。
本文所說的“炎帝”，不是指一個人。不少學者認為，“炎帝”是最初活動在寶雞渭河流域薑姓部落集團首領的名號。後來，這一部落集團向東發展，向南遷徙，達到今天山西、河南、河北、湖北、湖南之後，他們的後繼首領仍然沿襲著這個名號。有的古籍記炎帝傳八世，有些學者對八世炎帝作了詳細考證。葛文華：《再論炎帝名號的原始含義》，寶雞市社科聯編：《薑炎文化論》，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頁；何光嶽：《炎帝八世考》，寶雞市社科聯編：《薑炎文化論》，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1頁。從近、現代原始民族來看，首領稱號是公共的，並不是一個首領所專有，新石器時代的薑姓部落集團無疑也一樣。也就說，“炎帝”是指新石器時代薑姓部落集團的先後相承的多個首領。
一、創新的概念和形式
1.“創新”的概念和中文“創新”一詞的出現
“創新”這一詞是近幾年使用頻率很高的術語。關於“創新”的概念，各學科有不同的解釋。一般而言，“創新”是指創造和發現新東西。例如，人類學界一般認為，創新是文化變遷的基礎，“創新”是指“在實質上不同於現有形式的任何新思想、新行為或新事物”。H.G.Barnett，Innovation：TheBasicofCultureChange，NewYork，1953，p7(霍默·G·巴尼特：《創新：文化變遷的基礎》，紐約1953年版，第7頁)。“創新”既指人類社會製度和習俗的革新和改造，也包括科學技術的發現和發明。
中文“創新”一詞，出現較早，不過，詞意與現代不同，主要是指製度方麵的改革、變革、革新和改造，並不包括科學技術的創新。據目前所見資料，最早見於《魏書》：
“革弊創新者，先皇之誌也。”《魏書》卷六十二。
比《魏書》稍晚的《周書》兩次出現“創新”一詞，《南史》出現一次。
“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征（斛斯征）博采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周書》卷二六。
“大象初，征（斛斯征）拜大司徒。詔（於）翼巡長城，立亭鄣。西自雁門，東至碣石，創新改舊，鹹得其要害雲。”《周書》卷三十。
“今貴妃蓋天秩之崇班，理應創新。”《南史》卷十一。
上述所引古籍中的“創新”一詞，大抵與“革新”同義，主要是指改革製度。
《魏書》的作者是北齊史學家魏收，其生活年代為公元505－572年。《周書》為唐初史學家令狐德棻等撰，《南史》為唐李延壽撰。此外，同為李延壽所撰《北史》三次出現“創新”一詞，不過，與“創新”有關的段落均抄自《魏書》和《周書》。也就是說，在6世紀初，“創新”一詞便在中文中使用，在唐代已十分流行。
2.創新的形式
關於創新的形式，學術界沒有公認的說法。筆者認為，創新包含三種形式：即發現、發明和革新。
（1）發現。發現與“科學”相關聯，指觀察事物而發現其原理或法則，即發現已經存在但不為人知的規律、法則或結構和功能。發現主要是尋找或認識兩個方麵的東西，一是對自然界各種原理、規律的尋找或認識；另一種是對社會發展規律的尋找或認識。世界上的萬事萬物的都有一定的規律、法則或結構和功能，需要人們通過觀察、研究去尋找或認識。也就是說，發現是使那些已經存在、但過去不為人所了解的事物變得為人所知，給人類增添新的科學知識。例如，原始時代的人們以石投水則沉，投以木則浮，因而發現水有浮力。牛頓見蘋果從樹上掉了下來的事實發現萬有引力定律，並從數學上加以論證。他發現潮汐的大小不但同朔望月有關，而且與太陽的引力也有關係。
（2）發明。發明與“技術”和“工藝”相關聯。發明與發現密切相關。發現是通過觀察事物而發現其原理；發明是根據發現的原理而進行製造或運用，產生出一種新的物質或行動。例如，古人發現水有浮力，於是根據這一原理“刳木為舟”②《易·係辭下》，把大木頭挖空，造成獨木舟，這叫發明。古人發現魚尾劃水而遊，於是“剡木為楫”②一種，製作劃船的木楫。英國人詹姆斯·瓦特看到沸騰的水可以掀動壺蓋，發明了蒸汽機。
根據發明的實質，發明又可分為“基本發明”（basicinvention）和“改良發明”（improvinginvention）兩類。基本發明可以解釋為含有一種新原理的應用，或綜合諸原理而進行一種新的發明。就這種意義來說，它是基本的，是使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而且一般會成為其他發明的基礎。改良發明，顧名思義，乃是某種產品進行修改或改造，旨在於增加它的效率，或使之可作為某種新的用途。中國古代十分善於“基本發明”。近代以來，歐美人較善於“基本發明”，而日本人較善於“改良發明”。
（3）革新。革新即變革或改變原有的觀念、製度和習俗，提出與前人不同的新思想、新學說、新觀點，創立與前人不同的藝術形式等。人類社會是不斷發展變化的，為適應這種變化，人們原有的倫理道德、價值觀念、政治製度、法律製度、婚姻家庭製度、禮儀製度、生產製度和宗教製度等，也必須隨著不斷地革新。學術界和藝術界也一樣，也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超越前人。
發現、發明、革新等創新形式對社會文化發展變遷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例如鐵犁牛耕導致中國古代農業社會的變革，內燃機的發明激發了英國的工業革命。戰國時期秦國的商鞅變法，使秦國由弱變強。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發生史無前例的巨大變化。
二、炎帝與科技文化的創新
科學技術創新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隨著人類認識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斷提高，科學技術也隨之不斷發展，人類對自然界中的物質、能量和信息的獲取能力、支配能力和使用能力也不斷提高，人類社會也就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而不斷進步。“技術是發展人類文明的強大動力，特別是技術與科學的緊密聯係”。美國科學促進協會：《麵向全體美國人的科學》，中國科學技術協會譯，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頁。
大約從公元前10000年起，人類的生活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即發生新石器革命或“農業革命”，人們開始種植農作物和飼養家畜，並開始從遊徙過渡到定居，出現村落，這些為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英國著名考古學家柴爾德（VereGordonChilde，1892-1957）認為，文化和社會的進化在於技術的進步，因而提出技術決定論。他在《人類創造自身》中譯本為《遠古文化史》，周進楷譯，群聯出版社1954年版。（1936）一書中，把人類早期社會的發展分為石器、新石器和鐵器三階段，並首創“新石器革命”（NeolithicRevolution）、“城市革命”（UrbanRevolution）和“人類知識革命”（RevolutioninHumanKnowledge）等概念，以說明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和變遷。他主要利用考古資料去論證技術進步引起社會和政治結構的進化，提出由於技術進步，導致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的著名論斷。新石器革命導致農業的產生，因此新石器革命通常又稱為“農業革命”。城市革命導致城市的出現，知識革命導致文字的產生。他特別強調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使人類社會由蒙昧時代進入野蠻時代和由野蠻時代進入文明時代。他的理論為西方學術界普遍認可和采用，尤其是考古學界，至今仍被奉為基本的文化進化理論。
從古籍記載來看，炎帝可說是中國農業革命的創始人，他不斷進行了一係列的科技創新，發明了種植農作物，發明刀耕火種，發明農具，發明陶器和醫學等，他豐富了人們的食物品種，改善了人們的飲食結構，提高了人們防病、治病的能力。這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1.發明種植農作物
人類社會第一次大革命——農業革命是由采集食物的經濟向生產食物的經濟的轉變為分水嶺，是人類改變生存方式的偉大革命，是人類文明形成的開端。人類倘若不會種植植物飼養動物，將永遠處於漁獵采集的原始狀態，文明也就無從產生。因為，在狩獵、采集時代，人和動物沒有根本性的區別：一是人和動物一樣，主要靠自己的本能生存和繁衍；二是人和動物一樣，主要靠自己的體力獲取食物，社會生產主要是攫取性的，與一般動物捕獲食物沒有根本性的不同；三是人和動物一樣，過著遷移不定的生活方式，人們無法定居，村落也不可能形成，都市更無從談起，文字也不可能出現。
發明種植農作物和飼養家畜，是人類曆史上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發明”。因為，種植農作物和飼養家畜是一般動物所不具有的技能。農業出現之後，人與自然界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變。人們可以依靠自身的智慧和力量來增殖天然產品，對自然的依賴逐漸減少。這為定居、村落、城市、宗教、文字等文明要素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在傳說中的三皇五帝中，炎帝以發明農耕而著稱，是農業的發明者。傳說炎帝之前，人們主要從事狩獵和采集為生，以禽獸之肉為主食。至炎帝時代，人口大量增加，僅靠狩獵生產已經不能解決人們的日常生活之需。而且，長期過著禽獸般的生活，疾病毒傷之事經常發生，生命安全沒有保障。炎帝經過長期的觀察和實驗，培育了農作物，發明了農業，並教百姓種植農作物，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從野蠻時代走向文明時代。於是，人們稱之為“神農”。關於這些，許多古籍均有記載。
《管子·形勢解》：“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
《商君書·算地》：“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
《白虎通義·號》：“謂之神農何？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製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
《淮南子·修務訓》：“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蟲龍蠬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
《初學記》卷九：“陸景典語曰：神農嚐草別穀，蒸民乃粒食。”
《通誌》卷一：炎帝時，“民不粒食，未知耕稼。於是，因天時相地宜，始作耒耜敎民蓺五穀，故謂之神農。”
《藝文類聚》卷十一引賈誼《新書》：：“神農以為走禽難以久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嚐百草，察實鹹苦之味，教民食榖。”
《天中記》卷十一：“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植五榖，相土地宜燥濕肥磽髙下。……神農以為走獸難以久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嚐百草實，察鹹苦之味，教民食穀。神農嚐百草，分五穀，蒸民乃粒食。”
《風俗通義》卷一：“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為神農也。”“神農悉地力，種穀疏，故托農皇於地。”
《毛詩正義》卷十四之一引《郊特牲》注雲：“先嗇，若神農。”“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神農始造田謂之田祖。”
《事物紀原》卷九：“耕蓋始於炎帝。”
以上記載說明古代中國人都認為種植農作物和人民以穀為食始於炎帝時代，並認為炎帝是農業的發明人，後人把這一功勞歸之於炎帝，並根據有關傳說，編有《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漢書·藝文誌》。
炎帝所種的農作物是什麽？我們可以從傳說和考古資料來分析炎帝所種的農作物。
（1）從傳說看炎帝發明的農作物。關於炎帝發明種植農作物的傳說，主要有兩種。
其一，“天雨粟”傳說。“天雨粟”傳說一般均認為出自《周書》。《太平禦覽》卷一引《周書》：“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藝文類聚》卷十一引《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為耒耜、钅且、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果蓏實。”《初學記》卷一引《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帝耕而種之。”《六家詩名物疏》卷五二引《周書》：“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農桑輯要》卷一引《周書》：“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
“天雨粟”傳說說明炎帝發明的農作物是粟穀。粟穀是中國古代北方普遍種植的農作物，因而除了關於神農時“天雨粟”的傳說，其他古籍也記述了較晚時代其他“天雨粟”的傳說。
《淮南子·本經訓》：“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太平禦覽》卷840引《河圖說微》曰：“蒼帝起，天雨粟也。”
《太平禦覽》卷840引《風俗通》：“燕太子丹仰歎，天為雨粟。”
《太平禦覽》卷840引《古今注》：“武帝建元四年，天雨粟。宣帝地節三年，長安雨黑粟。元帝竟寧元年，南陽山郡縣雨粟，色青黑，味苦，大者如豆，小者如麻子，赤黃，味如麥。建初二年，九江壽春雨粟。光武建武二十年，清河廣川雨粟，大如莧實，色黑。”
《太平禦覽》卷877：“燕丹囚於秦，天雨粟於燕。後，秦滅之。”
《太平禦覽》卷877引《後漢書》：“光武末，陳留雨粟，形如稗實。”
以上古籍中關於“天雨粟”的傳說，無疑是根據《周書》記述的“天雨粟”的傳說演化而來。
其二，“丹雀銜九穗禾”傳說。“丹雀銜九穗禾”傳說，最早出自東晉王嘉的《拾遺記》，說炎帝教民播種百穀，穀種是神鳥送來的。
《拾遺記》（卷一）：“（炎帝）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
其他古籍均引《拾遺記》，如《廣博物誌》卷四十二引《拾遺記》：“炎帝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格致鏡源》卷六十一引《拾遺記》：“炎帝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佩文齋廣羣芳譜》卷九引《拾遺記》：“時有丹雀銜九穂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淵鑒類函》卷二六八：“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紺珠集》卷八：“丹雀銜九穗禾”。
“九”是單數中的最大數字，一般象征“數量多”、“尊貴”或“至高無上”之意。漢光武帝名為劉秀，是因為出生之時有一莖九穗的嘉禾。《藝文類聚》卷10引《東觀漢記》：“光武帝夜生時，有赤光，室中盡明，皇考異之，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是歲有嘉禾生，一莖九穗，長大於凡禾，縣界大豐熟，因名上曰秀。”
此外，其他古籍也有不少“一莖九穗”的記述。如：《太平禦覽》卷873引沈約《宋書》曰：“文帝時，醴湖生嘉粟，一莖九穗。”《論衡·吉驗篇》：“是歲，有禾生景天中，三本一莖九穗，長於禾一二尺，蓋嘉禾也。”宋人普濟《五燈會元》卷20：“麥秀兩岐，禾登九穗，”《藝文類聚》卷85引《古今注》曰：“和帝元年，嘉禾生濟陰城陽，一莖九穗。”
除了一莖九穗之外，還有不少一莖多穗的傳說。如《太平禦覽》卷873引《尚書中候》曰：“嘉禾，莖長五尺，三十五穗。”又引《詩含神霧》曰：“堯時嘉禾七莖，連三十五穗。”又引《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又引《齊書》曰：“武帝時，固始縣嘉禾一莖五穗。新蔡又獲一莖九穗、一莖七穗。”又引《梁起居注》曰：“大同六年九月，始平獻嘉禾，一莖十七穗。”《藝文類聚》卷85引《古今注》曰：“安帝延光二年，嘉禾生九真榖，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又引《吳誌》曰：“赤烏七年，宛陵言嘉禾生。”又曰：“會稽言嘉禾生，改年為嘉禾。”又引晉《起居注》曰：“武帝世，嘉禾三生，元帝世，嘉禾三生，其莖七穗。”
“丹雀銜九穗禾”傳說中的“穗禾”、“嘉禾”、“嘉穀”等，學術界通常認為就是粟穀。這也說明炎帝發明的農作物是粟穀。
“丹雀銜九穗禾”與“天雨粟”傳說，雖然內容不同，但實質是相同的。當是同一傳說在不同時代的變體。“天雨粟”的傳說，各種古籍均引自《周書》。《周書》是記載周朝曆史的史書，一般認為成書於戰國。《漢書·藝文誌》明確記載：“《周書》七十一篇。”顯然漢朝時該書已被官府確認。而“丹雀銜九穗禾”傳說最早出於東晉王嘉的《拾遺記》。可見“天雨粟”傳說早於“丹雀銜九穗禾”傳說。這說明“丹雀銜九穗禾”的傳說是“天雨粟”傳說較晚時期的變體。
從以上兩則傳說可以看出，炎帝發明的農作物是粟穀。有些古籍還記述炎帝得嘉穀之所，如《元和郡縣誌》卷十五引《後魏風土記》：“神農城在羊頭山，山下有神農泉，即神農得嘉穀之所。”
這兩則記述雖然是傳說，但傳說中含有史實。粟為旱地作物，是北方地區主要的農作物之一。從采食野生粟到人工種粟，經曆過一段較長的時間。在狩獵采集時代，人和動物一樣，食物也沒有根本性的區別，都是動物肉或野菜和植物果實等，所以，在當時，人往往把動物看作是自己的同類，並認為禽獸能吃的，人類也能吃。隨著自然環境的變遷，當人們賴以生存的主要食物——禽獸越來越少時，同時也隨著人口的越來越多，僅靠禽獸難以生存和發展。正如前述古籍所載飛禽或走獸“難以久養民”，於是，炎帝時代的人們“乃求可食之物”。《藝文類聚》卷十一引賈誼《新書》。當人們發現禽類采食粟，那麽人也能吃這種穀類，於是便常采野生穀類等為食。而野生穀類數量有限，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便想辦法以人工的方法種植。當人們發現，粟成熟後，種子落在地上，尤其是在下雨時，大量的成熟粟落在地上，或者當人們發現丹鳥銜著的野生穀穗掉下來落在地上，第二年會生根發芽，長出新苗、新穗時，人們發現粟的生長和成熟規律，經過長時間的實踐，逐步掌握了種植粟的方法和技術。
（2）從考古資料看炎帝發明的農作物。從考古資料來看，一般也認為炎帝所發明的是粟穀。粟穀是人類最早的人工栽培的農作物之一。中國粟穀的馴化和栽培是世界上最早的，它是新石器時代西北地區主要的農作物。在作為炎帝故裏的寶雞北首嶺等遺址，均發現粟穀，這說明在新石器時代西北地區普遍種粟。《大百科全書·考古卷》“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農業”條稱：“粟(Setariaitalica)，俗稱小米。在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普遍發現，像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馬家窯文化和齊家文化中都有遺存，總數已達20餘處。它往往被貯藏在窖穴或陶器中，都已炭化或朽成粉末，經形態和灰像法的鑒定可以得到確認。對這一帶出土的若幹人骨，用碳14測定食譜，結果也表明是以粟類為主要食物。粟除黃河流域之外，在東北、西南和台灣一帶也有發現，同樣是出在比較幹旱的高地上，在當時是種植比較廣泛的一種農作物。一般認為粟是從狗尾草(Setariavividis)馴化來的，在中國至少從七八千年前已開始大量種植，遠早於其他地區，因而粟的馴化和栽培可能首先起源於黃河流域。”距今七八千年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河南新鄭裴李崗文化、陝西老官台文化，均有大量的粟貯存，其中磁山遺址窖藏之粟，學者估算約12萬斤。佟偉華：《磁山遺址的原始農業及其相關問題》，《農業考古》1984年第1期。
一些學者認為，陝西仰韶文化和前仰韶文化遺址大多是炎帝部落集團生活的地區，炎帝發明的農業主要是粟穀農業。如著名考古學家石興邦認為：“炎帝族以粟作農業為主”，炎黃部落集團活動的秦隴高原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是“以仰韶文化和前仰韶文化為主體的粟作農業文化”。石興邦：《有關炎帝文化的幾個問題》，寶雞市社科聯編：《薑炎文化論》，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7頁。
炎帝為什麽最早種植粟？粟之所以成為人類早期培育的作物，與粟的特性有關。
其一，粟是人們理想的優質食物，營養價值高，性溫，易消化吸收。《說文》：“粟，禾子也，嘉穀之實也”。粟米色澤金黃，晶瑩而多汁，粘軟爽口，清香濃鬱，味美甘滑，回味悠長。《呂氏春秋·孝行覽》：“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其注雲：“不周山，在昆侖山北”。
其二，粟具有養腎補身的藥用功能，至今仍是北方老人、產婦的滋補佳品。粟古稱“禾”，即“和”之初文，謂中和的意思，是指粟的品質溫和，用以養生。北方民間流傳著一句俗話：“小米養人”。《太平禦覽》卷840引《吳氏本草》：“陳粟，……無毒，治痺熱渴，粟養腎氣。”據現代科技檢測，小米含較高的蛋白質、脂肪、粗纖維及鈣、磷、鐵、胡蘿卜素、硫胺素、核黃素、尼克酸、維生素B13與B15等多種微量元素。小米中鐵的含量在5種糧食作物中居首位，並含有較多人體可利用的有機硒，有助於治療一些疾病及保健長壽。粟米中全部不飽和脂肪酸的組成比例，相當於玉米油、紅花籽油等高級營養油的組成。常吃粟米的人大大減少中樞神經、心血管、心髒病和癌症等疾病的發生。
其三，粟的籽粒小，皮殼易脫離，容易加工成粟米或米粉。因其粒小，直徑1毫米左右，故又名小米。另外，粟穀本身不堅硬，生食易嚼，蒸煮易熟。《太平禦覽》卷840引《淮南子》：“粟得水而熟，甑得火而液。”
其四，粟容易長期貯藏。因粟的皮殼光滑，包裹嚴密，不易受潮和蟲蛀。因此，上古時代主要以保存粟為主。《太平禦覽》卷840引《周禮·地官下》曰：“倉人，掌粟入之藏。”鄭玄注：“九穀盡藏，以粟為主。”。
其五，粟為耐旱作物。粟適合在幹旱而缺乏灌溉的地區生長，尤其適於北方黃土高原生長。
其六，粟生長期短，結實率高，一般是四、五月播種，九、十月即可收獲。
由於粟具有以上優點，因此，原始時代的人們最早發明、培育了粟。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最早的從粟開始發展起來的農業國家。自商代至秦漢，粟都被列為五穀之首，是古代北方人們主要的糧食。中國最早的酒也是用小米釀造的。許多朝代都把粟作為貢品之一。《太平禦覽》卷840引《禮記·曲禮上》曰：“獻粟者執右契”。之所以要執右契，其注雲：“契，券要。右，尊也。”由於粟在五穀中是最好的穀物，因此古代人們往往把粟看作是君子之德的象征。《太平禦覽》卷840引《管子》：“桓公觀於野，曰：‘何物可比君子之德？’隰朋曰：‘粟可比君子之德。’”祭祀父母也以粟為上。《太平禦覽》卷840引《禮記·祭義》曰：“父母既歿，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謂禮終。”
2.發明刀耕火種
據考古資料，農業是在距今一萬年前出現的。農業的發明使人類利用和控製自然的能力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L·懷特（LevinAlvinWhite，1900-1975）曾提出文化演化“物能說”。他認為，技術進步在人類社會發展中起著關鍵的作用，而技術進步又主要表現在人類利用能源的進步。也就是人類可以控製使用的“能”（energy）技術的逐步的提高。“能”之淵源有二：其一是來自人體本身，其二來自自然界。人類利用能源的發展經曆了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人類僅依靠自己的體能而獲取食物的階段，即漁獵采集時代。第二個階段是人類能夠通過利用自然界中能源（太陽光、火、風、水、土等）而獲取食物的階段。人類通過新石器革命，農業和畜牧業產生，從攫取性經濟生產過渡到生產性的生產。人類開始利用人體之外的能，耕種農作物，提高了人類對於太陽能和火等自然能源的利用和控製；動物的飼養則增加了人類對動物能源的利用；新工具的發明降低了能源的損耗，提高了能源的利用率。第三個階段是通過動力革命，對新能源如煤、油和水力資源能夠充分利用的階段，即蒸氣的駕馭、內燃機的發明和人工電力的生產的時代，也就是現代工業化時代。工業革命促使封建主義讓位於資本主義，並使社會再組合和文化重新調整。第四個階段是人類能夠利用原子能的時代，也就是當代世界。1945年，人類成功地征服了亙古以來最巨大的能源——掌握並使用原子能技術。每一次新能源技術的發明，一旦被利用，將產生無窮無盡的效益，促成新的社會文化進化的連鎖反應，同時也將促成社會革命。參看黃文山：《文化演進的基本法則試探》，張益弘主編：《黃文山文化學體係研究集》，台灣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222-231頁；華莉莉：《文化進化論》，張益弘主編：《黃文山文化學體係研究集》，台灣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337-350頁；（美）E·A·霍貝爾著，楊希梅譯：《文化演化及其研究方法》，覃光廣等編：《當代國外文學研究》，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頁。
眾所周知，萬物生長靠太陽。原始時代的人們很早就認識到這一原理，認識到太陽光和水對農作物生長、成熟的重要性，因此，教百姓在山的陽麵種作物。《管子·輕重戊》說：“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
農業形成之後，曾經曆過多種耕作方式。在農業發明之初，尚無農具，種植方法很原始，即將采集的野生穀物種子撒在地上，讓它自然生長，到成熟時用手摘取，這是最原始的農業生產方式。直至近代，不少民族仍采用這一耕作方式，如雲南部分地區的獨龍族就是將野生稻的種子撒在草地上，然後把草拔下來，既清除了影響農作物生長的雜草，又可利用帶起來的泥土掩埋種子。農作物長大後，如果附近的草木遮擋陽光，則把這些樹枝和雜草折斷，讓作物在陽光下生長。宋兆麟等：《中國原始社會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頁。一些遊牧民族也采用類似的方式，如哈薩克族牧民在20世紀50年代前，以牧為主，但也種些小麥等農作物。農作物種在冬牧場向陽之處，每年春天離開冬牧場前（一般在3—4月間）翻好地，播上種子，隨即離開，農作物長出來後，一般不進行除草、施肥等中耕管理，秋天回到冬牧場時便收割糧食。這種不燒不耕的種植方法，是最原始的耕作方式，可稱之為“野耕”或“荒耕”。
第二種是刀耕火種，也有人稱之為“遊耕”。這種耕作方式除了充分利用太陽光之外，還利用火的功能進行耕種。當人們發現火燒山後種下的農作物長得特別好時，於是便認識到火不僅可以除掉雜草，而且還能使土地肥沃，並能把各種植物燒成灰而成為肥料。早期的刀耕火種，一般是一塊地耕種一、二年後便拋荒休閑。至近現代，仍有不少民族實行刀耕火種的耕作方式。如居住在西雙版納山區的基諾族也曾經實行過刀耕火種這種生產方式。他們的刀耕火種方式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無輪作刀耕火種型。通常是在海拔較高、坡度較大、土壤瘠薄的林地，其輪歇特點是一塊土地隻種一年，不複種便拋荒，休閑期短則七、八年，長則十餘年。此種方式是純粹的刀耕火種，不使用鋤犁耕地，實行免耕法，砍燒樹木後，點播種子，既保肥又使植被恢複快，減少水土流失。第二種是短期輪作刀耕火種型。就是連續耕種兩年，休閑七八年至十餘年，並采用棉、稻輪作或豆、稻輪作。第一年免耕，直接點播。第二年鋤耕，或點播或散播。第三種是長期輪作刀耕火種型。這種耕作法多為海拔較低、坡度平緩的肥沃林地。輪作三五年，休閑十餘年乃至二十餘年。也有少數輪作七八年甚至十幾年的。不過，耕作時間越長，拋荒休閑的時間也越長。
雲南大部分地區的獨龍族刀耕火種，其耕作方式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早期的刀耕火種農業，以砍燒天然的樹木和竹子等為主，這種耕地占獨龍族全部刀耕火種地的70%—90%，其方法是一般種植一年拋荒數年。通常是在冬天或春天，也有在夏天選取地段，砍伐蕎木、灌木，連同雜草，待其草木幹枯，聚以舉火焚之，利用灰燼作為肥料。播種的方式有：一是漫撒，如苦蕎、甜蕎等；二是點種，用點種棒自下而上點種，如種包穀。種一年後，就輪休丟荒，經過五到七年，等其草木重新長成後，再砍燒荒。第二類是晚期的刀耕火種，以砍燒人工栽培的樹木為主，主要是栽培水冬瓜樹作為肥料。獨龍族祖先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認識到水冬瓜樹由於葉枝茂盛，焚燒後的灰肥力大，於是便在水冬瓜樹較多的地方進行刀耕火種。但由於水冬瓜樹麵積有限，於是便發明了人工栽培水冬瓜樹的方法。在水冬瓜地裏種植的一般方法是：第一年種蕎子，第二年鬆土後種小米，第三年種稗子，然後拋荒五到六年，待水冬瓜樹長大後再燒山種地。這種方法較前一種進步，可以連續種植作物三年再拋荒。《獨龍族社會曆史調查》（一），雲南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03頁；《獨龍族社會曆史調查》（二），雲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頁。
中國的刀耕火種農業源流久遠。炎帝是傳說中的刀耕火種的發明人。據古籍記載，炎帝又稱“烈山氏”、“厲山氏”等。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烈山氏之子曰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國語·魯語上》：“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
《禮記·祭法》稱：“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鄭注：“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烈山氏。”孔疏：“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為農官，因名農。”
《水經注·漻水注》：“賜水源出大紫山，分為二水，一水西經厲鄉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傳雲是神農所生處也。故《禮》謂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子書所謂神農既誕，九井自穿，謂斯水也。又言汲一井，則眾水動。井今湮塞，遺跡仿佛猶存焉。亦雲賴鄉故賴國也，有神農社。賜水西南流注入於漻，即厲水也。賜、厲聲相近，宜為厲水矣。一水出厲鄉西南入隨，又注漻。”
學術界一般認為，“烈山氏”、“厲山氏”和“神農氏”等，都是炎帝的別稱。有些古籍還認為炎帝起於“烈山”。如《禮記集說》卷一〇九注引《帝王世紀》：“神農氏，起於烈山，即炎帝也。”《通誌》卷一：“炎帝神農氏，起於烈山，亦曰烈山氏，亦曰連山氏，亦曰伊耆氏，亦曰大庭氏，亦曰魁隗氏，亦曰人皇。”《曆代通鑒輯覽》卷一：“炎帝神農氏，……起於烈山，故亦曰烈山氏。長於薑水，故以薑為姓，以火徳代伏羲氏治天下，故曰炎帝。帝母曰安登，有神龍之感而生帝於烈山。”《曆代建元考》卷二：“炎帝神農氏，薑姓，起於烈山，以火徳代伏羲氏治天下”。《隱居通義》卷二七：“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烈山。”
據何光嶽考證，炎帝有八代，第一代為神農氏，生於薑水，即今陝西寶雞市南。第二代烈山氏柱，烈山、厲山、賴山均為同音異寫。烈山在湖北隨州市西北厲山鎮，因烈山氏炎帝柱生於此而得名。何光嶽：《炎帝八世考》，寶雞市社科聯編：《薑炎文化論》，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5頁。
所謂“烈山”氏，就是《孟子·滕文公上》“烈山澤而焚之”之意，也就是最早以火燒山的“刀耕火種”的氏族部落。以火助耕是農業發展的重要過程。另外，炎帝之“炎”從疊火之形。《左傳》昭公十七年：“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哀公九年：“炎帝為火師，薑姓其後也。”從其得名稱可知炎帝與“火”崇拜有關，應無疑義。炎帝部族之所以崇拜火，並以“火”為部族名，當時與炎帝部族最早從事刀耕火種有關。
“烈山澤而焚之”的刀耕火種方式直到近現代仍在不少民族中保留。如雲南的獨龍族在20世紀50年代前，主要在山坡上進行刀耕火種，一般從江邊到高山分成二至三段林區，在每一段林區居住三四年，多則五六年，砍燒完最後一段林區，再從第一段林區開始。一般是在每年4—7月間，將一片片的林木砍倒曬幹，然後放火焚燒。如果是初次砍伐的原始林地，樹木較大，一般在冬季砍燒，才能把巨大的樹幹燒成灰燼。如無雨水，砍後十餘日便可燒山。如遇天雨，則需較長的時間。為了確保刀耕地來年生長樹木，必須保護樹根不被燒死，所以，燒山時選擇陽光不太強烈的日子。此外，對生產節令要求也很嚴格，砍伐樹木既不能遲，也不能提前。如果砍遲，則影響焚燒和播種。不過，提前砍也不能提前焚燒，如果焚燒後不播種，則會長出雜草。如果未到播種季節播種，會造成種子腐爛。《獨龍族社會曆史調查》（一），雲南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03頁，；《獨龍族社會曆史調查》（二），雲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70-75頁。
除了獨龍族和基諾族之外，南方的佘族、土家族、瑤族、苗族、黎族、高山族、傈僳族、彝族、納西族、阿昌族、景頗族、普米族等山地民族，曆史上都曾進行過刀耕火種。宋人範成大在《勞佘耕·並序》中提到：“佘田，峽中刀耕火種之地也。春初斫山。眾木盡蹶。至當種時，伺有雨候，則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糞，日雨作。乘熱土下種，即苗盛倍收。無雨反是。山多磽確。地力薄則一再斫燒。始可藝。春種麥、豆作餅餌以度夏。秋則粟熟矣。”薛夢符在《杜詩分類集注》卷七中對於佘田有如此的解釋，其曰：“荊楚多佘田，先縱火熂爐，候經雨下種，曆三歲，土脈竭，不可複樹藝，但生草木，複熂旁山。佘田，燒榛種田也。爾雅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佘。易曰不菑佘。皆音餘。餘田凡三歲，不可複種，蓋取餘之意也。熂音餼，燹火燒草也。爐音戶，火燒山界也。”
炎帝時代的刀耕火種可能與上述少數民族相類似，隻不過工具更為簡陋一些。據考古出土的一些實物來看，原始農業使用的工具主要有石刀、石斧之類，這些都是用來砍伐樹木的。
3.發明耒耜
農業的耕作方式，先後經曆了若幹階段。一是不耕的早期農業，二是火耕農業，三是耜耕農業，四是鋤耕農業，五是犁耕農業，六是機耕農業。據西方考古學資料，公元前4000至3300年，歐洲和埃及已出現了木鋤和簡單的木犁。(德)維爾納·施泰因：《人類文明編年紀事·科學技術分冊》，龔荷花等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1-2頁。
在原始農業的初期階段，人類完全模仿野生穀物的生長過程種植，主要靠雙手來進行簡單的種植和收割，並沒有專門農業生產工具。經過實踐，人們逐漸使用石刀、蚌刀等工具來收割，用石磨盤來加工糧食。發明火耕農業之後，用石斧、石锛等石器工具來砍伐荒地上的樹木再放火焚燒。後來，人們為了提高產量，需要穴種和平整土地及修溝疏水，於是發明了耒耜，稱之為耜耕。耒耜開始是木質的，後來又增加了骨耜、石耜(鏟)、石鋤、石钁等農具，加工農具也增添了杵臼。
中國耒耜農具是誰發明的？始於何時。從傳說來看，炎帝最早發明了耒耜。不少古籍均記載了炎帝神農氏創製耒耜等農耕工具。
《易·係辭下》：“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其意為：伏羲氏死後，神農氏興起，砍削木頭作為耜，揉曲木頭作為耒，將耕地鋤草的方法教給天下人們。這大概是取象於《益》卦。
《繹史》卷4引《周書》：“神農之時，……為耒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助，百果藏實。”
《風俗通義》卷一：“神農，……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為神農也。”
耒是一種原始的翻土農具，形如木叉。⑤《辭源·耒》第三冊，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523頁。《周禮·考工記·車人》：“車人為耒”。疏雲：“耒狀若今之曲杴柄也。”《禮記·月令》“季冬之月”：“修耒耜。”疏雲：“耒者以木為之，長六尺六寸，底長尺有一寸，中央直者三尺三寸，勾者二尺有二寸。”古代的“耒”可能與獨龍族原始農業中使用的“郭拉”（獨龍語，有的譯作“戈拉”）類似。“郭拉”呈木鉤狀，係利用兩股樹杈，一股削平整，約留二尺左右的長度作為握柄，另一股大部削去，僅留半尺左右，並削尖，作為挖土部分。④《獨龍族社會曆史調查》（二），雲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3頁。也有人認為，耒是由挖洞點種的尖頭木棒——“柱”發展而來的。一些學者認為，“烈山氏之子曰柱”《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九年》。之“柱”，既是人名，也是工具名，是一種挖穴點種的尖頭木棒。這種工具，在20世紀50年代前的獨龍族還存在。獨龍語稱“宋姆”，意即“點種棒”。竹或木均可，製作簡單，揀一小竹棍或木棒，削尖其一端即成。點種或栽種時，用此種棒點穴下種。④。這種工具是最為原始的，後來發展成耜。
一般認為，耜是從耒演變而來的。通常又合稱“耒耜”，“耜以起土，耒為其柄”。⑤《釋名》：“耜，齒也，如齒之斷物也。”耜是在耒的底端加固上類似鍬頭或鋤頭的“齒”，用來翻土或開行刨溝的鋤耕複合農具。用耜翻土的麵積比耒大，提高了勞動效率，因此被普遍采用。
寶雞地區也有關於炎帝發明耒耜和牛耕的傳說。上古時，先民使用的工具是石鐮石鏟，費時費力，辛苦一天也耕種不了多少。炎帝一心要找一個省時省力的好辦法。一天，他們上山打獵，看到一隻野豬，用嘴在地上一拱一拱，一會兒就拱出一道渠溝。炎帝得到啟示，用一個彎曲的樹幹，將頂端用石斧削尖，先民們推的推，拉的拉，拱出的土非常鬆軟。大家非常喜歡使用，炎帝給它起名叫“耒耜”。這便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張犁。後來，炎帝又覺人拉太費力，降服了山裏的野牛來為人拉犁。牛的威力，牛的品格，成了先民崇拜的對象。如今，在寶雞一些山區的農家房簷下仍掛著木犁。這些木犁，純粹是模型。問其何因掛在這兒，答是祖上傳下來的。這便是薑炎族遺風。在寶雞城西塬邊，曾有一座牛頭祠，祠中供奉一尊牛頭神。另外，寶雞還有一種獨特的古老敬神習俗：家家戶戶供奉一尊農神，農神隻有一個大腦袋，無身軀，亦稱“牛頭爺”。這便是薑炎族牛圖騰崇拜的遺風。李晨：《炎帝傳說再探》，寶雞市社科聯編：《薑炎文化論》，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頁。
4.發明除蟲方法
蟲害是農作物的天敵。人們經過長期觀察和實驗，發明了除蟲的方法。《論衡·商蟲篇》卷十六記述炎帝作的《神農》記述了除蟲的方法：“甘香渥味之物，蟲生常多，故穀之多蟲者粢也。稻時有蟲，麥與豆無蟲。必以有蟲責主者吏，是其粢鄉部吏常伏罪也。神農、後稷藏種之方，煮馬屎以汁漬種者，令禾不蟲。如或以馬屎漬種，其鄉部吏鮑焦、陳仲子也。是故後稷、神農之術用，則其鄉吏可免為奸。何則？蟲無從生，上無以察也。”其大意：甘甜清香味道濃厚的東西，經常多蟲，所以五穀中多生蟲的是粟。稻子有時有蟲，麥與豆不生蟲，如果一定要以莊稼生蟲而責備主管的官吏，那麽產粟的地方的官吏就經常要受懲罰了。《神農》、《後稷》上記載的收藏種子的方法，是煮馬屎用汁水浸泡種子，這樣可以使禾苗不生蟲。如果有的地方用馬屎汁浸種，那裏的地方官就都成了鮑焦、陳仲子一類的人了。所以，《後稷》、《神農》上的方法被采用，那些地方官就可免除為非作歹的罪名了。為什麽呢？蟲無從產生，君王和上司也就無法對他們進行考察了。這一記述一方麵說明了炎帝發明的除蟲的方法，同時也說明以農立國的古代中國十分重視蟲害，並把它作為考核地方官吏政績的主要指標之一。
5.發明醫藥
據考古資料，醫學萌芽於公元前3000年的古巴比倫，約有1000—2000塊泥板殘片刻畫的文字上記載了當時的醫學，認為神和鬼怪、星辰和血會引起疾病。在公元前約2550年的蘇美爾人的泥板上，記載了15種藥物。在埃及，一般認為在公元前2772年已有了醫學和醫生。伊姆霍特普既是祭司、建築師，同時也是醫生。公元前2700年，埃及已發明了使用夾板固定骨折前臂的醫術。公元前2500年，埃及出現描繪外科醫生形象的作品。在世界上最早的法典——巴比倫的漢穆拉比法典（公元前約1793-1750年）中，提到了外科手術。如眼科手術，規定了對醫生的酬金和處罰。(德)維爾納·施泰因：《人類文明編年紀事·科學技術分冊》，龔荷花等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6頁。這些說明在公元前2000前，人類的醫學已發展到較高的程度。
炎帝時代，疾病毒傷之害威脅著人們的生存。防治病痛威脅，保障生命安全，促使原始醫藥的誕生。早在采集和農業發明過程中，人們便開始嚐百草，區分可食與不可食、有毒和無毒等日常知識。隨著農耕為主的定居生活，開始了有意識的醫藥嚐試和實踐。傳說炎帝遍嚐百草，為人醫病，是華夏中草藥的第一位發現者和利用者，被世人尊之為“醫藥之神”。相傳他在位的時候，百姓因為采果子、獵禽獸為食，常常得病。神農深以為憂，於是到處察看地形，品嚐各種植物的味道及河水與泉水的甘苦，然後告訴百姓如何飲食。他又親自品嚐各種草木的藥性，終於發現了幾百種藥物。其中上等藥一百二十種，可以養生，食之延年益壽；中等藥一百二十種，可以養性，食之補虛助氣；下等藥一百二十五種，可以治病，食之除寒祛熱。古籍有不少有關這方麵的記載：
《太平禦覽》卷七二一引《帝王世紀》：“炎帝神農氏……嚐味草木，宣藥療疾，救夭傷之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神農本草經》一般認為是春秋之書，可能係神農氏口傳之藥方而曆代增補之書。
《路史·外紀》：炎帝神農氏“磨蜃鞭茇，察色腥，嚐草木，而正名之。審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惡，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養其性命而治病。一日間而遇七十毒，極含氣也。”
《搜神記》卷一：“神農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
《補史記·三皇本紀》：“神農始嚐百草，始有醫藥”。
《淮南子·修務訓》：“嚐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
《資治通鑒外紀》卷一：“神農氏，薑姓，長於薑水，以火承木，故為炎帝。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多疾病毒，傷之害。神農以為，人民眾多，禽獸難以久養，乃求可食之物，相土地燥濕肥磽髙下，因天之時，分地之利，教民播種五穀，……又嚐百草，酸鹹之味，察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天下號曰神農。”
《通誌》卷一：神農之時，“民有疾病，未知藥石，乃味草木之滋，察寒溫之性，而知君臣佐使之義，皆口嚐而身試之。一日之間而遇七十毒，或雲神農甞百藥之時，一日百死百生，其所得三百六十物，以應周天之數，後世承傳為書，謂之《神農本草》。又作方書，以救時疾。”
《述異記》卷下：“太原神釜岡中，有神農嚐藥之鼎存焉。成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名神農原、藥草山。山上紫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百藥。中有千年龍腦。”
《潛確類書》卷三十一：“神農澗在衛輝府溫縣。神農采藥至此，以杖畫地，遂成澗。”
《顏氏家訓·書證》：“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
《說郛》卷三十一《芸窗私誌》：“神農時白民進藥獸，人有疾病則拊其獸授之語，語如白民所傳，不知何語。語已，獸輒如野外銜一草歸，搗汁服之即愈。”
《廣博物誌》卷二十二引《物原》：“神農始究息脈，辨藥性，作巫方。”
《周禮注疏》卷五：“案張仲景《金匱》雲‘神農能嚐百藥’，則炎帝者也。言此二人，能合和此術耳。”
《天中記》卷十一：“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植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磽髙下。嚐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農以為走獸難以久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嚐百草之實，察醎苦之味，教民食穀。神農嚐百草，分五穀，蒸民乃粒食。或雲神農嚐百藥之時，一日百死百生，其所得三百六十物，以應周天之數”。
人們景仰炎帝神農氏和先民們在開創中國醫藥學方麵所作出的傑出貢獻及獻身精神，將出現的第一部藥物學專著歸於炎帝神農氏，稱之為《神農本草經》。炎帝神農氏於中國醫藥學的開創發端，功不可沒。《隋書》卷三十四：“《神農本草》八卷”，“《神農采藥經》二卷”，《新唐書》卷五十九：“《神農本草》三卷，陶弘景集注《神農本草》七卷。”
寶雞地區傳說炎帝當年養過一隻藥獸，這藥獸外形像小獅子，肚子透明發亮，裏邊的腸腸肚肚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它不但能吃草，還能食蟲，吃下的草和蟲一眼便能看出有毒沒毒。炎帝平日把藥獸視為珍寶。藥獸成了炎帝嚐草食蟲、創製醫藥的好伴兒和得力幫手。後來藥獸為炎帝試藥而吞下百足蟲，中了毒來不及解救而死，水晶肚子裏一股濃黑的毒液遍布全身各個血管。炎帝為之又傷心又悔恨，恨自己讓藥獸錯吃了毒蟲害了它的性命。於是用石頭刻了個藥獸，隨時帶在自己身邊，永遠懷念這個忠誠的夥伴。寶雞過去中藥房有個習俗，有的在店房門口豎著一隻用青石雕刻的獅子，有的在櫃台上擺著用玉石雕刻或陶瓷燒成的獅子。據說這就是供奉的藥獸。這種習俗一直延續到20世紀50年代初。李晨：《炎帝傳說再探》，寶雞市社科聯編：《薑炎文化論》，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頁。
6.發明陶器
陶器的發明是人類最早有意識地改變無機物的創舉。據考古資料，陶器的發明始於公元前約6700年。(德)維爾納·施泰因：《人類文明編年紀事·科學技術分冊》，龔荷花等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1頁。有人推測，古人為了使枝條編製的器皿耐火和密致無縫，便塗上黏土，經過火燒之後，黏土部分很堅硬，進而發現成型的黏土不要內部容器也可以燒製成器。這可能就是最原始的陶器。也有人認為，古人是偶然發現用手捏成的器物經火燒之後變得結實了，而且不怕水，因此而發現了陶器。
陶器發明之前，食物的加工隻能用燒烤的方法進行。陶器的發明，被譽為繼火的使用之後的又一大創舉，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一項重要的技術革命。它是人類最早運用人工來改變物質的性質，並塑造便於使用的物質形狀的一項製造技術。陶器是農業的派生的文明。陶器的發明使人們的飲食結構、生活方式和營養狀況發生了一場偉大的變革。用陶器蒸煮食物，利於熟化和消毒，豐富了飲食內容，增進了飲食營養。用陶器貯存糧食，可防止黴變等，為長期保存糧食提供了保障。用陶器貯水，方便家庭生活，改變了生活方式。此外，陶器的發明，為原始藝術的發展提供了場地。
約公元前4750年，歐洲繪有裝飾圖案的陶器開始出現。北歐出土了約公元前4000年的帶有“深雕”裝飾花紋的陶器；亞述人生產繪有黑色和紅色幾何圖案的陶器。烏克蘭的特裏波裏村出土了約公元前3700年的螺紋彩陶。公元前約3300年，特勒-哈拉夫文化時期的陶器繪有雙耳斧、牡牛頭和其他宗教圖案；撒馬拉的陶器（多為兩色）以動物圍繞卍字圖案為標誌；古埃及發現有紅色磨光、黑色鑲邊的陶器，飾有幾何和人物圖案（以狩獵為題材）陶器。(德)維爾納·施泰因：《人類文明編年紀事·美術、建築和電影分冊》，蘇惠民等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3-4頁。
傳說炎帝“耕而作陶”，是中國製陶業的創始人。炎帝又被尊為“火師”，用火製陶，是他一大神功偉績。《路史》說炎帝“埏埴以為器”，埏埴就是以泥製作陶器。陶器的製作與定居不可分，因為陶器不易攜帶，既笨重又容易破損。從事原始農業並定居的人們大多依山傍水而居，他們需要尋找貯水、汲水、貯存和蒸煮食物的器具。
古籍記載炎帝發明了製陶，《太平禦覽》卷七十八引《周書》：“神農之時，……作陶，冶斤斧”。
《齊民要術》卷一：“神農……作陶，冶斤斧。”
《資治通鑒外紀》卷一：“神農氏，……作陶，冶斤斧”。
以上史料傳說炎帝是陶器的發明人。另據考古資料，在炎帝故裏寶雞地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了眾多的陶器和陶窯作坊場地遺跡。這說明寶雞地區不僅適宜於農耕，而且宜於製陶。寶雞北首嶺遺址，出土完整陶器和可複原的陶器166件，陶片約10餘萬片。既有大量精巧的生產工具，也有眾多頗具藝術特色的生活用具。在製陶技術上，出現了從手製向輪製的階段性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寶雞北首嶺》，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51-52頁。直到現在，寶雞廣大農村還保留著農、陶並重的傳統。不少學者認為，寶雞北首嶺遺址的陶器是炎帝時代的產物。尤其是三足缽、三足罐、三足甕等最有特色。另外，炎帝部落集團居住地區大致在陝西、甘肅一帶。這一地帶也是中國彩陶的發源地。據目前考古資料，中國彩陶的發源地是位於甘肅省東部秦安縣的大地灣遺址，該遺址一期文化出土的三足缽等200多件彩陶，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時間最早的一批彩陶。這批彩陶距今約8000年，圖案雖還不太完整，卻將中國彩陶製造的時間上推了1000年。
三、炎帝與製度文化創新
炎帝部落集團自發明種植穀物之後，解決了最基本的生存問題。在滿足了基本的生物性需求後，人們便有條件滿足不斷增長的社會性需求和心理性需求了。
人類由漁獵過渡到農業社會之後，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關係發生一係列的變化，漁獵時代形成的各種社會製度已經不適應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必須加以變革，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傳說炎帝部落集團內部進行一係列的改革，創立了與漁獵時代完全不同的社會製度和經濟製度。
1.創立了男耕女織的性別分工製度
男女分工並不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據考古學資料，在公元前5000年，開始出現了較為明顯的男女分工。(德)：維爾納·施泰因：《人類文明編年紀事·經濟和生活分冊》，董光熙等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3頁。
男耕女織是幾千年來中國農業社會的主要性別分工模式。從神話傳說來看，這種分工最早始於炎帝時代。關於這些，我們可以從神話傳說和考古資料中得到證明。
《呂氏春秋·愛類》：“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織，所以見致民利也。”其意為：神農的教令說：“男子如果有人正當年卻不種田，則天下就會有人因此而挨餓；女子如果有人正當年而不織麻，則天下就會有因此而受凍”。所以神農親自種田，妻子親自織麻，以此表示要為百姓謀利。
《莊子·盜蹠》：“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於於。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商子·畫策》：“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
《淮南子·齊俗訓》：“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掩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奸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
《劉子》卷二：“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後妃親織，以為天下先。是以其耕不強者，無以養其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蓋其形。衣食饒足，奸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謀，勇者無以行其威，故衣食為民之本，而工巧為其末也。”
《繹史》卷四引《文子》：“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衣形。”
《天中記》卷十一：“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夫親耕，妻親織。”
《經濟類編》卷十一：“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掩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奸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
在漁獵時代，男女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社會分工，成年男女共同參加漁獵生產活動，即使有分工，也是臨時的。人類禦寒的衣服主要以動物的皮革製作。隻有在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生產的時期，人們定居一地，生活較為定安，男耕女織的分工模式才會固定下來。
在陝西寶雞北首嶺遺址出土的生產和生活用具中，有不少紡織和縫紉工具，如陶紡輪“共22件。均完整。有的用細泥焙燒而成，有的用陶片打製或磨製而成。可分五式。”此外，還有骨針55件，骨錐282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寶雞北首嶺》，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59-61頁。從這些考古資料來看，也說明當時紡織業已開始出現，男耕女織的性別分工製度似已形成。
2.創立原始市場和交換製度
市場並不是自古就有的，交換也不是有史以來就存在的。在人類社會早期，人類由於生產技術低下，食物沒有剩餘或剩餘很少，人與人之間、群與群之間沒有什麽可交換的，隻有在農牧業生產較為發達的時代，食物有了較多的剩餘，才有可能進行交換。
據考古資料，在公元前5000年，出現較多的私有財產，產生了貨物交換和製作交換的所使用的貨物“貨幣”（適用的實物、裝飾品）等。(德)維爾納·施泰因：《人類文明編年紀事·經濟和生活分冊》，董光熙等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3頁。
傳說炎帝最早創設了市場和物物交換製度。關於這些，不少古籍均有記述。
《易·係辭下》：炎帝時，“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其意為：炎帝時，中午時分開市貿易，招來天下人們，聚集天下貨物，相互交換貨物然後離開，各自得到所需要的東西。
《漢書·食貨誌上》：“《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魚、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斫木為耜，柔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
《太平禦覽》卷三：炎帝時，“又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
《繹史》卷四：“潛夫論：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路史》卷十二：“眾金貨通有亡，列廛於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有亡，於是俱興，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天下號曰皇神農。”
《皇王大紀》卷一：神農時，“……四方之民，豐衣足食，各執其方物，或舉而不用事，或廢而不舉。乃命天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炎帝創設市場和交換製度與炎帝發明耒耜等農具和實行男耕女織的社會分工製度有密切的關係。技術的革新，新工具的發明，促使生產力飛躍；社會的分工，使經濟生產專業化，使四方之民，豐衣足食，並開始有剩餘。為了使各地剩餘農產品和布匹能夠自由地交換，於是炎帝創立了市場和物物交換方式。
從陝西寶雞民間傳說來看，也可說明炎帝發明了日中為市和交換製度。炎帝神農氏發明了農業，治理洪水，風調雨順，人們安居樂業，勞動所得的產品也多了起來。有人有了多餘的糧食，就需要用陶器來裝盛它們；有人會製造弓箭，卻沒有耕牛來耕地；會燒陶的人需要獸皮；打魚的渴望得到糧食，久而久之，慢慢有了物品交換。可交換也不易
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是通過不斷創新來實現的。創新不僅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主要因素，而且也是保護和傳承文明的主要動力。一個民族如果沒有創新的能力，既無法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和發展，也無法保護和傳承本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隻有不斷創新，才能永葆自己的文化特色，才能永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才有可能繼承和弘揚民族文化。因此，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
深入研究中華民族先輩的創新精神，繼承和發揚創新傳統，是複興中華文化的重要一環。炎帝是傳說中的中華人文始祖中創新較多的始祖，本文通過分析炎帝的創新傳說，說明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創新精神的重要性。
從文化的角度而言，創新可分為三大類，一是科技文化的創新，它所表現的關係是人與自然的關係，是為滿足人類不斷增長的各種生物性需求而發生的。二是製度文化的創新，它所表現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為了滿足人類不斷增長的社會性需求而發生的，如社會製度、政治製度、法律製度、經濟製度、婚姻家庭製度等方麵的創新。三是精神文化的創新，它所表現的是人與自我的關係，是為了滿足人類不斷增長的精神生活的需求而發生的，如宗教信仰、文學藝術等方麵的創新。本文主要從三方麵分析炎帝的創新傳說。
本文所說的“炎帝”，不是指一個人。不少學者認為，“炎帝”是最初活動在寶雞渭河流域薑姓部落集團首領的名號。後來，這一部落集團向東發展，向南遷徙，達到今天山西、河南、河北、湖北、湖南之後，他們的後繼首領仍然沿襲著這個名號。有的古籍記炎帝傳八世，有些學者對八世炎帝作了詳細考證。葛文華：《再論炎帝名號的原始含義》，寶雞市社科聯編：《薑炎文化論》，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頁；何光嶽：《炎帝八世考》，寶雞市社科聯編：《薑炎文化論》，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1頁。從近、現代原始民族來看，首領稱號是公共的，並不是一個首領所專有，新石器時代的薑姓部落集團無疑也一樣。也就說，“炎帝”是指新石器時代薑姓部落集團的先後相承的多個首領。
一、創新的概念和形式
1.“創新”的概念和中文“創新”一詞的出現
“創新”這一詞是近幾年使用頻率很高的術語。關於“創新”的概念，各學科有不同的解釋。一般而言，“創新”是指創造和發現新東西。例如，人類學界一般認為，創新是文化變遷的基礎，“創新”是指“在實質上不同於現有形式的任何新思想、新行為或新事物”。H.G.Barnett，Innovation：TheBasicofCultureChange，NewYork，1953，p7(霍默·G·巴尼特：《創新：文化變遷的基礎》，紐約1953年版，第7頁)。“創新”既指人類社會製度和習俗的革新和改造，也包括科學技術的發現和發明。
中文“創新”一詞，出現較早，不過，詞意與現代不同，主要是指製度方麵的改革、變革、革新和改造，並不包括科學技術的創新。據目前所見資料，最早見於《魏書》：
“革弊創新者，先皇之誌也。”《魏書》卷六十二。
比《魏書》稍晚的《周書》兩次出現“創新”一詞，《南史》出現一次。
“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征（斛斯征）博采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周書》卷二六。
“大象初，征（斛斯征）拜大司徒。詔（於）翼巡長城，立亭鄣。西自雁門，東至碣石，創新改舊，鹹得其要害雲。”《周書》卷三十。
“今貴妃蓋天秩之崇班，理應創新。”《南史》卷十一。
上述所引古籍中的“創新”一詞，大抵與“革新”同義，主要是指改革製度。
《魏書》的作者是北齊史學家魏收，其生活年代為公元505－572年。《周書》為唐初史學家令狐德棻等撰，《南史》為唐李延壽撰。此外，同為李延壽所撰《北史》三次出現“創新”一詞，不過，與“創新”有關的段落均抄自《魏書》和《周書》。也就是說，在6世紀初，“創新”一詞便在中文中使用，在唐代已十分流行。
2.創新的形式
關於創新的形式，學術界沒有公認的說法。筆者認為，創新包含三種形式：即發現、發明和革新。
（1）發現。發現與“科學”相關聯，指觀察事物而發現其原理或法則，即發現已經存在但不為人知的規律、法則或結構和功能。發現主要是尋找或認識兩個方麵的東西，一是對自然界各種原理、規律的尋找或認識；另一種是對社會發展規律的尋找或認識。世界上的萬事萬物的都有一定的規律、法則或結構和功能，需要人們通過觀察、研究去尋找或認識。也就是說，發現是使那些已經存在、但過去不為人所了解的事物變得為人所知，給人類增添新的科學知識。例如，原始時代的人們以石投水則沉，投以木則浮，因而發現水有浮力。牛頓見蘋果從樹上掉了下來的事實發現萬有引力定律，並從數學上加以論證。他發現潮汐的大小不但同朔望月有關，而且與太陽的引力也有關係。
（2）發明。發明與“技術”和“工藝”相關聯。發明與發現密切相關。發現是通過觀察事物而發現其原理；發明是根據發現的原理而進行製造或運用，產生出一種新的物質或行動。例如，古人發現水有浮力，於是根據這一原理“刳木為舟”②《易·係辭下》，把大木頭挖空，造成獨木舟，這叫發明。古人發現魚尾劃水而遊，於是“剡木為楫”②一種，製作劃船的木楫。英國人詹姆斯·瓦特看到沸騰的水可以掀動壺蓋，發明了蒸汽機。
根據發明的實質，發明又可分為“基本發明”（basicinvention）和“改良發明”（improvinginvention）兩類。基本發明可以解釋為含有一種新原理的應用，或綜合諸原理而進行一種新的發明。就這種意義來說，它是基本的，是使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而且一般會成為其他發明的基礎。改良發明，顧名思義，乃是某種產品進行修改或改造，旨在於增加它的效率，或使之可作為某種新的用途。中國古代十分善於“基本發明”。近代以來，歐美人較善於“基本發明”，而日本人較善於“改良發明”。
（3）革新。革新即變革或改變原有的觀念、製度和習俗，提出與前人不同的新思想、新學說、新觀點，創立與前人不同的藝術形式等。人類社會是不斷發展變化的，為適應這種變化，人們原有的倫理道德、價值觀念、政治製度、法律製度、婚姻家庭製度、禮儀製度、生產製度和宗教製度等，也必須隨著不斷地革新。學術界和藝術界也一樣，也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超越前人。
發現、發明、革新等創新形式對社會文化發展變遷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例如鐵犁牛耕導致中國古代農業社會的變革，內燃機的發明激發了英國的工業革命。戰國時期秦國的商鞅變法，使秦國由弱變強。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發生史無前例的巨大變化。
二、炎帝與科技文化的創新
科學技術創新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隨著人類認識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斷提高，科學技術也隨之不斷發展，人類對自然界中的物質、能量和信息的獲取能力、支配能力和使用能力也不斷提高，人類社會也就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而不斷進步。“技術是發展人類文明的強大動力，特別是技術與科學的緊密聯係”。美國科學促進協會：《麵向全體美國人的科學》，中國科學技術協會譯，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頁。
大約從公元前10000年起，人類的生活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即發生新石器革命或“農業革命”，人們開始種植農作物和飼養家畜，並開始從遊徙過渡到定居，出現村落，這些為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英國著名考古學家柴爾德（VereGordonChilde，1892-1957）認為，文化和社會的進化在於技術的進步，因而提出技術決定論。他在《人類創造自身》中譯本為《遠古文化史》，周進楷譯，群聯出版社1954年版。（1936）一書中，把人類早期社會的發展分為石器、新石器和鐵器三階段，並首創“新石器革命”（NeolithicRevolution）、“城市革命”（UrbanRevolution）和“人類知識革命”（RevolutioninHumanKnowledge）等概念，以說明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和變遷。他主要利用考古資料去論證技術進步引起社會和政治結構的進化，提出由於技術進步，導致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的著名論斷。新石器革命導致農業的產生，因此新石器革命通常又稱為“農業革命”。城市革命導致城市的出現，知識革命導致文字的產生。他特別強調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使人類社會由蒙昧時代進入野蠻時代和由野蠻時代進入文明時代。他的理論為西方學術界普遍認可和采用，尤其是考古學界，至今仍被奉為基本的文化進化理論。
從古籍記載來看，炎帝可說是中國農業革命的創始人，他不斷進行了一係列的科技創新，發明了種植農作物，發明刀耕火種，發明農具，發明陶器和醫學等，他豐富了人們的食物品種，改善了人們的飲食結構，提高了人們防病、治病的能力。這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1.發明種植農作物
人類社會第一次大革命——農業革命是由采集食物的經濟向生產食物的經濟的轉變為分水嶺，是人類改變生存方式的偉大革命，是人類文明形成的開端。人類倘若不會種植植物飼養動物，將永遠處於漁獵采集的原始狀態，文明也就無從產生。因為，在狩獵、采集時代，人和動物沒有根本性的區別：一是人和動物一樣，主要靠自己的本能生存和繁衍；二是人和動物一樣，主要靠自己的體力獲取食物，社會生產主要是攫取性的，與一般動物捕獲食物沒有根本性的不同；三是人和動物一樣，過著遷移不定的生活方式，人們無法定居，村落也不可能形成，都市更無從談起，文字也不可能出現。
發明種植農作物和飼養家畜，是人類曆史上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發明”。因為，種植農作物和飼養家畜是一般動物所不具有的技能。農業出現之後，人與自然界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變。人們可以依靠自身的智慧和力量來增殖天然產品，對自然的依賴逐漸減少。這為定居、村落、城市、宗教、文字等文明要素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在傳說中的三皇五帝中，炎帝以發明農耕而著稱，是農業的發明者。傳說炎帝之前，人們主要從事狩獵和采集為生，以禽獸之肉為主食。至炎帝時代，人口大量增加，僅靠狩獵生產已經不能解決人們的日常生活之需。而且，長期過著禽獸般的生活，疾病毒傷之事經常發生，生命安全沒有保障。炎帝經過長期的觀察和實驗，培育了農作物，發明了農業，並教百姓種植農作物，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從野蠻時代走向文明時代。於是，人們稱之為“神農”。關於這些，許多古籍均有記載。
《管子·形勢解》：“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
《商君書·算地》：“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
《白虎通義·號》：“謂之神農何？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製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
《淮南子·修務訓》：“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蟲龍蠬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
《初學記》卷九：“陸景典語曰：神農嚐草別穀，蒸民乃粒食。”
《通誌》卷一：炎帝時，“民不粒食，未知耕稼。於是，因天時相地宜，始作耒耜敎民蓺五穀，故謂之神農。”
《藝文類聚》卷十一引賈誼《新書》：：“神農以為走禽難以久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嚐百草，察實鹹苦之味，教民食榖。”
《天中記》卷十一：“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植五榖，相土地宜燥濕肥磽髙下。……神農以為走獸難以久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嚐百草實，察鹹苦之味，教民食穀。神農嚐百草，分五穀，蒸民乃粒食。”
《風俗通義》卷一：“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為神農也。”“神農悉地力，種穀疏，故托農皇於地。”
《毛詩正義》卷十四之一引《郊特牲》注雲：“先嗇，若神農。”“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神農始造田謂之田祖。”
《事物紀原》卷九：“耕蓋始於炎帝。”
以上記載說明古代中國人都認為種植農作物和人民以穀為食始於炎帝時代，並認為炎帝是農業的發明人，後人把這一功勞歸之於炎帝，並根據有關傳說，編有《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漢書·藝文誌》。
炎帝所種的農作物是什麽？我們可以從傳說和考古資料來分析炎帝所種的農作物。
（1）從傳說看炎帝發明的農作物。關於炎帝發明種植農作物的傳說，主要有兩種。
其一，“天雨粟”傳說。“天雨粟”傳說一般均認為出自《周書》。《太平禦覽》卷一引《周書》：“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藝文類聚》卷十一引《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為耒耜、钅且、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果蓏實。”《初學記》卷一引《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帝耕而種之。”《六家詩名物疏》卷五二引《周書》：“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農桑輯要》卷一引《周書》：“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
“天雨粟”傳說說明炎帝發明的農作物是粟穀。粟穀是中國古代北方普遍種植的農作物，因而除了關於神農時“天雨粟”的傳說，其他古籍也記述了較晚時代其他“天雨粟”的傳說。
《淮南子·本經訓》：“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太平禦覽》卷840引《河圖說微》曰：“蒼帝起，天雨粟也。”
《太平禦覽》卷840引《風俗通》：“燕太子丹仰歎，天為雨粟。”
《太平禦覽》卷840引《古今注》：“武帝建元四年，天雨粟。宣帝地節三年，長安雨黑粟。元帝竟寧元年，南陽山郡縣雨粟，色青黑，味苦，大者如豆，小者如麻子，赤黃，味如麥。建初二年，九江壽春雨粟。光武建武二十年，清河廣川雨粟，大如莧實，色黑。”
《太平禦覽》卷877：“燕丹囚於秦，天雨粟於燕。後，秦滅之。”
《太平禦覽》卷877引《後漢書》：“光武末，陳留雨粟，形如稗實。”
以上古籍中關於“天雨粟”的傳說，無疑是根據《周書》記述的“天雨粟”的傳說演化而來。
其二，“丹雀銜九穗禾”傳說。“丹雀銜九穗禾”傳說，最早出自東晉王嘉的《拾遺記》，說炎帝教民播種百穀，穀種是神鳥送來的。
《拾遺記》（卷一）：“（炎帝）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
其他古籍均引《拾遺記》，如《廣博物誌》卷四十二引《拾遺記》：“炎帝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格致鏡源》卷六十一引《拾遺記》：“炎帝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佩文齋廣羣芳譜》卷九引《拾遺記》：“時有丹雀銜九穂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淵鑒類函》卷二六八：“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紺珠集》卷八：“丹雀銜九穗禾”。
“九”是單數中的最大數字，一般象征“數量多”、“尊貴”或“至高無上”之意。漢光武帝名為劉秀，是因為出生之時有一莖九穗的嘉禾。《藝文類聚》卷10引《東觀漢記》：“光武帝夜生時，有赤光，室中盡明，皇考異之，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是歲有嘉禾生，一莖九穗，長大於凡禾，縣界大豐熟，因名上曰秀。”
此外，其他古籍也有不少“一莖九穗”的記述。如：《太平禦覽》卷873引沈約《宋書》曰：“文帝時，醴湖生嘉粟，一莖九穗。”《論衡·吉驗篇》：“是歲，有禾生景天中，三本一莖九穗，長於禾一二尺，蓋嘉禾也。”宋人普濟《五燈會元》卷20：“麥秀兩岐，禾登九穗，”《藝文類聚》卷85引《古今注》曰：“和帝元年，嘉禾生濟陰城陽，一莖九穗。”
除了一莖九穗之外，還有不少一莖多穗的傳說。如《太平禦覽》卷873引《尚書中候》曰：“嘉禾，莖長五尺，三十五穗。”又引《詩含神霧》曰：“堯時嘉禾七莖，連三十五穗。”又引《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又引《齊書》曰：“武帝時，固始縣嘉禾一莖五穗。新蔡又獲一莖九穗、一莖七穗。”又引《梁起居注》曰：“大同六年九月，始平獻嘉禾，一莖十七穗。”《藝文類聚》卷85引《古今注》曰：“安帝延光二年，嘉禾生九真榖，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又引《吳誌》曰：“赤烏七年，宛陵言嘉禾生。”又曰：“會稽言嘉禾生，改年為嘉禾。”又引晉《起居注》曰：“武帝世，嘉禾三生，元帝世，嘉禾三生，其莖七穗。”
“丹雀銜九穗禾”傳說中的“穗禾”、“嘉禾”、“嘉穀”等，學術界通常認為就是粟穀。這也說明炎帝發明的農作物是粟穀。
“丹雀銜九穗禾”與“天雨粟”傳說，雖然內容不同，但實質是相同的。當是同一傳說在不同時代的變體。“天雨粟”的傳說，各種古籍均引自《周書》。《周書》是記載周朝曆史的史書，一般認為成書於戰國。《漢書·藝文誌》明確記載：“《周書》七十一篇。”顯然漢朝時該書已被官府確認。而“丹雀銜九穗禾”傳說最早出於東晉王嘉的《拾遺記》。可見“天雨粟”傳說早於“丹雀銜九穗禾”傳說。這說明“丹雀銜九穗禾”的傳說是“天雨粟”傳說較晚時期的變體。
從以上兩則傳說可以看出，炎帝發明的農作物是粟穀。有些古籍還記述炎帝得嘉穀之所，如《元和郡縣誌》卷十五引《後魏風土記》：“神農城在羊頭山，山下有神農泉，即神農得嘉穀之所。”
這兩則記述雖然是傳說，但傳說中含有史實。粟為旱地作物，是北方地區主要的農作物之一。從采食野生粟到人工種粟，經曆過一段較長的時間。在狩獵采集時代，人和動物一樣，食物也沒有根本性的區別，都是動物肉或野菜和植物果實等，所以，在當時，人往往把動物看作是自己的同類，並認為禽獸能吃的，人類也能吃。隨著自然環境的變遷，當人們賴以生存的主要食物——禽獸越來越少時，同時也隨著人口的越來越多，僅靠禽獸難以生存和發展。正如前述古籍所載飛禽或走獸“難以久養民”，於是，炎帝時代的人們“乃求可食之物”。《藝文類聚》卷十一引賈誼《新書》。當人們發現禽類采食粟，那麽人也能吃這種穀類，於是便常采野生穀類等為食。而野生穀類數量有限，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便想辦法以人工的方法種植。當人們發現，粟成熟後，種子落在地上，尤其是在下雨時，大量的成熟粟落在地上，或者當人們發現丹鳥銜著的野生穀穗掉下來落在地上，第二年會生根發芽，長出新苗、新穗時，人們發現粟的生長和成熟規律，經過長時間的實踐，逐步掌握了種植粟的方法和技術。
（2）從考古資料看炎帝發明的農作物。從考古資料來看，一般也認為炎帝所發明的是粟穀。粟穀是人類最早的人工栽培的農作物之一。中國粟穀的馴化和栽培是世界上最早的，它是新石器時代西北地區主要的農作物。在作為炎帝故裏的寶雞北首嶺等遺址，均發現粟穀，這說明在新石器時代西北地區普遍種粟。《大百科全書·考古卷》“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農業”條稱：“粟(Setariaitalica)，俗稱小米。在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普遍發現，像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馬家窯文化和齊家文化中都有遺存，總數已達20餘處。它往往被貯藏在窖穴或陶器中，都已炭化或朽成粉末，經形態和灰像法的鑒定可以得到確認。對這一帶出土的若幹人骨，用碳14測定食譜，結果也表明是以粟類為主要食物。粟除黃河流域之外，在東北、西南和台灣一帶也有發現，同樣是出在比較幹旱的高地上，在當時是種植比較廣泛的一種農作物。一般認為粟是從狗尾草(Setariavividis)馴化來的，在中國至少從七八千年前已開始大量種植，遠早於其他地區，因而粟的馴化和栽培可能首先起源於黃河流域。”距今七八千年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河南新鄭裴李崗文化、陝西老官台文化，均有大量的粟貯存，其中磁山遺址窖藏之粟，學者估算約12萬斤。佟偉華：《磁山遺址的原始農業及其相關問題》，《農業考古》1984年第1期。
一些學者認為，陝西仰韶文化和前仰韶文化遺址大多是炎帝部落集團生活的地區，炎帝發明的農業主要是粟穀農業。如著名考古學家石興邦認為：“炎帝族以粟作農業為主”，炎黃部落集團活動的秦隴高原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是“以仰韶文化和前仰韶文化為主體的粟作農業文化”。石興邦：《有關炎帝文化的幾個問題》，寶雞市社科聯編：《薑炎文化論》，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7頁。
炎帝為什麽最早種植粟？粟之所以成為人類早期培育的作物，與粟的特性有關。
其一，粟是人們理想的優質食物，營養價值高，性溫，易消化吸收。《說文》：“粟，禾子也，嘉穀之實也”。粟米色澤金黃，晶瑩而多汁，粘軟爽口，清香濃鬱，味美甘滑，回味悠長。《呂氏春秋·孝行覽》：“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其注雲：“不周山，在昆侖山北”。
其二，粟具有養腎補身的藥用功能，至今仍是北方老人、產婦的滋補佳品。粟古稱“禾”，即“和”之初文，謂中和的意思，是指粟的品質溫和，用以養生。北方民間流傳著一句俗話：“小米養人”。《太平禦覽》卷840引《吳氏本草》：“陳粟，……無毒，治痺熱渴，粟養腎氣。”據現代科技檢測，小米含較高的蛋白質、脂肪、粗纖維及鈣、磷、鐵、胡蘿卜素、硫胺素、核黃素、尼克酸、維生素B13與B15等多種微量元素。小米中鐵的含量在5種糧食作物中居首位，並含有較多人體可利用的有機硒，有助於治療一些疾病及保健長壽。粟米中全部不飽和脂肪酸的組成比例，相當於玉米油、紅花籽油等高級營養油的組成。常吃粟米的人大大減少中樞神經、心血管、心髒病和癌症等疾病的發生。
其三，粟的籽粒小，皮殼易脫離，容易加工成粟米或米粉。因其粒小，直徑1毫米左右，故又名小米。另外，粟穀本身不堅硬，生食易嚼，蒸煮易熟。《太平禦覽》卷840引《淮南子》：“粟得水而熟，甑得火而液。”
其四，粟容易長期貯藏。因粟的皮殼光滑，包裹嚴密，不易受潮和蟲蛀。因此，上古時代主要以保存粟為主。《太平禦覽》卷840引《周禮·地官下》曰：“倉人，掌粟入之藏。”鄭玄注：“九穀盡藏，以粟為主。”。
其五，粟為耐旱作物。粟適合在幹旱而缺乏灌溉的地區生長，尤其適於北方黃土高原生長。
其六，粟生長期短，結實率高，一般是四、五月播種，九、十月即可收獲。
由於粟具有以上優點，因此，原始時代的人們最早發明、培育了粟。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最早的從粟開始發展起來的農業國家。自商代至秦漢，粟都被列為五穀之首，是古代北方人們主要的糧食。中國最早的酒也是用小米釀造的。許多朝代都把粟作為貢品之一。《太平禦覽》卷840引《禮記·曲禮上》曰：“獻粟者執右契”。之所以要執右契，其注雲：“契，券要。右，尊也。”由於粟在五穀中是最好的穀物，因此古代人們往往把粟看作是君子之德的象征。《太平禦覽》卷840引《管子》：“桓公觀於野，曰：‘何物可比君子之德？’隰朋曰：‘粟可比君子之德。’”祭祀父母也以粟為上。《太平禦覽》卷840引《禮記·祭義》曰：“父母既歿，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謂禮終。”
2.發明刀耕火種
據考古資料，農業是在距今一萬年前出現的。農業的發明使人類利用和控製自然的能力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L·懷特（LevinAlvinWhite，1900-1975）曾提出文化演化“物能說”。他認為，技術進步在人類社會發展中起著關鍵的作用，而技術進步又主要表現在人類利用能源的進步。也就是人類可以控製使用的“能”（energy）技術的逐步的提高。“能”之淵源有二：其一是來自人體本身，其二來自自然界。人類利用能源的發展經曆了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人類僅依靠自己的體能而獲取食物的階段，即漁獵采集時代。第二個階段是人類能夠通過利用自然界中能源（太陽光、火、風、水、土等）而獲取食物的階段。人類通過新石器革命，農業和畜牧業產生，從攫取性經濟生產過渡到生產性的生產。人類開始利用人體之外的能，耕種農作物，提高了人類對於太陽能和火等自然能源的利用和控製；動物的飼養則增加了人類對動物能源的利用；新工具的發明降低了能源的損耗，提高了能源的利用率。第三個階段是通過動力革命，對新能源如煤、油和水力資源能夠充分利用的階段，即蒸氣的駕馭、內燃機的發明和人工電力的生產的時代，也就是現代工業化時代。工業革命促使封建主義讓位於資本主義，並使社會再組合和文化重新調整。第四個階段是人類能夠利用原子能的時代，也就是當代世界。1945年，人類成功地征服了亙古以來最巨大的能源——掌握並使用原子能技術。每一次新能源技術的發明，一旦被利用，將產生無窮無盡的效益，促成新的社會文化進化的連鎖反應，同時也將促成社會革命。參看黃文山：《文化演進的基本法則試探》，張益弘主編：《黃文山文化學體係研究集》，台灣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222-231頁；華莉莉：《文化進化論》，張益弘主編：《黃文山文化學體係研究集》，台灣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337-350頁；（美）E·A·霍貝爾著，楊希梅譯：《文化演化及其研究方法》，覃光廣等編：《當代國外文學研究》，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頁。
眾所周知，萬物生長靠太陽。原始時代的人們很早就認識到這一原理，認識到太陽光和水對農作物生長、成熟的重要性，因此，教百姓在山的陽麵種作物。《管子·輕重戊》說：“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
農業形成之後，曾經曆過多種耕作方式。在農業發明之初，尚無農具，種植方法很原始，即將采集的野生穀物種子撒在地上，讓它自然生長，到成熟時用手摘取，這是最原始的農業生產方式。直至近代，不少民族仍采用這一耕作方式，如雲南部分地區的獨龍族就是將野生稻的種子撒在草地上，然後把草拔下來，既清除了影響農作物生長的雜草，又可利用帶起來的泥土掩埋種子。農作物長大後，如果附近的草木遮擋陽光，則把這些樹枝和雜草折斷，讓作物在陽光下生長。宋兆麟等：《中國原始社會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頁。一些遊牧民族也采用類似的方式，如哈薩克族牧民在20世紀50年代前，以牧為主，但也種些小麥等農作物。農作物種在冬牧場向陽之處，每年春天離開冬牧場前（一般在3—4月間）翻好地，播上種子，隨即離開，農作物長出來後，一般不進行除草、施肥等中耕管理，秋天回到冬牧場時便收割糧食。這種不燒不耕的種植方法，是最原始的耕作方式，可稱之為“野耕”或“荒耕”。
第二種是刀耕火種，也有人稱之為“遊耕”。這種耕作方式除了充分利用太陽光之外，還利用火的功能進行耕種。當人們發現火燒山後種下的農作物長得特別好時，於是便認識到火不僅可以除掉雜草，而且還能使土地肥沃，並能把各種植物燒成灰而成為肥料。早期的刀耕火種，一般是一塊地耕種一、二年後便拋荒休閑。至近現代，仍有不少民族實行刀耕火種的耕作方式。如居住在西雙版納山區的基諾族也曾經實行過刀耕火種這種生產方式。他們的刀耕火種方式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無輪作刀耕火種型。通常是在海拔較高、坡度較大、土壤瘠薄的林地，其輪歇特點是一塊土地隻種一年，不複種便拋荒，休閑期短則七、八年，長則十餘年。此種方式是純粹的刀耕火種，不使用鋤犁耕地，實行免耕法，砍燒樹木後，點播種子，既保肥又使植被恢複快，減少水土流失。第二種是短期輪作刀耕火種型。就是連續耕種兩年，休閑七八年至十餘年，並采用棉、稻輪作或豆、稻輪作。第一年免耕，直接點播。第二年鋤耕，或點播或散播。第三種是長期輪作刀耕火種型。這種耕作法多為海拔較低、坡度平緩的肥沃林地。輪作三五年，休閑十餘年乃至二十餘年。也有少數輪作七八年甚至十幾年的。不過，耕作時間越長，拋荒休閑的時間也越長。
雲南大部分地區的獨龍族刀耕火種，其耕作方式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早期的刀耕火種農業，以砍燒天然的樹木和竹子等為主，這種耕地占獨龍族全部刀耕火種地的70%—90%，其方法是一般種植一年拋荒數年。通常是在冬天或春天，也有在夏天選取地段，砍伐蕎木、灌木，連同雜草，待其草木幹枯，聚以舉火焚之，利用灰燼作為肥料。播種的方式有：一是漫撒，如苦蕎、甜蕎等；二是點種，用點種棒自下而上點種，如種包穀。種一年後，就輪休丟荒，經過五到七年，等其草木重新長成後，再砍燒荒。第二類是晚期的刀耕火種，以砍燒人工栽培的樹木為主，主要是栽培水冬瓜樹作為肥料。獨龍族祖先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認識到水冬瓜樹由於葉枝茂盛，焚燒後的灰肥力大，於是便在水冬瓜樹較多的地方進行刀耕火種。但由於水冬瓜樹麵積有限，於是便發明了人工栽培水冬瓜樹的方法。在水冬瓜地裏種植的一般方法是：第一年種蕎子，第二年鬆土後種小米，第三年種稗子，然後拋荒五到六年，待水冬瓜樹長大後再燒山種地。這種方法較前一種進步，可以連續種植作物三年再拋荒。《獨龍族社會曆史調查》（一），雲南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03頁；《獨龍族社會曆史調查》（二），雲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頁。
中國的刀耕火種農業源流久遠。炎帝是傳說中的刀耕火種的發明人。據古籍記載，炎帝又稱“烈山氏”、“厲山氏”等。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烈山氏之子曰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國語·魯語上》：“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
《禮記·祭法》稱：“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鄭注：“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烈山氏。”孔疏：“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為農官，因名農。”
《水經注·漻水注》：“賜水源出大紫山，分為二水，一水西經厲鄉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傳雲是神農所生處也。故《禮》謂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子書所謂神農既誕，九井自穿，謂斯水也。又言汲一井，則眾水動。井今湮塞，遺跡仿佛猶存焉。亦雲賴鄉故賴國也，有神農社。賜水西南流注入於漻，即厲水也。賜、厲聲相近，宜為厲水矣。一水出厲鄉西南入隨，又注漻。”
學術界一般認為，“烈山氏”、“厲山氏”和“神農氏”等，都是炎帝的別稱。有些古籍還認為炎帝起於“烈山”。如《禮記集說》卷一〇九注引《帝王世紀》：“神農氏，起於烈山，即炎帝也。”《通誌》卷一：“炎帝神農氏，起於烈山，亦曰烈山氏，亦曰連山氏，亦曰伊耆氏，亦曰大庭氏，亦曰魁隗氏，亦曰人皇。”《曆代通鑒輯覽》卷一：“炎帝神農氏，……起於烈山，故亦曰烈山氏。長於薑水，故以薑為姓，以火徳代伏羲氏治天下，故曰炎帝。帝母曰安登，有神龍之感而生帝於烈山。”《曆代建元考》卷二：“炎帝神農氏，薑姓，起於烈山，以火徳代伏羲氏治天下”。《隱居通義》卷二七：“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烈山。”
據何光嶽考證，炎帝有八代，第一代為神農氏，生於薑水，即今陝西寶雞市南。第二代烈山氏柱，烈山、厲山、賴山均為同音異寫。烈山在湖北隨州市西北厲山鎮，因烈山氏炎帝柱生於此而得名。何光嶽：《炎帝八世考》，寶雞市社科聯編：《薑炎文化論》，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5頁。
所謂“烈山”氏，就是《孟子·滕文公上》“烈山澤而焚之”之意，也就是最早以火燒山的“刀耕火種”的氏族部落。以火助耕是農業發展的重要過程。另外，炎帝之“炎”從疊火之形。《左傳》昭公十七年：“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哀公九年：“炎帝為火師，薑姓其後也。”從其得名稱可知炎帝與“火”崇拜有關，應無疑義。炎帝部族之所以崇拜火，並以“火”為部族名，當時與炎帝部族最早從事刀耕火種有關。
“烈山澤而焚之”的刀耕火種方式直到近現代仍在不少民族中保留。如雲南的獨龍族在20世紀50年代前，主要在山坡上進行刀耕火種，一般從江邊到高山分成二至三段林區，在每一段林區居住三四年，多則五六年，砍燒完最後一段林區，再從第一段林區開始。一般是在每年4—7月間，將一片片的林木砍倒曬幹，然後放火焚燒。如果是初次砍伐的原始林地，樹木較大，一般在冬季砍燒，才能把巨大的樹幹燒成灰燼。如無雨水，砍後十餘日便可燒山。如遇天雨，則需較長的時間。為了確保刀耕地來年生長樹木，必須保護樹根不被燒死，所以，燒山時選擇陽光不太強烈的日子。此外，對生產節令要求也很嚴格，砍伐樹木既不能遲，也不能提前。如果砍遲，則影響焚燒和播種。不過，提前砍也不能提前焚燒，如果焚燒後不播種，則會長出雜草。如果未到播種季節播種，會造成種子腐爛。《獨龍族社會曆史調查》（一），雲南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03頁，；《獨龍族社會曆史調查》（二），雲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70-75頁。
除了獨龍族和基諾族之外，南方的佘族、土家族、瑤族、苗族、黎族、高山族、傈僳族、彝族、納西族、阿昌族、景頗族、普米族等山地民族，曆史上都曾進行過刀耕火種。宋人範成大在《勞佘耕·並序》中提到：“佘田，峽中刀耕火種之地也。春初斫山。眾木盡蹶。至當種時，伺有雨候，則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糞，日雨作。乘熱土下種，即苗盛倍收。無雨反是。山多磽確。地力薄則一再斫燒。始可藝。春種麥、豆作餅餌以度夏。秋則粟熟矣。”薛夢符在《杜詩分類集注》卷七中對於佘田有如此的解釋，其曰：“荊楚多佘田，先縱火熂爐，候經雨下種，曆三歲，土脈竭，不可複樹藝，但生草木，複熂旁山。佘田，燒榛種田也。爾雅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佘。易曰不菑佘。皆音餘。餘田凡三歲，不可複種，蓋取餘之意也。熂音餼，燹火燒草也。爐音戶，火燒山界也。”
炎帝時代的刀耕火種可能與上述少數民族相類似，隻不過工具更為簡陋一些。據考古出土的一些實物來看，原始農業使用的工具主要有石刀、石斧之類，這些都是用來砍伐樹木的。
3.發明耒耜
農業的耕作方式，先後經曆了若幹階段。一是不耕的早期農業，二是火耕農業，三是耜耕農業，四是鋤耕農業，五是犁耕農業，六是機耕農業。據西方考古學資料，公元前4000至3300年，歐洲和埃及已出現了木鋤和簡單的木犁。(德)維爾納·施泰因：《人類文明編年紀事·科學技術分冊》，龔荷花等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1-2頁。
在原始農業的初期階段，人類完全模仿野生穀物的生長過程種植，主要靠雙手來進行簡單的種植和收割，並沒有專門農業生產工具。經過實踐，人們逐漸使用石刀、蚌刀等工具來收割，用石磨盤來加工糧食。發明火耕農業之後，用石斧、石锛等石器工具來砍伐荒地上的樹木再放火焚燒。後來，人們為了提高產量，需要穴種和平整土地及修溝疏水，於是發明了耒耜，稱之為耜耕。耒耜開始是木質的，後來又增加了骨耜、石耜(鏟)、石鋤、石钁等農具，加工農具也增添了杵臼。
中國耒耜農具是誰發明的？始於何時。從傳說來看，炎帝最早發明了耒耜。不少古籍均記載了炎帝神農氏創製耒耜等農耕工具。
《易·係辭下》：“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其意為：伏羲氏死後，神農氏興起，砍削木頭作為耜，揉曲木頭作為耒，將耕地鋤草的方法教給天下人們。這大概是取象於《益》卦。
《繹史》卷4引《周書》：“神農之時，……為耒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助，百果藏實。”
《風俗通義》卷一：“神農，……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為神農也。”
耒是一種原始的翻土農具，形如木叉。⑤《辭源·耒》第三冊，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523頁。《周禮·考工記·車人》：“車人為耒”。疏雲：“耒狀若今之曲杴柄也。”《禮記·月令》“季冬之月”：“修耒耜。”疏雲：“耒者以木為之，長六尺六寸，底長尺有一寸，中央直者三尺三寸，勾者二尺有二寸。”古代的“耒”可能與獨龍族原始農業中使用的“郭拉”（獨龍語，有的譯作“戈拉”）類似。“郭拉”呈木鉤狀，係利用兩股樹杈，一股削平整，約留二尺左右的長度作為握柄，另一股大部削去，僅留半尺左右，並削尖，作為挖土部分。④《獨龍族社會曆史調查》（二），雲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3頁。也有人認為，耒是由挖洞點種的尖頭木棒——“柱”發展而來的。一些學者認為，“烈山氏之子曰柱”《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九年》。之“柱”，既是人名，也是工具名，是一種挖穴點種的尖頭木棒。這種工具，在20世紀50年代前的獨龍族還存在。獨龍語稱“宋姆”，意即“點種棒”。竹或木均可，製作簡單，揀一小竹棍或木棒，削尖其一端即成。點種或栽種時，用此種棒點穴下種。④。這種工具是最為原始的，後來發展成耜。
一般認為，耜是從耒演變而來的。通常又合稱“耒耜”，“耜以起土，耒為其柄”。⑤《釋名》：“耜，齒也，如齒之斷物也。”耜是在耒的底端加固上類似鍬頭或鋤頭的“齒”，用來翻土或開行刨溝的鋤耕複合農具。用耜翻土的麵積比耒大，提高了勞動效率，因此被普遍采用。
寶雞地區也有關於炎帝發明耒耜和牛耕的傳說。上古時，先民使用的工具是石鐮石鏟，費時費力，辛苦一天也耕種不了多少。炎帝一心要找一個省時省力的好辦法。一天，他們上山打獵，看到一隻野豬，用嘴在地上一拱一拱，一會兒就拱出一道渠溝。炎帝得到啟示，用一個彎曲的樹幹，將頂端用石斧削尖，先民們推的推，拉的拉，拱出的土非常鬆軟。大家非常喜歡使用，炎帝給它起名叫“耒耜”。這便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張犁。後來，炎帝又覺人拉太費力，降服了山裏的野牛來為人拉犁。牛的威力，牛的品格，成了先民崇拜的對象。如今，在寶雞一些山區的農家房簷下仍掛著木犁。這些木犁，純粹是模型。問其何因掛在這兒，答是祖上傳下來的。這便是薑炎族遺風。在寶雞城西塬邊，曾有一座牛頭祠，祠中供奉一尊牛頭神。另外，寶雞還有一種獨特的古老敬神習俗：家家戶戶供奉一尊農神，農神隻有一個大腦袋，無身軀，亦稱“牛頭爺”。這便是薑炎族牛圖騰崇拜的遺風。李晨：《炎帝傳說再探》，寶雞市社科聯編：《薑炎文化論》，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頁。
4.發明除蟲方法
蟲害是農作物的天敵。人們經過長期觀察和實驗，發明了除蟲的方法。《論衡·商蟲篇》卷十六記述炎帝作的《神農》記述了除蟲的方法：“甘香渥味之物，蟲生常多，故穀之多蟲者粢也。稻時有蟲，麥與豆無蟲。必以有蟲責主者吏，是其粢鄉部吏常伏罪也。神農、後稷藏種之方，煮馬屎以汁漬種者，令禾不蟲。如或以馬屎漬種，其鄉部吏鮑焦、陳仲子也。是故後稷、神農之術用，則其鄉吏可免為奸。何則？蟲無從生，上無以察也。”其大意：甘甜清香味道濃厚的東西，經常多蟲，所以五穀中多生蟲的是粟。稻子有時有蟲，麥與豆不生蟲，如果一定要以莊稼生蟲而責備主管的官吏，那麽產粟的地方的官吏就經常要受懲罰了。《神農》、《後稷》上記載的收藏種子的方法，是煮馬屎用汁水浸泡種子，這樣可以使禾苗不生蟲。如果有的地方用馬屎汁浸種，那裏的地方官就都成了鮑焦、陳仲子一類的人了。所以，《後稷》、《神農》上的方法被采用，那些地方官就可免除為非作歹的罪名了。為什麽呢？蟲無從產生，君王和上司也就無法對他們進行考察了。這一記述一方麵說明了炎帝發明的除蟲的方法，同時也說明以農立國的古代中國十分重視蟲害，並把它作為考核地方官吏政績的主要指標之一。
5.發明醫藥
據考古資料，醫學萌芽於公元前3000年的古巴比倫，約有1000—2000塊泥板殘片刻畫的文字上記載了當時的醫學，認為神和鬼怪、星辰和血會引起疾病。在公元前約2550年的蘇美爾人的泥板上，記載了15種藥物。在埃及，一般認為在公元前2772年已有了醫學和醫生。伊姆霍特普既是祭司、建築師，同時也是醫生。公元前2700年，埃及已發明了使用夾板固定骨折前臂的醫術。公元前2500年，埃及出現描繪外科醫生形象的作品。在世界上最早的法典——巴比倫的漢穆拉比法典（公元前約1793-1750年）中，提到了外科手術。如眼科手術，規定了對醫生的酬金和處罰。(德)維爾納·施泰因：《人類文明編年紀事·科學技術分冊》，龔荷花等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6頁。這些說明在公元前2000前，人類的醫學已發展到較高的程度。
炎帝時代，疾病毒傷之害威脅著人們的生存。防治病痛威脅，保障生命安全，促使原始醫藥的誕生。早在采集和農業發明過程中，人們便開始嚐百草，區分可食與不可食、有毒和無毒等日常知識。隨著農耕為主的定居生活，開始了有意識的醫藥嚐試和實踐。傳說炎帝遍嚐百草，為人醫病，是華夏中草藥的第一位發現者和利用者，被世人尊之為“醫藥之神”。相傳他在位的時候，百姓因為采果子、獵禽獸為食，常常得病。神農深以為憂，於是到處察看地形，品嚐各種植物的味道及河水與泉水的甘苦，然後告訴百姓如何飲食。他又親自品嚐各種草木的藥性，終於發現了幾百種藥物。其中上等藥一百二十種，可以養生，食之延年益壽；中等藥一百二十種，可以養性，食之補虛助氣；下等藥一百二十五種，可以治病，食之除寒祛熱。古籍有不少有關這方麵的記載：
《太平禦覽》卷七二一引《帝王世紀》：“炎帝神農氏……嚐味草木，宣藥療疾，救夭傷之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神農本草經》一般認為是春秋之書，可能係神農氏口傳之藥方而曆代增補之書。
《路史·外紀》：炎帝神農氏“磨蜃鞭茇，察色腥，嚐草木，而正名之。審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惡，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養其性命而治病。一日間而遇七十毒，極含氣也。”
《搜神記》卷一：“神農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
《補史記·三皇本紀》：“神農始嚐百草，始有醫藥”。
《淮南子·修務訓》：“嚐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
《資治通鑒外紀》卷一：“神農氏，薑姓，長於薑水，以火承木，故為炎帝。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多疾病毒，傷之害。神農以為，人民眾多，禽獸難以久養，乃求可食之物，相土地燥濕肥磽髙下，因天之時，分地之利，教民播種五穀，……又嚐百草，酸鹹之味，察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天下號曰神農。”
《通誌》卷一：神農之時，“民有疾病，未知藥石，乃味草木之滋，察寒溫之性，而知君臣佐使之義，皆口嚐而身試之。一日之間而遇七十毒，或雲神農甞百藥之時，一日百死百生，其所得三百六十物，以應周天之數，後世承傳為書，謂之《神農本草》。又作方書，以救時疾。”
《述異記》卷下：“太原神釜岡中，有神農嚐藥之鼎存焉。成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名神農原、藥草山。山上紫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百藥。中有千年龍腦。”
《潛確類書》卷三十一：“神農澗在衛輝府溫縣。神農采藥至此，以杖畫地，遂成澗。”
《顏氏家訓·書證》：“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
《說郛》卷三十一《芸窗私誌》：“神農時白民進藥獸，人有疾病則拊其獸授之語，語如白民所傳，不知何語。語已，獸輒如野外銜一草歸，搗汁服之即愈。”
《廣博物誌》卷二十二引《物原》：“神農始究息脈，辨藥性，作巫方。”
《周禮注疏》卷五：“案張仲景《金匱》雲‘神農能嚐百藥’，則炎帝者也。言此二人，能合和此術耳。”
《天中記》卷十一：“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植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磽髙下。嚐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農以為走獸難以久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嚐百草之實，察醎苦之味，教民食穀。神農嚐百草，分五穀，蒸民乃粒食。或雲神農嚐百藥之時，一日百死百生，其所得三百六十物，以應周天之數”。
人們景仰炎帝神農氏和先民們在開創中國醫藥學方麵所作出的傑出貢獻及獻身精神，將出現的第一部藥物學專著歸於炎帝神農氏，稱之為《神農本草經》。炎帝神農氏於中國醫藥學的開創發端，功不可沒。《隋書》卷三十四：“《神農本草》八卷”，“《神農采藥經》二卷”，《新唐書》卷五十九：“《神農本草》三卷，陶弘景集注《神農本草》七卷。”
寶雞地區傳說炎帝當年養過一隻藥獸，這藥獸外形像小獅子，肚子透明發亮，裏邊的腸腸肚肚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它不但能吃草，還能食蟲，吃下的草和蟲一眼便能看出有毒沒毒。炎帝平日把藥獸視為珍寶。藥獸成了炎帝嚐草食蟲、創製醫藥的好伴兒和得力幫手。後來藥獸為炎帝試藥而吞下百足蟲，中了毒來不及解救而死，水晶肚子裏一股濃黑的毒液遍布全身各個血管。炎帝為之又傷心又悔恨，恨自己讓藥獸錯吃了毒蟲害了它的性命。於是用石頭刻了個藥獸，隨時帶在自己身邊，永遠懷念這個忠誠的夥伴。寶雞過去中藥房有個習俗，有的在店房門口豎著一隻用青石雕刻的獅子，有的在櫃台上擺著用玉石雕刻或陶瓷燒成的獅子。據說這就是供奉的藥獸。這種習俗一直延續到20世紀50年代初。李晨：《炎帝傳說再探》，寶雞市社科聯編：《薑炎文化論》，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頁。
6.發明陶器
陶器的發明是人類最早有意識地改變無機物的創舉。據考古資料，陶器的發明始於公元前約6700年。(德)維爾納·施泰因：《人類文明編年紀事·科學技術分冊》，龔荷花等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1頁。有人推測，古人為了使枝條編製的器皿耐火和密致無縫，便塗上黏土，經過火燒之後，黏土部分很堅硬，進而發現成型的黏土不要內部容器也可以燒製成器。這可能就是最原始的陶器。也有人認為，古人是偶然發現用手捏成的器物經火燒之後變得結實了，而且不怕水，因此而發現了陶器。
陶器發明之前，食物的加工隻能用燒烤的方法進行。陶器的發明，被譽為繼火的使用之後的又一大創舉，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一項重要的技術革命。它是人類最早運用人工來改變物質的性質，並塑造便於使用的物質形狀的一項製造技術。陶器是農業的派生的文明。陶器的發明使人們的飲食結構、生活方式和營養狀況發生了一場偉大的變革。用陶器蒸煮食物，利於熟化和消毒，豐富了飲食內容，增進了飲食營養。用陶器貯存糧食，可防止黴變等，為長期保存糧食提供了保障。用陶器貯水，方便家庭生活，改變了生活方式。此外，陶器的發明，為原始藝術的發展提供了場地。
約公元前4750年，歐洲繪有裝飾圖案的陶器開始出現。北歐出土了約公元前4000年的帶有“深雕”裝飾花紋的陶器；亞述人生產繪有黑色和紅色幾何圖案的陶器。烏克蘭的特裏波裏村出土了約公元前3700年的螺紋彩陶。公元前約3300年，特勒-哈拉夫文化時期的陶器繪有雙耳斧、牡牛頭和其他宗教圖案；撒馬拉的陶器（多為兩色）以動物圍繞卍字圖案為標誌；古埃及發現有紅色磨光、黑色鑲邊的陶器，飾有幾何和人物圖案（以狩獵為題材）陶器。(德)維爾納·施泰因：《人類文明編年紀事·美術、建築和電影分冊》，蘇惠民等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3-4頁。
傳說炎帝“耕而作陶”，是中國製陶業的創始人。炎帝又被尊為“火師”，用火製陶，是他一大神功偉績。《路史》說炎帝“埏埴以為器”，埏埴就是以泥製作陶器。陶器的製作與定居不可分，因為陶器不易攜帶，既笨重又容易破損。從事原始農業並定居的人們大多依山傍水而居，他們需要尋找貯水、汲水、貯存和蒸煮食物的器具。
古籍記載炎帝發明了製陶，《太平禦覽》卷七十八引《周書》：“神農之時，……作陶，冶斤斧”。
《齊民要術》卷一：“神農……作陶，冶斤斧。”
《資治通鑒外紀》卷一：“神農氏，……作陶，冶斤斧”。
以上史料傳說炎帝是陶器的發明人。另據考古資料，在炎帝故裏寶雞地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了眾多的陶器和陶窯作坊場地遺跡。這說明寶雞地區不僅適宜於農耕，而且宜於製陶。寶雞北首嶺遺址，出土完整陶器和可複原的陶器166件，陶片約10餘萬片。既有大量精巧的生產工具，也有眾多頗具藝術特色的生活用具。在製陶技術上，出現了從手製向輪製的階段性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寶雞北首嶺》，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51-52頁。直到現在，寶雞廣大農村還保留著農、陶並重的傳統。不少學者認為，寶雞北首嶺遺址的陶器是炎帝時代的產物。尤其是三足缽、三足罐、三足甕等最有特色。另外，炎帝部落集團居住地區大致在陝西、甘肅一帶。這一地帶也是中國彩陶的發源地。據目前考古資料，中國彩陶的發源地是位於甘肅省東部秦安縣的大地灣遺址，該遺址一期文化出土的三足缽等200多件彩陶，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時間最早的一批彩陶。這批彩陶距今約8000年，圖案雖還不太完整，卻將中國彩陶製造的時間上推了1000年。
三、炎帝與製度文化創新
炎帝部落集團自發明種植穀物之後，解決了最基本的生存問題。在滿足了基本的生物性需求後，人們便有條件滿足不斷增長的社會性需求和心理性需求了。
人類由漁獵過渡到農業社會之後，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關係發生一係列的變化，漁獵時代形成的各種社會製度已經不適應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必須加以變革，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傳說炎帝部落集團內部進行一係列的改革，創立了與漁獵時代完全不同的社會製度和經濟製度。
1.創立了男耕女織的性別分工製度
男女分工並不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據考古學資料，在公元前5000年，開始出現了較為明顯的男女分工。(德)：維爾納·施泰因：《人類文明編年紀事·經濟和生活分冊》，董光熙等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3頁。
男耕女織是幾千年來中國農業社會的主要性別分工模式。從神話傳說來看，這種分工最早始於炎帝時代。關於這些，我們可以從神話傳說和考古資料中得到證明。
《呂氏春秋·愛類》：“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織，所以見致民利也。”其意為：神農的教令說：“男子如果有人正當年卻不種田，則天下就會有人因此而挨餓；女子如果有人正當年而不織麻，則天下就會有因此而受凍”。所以神農親自種田，妻子親自織麻，以此表示要為百姓謀利。
《莊子·盜蹠》：“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於於。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商子·畫策》：“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
《淮南子·齊俗訓》：“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掩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奸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
《劉子》卷二：“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後妃親織，以為天下先。是以其耕不強者，無以養其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蓋其形。衣食饒足，奸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謀，勇者無以行其威，故衣食為民之本，而工巧為其末也。”
《繹史》卷四引《文子》：“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衣形。”
《天中記》卷十一：“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夫親耕，妻親織。”
《經濟類編》卷十一：“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掩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奸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
在漁獵時代，男女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社會分工，成年男女共同參加漁獵生產活動，即使有分工，也是臨時的。人類禦寒的衣服主要以動物的皮革製作。隻有在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生產的時期，人們定居一地，生活較為定安，男耕女織的分工模式才會固定下來。
在陝西寶雞北首嶺遺址出土的生產和生活用具中，有不少紡織和縫紉工具，如陶紡輪“共22件。均完整。有的用細泥焙燒而成，有的用陶片打製或磨製而成。可分五式。”此外，還有骨針55件，骨錐282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寶雞北首嶺》，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59-61頁。從這些考古資料來看，也說明當時紡織業已開始出現，男耕女織的性別分工製度似已形成。
2.創立原始市場和交換製度
市場並不是自古就有的，交換也不是有史以來就存在的。在人類社會早期，人類由於生產技術低下，食物沒有剩餘或剩餘很少，人與人之間、群與群之間沒有什麽可交換的，隻有在農牧業生產較為發達的時代，食物有了較多的剩餘，才有可能進行交換。
據考古資料，在公元前5000年，出現較多的私有財產，產生了貨物交換和製作交換的所使用的貨物“貨幣”（適用的實物、裝飾品）等。(德)維爾納·施泰因：《人類文明編年紀事·經濟和生活分冊》，董光熙等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3頁。
傳說炎帝最早創設了市場和物物交換製度。關於這些，不少古籍均有記述。
《易·係辭下》：炎帝時，“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其意為：炎帝時，中午時分開市貿易，招來天下人們，聚集天下貨物，相互交換貨物然後離開，各自得到所需要的東西。
《漢書·食貨誌上》：“《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魚、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斫木為耜，柔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
《太平禦覽》卷三：炎帝時，“又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
《繹史》卷四：“潛夫論：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路史》卷十二：“眾金貨通有亡，列廛於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有亡，於是俱興，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天下號曰皇神農。”
《皇王大紀》卷一：神農時，“……四方之民，豐衣足食，各執其方物，或舉而不用事，或廢而不舉。乃命天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炎帝創設市場和交換製度與炎帝發明耒耜等農具和實行男耕女織的社會分工製度有密切的關係。技術的革新，新工具的發明，促使生產力飛躍；社會的分工，使經濟生產專業化，使四方之民，豐衣足食，並開始有剩餘。為了使各地剩餘農產品和布匹能夠自由地交換，於是炎帝創立了市場和物物交換方式。
從陝西寶雞民間傳說來看，也可說明炎帝發明了日中為市和交換製度。炎帝神農氏發明了農業，治理洪水，風調雨順，人們安居樂業，勞動所得的產品也多了起來。有人有了多餘的糧食，就需要用陶器來裝盛它們；有人會製造弓箭，卻沒有耕牛來耕地；會燒陶的人需要獸皮；打魚的渴望得到糧食，久而久之，慢慢有了物品交換。可交換也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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