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與民族複興

炎帝族對於“大火曆”的貢獻

王震中

在中國上古每每是通過直接觀察日月星辰的出沒來確定農事活動的安排，這被稱作觀象授時。心宿（大火）、參宿等恒星，是古人觀象授時的主要對象。如《公羊傳》昭公十七年說：“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極亦為大辰”。何休解詁：“大火謂心星，伐為參星。大火與伐，所以示民時之早晚。”不過，在大火星與參星中，又以大火最為著名，諸如《夏小正》有“五月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九月內火”；《尚書·堯典》有“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詩經》有“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國語·周語》有“火見而清風戒寒”；《左傳》昭公三年有“火中，寒暑乃退”，昭公十七年有“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周禮·春官》有“季春火星始見，出之以宣其氣，季秋火星始伏，納之以息其氣”。等等。這些都是以大火星的昏升、昏中等現象來指導農時和人們生活時令的顯證。此外，在《左傳》和《詩經》中還留有以“火始昏見”為“歲首”的一些痕跡。根據這些“火紀時焉”的習俗，國內外的學者都曾提出，中國古代在以冬至的建子或雨水的建寅等為歲首的曆法之前，還有過以大火昏見之時為歲首的較為疏闊的曆法，他們稱之為“火曆”龐樸：《“火曆”初探》，《社會科學戰線》，1978年第4期，或“大火曆”成家徹郎：《大火曆——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到西周時代所使用的曆法》，收入成家徹郎著《中國年代學研究》，狼煙社1994年版。也就是說，大火曆是我國上古先民的天文曆法的一項重要成就。

對於上古大火曆的發明與應用，一般都認為是顓頊、祝融部落和東夷族。確實，在《左傳》、《國語》中有顓頊、祝融、高辛氏以及商族的祖先相土等祭祀大火星，並設有“火正”之職官的記載；筆者還將考古學上的山東大汶口文化、湖北石家河文化、江浙的良渚文化中發現的“炅”（）或“炅”下加有“山”（）的陶器、玉器上的象形文字，釋讀為它“表達了當時的火正對於大火星的觀察、祭祀和觀象授時”王震中：《試論陶文“”“”與大火星及火正》，《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6期。後收入王震中《中國古代文明的探索》，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為此，我們說顓頊、祝融、高辛氏以及先商時的商族人對於大火曆的貢獻是值得稱道的，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無論是依據文獻還是考古發現，史前的炎帝族對於大火曆的發明與應用，也是有貢獻的。

首先就文獻典籍而言，《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說：“火正曰祝融”，火正就是負責對大火星進行祭祀和觀象授時之官職。而在古史傳說的神譜中，每每將祝融與炎帝相配列，如《呂氏春秋·孟夏紀》曰：“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解放前湖南長沙子彈庫戰國晚期墓出土的“楚帛書”也有“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四極”這樣的文字。更有說祝融乃炎帝這一係所生，如《山海經·海內經》說：“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訁夭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是複土穰（壤），以處於江水。共工生後土，後土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我認為，這裏的炎帝與祝融是配列關係也罷，衍生關係也罷，都並非因血緣，而是由於他們都是火正和火神的緣故。特別是上引《海內經》所說的炎帝——祝融——共工——後土——噎鳴這一係中，“噎鳴生歲十有二”這一句已表明，這是一個與天文曆法有關的神話傳說，而這種與炎帝、祝融都有關係的天文曆法，當然是作為火正祝融所擅長的大火曆。還有，《左傳》昭公十七年說：“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哀公九年也說：“炎帝為火師，薑姓其後也。”這裏的“火紀”、“火師”、“火名”，不能理解為燃燒的自然之火，“火師”就是火正，“以火紀”就是“火紀時焉”，亦即實行的是大火曆——通過觀察大火星的出沒以定農時。所以，從文獻上看，祭祀心宿大火，以此為觀象授時的部族，還應包括薑姓的炎帝族。

從考古學的發現而論，在河南陝縣廟底溝遺址出土的彩陶盆上繪有火焰形圖形，在火焰上有一圓點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廟底溝與三裏橋》，科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34頁，圖二十一：H59：29；圖版貳肆：3。這是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彩陶。對於這種由火焰與圓點相構成的圖形，我的解釋是這裏的圓點表示的是星辰，星辰放置在火中，表示的是大火星，所以我稱之為“星火”彩陶紋樣。廟底溝遺址出土的這類紋樣圖案，與大汶口文化等出土的“炅”（）、（）陶文，有異曲同工的意義王震中：《試論陶文“”“”與大火星及火正》，《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6期，都與心宿大火有關。廟底溝遺址位於河南省西部的陝縣，其文化類型影響很大，其中心地區在豫陝一帶，而這一地區恰處於炎帝族從陝西寶雞發祥之後向東發展所經過的途中。

《國語·晉語四》說：“昔少典娶於有蟲喬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薑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薑”。薑水在何地，據徐旭生先生考證，在寶雞縣城南門外渭水南一二裏的地方，有一個村叫作薑城堡，堡西有一小水，從秦嶺中流出，叫作清薑河，堡東約一裏的地方有一個很大的神農廟。這個薑城堡，《寶雞縣誌》說它就是《水經注》所說的薑氏城。為此，可以說炎帝族的發祥地就在今渭水上遊的寶雞一帶。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科學出版社1960年版，第41-42頁。

炎帝族發祥於陝西境內的渭水上遊以後，很快就沿著渭河東下，再順黃河南岸向東發展，到豫西時，發展的勢力很大，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共工氏。如《國語·魯語上》說：“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後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山海經·大荒北經》也說：“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環，食於九土。”（《海外北經》亦有同樣的記載，“九土”作“九山”）《魯語》所說的共工氏“伯九有”，在《禮記·祭法》中為“霸九州”；“平九土”在《祭法》中為“平九州”。共工氏為九州之伯，即九州的霸主，“九州”當然是其活動的中心區域。隻是這裏的“九州”、“九土”並非戰國、秦漢大一統思想和大一統疆域出現以後逐步形成的泛指全中國的“九州”，它在春秋時期及其春秋以前，隻是一個特定的區域。《左傳》中記載，春秋時期活動於晉之陰地即今河南嵩縣之西、陝西洛南之東的一支戎人，被稱為“九州之戎”《左傳》昭公二十二年，哀公四年。《國語·鄭語》記幽王之世，鄭桓公問史伯：“謝西之九州，如何？”韋注：“謝，宣王之舅申伯之國，今在南陽。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曰州。”顧頡剛先生據《詩·大雅·嵩高》“亹亹申伯，王纘之事。於邑於謝，南國是式”，認為韋注是可信的顧頡剛：《州與嶽的演進》，燕京大學《史學年報》卷一，第五期。《漢書·地理誌》南陽郡宛縣條下班固注曰：“故申伯國，有屈申城。”宛即今河南省南陽縣，是其所謂“謝西”，即今豫西南，與晉之陰地相連。上述的“九州之戎”及“謝西之九州”都表明，直到春秋時期，“九州”尚為一特定的區域。

涉及“九州”範圍的最早典籍，首推《左傳》。昭公四年司馬侯說：“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既雲上述諸地為“九州之險”，那麽九州之域的核心地區也就大體確定了。三塗，杜預注“在河南陸渾縣南”，陸渾即今嵩縣東北的陸渾鎮。今河南嵩縣西南十裏伊水北有三塗山，俗名崖口。陽城，在今河南登封縣東南，已為近年考古發掘所證實河南文物研究所登封工作站等：《登封戰國陽城貯水輸水設施的發掘》，《中原文物》1982年第2期。大室，即嵩山。中南，即今陝西西安市南的終南山，又名中南、南山、秦山、秦嶺。上述諸地，學術界自來無甚異說。唯四嶽與荊山情況較為複雜。荊山有位於今湖北南漳縣西之荊山的南條荊山，也有《尚書·禹貢》所說的“荊岐既旅”及“導岍及岐，至於荊山”的北條荊山。經顧頡剛先生考證，此北條荊山在今河南靈寶縣閿鄉鎮顧頡剛：《瓜州》，《史林雜識》（初編）。四嶽，傅斯年在《薑原》一文中曾指出：申甫一帶的山即是四嶽。《國語·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可知《漢書·地理誌》“南陽郡宛縣故申伯國”，《水經注》“宛西呂城，四嶽受封於呂”諸說不誤，而四嶽之地望亦可知傅斯年：《薑原》，《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冊。

上述九州地域，屬於共工氏從渭河上遊一帶來到中原後的中心地區，而其前後的活動範圍，西起渭河上遊，東至豫中嵩山腳下，北達豫北輝縣及山西境內，南至熊耳山乃至南陽地區王震中：《共工氏主要活動地區考辨》，《人文雜誌》1985年第2期。後收入王震中《中國古代文明的探索》，雲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作為共工氏後裔的四嶽及其齊、許、申、呂四伯《國語·周語下》：“昔共工棄此道也……共工用滅……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共之從孫四嶽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皇天嘉之，祚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薑，氏曰有呂……申、呂雖衰，齊、許猶在。”這段記載已表明共工氏與四嶽及齊許申呂的關係。《國語·周語中》也曰：“齊、許、申、呂由太薑。”也說明了齊、許、申、呂與薑姓的關係，也分布於豫西南至豫中一帶。申在南陽縣北二十裏；呂在南陽縣西三十裏；許在河南中部的許昌縣；齊後來在今山東北部建國，時為西周初年，最初也在河南西南地區王震中：《中國古代文明的探索》，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285頁。炎帝族中的其他支係也發展到了山東地區，如作為齊國之前居住於齊的逢伯陵為薑姓，《山海經·海內經》還說它為“炎帝之孫”；在山東建國的紀國、向國、州國，也都是薑姓國，為炎帝之後《世本》：“許、州、向、申，薑姓也”。《漢書·地理誌》沛郡下向縣，班固自注：“故薑姓國，炎帝後。”。

炎帝族發展到中原地區後，以豫西至豫中為其活動中心，而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中心區域也正是豫西至豫中地區，所以，河南陝縣廟底溝遺址出土的，我認為是反映大火星祭祀的紋樣圖案，應該是炎帝族的遺存。當然，由於炎帝族與黃帝族有長期聯姻和聯盟的曆史，所以，在豫西豫中地區應該不僅僅隻是炎帝族居住，也有黃帝族居住，如位於河南靈寶的荊山，《史記·封禪書》就說：“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這正像在黃河北岸的山西南部應該不僅僅隻是黃帝族，也有炎帝族一樣。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炎帝族發展的鼎盛時期，豫西至豫中一帶，特別是豫西地區，其居住的主要族群是炎帝族特別是炎帝族中的共工氏。既然在炎黃時代即距今五六千年前時期居住在這裏的主要是炎帝族，那麽這一帶所發現的五六千年前考古學遺存，當然也應該主要是炎帝族留下的遺存，或者至少說它包含有炎帝族所創造的文化。換言之，盡管在五六千年前居住活動在這裏的不僅僅是炎帝族，也有黃帝族的人群，因而其某一類型的文化遺存中，既有屬於炎帝族的亦有屬於黃帝族的，但作為文化的主體特征，或者說其所形成的文化時尚、文化風格，應當是其主體族群所致，特別是這一地區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中出現的“星火”彩陶紋樣特征，恰巧可以與炎帝族以“火紀時焉”相聯係，那麽將豫西陝縣仰韶文化廟底溝時期出現的“星火”彩陶紋樣，判斷為炎帝族的人們所遺留，應該是可以接受的，進而將它與有關的文獻典籍相聯係，來說明炎帝族對於“大火曆”的貢獻，亦應該是有理有據的。

既然炎帝族與顓頊族、高辛氏等東夷族對於大火星的祭祀及其觀象授時都有貢獻，那麽，綜合黃河中遊和下遊的考古發現及其有關的古史傳說，我認為有關對於大火星的觀察、祭祀和火正的起源，似乎可以分為兩個大的係統，一是以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圖形“”、“”為代表的東夷係統；另一是以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中“星火”彩陶紋樣為代表的炎帝係統。這兩個係統相交匯於中原的濮陽、鄭州、新鄭、商丘一帶，其結果就是祝融部族的產生和火正祝融的出現王震中：《試論陶文“”“”與大火星及火正》，《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6期。

論述了炎帝族對於“大火曆”的貢獻，不禁使人聯想起炎帝族對於農業的貢獻。《世本·帝係篇》有“炎帝神農氏”清·張澍禾卒集補注本。“炎帝”與“神農”相合始於此。人們之所以將“炎帝”與“神農”相合，亦即基於炎帝族對於農業、農耕的貢獻。然而，殊不知，農業的進步是與曆法密不可分的。所以，當本文論證了炎帝族在“大火曆”方麵所做出的貢獻後，也就使得我們對於炎帝族在農業方麵的貢獻更加容易理解了，而且還應該說這二者顯然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