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與民族複興

從海岱薑姓國史看炎帝族係對

中國文明的巨大貢獻高廣仁

一、炎帝族群的分遷與紮根海岱

以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為代表，不少學者認為，遠古時代，在黃河、長江流域存在著華夏、東夷、苗蠻三大集團。華夏集團的著名首領是黃帝、炎帝。《國語·晉語四》：“昔少典娶於有蟲喬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薑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薑。”我的理解是，黃、炎應是源自同一部落集團分化的兩個部落或族群。對傳說時代的追憶中，往往把族群名稱、族群首領、族群住地的名稱相混同，或是原本就是如此混用的。所以“炎帝”往往並非專指有蟲喬氏所親生的那一個“炎帝”。炎帝族群的曆代首領也被傳統地稱為炎帝。隨著黃、炎族群的不斷分遷，黃、炎的子孫以及有關黃、炎的傳說也就廣布於四方。無疑，炎帝族群是中華民族的主源之一。

根據後世薑姓族群的蹤跡，可知炎帝的一支，曾由黃土高原的薑水沿黃河而下，活動於太行山以東的冀州。古史傳說中最大、最有影響的族群大戰均發生在冀州之野。如《史記·五帝本紀》所記《史記·五帝本紀》：“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幹戈，以征不享，諸侯鹹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鹹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豸區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誌。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一是黃帝族群與炎帝族群的阪泉之戰《新語·益壤篇》有更具體的描述，以黃帝大勝而告終；另一場則是炎黃聯手與兩昊、蚩尤的涿鹿之戰，以“殺兩昊、蚩尤”《汲塚周書卷六·嚐麥以解》：“昔天之初，□作二後，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於宇少昊，以臨四方，司□□上天未成之慶。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河（阿），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於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以甲兵釋怒。……乃命少昊請（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天用大成，至於今不亂”。《山海經·大荒北經》：“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西漢桓寬《鹽鐵論》說：“黃帝戰涿鹿，殺兩昊、蚩尤而為帝”。而告終。傳說在蚩尤戰死之後，黃帝又從蚩尤部落內選擇一位能與征服部落合作、叫“少昊清”的人來綏靖原部。徐旭生指出：“不惟古人不絕他族的祭祀，並且當兩個部落還沒有同化的時候，不同戰敗部落的賢能攜手，是沒有繼續相處的辦法的”。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科學出版社1960年版，第51頁。

炎帝一支駐足於“冀州之野”的年代本無從說起，但是可以從有關蚩尤的傳說及考古發現的蛛絲馬跡中得到一些啟示。對於蚩尤的族屬，史家見解不一。我們同意蚩尤屬東夷集團。這不隻是因為在上述傳說中把蚩尤與兩昊（太昊、少昊）連在一起，而且在《史記·五帝本紀》正義中所引《魚龍河圖》：“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誅殺無道，不慈仁”一節，似與某些考古發現有形影關係。本來，所謂“銅頭鐵額”，顯係後世附會，上古時代不太可能有銅鐵，或許蚩尤族有什麽辦法使頭、額能抵力、抗壓；“食沙石子”則更難理解。然而，這兩種描寫竟然與大汶口文化的兩種風習有一些相似之處。考古發現，大約公元前4300—前3500年間，魯中南一帶的大汶口人流行人工枕骨變形，即以人為之力強使頭部變扁；另一種風習更為嚴酷，即從青少年時代起，就口含石球、陶球，致使齒弓嚴重變形。也許就在世代口頭相傳中，這些風習就變成了蚩尤族群的“銅頭鐵額”、“食沙石子”。如果這一推斷可從，則炎黃集團打敗蚩尤的涿鹿之戰，應與大汶口文化早期相當，即在公元前4300—前3500年前後。也就是說，早在公元前3500年前，炎帝的一支已來到太行山以東，並與東夷集團的先祖有了正麵接觸。

炎帝後裔不僅駐足於“冀州之野”，而且有可能分遷到海岱區北部沿海一帶。《帝王世紀·炎帝神農氏紀》：“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諫而殺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魯連子》記“古善漁者，夙沙瞿子，夙沙瞿子善煮鹽。”夙沙氏可能是在沿海一帶以漁、鹽為生的族群。春秋時代齊國的臣民中就有夙沙氏的後裔，《左傳》襄公二年：“齊侯（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夙沙衛還見於襄公十七、十八、十九年。夙沙氏所在的沿海一帶，或許就是海岱北區渤海灣南岸。夙沙氏當是一支古老的東夷土著族群。可以進一步推定，炎帝後裔薑姓族群早在史前時代就進入海岱區，並吸納了夙沙氏（可能不止夙沙氏一族）東夷土著，成了海岱區準東夷族群的新血液。要之，這並非僅僅憑傳說所做的臆斷，在後世的經傳中就記載海岱北區確有一些炎帝之後的薑姓土著國族存在。上述對炎帝族群進入海岱區的追述，可視為海岱北區薑姓國族尋根的線索。

二、夏、商、西周三代海岱區的炎帝後裔薑姓國族

根據文獻、金文和考古發現得知，在海岱區北部，現今魯北一帶，曾集中分布有炎帝後裔的逄、紀、齊、州、夷、向等薑姓國家。這些薑姓國家並非直到西周才由西方殖民而來，而是早已落戶海岱區的炎帝後裔的舊國。現摘要分述之。

逄（逢）國不見於經傳，但《國語·周語下》記伶州鳩言：“我皇妣大薑之侄，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知逢為太王妃大薑之母國，薑姓無疑。山東濟陽劉台子發現了西周前期逄國公室墓德州行署文化局文物組：《山東濟陽劉台子西周早期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第9期；德州地區文化局文物組等：《山東濟陽劉台子西周墓地第二次發掘》，《文物》1985年第12期；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濟陽劉台子西周六號墓清理報告》，《文物》1996年第12期。三次發掘了四座貴族墓葬，從中出土大量青銅禮器，其中九件鑄有逄國族徽；一件銘文明示為王薑作器。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墓隨葬一對獐牙，有的墓有殉狗腰坑，有的則行二次葬。而這些葬俗又是夷人、殷人的習俗。看來，逄在海岱北區立國甚早，並一接受了東夷、商殷的禮俗。《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追述齊地曆代沿革：“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可見不遲於商代，逄國已在齊地立國，後被蒲姑氏取而代之，或即遷往今濟陽一帶。《孟子·離婁下》：“逄蒙學射於羿”。而善射的羿，可能就是入主中原、取代夏王的夷羿，或可旁證，夏代海岱區已有薑姓逄國存在。

紀國的商代遺存已被發現，並證明其曾立國於今壽光縣境。在壽光發現了大批鑄有“己”族徽的商代青銅禮器、工具等壽光縣博物館：《山東壽光縣新發現一批紀國銅器》，《文物》1985年第3期。早年還在壽光縣境發現過鑄有紀族徽、銘文的西周紀國青銅禮器《積古齋鍾鼎款識》，山東省煙台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煙台市上夼村出土己國銅器》，《考古》1983年第4期；李步青：《山東萊陽縣出土己國銅器》，《文物》1983年第12期。紀國文化繁榮昌盛，見於經傳。是商代、西周和春秋早期薑姓大國。

州國是商代東土的薑姓國家。《荀子·君道》說：周文王“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周，姬姓也。而彼，薑姓也。”太公出於薑姓州國。可以認為，商代已有州國，周武王時續封。根據《春秋》桓公五年記：“冬，州公如曹。”而《左傳》則記：“淳於公如曹。”是知淳於與州為同一國族。曾立國於今魯北安丘《水經·汶水注》：“自安丘來，北過淳於縣西，又東北入濰縣，故夏後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於公，號曰淳於國”。

夷國見於經傳，薑姓，見《左傳》桓公十六年：“衛宣公烝於夷薑”。曾在今魯北即墨、高密一帶立國。夷國國君——夷伯出現於西周早期《作冊尊》、《作冊卣》相同的銘文中唐蘭將作冊器定為昭王時器，見《史徵》卷四下，第29頁；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係考釋》、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二）》等則定為成王時器。但，陳夢家並不認為此《夷國》在山東東部。銘文中敘述作冊受王後王薑的派遣，去安撫夷國國君夷伯，夷伯給作冊以謝禮。陳夢家認為作冊所安之夷伯乃是薑姓之夷國。此外，根據《師簋》、《史密簋》銘，西周中期周王南征淮夷之時，夷國曾隨同齊國出征李啟良：《陝西安康出土西周史密簋》，《考古與文物》1989年第3期；李學勤：《史密簋所記西周重要史實》，《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9年第5期。夷國還見於《左傳》首篇，隱公元年“紀人伐夷”。

向國不遲於西周已立國於海岱北區。《春秋·隱公二年》即有“紀人入向”的記載。《左傳》雲：“莒子娶於向，向薑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薑氏還。”是知向為薑姓國族。據《山東通誌·文物誌》，向國故城在今魯東南莒縣境。

薑姓齊國是西周武王封邦建國之首封。在周人打天下的過程中，“（薑）太公之謀計居多”，而致“功冠群公”。加之，姬、薑世代聯姻，可以說是姬、薑兩姓共同建立了西周王朝。薑太公的齊國和周公的魯國支撐了周天下的半邊天。太公也確實是由王畿東行就國的。但《史記·齊世家》載，薑太公原本就是“東海上人”（或出身為州人）。所以，齊的封立並不能算是王朝的殖民，而是“東海上人”薑太公的回歸，是炎帝後裔一個薑姓國家的崛起。

三、薑齊的建國方略及其對古代文明的影響

齊國初封之地不過“方百裏”，但齊國具有政治上的優勢，《左傳》僖公四年記管仲說：“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不唯如此，更靠了太公本人的雄才大略、豁達務實的素質和一生的政治閱曆經驗，製定的符合齊地實情的建國謀略，而使齊國迅速地成了臨海的大國，把齊國從貧瘠落後的環境中推向富強，為後世泱泱大國的霸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薑太公為齊國製定的基本國策主要有三：

1.“因其俗，簡其禮”

此是有關夷（包括殷）、夏（周王朝統治者自稱夏）關係的國策。齊國以南為泰沂山地，其北為渤海，其間有土著大國蒲姑，可能還有一些地處沿海鹽鹵灘塗的部落小邦；其東有非薑姓的萊國；西有非薑姓的譚國；但又有紀、逄、州、夷等薑姓國族插花其間。也就是說，齊國所處的民族環境與海岱區南部那種商人殖民人多勢眾、反周威脅嚴重的民族環境不同。而具有“雜”、“散”、“小”的特點。太公據此而製訂出“因其俗，簡其禮”的政策。這一政策正符合周公所製定的十分謹慎、寬容、文明的處理夷、夏關係的原則參見拙著《海岱文化與齊魯文明》第七章第四節有關論述，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應該是得到了“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史記·魯周公世家》。的實效。從文獻史料中可以看到齊國公族“因其俗”的蛛絲馬跡。例如，太公以下的三代國君，丁公、乙公、癸公，均以日幹命名，而這似乎隻是殷、夷傳統的命名習慣。這正是太公家族原本就是接受過商朝禮製浸潤的“東海上人”，以日幹命名則是早已“因其俗”的結果。此外，齊國的“八神”《史記·封禪書》記載：“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淄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雲。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渤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鬥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雲。八曰四時主，祠琅琊。琅琊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的信仰，也應是“因其俗、簡其禮”方針的成功實施的結果。司馬遷說：“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即使太公之世“八神”崇拜尚未完備、定型，但這種既承認土著信仰，而又注入君權需要的意識形態領域的改革，是“從其俗，簡其禮”國策的有機部分，是齊國國策開明性的一大例證。

“從其俗，簡其禮”的基本國策保證了齊國統轄範圍內民族關係的正常發展，大大有利於不同族群的交流與融合。這與伯禽為魯國製定的“變其俗，革其禮”的強硬政策有明顯不同。

2.“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

這是根據齊地具體條件而製定的促進、保證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國策。《禹貢》曾記，齊地所在的“青州”是個海濱廣鹵、盛產鹽、葛布、海物，進貢絲麻織物的地方。太公製定出給漁業、鹽業生產以便利，同時相應地獎勵通商貿易的政策，這就必然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除漁、鹽業之外，齊地的另一項經濟強項，如上所說是桑麻紡織。《史記·貨殖列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糸強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這應是對齊國社會經濟情況的簡明總結。符合實際的、開明的經濟政策是把齊國經濟從落後而躍進為列國前鋒的保證。直至春秋、戰國，不論是薑齊還是田齊，始終把“通商工之業，便魚鹽（鹽鐵）之利”當作治國之本，使齊國的霸業有雄厚的物質基礎。由此可見正確的政策在物質文明發展中發揮的巨大作用。

3.“舉賢而尚功”

這是有關國家體製、政權建設的基本原則。世卿世祿之製是西周諸侯國國君權力運作的基礎。按照傳統，以魯國為例，按照“尊尊親親”原則，國卿出自公族。然而，如果國君之下的執政者不管良莠，而單純以宗法原則來架構政權體製的話，其後果可能就是“後世浸弱”《漢書·地理誌》。齊太公的“舉賢尚功”政策是對宗法製度的極其重要的補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宗法製度給政權建設帶來的弊病，具有很大的進步性。從春秋齊桓公任用出身微賤的異姓管仲為卿、信任鮑叔一類異姓大夫，齊頃、靈、莊、景四世重用夷裔晏弱、晏嬰父子，不能不說是齊國傳統的‘舉賢尚功’政策的積極結果。

進入春秋，周室衰微，諸侯兼並，齊、楚、秦、晉始大。以齊國崛起為早，及至平王末，便出現了“莊、僖小霸”。“霸”者即諸侯之長，是一種榮耀。齊襄公繼續保持小霸地位，滅紀，剪除齊國肘腋之患；降郕，把齊國的勢力擴張到了泰山以南。齊襄公之後，就是中國曆史上赫赫有名春秋五霸之首齊桓公。齊桓之世是齊國史上繼太公之後的又一輝煌時期，其主要標誌是管仲改革、齊桓稱霸。管仲出身微賤，少時貧困，且有“罪”於桓公，但靠了鮑叔牙的極力推薦和“舉賢尚功”的優良傳統，以及桓公的從善如流，知人善任，管仲竟得為相《史記·管晏列傳》。據《國語·齊語》，齊桓公“欲速得誌於天下諸侯”，管仲答以治國之道，並實施了強有力的改革管仲改革的主要內容有：調整社會基層結構，確認士、農、工、商四民，不使雜處，世代相習，世代相襲；完善都、鄙管理體製；建立治安防務體製；作內政寄軍令，軍政合一；實施“相地征衰”的農業政策；製定、實施“總一鹽鐵”，鑄鐵則官督民辦、什三而稅，國家掌握鑄幣權，“設輕重以富國”等工商政策：製定以甲兵贖罪的強兵政策和正封疆、親四鄰、征淫亂、攘夷狄的外交政策。而致“和諸侯成伯功”。管仲製定政策的指導思想，一是基於民有趨利避害之本性即所謂“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淵之下，無所不與焉”。；一是國君還必得有“牧民”、“禦民”之術，順民之心，將民之趨利避害的本性引入有利於尊主、富國、強兵、稱霸的軌道上來；而“牧民”、“禦民”的關鍵，在於使民“明必死之路”，重法嚴刑有所謂“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逸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

管仲改革的結果，（1）打破了以宗法製為基礎的封建領主政治體製，宣告了地緣政治、直屬於君權的官僚體製的初成。（2）使城市作為經濟中心的功能得到加強。（3）收到了國富、兵強、民安的實效。管仲改革使齊國固有重工商魚鹽的基本國策發展為桓公之世的便鹽鐵之利、流通官鑄通貨、對外實行的經濟開放政策等，給齊桓帶來了巨大的財源，成就了“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首霸事業；更重大的曆史意義則在於令四民各安其業，贍貧窮，祿賢能，做到“齊人皆悅”司馬遷簡要地概括說：“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儑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悅。”，至少是給庶民百姓以較多的發展及改善生活的機會。管仲改革是文明進步的主要標誌；管仲思想是中國古代寶貴的、巨大的精神文明財富，其在當時的作用及其曆史價值，絕不亞於後來的儒家。歸根結底，管仲改革隻能是薑太公製定三大基本國策的集成和凝聚，而不可能是諸如保守的魯國的產物。

春秋薑齊曆史上的又一亮點，是“萊之夷維人”晏弱、晏嬰父子先後任頃公、靈公、莊公、景公四世大夫的輝煌。特別是晏嬰，齊國“舉賢尚功”傳統，使他有機會成為一位偉大的民本思想家、剛直廉潔的政治家，同時也使薑齊的暮年閃現了光華。

薑齊的“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舉賢尚功”的治國傳統，是中國古代文明中最先進、最開明、最寶貴的因素，是炎帝族係的最大貢獻，直到兩千多年後的今天，以史為鑒，仍具有巨大、積極的意義。

四、炎帝族裔薑齊的歸宿與夷夏共同體的形成

公元前六世紀景公之世的統治階級內部孕育了異化的因子——“陳（田）氏始大”。上溯至春秋齊桓之世，公元前672年，齊國接納了陳國宮廷政變的避難者陳完（敬仲），“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齊桓公使陳完為卿，堅辭不受，而為工正，以掌百工。其後人相繼為齊大夫，並有戰功，又善於“行陰德於民”，民“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而致“陳氏始大”。景公之後發展為“田（陳）氏專權”，直到戰國，公元前386年，田和列為諸侯，始稱太公，同年遷薑齊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水到渠成之勢完成了薑齊、田齊君權的轉換，結束了薑齊的政治命運。曾經對古代文明做出過卓越、輝煌貢獻的炎帝後裔，作為強勢政治力量已不複存在，散為民戶，融入海岱社會的夷夏共同體之中。但是作為炎帝後裔薑齊的基本國策，對中國古代文明的巨大貢獻，不僅沒有隨之泯滅，反而由田齊的統治者在政治、外交、經濟、文化上全麵繼承、發揚光大。田齊的繁榮昌盛，濃縮於威王之世的廣開言路、杜絕讒言；重視法製、整肅吏治；重視農業、體恤庶眾；得民之助、強兵複霸；發展稷下學宮、開啟“百家爭鳴”一代學風等開明、開放的措施。田齊的綜合國力始終處於海岱諸國的最強，是海岱諸國民族、文化融合的核心。薑齊早在春秋前期莊僖小霸之世，就吸納、兼並海岱諸國，桓公時“並國三十五”《荀子·仲尼》說“外事則詐邾襲莒，並國三十五”；《韓非子·有度》：“齊桓公並國：齊桓公三十，啟地三千裏”。戰國田齊更把版圖推進到海岱南部的淮泗徐州之域並一度達到與秦東西並帝的程度。戰國後期，除魯國及有數的幾個泗上小國外，不論是薑姓國、萊夷、淮夷（如偃嬴、風姓集團）的土著國，還是夏裔（如斟尋、斟灌、杞、鄫）、殷裔國（如宋），絕大多數直接或間接地進入了戰國齊國版圖。齊的勢力所到之處，抹平了所有的國家、族群及其文化的界線，齊國貨幣幾乎遍布海岱全境。海岱區的絕大部分團聚成了一個以齊文化為核心的夷夏共同體。公元前221年嬴秦完成了統一大業。以齊文化為核心的夷夏共同體成為秦漢帝國、秦漢文明的一個直接的、最重要的來源和基礎。漢民族就成了華夏族的後裔，東夷少昊、太昊後裔，南蠻荊楚、東南吳越、大量狄、戎後裔的共同歸宿。此後的曆史之路，將是在更大的範圍內、更深地程度上進行中華民族的摶揉與融合，才有了今天根深葉茂、本固枝榮、絢麗多彩、多源一體的“中華民族文化”。需要強調的是，炎帝一族因在海岱區的紮根久遠，特別是在齊國八百年（包括田齊對薑齊國策的繼承）的發展中，開明、開放、務實的政治經濟的政策、文化的繁榮（以百家爭鳴為代表）、民族團聚的成功，不僅在先秦文明發展史上占據首功，而且是整個中國古代社會發展中積極、優秀的基因。若哪朝、哪代能像炎帝後裔薑姓齊國那樣重視社會經濟發展、舉功尚賢、民族政策寬鬆，那麽，那個朝、那個代就是代表著文明進步，庶眾百姓也必能得到喘息與舒展的機會。當然，薑齊的國君多腐敗、殘暴，血腥的宮廷政變和貴族的內訌不絕於史等等，這些幾乎是任何一個朝代難免的本質反應。曆史就是如此在矛盾中前進的。薑齊的成敗正是以史為鑒的教科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