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與民族複興

由嚐百草談炎帝對農耕文明的貢獻

馮廣裕

炎帝是中華民族的始祖之一。曆史傳說中，是炎帝開發了華夏的原始農業，使先民改變了茹毛飲血、以漁獵和采集野果為全部生活來源的狀態，他是當之無愧的原始農耕文化的創始人。在炎帝帶領先民鏖戰洪荒的艱苦創業中，有許多今天看來似乎很簡單的事情，在當時都是了不起的偉大發明和創造。

原始農業經濟是由采集狩獵經濟轉化而來，但這無疑是一個漫長的量變過程。可以想象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隨著族群的擴大，單靠采集和狩獵已遠不足以維持人們最低生存的需要。傳說中神農“始嚐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故事，前人多釋為炎帝為掌握藥性而親嚐百草是治病療疾，救他人性命而不顧己身的勇士。因此有人認為，中國的醫藥之始當與原始農耕之始同步。我同意同步之說，但我以為”嚐百草”故事反映的主要不是祖先冒著生命危險，親身試驗毒性“宣藥療疾”、治病救命的問題，真實而急切的問題是首先解決先民的饑餓和生存問題，即主要反映的是先民為爭取生存和改善生活條件，在漫長的奮鬥中，順應時世迎難而上，用堅忍不拔的毅力和非凡的智慧，推動社會演進，從而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完成向原始農耕社會的轉化。正是由於先民發現，采集到的果實或塊莖不易保存以及狩獵所獲的不穩定，同時又麵對人口增多、族群擴大情況，必須解決人們饑腸轆轆的肚子問題，就成為眼下最急切的問題而凸現出來。嚐百草日遇七十毒，正是先民“饑中擇食”、選擇植物和培植農作物這一發明過程的寫照，不過隻是把先民“嚐百草”艱難而智慧的選擇、“遇七十毒”的勇敢無畏的獻身精神都濃縮在“神農”身上和集中在“一日”裏罷了。陸賈《新語·道基篇》說，神農“以為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物，嚐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也是反映“古之人民皆食禽肉，至於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於是因天之時，分地之利，製耒耜，教民農作”《白虎通義》卷一《德論·號》。的事實，隻不過濃縮了選育、栽培、終於獲得相對穩定的食物的過程。正是人類生存和生活的迫切需要，促使我們的先民以極大的勇氣和智慧開始了這個偉大的曆史進程。在這個漫長的進程中，先民從采集經濟中發展出來農業和牧業，學會了馴養牲畜，培植了農作物，從而永遠脫離了漁獵采集的原始狀態。隨著采集狩獵經濟在人類經濟生活中的地位日趨衰落，農業生產的地位日漸增強，最終農業生產在炎帝時代開始成為華夏先民經濟生活的主體（這裏講主體是因為事實上華夏民族也並非是單一性的農業經濟）。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農業起源中心區之一。通常人們將中國的農業起源分為兩條獨立的源流，一是以種植粟和黍為代表的北方旱作農業起源；一是以種植稻穀為代表的南方稻作農業起源。由於缺乏充足的考古學證據，特別是缺乏最能反映原始農業特點的農作物遺存，有關中國原始農業的研究還有很多問題沒有搞清。不過，考古工作者也並非沒有收獲，他們用確鑿的證據證明渭水流域是已知的中國農業文明的主要起源地之一，在其代表——渭水上遊的天水地區的大地灣文化中發現了距今8200年前的窖穴和糧食甘肅省博物館、秦安縣文化館大地灣發掘組：《1980年秦安大地灣一期文化遺存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2期，在渭水中遊的寶雞地區的北首嶺文化中，也發現了碳化的糧食作物——黍。黍是一年生草本植物，生育期短，喜溫暖，不耐霜，抗旱能力極強，適宜在黃土高原生長。以致有學者感到欣喜鼓舞，說這“不僅使我們看到了當時的食物，而且為研究我國原始社會農作物的栽培技術和農業獲得了極其珍貴的資料”何雙全：《甘肅先秦農業考古概述》，《農業考古》1987年第1期。特別是近幾年，隨著植物考古學在中國的興起，有關學者在位於內蒙古赤峰西遼河上遊的興隆溝遺址，通過浮選法在遺址發現了距今8000年左右的小米（包括粟和黍）。這是目前我國北方地區發現的可以確定的最早的栽培作物之一。根據與現代小米的對比分析，興隆溝遺址出土的小米在籽粒形態上仍保留了較濃厚的野生祖本的特征，如粒較長，尺寸較小等。考慮到遺址的古老年代，這些出土的小米很有可能就是在當地栽培而成的趙誌軍：《植物考古學與農業起源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5年9月1日。這也從一個方麵證明了大約在同一曆史時段，先民在我國北方廣闊的大地上開始普遍開始了原始的農耕生活。

在中國農業起源的最初階段即農作物的栽培階段，人類就表現出極大的智慧。由於栽培作物的出現是由環境、植物和人三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而生態環境具有明顯的過渡性和脆弱性：生態環境的過渡性為人類開發和選擇更為廣泛的食物資源種類提供了條件；生態環境的脆弱性給人類選擇食物種類造成了一定的壓力。在這兩種因素交織影響下，某些原本不受人喜愛的、籽粒細小的、但產量較高的旱作植物（同時需兼具較長時間的儲存條件）就有可能成為人類的食物選擇，並在人類行為的影響下最終成為栽培穀物——“嚐百草”大體就是這一真實曆史的反映。有關學者認為，粟的野生祖本可能是狗尾草或穀莠子，黍的野生祖本可能是鋪地黍或野糜子，而這四種植物皆是現今常見的田間雜草。我們無論怎樣推想，將籽粒細小但產量較高的狗尾草或野糜子作為栽培作物，也必然是在千百種植物中，通過多麽相當長時間的認真觀察、實踐之後的智慧選擇；而將野生雜草經過采集、選育、栽培等充滿艱辛而漫長的實踐之後，在炎黃先民智慧行為的影響下最終培育出了栽培穀物。這是炎黃先民對華夏民族的了不起的偉大奉獻。我們當懷著虔誠景仰之心讚頌這一偉大貢獻——試想，如果沒有這個偉大的發明，人類依然不會種植穀物、不會飼養家畜（同樣需要足夠的飼料儲備），依然停留在采集狩獵的原始階段，我們就應了一句老話“我們依然生活在黑暗中”。

炎帝之時，農業勞動工具——耒耜的發明和使用，使人們具有了與原始農業相適應的勞動用具，幫助人們改變了等待野果成熟的被動狀態，這就為後來進入鋤耕農業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我們無論如何不可以小看這一步，因為曆史正是循此進至鋤耕農業、犁耕農業的，當能夠給社會提供較多的糧食和其他生活資料時，就會使手工業獲得全麵發展，諸如玉器、漆器、絲綢和陶器的製造等，並由此演進為農業與手工業的分工。炎帝時代的科技進步引起社會向農業文明變遷。科技進步是人為的，是我們的先民用來取得生活資源的相對先進的手段。因此說，耒耜的發明與使用，同樣是炎黃先民對華夏民族的偉大貢獻。

從采集狩獵經濟向原始農業經濟的轉化階段，我們的先民的發現和發明自然遠不止上述這些，例如即使在使原始農業的初期，我們的先人就必須摸索和順應天時和四季的變化，辨識和了解可以翻耕的土壤和地力的肥瘠，從而努力提高收獲量和盡可能地獲得相對穩定的收獲。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總是把農業的出現看作是一個裏程碑式的新階段的開始，而炎帝就是這個時代的先民的優秀代表。對炎黃及其時代偉大精神和諸多發明的研究，永遠是一個曆久彌新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