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與民族複興

炎帝與人文意識

劉誌琴

炎帝是個古老的傳說，它與黃帝共同建造了炎黃文化，構成了中華民族從野蠻進入文明社會的偉大轉折。這對今人來說，已是遙遠的記憶，可這記憶在20世紀常溫常新。20世紀是中國曆史發展最快、最關鍵的年代，就社會形態來說，相繼完成了從封建社會向舊民主主義、又從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的過渡；從蘇式社會主義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諸多過渡說明我們正處在從前現代的小農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

這一轉型是人類最深刻的變革，已持續了一百多年。在這百年中對炎黃的祭祀經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辛亥革命以前，一批民族民主革命者舉起祭祀先祖的大旗，以排滿為目的，號召炎黃子孫，反對清王朝，這是近代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革命鬥爭的一部分。但不可否認的是，由於偏執的種族主義影響，把滿族排斥在外，反映出近代第一批革命先行者們狹隘的眼界；第二次是在抗日戰爭中，在大後方公祭黃帝，團結中華民族，進行愛國的救亡鬥爭，著名的毛澤東的祭黃陵詞就誕生在這時期，祭黃的眼界已擴大到全國的同胞；第三次即在改革開放以後，全世界的華人都自認為炎黃子孫，自發進行認祖歸宗的活動，歸國祭祀的團隊，絡繹不絕，炎黃二帝成為中華民族舉族認同萬世祭奠的祖先，祭祀炎黃擴大到世界各地。

綜觀百年來對炎黃祭祀的眼界愈來愈擴大，陣容愈來愈壯大，祭黃的逐步升級，有其深刻的曆史根源。這是因為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有著種種不同的特色。從儒家倫理到用筷子吃飯，林林總總，異彩紛呈，最大的特色是在於，這一文明的象征不是神廟、金字塔那固定化的建築實體，而是有生命的，鮮活的人——炎帝和黃帝。以人而不是物作為中華文化的象征，突出的是人文的構想。這一構想不僅表現在口頭，而且在文本中也有集中的反映。《尚書·泰誓》說：“惟天地，萬物之母；惟人，萬物之靈。”天地人並列。《周易·係辭傳》認為，天、地、人“三才同構”。由此可見，從非文本的傳說，到文本中的經典，都以人為中心。

人來到這個世界首先是因為人能創造生活。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這第一個曆史活動的締造者不是上帝和僧侶，而是生活在人間的炎帝和黃帝。傳說中的炎黃二帝是中華民族生活方式的締造者。人們把衣食住行這些人類進化的產物，賦以具體生動的個體創造，貼近生活解釋先人的活動，尊崇他們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以養我、育我的生命之基作為中華文化的象征，使祖先與生命同在，文化與生活共存，這是突出以人為本精神的體現。人，可說是中華文化元典之元。

炎帝在中國的出世不凡，不僅因為他是教民農耕、熟食的始祖，還由於他發明的“飲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禮的本源。古人所謂禮之初始諸飲食，揭示了文化現象是從人類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質生活中發生，炎帝的傳說因為植根自然生態和社會意識因而世世代代傳沿不息。

生活作為研究的對象，是一個古老的命題。但生活是源於人的創造，還是神的恩賜，從古典的中西文化中就有各自不同的解釋。中國以遠古的炎帝傳說，明確地告白，創造生活的是人不是神，人是生活的主體。馬克思說“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曆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曆史活動就是滿足這些需要的物質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的本身。”炎帝的傳說，自然符合馬克思的這一論斷。雖然炎帝的傳說也是半真半幻。說是真，因為這是人類生存曆程的反映。現代人類學也證明從發明熟食、烹飪、畜牧、農業、衣食住行到使用文字，如實反映了人類生活進化的程序和文明的肇始；說是幻，因為這些重大的創造活動在人類的幼年時代不可能由個人來完成，先民們憑借口耳相授的傳說，把衣食住行這些人類進化的產物，賦以具體生動的個體創造，貼近生活解釋先人的活動。從而把群體創造附會為個人的行為，這是人類幼年時代的思維方式。中華民族的先祖們在發明生活方式的同時，又賦以神聖化的個人崇拜，從而開始了走向文明的曆史創造活動。炎帝以先民們吃什麽、怎樣吃，發明飲食作為第一個曆史活動，創造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開辟了中華文明的源頭。

這來自遠古的源頭，在中國生生不息。中華文化重視人，更重視生活，古人稱之為“百姓日用”。自古以來就受到各種學派和經典著作的重視。從《尚書》的“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到《詩經》的“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周易》的“百姓日用而不知”，以及諸多重視飲食日用的命題如《周禮》的“食為民之本”，《孟子》的“食、色，性也”，《墨子》的“食為性命之基。”一萬多字的《論語》有關“食”的記載多達71次。不僅如此，曆代的鴻儒碩學莫不從衣食住行中闡揚哲理。並從具體的物質器用層麵，上升到抽象的理念，創造出中國思想史中的道和器，形上和形下，理和欲，義和利等一係列範疇，形成中國特色的生活文化。

炎帝與人文這個主題是古老的，也是常青的。伴隨著21世紀人的主題的凸現，對人的生活思考上升到思想理念是世界性的思潮。在某種意義上說，對炎黃的崇拜實際上是對中華文明自身的崇拜。

21世紀的到來對炎黃文化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挑戰。這是信息社會、知識經濟迅猛發展的時代，而這兩者所蘊有的內涵並非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長處，有的還是短缺，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與時俱進、後來居上的條件和機遇。高科技愈發展，愈要呼喚人文精神，這是學術界的共識。所以說21世紀是人的世紀，是高揚人文精神的世紀，這是人類社會持續發展的主流。用這一主題重新審視炎帝文化，用現代文明的觀念選擇、揚棄、繼承、創新，促進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大課題。

20世紀西方文化哲學一個重要傾向是將日常生活提高到理性層次來思考，胡塞爾對“生活世界”的回歸，維特根斯坦對“生活形式”的剖析，海德格爾有關“日常共在”的觀念等等，表明一代哲人把注意力轉向日常生活的研究。從物質生活到精神生活，將人類文化的外顯形式與深層的價值內核結合起來考察，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深化的趨勢。這在中國學術界已經有強烈的反響。哲學研究者提出，讓哲學融於生活，提出生活儒學的見解；經濟研究突破政治經濟學的傳統，向消費、流通領域深入，以滿足社會需求來闡明經濟問題，愈來愈重視對策性和操作性的研究；曆史學也失去代聖人立言的神聖光環，從治國理政的需要，下移到平民百姓的話題。

用現代求知者的視角，激活炎帝文化與生活共存的源頭，轉變觀念，使文化研究貼近人，貼近生活，為提高國民素質提供曆史的資源，以人的現代化推進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必將迎來中華文化的再次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