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與民族複興

炎帝與農業神

李紹連

炎帝同中國史前眾多傳說的英雄人物一樣，是中華民族崇敬的祖先之一。特別是中國是以農立國的世界文明古國，對農業特別重視，將其視為百業之首和立國之本。在幾千年的新石器時代早期，以炎帝為首的薑姓部落便在中原地區首先種植糧食作物，發明農業，這是破天荒的大事。幾十萬年的舊石器時代，蒙昧的人們完全依賴大自然的恩賜，即完全依賴采集自然界野生果實和漁獵野生動物肉為生。在氣候變遷，自然環境惡化，人口增長，食物日益短缺，人們麵臨生存危機的情況下，發明農業，使人們走出山林和河湖狹小的地區，建房興舍，種植粟、稻、蔬菜，種麻植桑，用天然的麻絲紡織製衣，從而解決了人們生存必需的食、衣、住的三大難題，這是多麽偉大的功勳。由於不首先解決食、衣、住的基本生活問題，人們就不可能進行其他社會活動，如創造發明、科學研究、宗教活動、文化娛樂等等。勞動能力總之，沒有農業就不可能推進社會文明。所以，炎帝作為中國最早的農業部落的首領，自然而然受到炎黃子孫的敬仰，甚至把他視為農業神而頂禮膜拜，世代祭祀，以祈農業豐收，過上富裕的生活。

關於炎帝與農業神的關係問題，本文擬從以下三個方麵進行探討：

一、關於炎帝與神農氏的合稱問題

在史前尚沒有成熟的文字記載人們的所作所為，甚至在商代晚期甲骨文中已有一千餘個單詞的情況下，亦僅記錄與王室占卜有關的事宜，仍未能用於全麵記錄人們生產和生活方麵的各種事情。因此，先秦古籍中記錄史前的人物及所發生的事均為傳說，不能當作信史。但是，也不是子虛烏有，其中有部分是反映曆史事實的。正是由於是傳說，缺乏文字依據，所以不同的古籍記載同一件事就有出入差異，甚而相互牴牾，這是不足為怪的。例如，有的學者根據古籍的不同記載，有人認為炎帝與神農氏是一人，也有人認為是二人。孰是孰非？當應該通過深入研究確定。

查閱古籍，記載較早和記載較多的是有關“炎帝”和“神農氏”的單稱各事。例如，《國語·晉語》曰：“昔少典娶於有蟲喬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薑水成。”《左傳》昭公十七年曰：“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莊子·盜蹠》曰：“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於於，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周易·係辭下》曰：“庖犧氏（即指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從上述的記載來看，似乎炎帝與神農氏是二人，實際上是一個人的不同稱呼而已。就以《周易·係辭下》上麵所引的那句話來說，“神農氏”和“炎帝”在史前英雄人物排列次序的地位是同一的。即“神農”和“炎帝”均在伏羲氏之後，在黃帝之前。這同《史記·五帝本紀》的記載是一致的。其曰：“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鹹歸軒轅……而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此段和《周易·係辭下》那段的邏輯關係是一樣的。誠然，在一段文句裏，出現了“神農氏”和“炎帝”兩個稱呼，有些學者據此認為是二人，而仔細分析卻是對一個人的不同稱呼。因為誰都知道是黃帝軒轅氏在阪泉之野打敗炎帝之後被諸侯尊為天子的，他代表的是“炎帝”，即是“炎帝神農氏”而不是另一個人。其實在《周易》和《史記》之前，在《世本·帝係篇》中已將“炎帝”和“神農氏”合稱“炎帝神農氏”了。《世本》一書成書於戰國時期，作者不詳，可能是史官所記的。爾後西晉人皇甫謐所撰的《帝王世紀》、唐代司馬貞所作的《史記·補三皇本紀》、南宋羅泌撰的《路史·後記》和鄭樵所撰的《通誌·三皇記》等都采用了《世本》的合稱。可見，炎帝與神農氏合稱已被史家所認可。對於“炎帝”和“神農氏”的單稱和合稱的是與非問題，已有不少爭論，特別是一些學者闡述比較明確而合理炎帝與寶雞課題組：《炎帝·薑炎文化》，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5頁，在此不再贅論了。

在此要說明一點，就是“炎帝”是中原最早的農業部落之首領，完全有資格冠上“神農氏”的稱號。實際上，在原始社會的新石器時代沒有一個活生生的人叫“神農氏”者。“神農氏”之稱號，其實就是對發明農業和最早經營農業者的一種稱呼。誰是農業發明者，誰是最早農業部落的首領，沒有文字記載。而從考古資料來看，農業發明和經營農業最早見證是裴李崗文化和寶雞北首嶺發現的早於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距今8000－7000年之間。當時沒有成熟的文字，也不可能有文字記載。越是沒有文字記載，人們就越覺神秘。時人的智力不可能理解哪一位能人能夠發明農業？能在荒蕪的土地上種出糧食？能把野生動物馴化成供給人們日常肉食的家畜家禽？就想像是哪位“神”為之，這是很自然的事。“神農氏”之稱，實際上是把發明農業的人“神化”。這種情況並不是孤例。就像把居住在樹上的人稱為“有巢氏”；鑽燧取火的人稱為“燧人氏”；發明漁網和用弓矢狩獵而馴養野生動物的家畜的人稱為庖犧氏（伏羲氏）等一樣，都不是對某個人的稱呼，而是對一個群體的稱呼。“神農氏”也不是對一個人的稱呼，而是對發明農業和最早經營農業的人群的稱呼。在這個意義上說，“炎帝”是薑姓農業部落首領的世襲稱號。“炎帝”作為農業部落首領不止一代，當然也不止一個人，在這個意義上說，也是一個群體。當然，若具體到某一代首領，炎帝又是活生生的一個人，具有曆史人物的品格，是個真人李紹連：《炎帝和黃帝探論》，《中州學刊》1989年第5期。這樣，“炎帝神農氏”的神聖稱號應歸第一代炎帝。

從純學術上而言，中國有廣袤的國土，有不同的氣候帶，適宜農業的地域甚廣，何處是最早的農業發祥地？現今尚很難斷定。不過，根據古籍記載的傳說和考古發現，中原當是我國農業發明最早和發達的地區。首先是因為炎帝神農氏的傳說發生在中原地區。從先秦諸子到史籍都較廣泛記述了炎帝神農氏的傳說，除前麵所提及的事例外，還有很多。例如，《商君書·畫策》曰：“神農之世，公耕而食，婦耕而衣。”《韓非子·六反》曰：“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列子·說符》曰：“嚐觀之神，有炎之德。”《呂氏春秋·慎勢》曰：“神農十七世而有天下，與天下同也。”《戰國策·趙策》曰：“犧、神農教而不誅。”在這裏不可能一一列舉。總之，從先秦古籍看，炎帝神農在中原地區發明農業和經營農業是全國處於領先地位的。正如《淮南子·修務訓》曰：“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蟲龍之肉，於是神農乃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之宜燥濕肥磽高下……。”

在中原不僅有發明農業的傳說，而且也有考古發現新石器時代早期農業文化的證據。陝西的寶雞地區是傳說炎帝誕生和成長的地區，僅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就多達700餘處炎帝與寶雞課題組《炎帝·薑炎文化》，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頁，僅寶雞市區就有80餘處，而薑氏城周圍又占一半以上，可見該地農業聚落分布相當密集。農業聚落遺址分布密集說明這裏的原始農業比別處發達。在已發掘的遺址中，出土了數量較多的石斧、石鏟、石鐮等農業生產工具。其中，北首嶺遺址比較典型，發掘中出土石斧、石鏟、骨鏟、石刀等生產工具248件，其中絕大多數是農業生產工具，還有糧食加工工具如石磨盤、石磨棒20餘件。該遺址還同時出土了家雞、家畜、家犬（狗）和牛等骨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寶雞北首嶺》，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特別是家雞，這裏比別處遺址發現時代較早。再加上出土的石、陶紡輪和骨針，以及大批日常生活的陶器，這樣，以農業為主，以家畜家禽飼養業、紡織手工業和製陶手工業為輔，便構成了一種自給自足的典型的農業經濟模式。

這種經濟模式除了陝西寶雞地區外，在中原其他廣闊的地方，都可以通過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考古發現看到。例如在河南地區發現的裴李崗文化和河北地區發現的磁山文化都發現了距今7000－8000年的農業文化，亦都有農業兼畜牧業、製陶業和紡織業的內容，一律是自給自足型的農業經濟。可見這是中原一種早期農業經濟的模式。這種經濟模式，經其文化的後繼者，即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乃至夏、商、周、秦、漢、隋、唐、明、清諸世代沿襲下來，成為古代東方最具有典型意義的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模式。中國的曆史證明，中原農業對整部中國古代史的影響是巨大的。

當然，中國的各地農業，可能不是全由中原農業的影響而發現起來，也就是說農業的發源地也可能是多個的。學術界對此也有分歧。嚴文明先生較早地把中國劃分為南北兩大農業經濟區，即北方旱地農業和南方稻作農業嚴文明：《中國農業和養畜業的起源》，《遼海文物》1989年第2期。如是說，中國農業至少有兩大發祥地。根據農作與氣候、土質的密切關係而言，此說是合理的，即使現今的農作總體上也是這樣南北區分的。但是，正如嚴先生指出，即使是新石器時代在北方也有些地方種植水稻。從現有考古資料看，以中原為核心的北方地區主要是種植粟、黍和高粱，也有不少地方兼種水稻。例如，在河南舞陽賈湖、陝西西鄉何家灣、河南澠池仰韶村和淅川下王崗等遺址都發現了裴李崗文化或仰韶文化時期的稻穀（或稻殼痕跡）。特別是在舞陽賈湖遺址發現的稻穀顆粒較多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舞陽賈湖》，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並經專家鑒定，確認是人工種植水稻，證明在北方距今8000年前便有稻作。這個發現並不比迄今南方發現的稻作，例如浙江河姆渡遺址稻穀遺存晚而是更早。從這個現象看，絕不能斷言水稻屬於南方，由南方發明傳播到北方。由於中原兼有北方和南方糧食作物，並種植較早，所以中原為我國最早農業發祥地之說並不為過。由此推論把“神農氏”的稱號加冠於炎帝的頭上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先有炎帝的稱謂，後冠“神農氏”，兩種稱號合一，完全出於周秦至後世重農思想所導致的結果，絕不是把兩個不相幹的傳說英雄人物人為地捏合為一。

二、我國各地關於炎帝神農氏的傳說和紀念性壇廟遺跡

炎帝神農氏在以農業立國的中國，受到炎黃子孫的崇敬，他們不僅把他同黃帝一樣當作英雄的祖先，而且還當作農神一樣加以祭祀和頂禮膜拜。這種敬祖拜神的行為，除見之於古籍之外，還在全國各地遺留下來很多神農廟壇之類文物遺跡。此類祭祀神農的廟壇，既有官立的，也有民間集資修建的。

陝西寶雞地區向來傳為炎帝故裏，所以在以薑氏城為中心的周圍地區立祠建廟，對炎帝神農氏經常（每逢農曆初一、十五日或春播秋種前後）加以焚香膜拜或定期祭祀，這是很自然的事。而其他地區民眾對炎帝神農氏的祭祀亦毫不遜色。由於民眾對祖先的崇敬已成為傳統習慣，以及對農神的敬畏及祈禱五穀豐登，使民眾對炎帝神農氏的祭祀，自古至今曆久不衰。這種壇廟多建於山丘之上，房屋建築規模不大，甚至隻是一個土壇，由於兵燹和風雨剝蝕等各種原因，迄今所剩無幾。當然，也有一些匿跡山野，今人未發現。據報載，2002年夏來自全國的考古專家和古建專家對河南省沁陽市神農山一帶進行考察，結果發現包括山西省鄰近的93平方公裏範圍內有136個與神農相關的地名與傳說。如在山西境內發現有神農城、炎帝陵、神農泉、神農廟、神農井；河南境內有神農壇、神農廟、五穀台、神農洞等。他們特別對沁陽市境內神農山的山頂（海拔1028米）的神農壇進行了重點考察，“專家最後一致認定，像這樣建在高山之巔的史前祭壇世界罕見，是我國目前發現的唯一一座與神農炎帝有關的祭壇。”並認為“綜合民間傳說、金石資料、考古發現，這裏應當是神農族人祭祀的場所。”李紅軍等：《神農壇：神農炎帝的祭祀場所》，《大河報》2005年5月23日。這個材料說明，炎帝神農對中國古代社會影響巨大，不僅有其業績的傳說，還廣泛設壇和廟加以祭祀。不過，說此神農山的祭壇是“神農族人祭祀的場所”，筆者不敢苟同。因為在如此高的山頂上建築如此龐大的圜丘狀祭壇，古壇地麵以下還有30－40厘米厚的積土，人們要問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僅會製造和使用石鏟之類的取土工具，他們如何並從何處運來那麽多土？特別是原土壇已被毀，原狀不可知，所剩土壇裏隻有“少量散亂草木灰”，而沒有任何有時代標誌物如陶片之類，又怎能據此做出判斷！他們唯一的證據是壇周圍出土的元中統二年《重修陽洛山記》石碑，碑文中有一句“壟實自於炎農”一句。但對於史前的事來說，元代石碑之書不足為證據而信之。關於此壇的建築年代，應當再進一步研究。不過，此碑則可證明，此祭壇是元代以前修建的。

炎帝神農氏是中原的農業部落首領，更是農業的發明者。但是炎帝僅僅是中原一個主要的農業部落，而且經過奮鬥，“神農十七世而有天下”，也就是經曆了相當長的時間之後才成為中原部落的霸主，後勢衰被黃帝所取代。在這段時間裏，炎帝部族已經遷徙過不少地方，如河南的淮陽地區，“以陳為都”；河北中部涿鹿縣地區，在阪泉與黃帝交戰，後來盡管與黃帝結成聯盟，其部族大部留在中原並逐漸被黃帝族所同化變為華夏族，但也有部分遷往南方。所以其部族及其後裔的活動範圍遠不止中原地區。其中某代炎帝神農氏在湖北隨州地區，故有神農氏生於“烈山”或“列山”之說。炎帝族在此地帶活動，故有炎帝神農氏在湖北神農架林山搭架采藥之說。同時，由於末代炎帝往南遷徙之故，並有炎帝死葬湖南之說晉·皇甫謐的《帝王世紀》載葬於長沙，宋代羅泌《路史》載：炎帝“崩葬長沙茶鄉之尾，是曰茶陵”。茶陵縣後分置酃縣。今炎帝陵在酃縣，近又改名為“炎陵縣”。湖南酃縣有炎帝陵及“洗藥池”、祠、坊、“天使行館”等建築。此地又是常常祭祀炎帝神農氏的地點之一。此炎帝陵建於何時不得而知。但據明萬曆吳道南碑文可知，是依宋太祖之夢發現的，可見至少宋代之前已存在。

當然，同北方中原地區一樣南方不少地方（即如今陝西、河南、山西、河北、山東等北方諸省及安徽、湖北、湖南等省廣大地區）也有炎帝神農氏的傳說或活動的“遺跡”。其中的傳說，可能是炎帝族後裔遷徙並居住在當地形成和流傳的，而一些有關炎帝神農氏活動的“遺跡”則是訛傳或出於對炎帝神農氏的崇敬或宣揚其功績而“製造”的。所以，各地出現壇和祠等祭祀和紀念炎帝神農氏的建築是不足為怪，更是可以理解的。

三、神農崇拜與中國古代的重農和民本思想

炎帝是人非神，為何人們給其冠於“神農氏”的稱號外，還到處設壇建祠常常祭祀和紀念他呢？中國民族文化傳統，對國家民族有突出貢獻或有重大功績的人，常建祠塑像予以紀念和祭祀，即把人當神。對炎帝即如是，而不能真把炎帝當神視之。縱觀古籍有關炎帝的傳說業績內容並證之以新石器時代早期農業的考古發現，炎帝確是人而非神。人們之所以把炎帝冠稱神農氏並當神祭祀之，除了他發明農業之神奇和對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之外，還與中國古代的重農和民本思想有密切關係。

在古代，包括國王在內所有階級階層都靠農業養活，農業不僅提供人們糧食；還由農家飼養家畜家禽提供肉食；由農家種植桑麻，才有布匹絲錦；由農民繳納賦稅，才能保障國家財政開支……總之，古代社會以農業經濟為支柱，農業經濟衰退則江山不保。農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農業是整個古代世界的決定性的生產部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5頁。特別是中國，幾千年來一直都是以農業立國，統治者更深深懂得農業的特殊意義。自夏商周三代起，一直到明清兩代，曆代統治者無一不重視農業。特別是三代國王，在開春都親自開犁躬耕，並時時關注旱澇和年終的收成。這種統治者關注農業生產的事，在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中有大量的記錄。例如：

乙亥卜，王往觀藉。《甲》3420

王大令眾人曰力力力口田，其受年。《合集》5

王令多尹裒田於西受禾。《合集》33209

貞王勿往省黍。《合集》9612

王往致眾黍於冏。《合集》10

商王除親自指揮或派官員管理生產，並親臨田間視察外，還經常占卜農業作物的收成，是“受年”或“不受年”。“年”就是禾、黍等作物收成，“受年”表示豐收，“不受年”表示歉收。為了農業豐收，當旱年還占卜求雨。據傳商湯還在桑林親自作法祈雨，這些都說明對農業生產的高度關注。

直到明清時代，由於農業仍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命脈，所以統治者仍保持對農業的高度重視，至少在形式上仍保持重農的各種禮儀習俗。例如，在明清兩代都城的北京宣武區永定門大街西有建於明代嘉靖年間的先農壇，就是祭祀先農的神壇，而其太歲殿西的觀耕台下，有藉田一畝三分，傳為明清兩代每年三月上亥日，皇帝來此扶犁親耕，三公九卿從耕，皇帝耕後即上台觀耕。盡管這僅僅是一種儀式，但反映出中國古代統治者重視農耕的傳統是不變的。當然，中國古代社會的重農思想還表現在各個方麵，其主要表現當是重農輕商的政策方麵，把農業視為“本”，把商業視為“末”。這是曆史事實，毋庸多言。

中國古代統治者，不僅重農，還由重農引發“民為本”、“民為貴”的思想。《孟子·盡心下》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本”、“民貴”的思想是一致的，都基於農業為本。農民之眾是勞動生產者（民之意並不是單指農民），離開民就沒有農業，就沒有國家的經濟支柱，而不是把農民把一般民眾看得多麽重要和高貴。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封建統治者把國家視為社稷江山，甚至把“社稷”視為自己的國家政權代名詞可以看出其意。《白虎通義》對“社稷”這樣詮釋：“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封土立神，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可知所謂社稷，就是土穀之神。把江山稱為“社稷”，可見其國家政權建立在農業之上，一榮俱榮，一衰俱衰，豈有不重視之理。所以，統治者祭祀農神當在情理之中。

廣大民眾當然更離不開農業。“神農嚐草別穀，烝民粒食，後世至今賴之。凡人以食為天者，可不知所本耶。”王楨：《農書》卷一。故中華子民設壇建祠，把炎帝神農當神祭拜，這是很自然的事。當今中國正在從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仍不能忘記農業，隻有農業高度現代化，才有國家的繁榮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