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俄羅斯曆史與文化
> 3 重新評價戈爾巴喬夫及其改革
3 重新評價戈爾巴喬夫及其改革
1 99 1 年底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已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全稱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簡稱俄聯邦或俄羅斯。蘇聯解體對原有的經濟運行機製及模式衝擊很大，俄羅斯開始了全新的轉型過程。這次轉型是從1 986 年戈爾巴喬夫上台後俄羅斯經濟改革為起點的。讓我們對戈爾巴喬夫及其改革作以全麵分析與評價，並著重分析一下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失敗與蘇聯解體的關係。
1 98 5年，54 歲的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並開始改革。頭兩年勢頭很猛，19 85—198 7 年國內改革氣氛十分活躍，他的改革成果已引起國際關注。尤其是在蘇共二十七大上，他提出要恢複列寧關於糧食稅的思想，並從大中企業入手，加速改革步伐。人們認為，如果戈爾巴喬夫能采取穩妥步驟，使改革與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思想接軌，那麽就不會出現今天這種解體局麵。可惜的是，戈爾巴喬夫沒有這種戰略素質，瞻前顧後，左右搖擺，斷送了改革的大好前程，自己也斷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眾人也指責他是聯盟解體的罪魁禍首。改革初期，他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紅極一時；改革中間，他主意不定，優柔寡斷，遭人唾棄；改革後期，他步入歧途，體製改革之舟翻覆車越軌。他的政治威望一落千丈。在蘇聯解體後，羅斯托夫市的一位黨員寫了一篇十分精彩的文章。文中說戈爾巴喬夫是人類曆史上罕見的總統：作為總統，他背叛了國家；作為領袖，他背叛了人民；作為總書記，他背叛了共產黨；作為最高統帥，他背叛了武裝部隊；作為一個人，他背叛了所有朋友。文章最後結論是：“他是一個孤家寡人，是遭社會唾棄的一具政治僵屍。”但下台後的戈爾巴喬夫仍不甘心失敗，他時而怨恨不已，牢騷不斷，時而雄心勃勃，伺機東山再起。1 99 2 年 3 月 3 日，他自籌資金，成立了一個戈爾巴喬夫基金會，研究和預測俄羅斯社會政治經濟形勢。大多數人對他的基金會嗤之以鼻，認為他再也不會有什麽作為。1 99 2 年3 月他出訪德國，在慕尼黑發表了枟從專製走向民主枠的演講，引起了俄國內輿論的反感。1 992 年5 月時他還訪問過美國，四處遊說。美國一家報紙報道了他的行蹤，文章的標題是枟戈爾巴喬夫：資本主義的工具枠。就在戈爾巴喬夫在國外到處講演時，俄羅斯國內組建起了一個“公眾調查戈爾巴喬夫委員會”，他們以“大量文件及國際法專家的結論”為依據，得出了戈爾巴喬夫在任職期間違背誓言，違反憲法和法律，給人民和國家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該委員會向俄檢察長對戈氏提出刑事起訴，並要求將他交付法庭審判，還追究他在“八一九”事件中所起的壞作用。總之，下台的戈爾巴喬夫眾叛親離，十分狼狽。
但是我們應從曆史學角度來評判他，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也不能搞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老一套。戈爾巴喬夫在執政初期確實為國家做了些大事。至少有兩點可以肯定：一是他結束了冷戰局麵，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二是他把蘇聯經濟從軍事軌道上拉了出來，使蘇聯社會沿著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文化多元化的方向發展。這兩條應該說是符合世界潮流的，順應了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當代世界的走勢。在當今世界上能改變世界格局的人不多。要害是戈爾巴喬夫政治素質太低，對解決國內改革全方位的難題無能為力，他隻能應付表麵上的眼前的事變，而不能統籌戰略全局，也拿不出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全方位國策。前幾年對他十分忠心的衛隊長、前克格勃將軍符· 麥德維傑夫在枟新時代枠雜誌上撰文，稱他是個“陽奉陰違之輩”，“他說的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正是他的素質斷送了他的政治生命。戈爾巴喬夫正好集中了國家領導人人才素質的負麵因素，才走上了自我斷送的絕路。他對蘇聯解體及蘇共瓦解負有一定的曆史責任。
從改革戰略看，戈爾巴喬夫改革最大失誤在突破口的選擇上。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改革思路比較正確：一從農業入手，二從物價入手，三從企業入手。“新官上任三把火。”應該說，戈爾巴喬夫這三把火燒得好。農業是經濟的基礎，無農不穩，中國改革就是從農業開始的。蘇聯70 年中曆屆改革者也都從農業入手。但是農業改革是個大工程，時間短看不出效果。改革物價勢在必行，因為蘇聯物價遠離價值，但物價改革又容易引起市場混亂；從企業改革入手，調整企業領導班子，又衝撞了一些既得利益者，引起了一大堆官僚們的反對。這樣改革不到兩年，黨內就出現了以利加喬夫為首的反對派，使戈氏改革陷入困境。
蘇聯維護官僚極權製的力量相當強大，從沙俄時代算起，曆代改革者都沒有好下場。在蘇聯70 年發展中，官僚特權問題不但沒解決，反而愈演愈烈。由於複雜的因素，長期以來，蘇聯很難把一些真正人才分流到各級領導層中去，各級領導多為二三流人才。還有許多是依靠關係爬上去的。年齡老化、知識淡化、思想頹化，舊體製鑄造出一批“政治靠文件，經濟靠指令”式的幹部隊伍。國際戰略專家認為：自上而下的縱向經濟結構容易產生和滋養官僚階層。這些人即不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也不懂得資本主義經營方式。他們根本不把黨和國家利益放在眼裏，也不關心改革大業的成敗。這批人應該看成是蘇聯瓦解及聯盟解體的禍根子。他們破壞了改革，從而使蘇共和蘇聯徹底垮台。
當反對派成了氣候之後，戈爾巴喬夫又放棄了抓農業、抓企業、抓物價的策略，轉向從政治改革入手。這個時間大約是1 98 7年。也就是說，從19 87 年起戈爾巴喬夫改革逐步變味了。他打出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旗幟，提出了“多一些民主、多一些社會主義”的口號，什麽話都可以說，什麽人都可以批判，什麽樣的組織都可以成立。盡管戈爾巴喬夫提出改革先讓人放開口說話有一定道理，但是他卻在這個關鍵問題上犯上戰略性的錯誤，使蘇聯改革走入歧途。
眾所周知，在世界各國的發展道路上經濟是主航道，蘇聯致命的問題是經濟結構病。但戈爾巴喬夫偏離了這一改革主路線——農業和企業，卻在民主社會主義山溝裏打遊擊，顯然是南轅北轍，頭痛醫腳。況且，他的“民主與自由”是一種脫離實際的政策，造成改革過程中連續的失策、失誤、失控，社會一片混亂，最終造成一種不可收拾、無法挽救的悲慘局麵。
早在19 88 年2 月，捷克出生的美國經濟學家簡· 瓦羅斯就曾指出，戈爾巴喬夫的致命錯誤就在於他沒有頂住利加喬夫這類傳統勢力的壓力，沒有把農業改革放在重要位置上，進而犯了某種關鍵性的戰略錯誤，從而把改革大業拖入危險之中。瓦羅斯還講，農業改革會立竿見影。受政府政策鼓勵，農民一年內就能把新鮮水果、蔬菜擺滿貨架，兩年內就能把雞、鴨、魚肉擺滿市場。戈爾巴喬夫喪失了這個機會。
戈爾巴喬夫從以經濟為中心轉變至以政治為中心的改革思想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論與說法，這些觀點集中在他寫的枟改革與新思維枠一書裏。他的主觀目的是先用政治改革來喚起蘇聯人民生機勃勃的創造熱情及大無畏的勇氣，使蘇聯從停滯、僵化狀態中解脫出來，然後再解決經濟問題。當時美國著名的蘇聯問題專家斯蒂易· 科恩就講過：“戈爾巴喬夫確實激發了蘇聯社會新的活力，但這將會給蘇聯社會帶來重大的政治後果。”事實驗證了科恩的預見。在戈爾巴喬夫的民主社會主義旗幟下，到蘇聯劇變前夕，全蘇卷入各種政治組織的人數達250 萬，出現了45 個大的政治組織，其中激進派組織僅占 2%，但他們卻控製著40%的輿論工具。他們不是推進改革的有效力量，而是社會不安定的動亂因素，他們時而極“左”，時而極右。曆史教訓一再證明，極“左”極右思想是互相反彈的，他們不僅重創社會的精神路線，而且也在摧毀著社會的物質基礎。
世界曆史證明，向市場經濟過渡是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西方至少用了兩個多世紀的時間。據美國枟紐約時報枠估計，蘇聯東歐私有化進程至少要10 0 年。但是在劇變前蘇聯經濟學界有人提出“五百天計劃”，試圖通過50 0 天奮鬥就能完成向私有化過渡，由於該計劃係空中樓閣，最後胎死腹中。他們急如星火般地奔向市場經濟，他們還沒有認識到構建市場經濟的長期性及複雜性。
在國內外各種思潮合流影響下，計劃經濟被蘇聯公民看成是“萬惡之源”，而市場經濟被看成是靈丹妙藥。計劃經濟體製及聯盟之間正常經濟聯係一下子雪崩式的被摧垮了，而市場經濟框架一時又搭建不起來，蘇聯經濟成了一座空中樓閣。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既瓦解了計劃經濟，又沒建起市場經濟。最後使蘇聯陷入自己瓦解自己的結局，埋下聯盟解體的根子。經濟一片混亂，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
現在讓我們看看蘇聯是如何瓦解的，再看看戈爾巴喬夫是怎樣在政治上自己打倒自己的。從1988 年起到1991 年年底這3 年中，戈爾巴喬夫把蘇聯改革之車開進了政治鬥爭的漩渦之中，好像陷入泥潭，再也沒有開出來，直到翻車。也就是說，在蘇聯解體前3 年裏，他們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用在辯論政治是非上了，而不再關注經濟改革，放棄了經濟改革這一主旋律。他們甚至翻出曆史老賬，糾纏不休，把政治改革也引入了歧途，造成了蘇聯解體的嚴重後果。
在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國是資本主義世界中最落後的一個國家，它是通過政治突破方式建立起工農新政權的。在這類國家裏，即政治經濟相對落後的國家裏，由於各種曆史原因，人民群眾沒有經過民主訓練，再加上農民占多數，莊稼漢隻求溫飽，不求民主。因此，在它的生命全過程中必須始終強化中央政治總攬權，牢牢把握國家發展的總的戰略全局。西方一些專家也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隻要充滿活力，並且與廣大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係，是任何手段也無法戰勝的。作為黨的總書記，戈爾巴喬夫通過三個步驟把一個擁有近1 900 萬黨員的蘇聯共產黨打倒了。蘇共在政治上的失敗和垮台就造成了嚴重後果。
戈爾巴喬夫在政治上自我打倒的第一步就是關於斯大林的評價問題。這一步是從戈爾巴喬夫慶祝十月革命 70 周年的報告開始的（1987年 11 月）。它確定了蘇聯改革的新構想：改革的構想是否定斯大林體製，否定原體製必然涉及這個體製創建人斯大林，因為斯大林是這個體製的化身與象征。其實，從批判斯大林入手推動改革，已不是新東西了。30 多年前赫魯曉夫就這樣幹過。50 年代改革初期，赫魯曉夫就調動過所有輿論工具攻擊斯大林，借以鼓動起人們的政治熱情，為改革鳴鑼開道。當他的改革控製不住局麵時，赫魯曉夫又歌頌斯大林，借以穩住陣腳，控製局勢，這似乎是鳴金收兵。當戈爾巴喬夫改革遭到阻力時，他也步赫魯曉夫後塵，走上了反斯大林的道路。1 98 7 年 11月1 日枟改革與新思維枠一書出版，他提出了政治上多元化及公開性原則。不怕揭瘡疤。他提出一切都公開，國家政治以後不再有隱蔽地帶。1 1 月 7 日，他發表慶祝十月革命 70 周年的長篇講演，其中一節專門講曆史人物的評價問題。他明確指出：“斯大林的個性是極其矛盾的。據我們所掌握的材料，斯大林及其周圍的人在大規模鎮壓和違法現象中對人民所犯的過錯是巨大的和不可原諒的。”
1 98 9 年1 月6 日，蘇共政治局委員雅科夫列夫對西德枟明鏡枠周刊記者講，斯大林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曆史上最大和最不負責任的修正主義，斯大林賦予馬克思主義一種特殊的教條主義，致使馬克思主義失去力量。19 89 年7 月蘇聯枟青年近衛軍枠月刊上發表了列寧格勒工學院女教師尼娜· 安德烈耶娃的信，批評戈爾巴喬夫及雅科夫列夫的講話：“公開性之河必須淨化，否則將是一種難以控製的自發勢力及無政府主義思潮。”“在惡意貶低斯大林的盾牌後麵，正聚集著已開始對馬列主義、十月革命的攻擊力量。這些人要完全否定蘇聯人民的曆史，並且把這些當成了改革的成果。”此後蘇聯國內放映一些 30 年代消滅富農、大清洗時的新聞紀錄片，發表了一係列有關消滅富農的文章。這就引起一片混亂，造成人們信仰危機。
對重要曆史人物的評價對一個國家及一個政黨來說是生命攸關的大事，不能掉以輕心，更不能偏激，帶上感情色彩。作為蘇共領袖的戈爾巴喬夫明智的做法是不要把改革的注意力轉移到曆史問題上，堅持以經濟為中心的戰略，對斯大林評價應該客觀、公正、準確。並且，對這一敏感問題不允許突破，在曆史重大問題上不能有任何退讓，否則準會引起混亂，破壞改革大業。在這點上，中國197 9 年改革以來，“文化大革命“及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鄧小平同誌處理得十分正確，其效果也非常突出。“往事不堪回首”，一切往前看，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這裏鄧小平表現出了一個成熟政治家的大家風範，在關鍵時刻能把握大局，才保證了中國改革的順利進行。與之相比，戈爾巴喬夫顯得十分無能，他是一個不合格的改革家，也是一個不成熟的政治家。
在戈爾巴喬夫多元化、自由化、公開化旗幟下，3 年裏蘇聯一下子冒出來9000 多個大小不等的政治組織，其中 3000 個左右的大組織裏比較有實力的隻有 40 多個。這些名目各異的組織大部分把蘇聯看成仇敵，以反共為其擴大組織的主要手段。他們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能量要比西方對蘇聯瓦解的力量大得多。這些反共思潮代表人物，千方百計地尋找打倒蘇共的政治突破口，進而使蘇聯政治局勢陷入一種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戈爾巴喬夫的講話及專著，正好給了反對勢力一個提示：否定斯大林就等於否定斯大林體製，否定斯大林體製，就等於否定蘇聯共產黨業績及其本身。這正是戈爾巴喬夫自我打倒的關鍵之處。對斯大林及斯大林體製的評價問題，始終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蘇聯曆史發展道路上的關鍵，對曆史人物的評價是一個民族政治素質的標誌，也是後代人推動國家發展的一個啟動器。盡管斯大林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與錯誤，但對他的評價應該實事求是，堅持客觀科學的原則。我們講的改革，不是推翻重來，而是完善與革新。如果完全否定了自己國家的發展道路，砍掉了自己社會生活中的旗幟，那就沒有改革大業可言了。
斯大林（1 879—19 53）是位有爭議的曆史人物，但是他在蘇聯曆史舞台上演出過有聲有色的一幕，占有突出的曆史地位。與俄國曆史上所有傑出人物相比，他的成績最顯著，犯下的錯誤也最嚴重。在斯大林一生中有兩大曆史功績，足以彪炳史冊：第一，在他執政30 年中，蘇聯從一個落後的以自然經濟為主的國家變成了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大國，創造了經濟騰飛的曆史奇跡。自從1861 年農奴製改革以來，曆代沙皇都夢寐以求地追求大國地位，發展經濟。但受沙皇專製及農奴製殘餘的嚴重束縛，經濟無法起飛。他們也曾對外發動戰爭，以求發展，結果是不但沒有獲利，反受其害。一戰耗盡俄國的國力和財力，導致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現實對俄國70 年前的發展道路做出了曆史結論：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俄國。
十月革命使俄國走上了社會主義發展道路。20—30 年代，斯大林通過兩個五年計劃（1928—1936），使蘇聯工業產值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斯大林用事實向世人證明：社會主義製度是有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資本主義發展速度的。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斯大林創立了一套體製，盡管它有缺陷，但它畢竟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實踐了的社會主義模式，為後來者提供了借鑒，積累了經驗。斯大林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開創者及建築師。
第二，他為打敗法西斯，為取得衛國戰爭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1941 到1945 年的蘇聯衛國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主戰場。這場戰爭是文明與野蠻、民主與獨裁的一場大搏鬥。它的結果影響了整個人類社會發展過程。斯大林在這場戰爭中表現出超人的膽識及卓越組織能力與號召力。他頂住了希特勒的閃電戰術，擊破了德國法西斯不可戰勝的神話，給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以極大鼓舞。斯大林又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倡導者，他促進並完成了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建立。蘇聯紅軍是戰勝法西斯的主力，蘇聯人口損失及物質損失是二戰參加國損失總量的41%。斯大林是這支主力軍的統帥，其作用不可低估。
斯大林一生嚴重錯誤有三條：一是他的個人缺點，有權力欲、喜猜疑、很粗暴；在思想方法上形而上學、片麵化、絕對化；二是對他的個人崇拜的形成，造成蘇聯政治體製缺點的膨脹，也造成蘇聯社會生活中許多不正常、不合理現象。第三，也是斯大林一生中最嚴重的錯誤，這就是他的階級鬥爭理論及肅反擴大化問題。這也是最容易被人揪住的小辮子。因為 19 36—1 93 9 年肅反所造成的結果是很悲慘的：三年肅反中受迫害的各級幹部達4 00 萬~50 0 萬人，其中至少有50 萬人被槍決了。肅反是斯大林一生中最黑暗的一頁，它給社會主義抹了黑，造成了蘇聯社會生活及領導集團中長期不穩定，也損害了蘇聯經濟和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
但是，在改革過程中對曆史人物評價是個敏感題目，不宜翻舊賬。到了20 世紀90 年代再用批判斯大林來推動改革已是戰略錯誤。應該看到，對斯大林評價是個戰略視點問題，並非是他個人功過問題。從這點上來說戈爾巴喬夫是有罪的，正是他在慶祝十月革命7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引起了否定斯大林、攻擊蘇聯道路及蘇共的風波。據查，在蘇聯解體之前，卷入各種政治組織及各種政治活動的人約為 25 0 萬。其中真正反斯大林、反對蘇共的是少數，但這一小部分人能量大，他們能誤導處在觀望之中的多數人。後來形成的幾大派別就是在這種基礎上形成的。事實上他們中的無論哪個組織都不能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及廣大蘇共黨員。當時多數人實質上觀望。他們中極少數人是在爭奪權力。沒有個人野心他們不會有那麽高的熱情。他們根本沒有把國家前途與人民利益放在心上。一些人惟恐天下不亂。從一定角度上說，否定斯大林、否定蘇共，也就是為資產階級政治打通道路。他們高呼的“民主、自由”口號，實質就是自由地瓦解國家經濟，自由地醜化社會主義製度，自由地否定自己的發展道路。
戈爾巴喬夫在政治上自我打倒的第二步是否定列寧。如果說全麵否定斯大林是為全麵打倒蘇共尋找政治突破口的話，那麽誣蔑、否定列寧就是挖蘇共“老祖墳”。大約在1 990 年前後，蘇聯興起了改名熱，許多以列寧名字命名的城市、街道紛紛改名。如列寧格勒改為聖彼得堡，以列寧姓命名的烏裏揚諾夫斯克改為辛比爾斯克，列寧納巴德（塔吉克第二大城市）改為苦盞。1990 年7 月10 日，蘇共中央做出決議：“中央明確表示堅決反對對列寧進行人身攻擊，保護這位政治家和思想家免受詆毀、汙辱，是每個黨員和公民的責任。”從這段文字中我們已能看出問題的嚴重程度。1990 年 10 月 12 日，戈爾巴喬夫就製止侮辱曆史博物館及國家標誌物發布命令，命令說：“近來各地不斷發生粗暴淩辱蘇聯國家奠基人列寧紀念碑、十月革命建築物、衛國戰爭紀念碑事件，政府堅決製止這種野蠻行為。”但實質上放開容易製止難，一旦喪失原則，混亂局麵不可收拾。一紙命令豈能製止得了？！
1 99 1年“八一九”事件剛一結束，莫斯科市長波波夫就下令關閉列寧博物館。1991 年9 月 5 日民主派代表人物索布恰克在人代會上提出要將列寧遺體搬出紅場。當時蘇聯文化部長在會上就講：“列寧墓是曆史時刻的一種反映。正是這個人給貧困、無知和饑餓的人民帶來了希望。”由於多數人反對，列寧墓才保存至今。1 99 2 年6 月，索布恰克又一次提出要遷葬列寧遺體，索布恰克甚至還同有關專家研究搬遷列寧遺體的技術問題。但多數公民及政黨認為：索氏此舉是在侮辱曆史偉人，並且會引起新的不安定因素。1992 年8 月 17 日，有關要遷移列寧遺體的傳聞不脛而走，10 00 多名群眾自發到紅場去保衛列寧墓。他們手拿紅旗及列寧像，隊伍中橫幅上寫著：“列寧永遠與人民在一起”、“不許觸動列寧”、“恢複蘇聯”等標語，格外醒目。這次自發集會持續了3 個小時。在此之後甚至有人在報上寫文章，建議把列寧遺體賣給美國人，供醫學研究之用。但出於對政局穩定考慮，俄當局始終未敢觸動這一問題。據統計，蘇聯50 萬以上人口的城市有 5 3 座，在 19 90 年之後改名的達 3 1 座，占61%。這種改名熱反映出的是一種非理性色彩的政治傾向，也反映出蘇聯社會的不穩定程度。而且，在一些城市還出現推倒列寧塑像、封閉列寧博物館等事件。這些政治現象總根源正是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自由化。赫魯曉夫當年批判斯大林十分激烈，但他沒有動列寧。戈爾巴喬夫與之相比顯得更可憎，他竟然把政治棍子打在了列寧的頭上。等到蘇聯解體已成事實時，人們才看出了這批誣蔑列寧的人的真正狼子野心。其要害是否定70 年蘇聯各族人民的發展曆史。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全世界，列寧的傑出貢獻及卓越才能都是公認的。在蘇聯解體前夕，一些人肆意詆毀列寧，其目的是要把馬列主義從蘇聯大地上掃除出去，讓蘇聯人民失去精神支柱及旗幟。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馬克思和列寧的紀念物仍被保存著，供世界人民去瞻仰。至今西方還有一批專門研究馬列主義的學者。
直到最近，關於列寧遺體的保護與處理問題仍被一些人搞得沸沸揚揚。列寧陵墓坐落在莫斯科紅場上，在克裏姆林前方。1924 年1 月27 日裝有列寧遺體的水晶棺安放在這裏。最初陵墓為木結構，19 30 年時改為花崗石和大理石建造。1 94 5 年又更新了水晶棺，陵墓內部又加以裝修。1 976 年又進行過一次檢修。列寧陵墓的結構與色調，肅穆凝重，外嵌有貴重大理石，黑色和灰色拉長石，深紅色的花崗石和方斑石。深紅色代表革命旗幟，黑色表達人民永遠悼念之情。陵墓體積為 58 00 立方米，內部容積為 24 00 立方米。墓前刻有列寧字樣的碑石淨重 60噸。陵墓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墓頂為平台。每逢重大節日，國家領導人即在此檢閱遊行隊伍及武裝部隊。平台兩側為觀禮台。沿黑色大理石台階而下，轉彎轉入陵墓中心悼念大廳。列寧安詳地躺在水晶棺裏，身著黃色上衣，胸前佩有一枚紅旗勳章。四季常青的樅樹環繞陵墓四周。陵墓每周開放兩次，人們自覺排起長隊，川流不息的人群肅靜地穿過紅場來瞻仰列寧遺容。克裏姆林宮斯巴斯克塔樓的自鳴鍾，每隔 15 分鍾鳴響一次，倍增肅穆氣氛。列寧墓旁隆重而莊嚴的1 號換崗儀式成了紅場一道風景線，每天都吸引著成千上萬遊人參觀。列寧陵墓已成為蘇維埃革命史的物化標誌。
但是，在戈爾巴喬夫自由化政策引導下，19 91 年 9 月，列寧格勒一政界要人竟提出要把列寧遺體搬出紅場，遷出莫斯科。直到今天，企圖毀壞列寧遺體及靈柩的言論及行為仍沒有停止。葉利欽曾表示要將這件重大事情交由人民投票公決。事實上，列寧在臨終前確實希望把自己葬在彼得格勒“沃爾霍夫斯科耶墓地”，因為列寧的母親葬在那兒。但是，列寧去世後，黨集中了全國人民的極為強烈的願望，把列寧墓安置在雄偉的莫斯科紅場。這標誌著蘇聯人民要把列寧的曆史功績、十月革命的光輝、蘇維埃國家創世紀的功勳定在國家心髒之處，並永遠昭示給他們的子孫後代及世界人民。多年來，列寧陵墓像克裏姆林宮那顆閃閃的紅星一樣，它一直激勵著蘇聯各族人民。它既是曆史的閃光點，又是現實走向的路標。如果說列寧墓是當年蘇聯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旗幟與路標的話，那麽要搬遷列寧墓的人就是要砍倒這麵旗幟，抹去這一象征。
戈爾巴喬夫在政治上自我打倒的第三步是放縱一些人攻擊十月革命。在1990 年11 月7 日，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大城市裏民主派上街遊行，他們打的標語牌上寫著：“十月政變是俄羅斯的悲劇！”“打倒列寧主義！”“打倒蘇共！”“葉利欽救救俄羅斯！”等口號。19 90 年9 月19 日枟消息報枠頭版發表文章枟11 月7 日人們向我們祝賀什麽？枠中寫到：“每年到11 月 7 日友好國家都要向我們發賀電，很難想象今年他們該如何措辭，因為這一天越來越使我們難堪。正如一個人在年輕時犯過錯誤，不久前又組織了新家庭，人們硬要繼續向新的家庭成員祝賀已解除了婚約的初婚紀念日。”199 0 年10 月20 日，“民主俄羅斯”在莫斯科舉行代表大會，他們宣布將把11 月7 日改為悼念在共產黨恐怖活動中犧牲者的節日。
眾所周知，十月革命顯示了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蘇共前身）在推翻沙皇專製製度中的作用。十月革命是俄國廣大工農兵群眾以大無畏的改天換地的精神，對舊世界的轉變實現了勝利的突破，在人類曆史上第一次讓普通勞動者及其代表掌握了國家政權。革命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政權從一個階級手中轉移到另一個階級的手中。僅就這一點它就具有偉大的開創性。列寧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性質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此之前，世界上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就是其殖民地。因此可以這樣說，十月革命是人類從根本上改變以貧養富世界格局的光輝起點。不管以後還要經過多少坎坷，但人類總是要走向這一彼岸：世界是勞動者的世界，勞動人民是這個世界的真正主人（目前從整體上看世界仍是一個以貧養富的世界）。從大戰略角度上看，俄國十月革命是改變以貧養富失衡世界的良好開端，而良性起點永遠是至高無上的，不容否定的。
但到了80 年代末，蘇聯出現了“十月革命沒有必要”的論調。對這股歪風戈爾巴喬夫非但不製止，反而火上澆油。在西方，一些學者也承認列寧這一壯舉，稱列寧是偉大的革命家。而蘇聯一些人卻一風吹，連根拔。這實質上是從根本上否定了蘇聯70 年發展道路，否定無產階級勝利和社會主義製度，從而完全否定了蘇共自己。這批否定十月革命的人實質上在為人剝削人的製度出力賣命，完全暴露了他們的資產階級屬性。戈爾巴喬夫容忍這些人自由宣揚資產階級論調，是自我打倒的典型表現。
長期以來蘇聯共產黨在政治上實行“絕對統一”、“絕對服從”、“絕對正確”的絕對哲學，破壞了執政黨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血肉聯係。在戈爾巴喬夫執政時又搞“絕對公開”、“絕對自由”、“絕對多元化”的絕對哲學，再次破壞了黨與人民的統一。這種從極“左”向極右的轉變，為各種資產階級思潮的複活與泛濫打開了大閘，導致了社會混亂及蘇共的瓦解。實際上，人世間就沒有絕對自由。自由的真正含意就是對一切負責。如果在思想方法上推行絕對統一，那麽共產黨人就是自己孤立自己；如果奉行絕對自由，那就是共產黨自己瓦解自己。這就是蘇共垮台為我們提供的寶貴經驗教訓。
蘇聯解體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意識形態上。戈爾巴喬夫自己搞亂了自己的陣地。尤其是在1 989 年之後，戈爾巴喬夫搞亂了國家思想文化戰線，從而搞亂了人們的意識形態，也從根本上搞亂了社會秩序及社會生活，最終造成了政治動蕩及嚴重的社會危機，引發了人們思想心理上的病態，從社會個體上開始了自我否定的序曲。信仰危機及蘇共瓦解就是戈爾巴喬夫公開性、自由化理論的幾個苦果。70 年來，曆屆蘇共領導人不重視對斯大林體製弊病進行根本性的改革，不重視執政黨自身的建設，不重視對新時代條件下符合本國國情的建設道路的理論探索。久而久之，嚴重地削弱了執政黨的政治活力，也逐漸地降低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黨內外出現的嚴重的腐敗現象愈演愈烈，政府不能有效地組織社會生活，執政黨拿不出總攬改革的成熟方案，幹部嚴重脫離群眾。1990 年7 月2 日，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二十八大上講：“幾十年來，蘇共隻是為專橫的官僚體製服務，這導致了黨內關係的嚴重變形，挑選幹部上的嚴重變形；在黨組織內部造成了一種漠不關心、無動於衷的消極氣氛。”戈爾巴喬夫的這些說法，實際上是動搖了改革的領導力量，把鬥爭矛頭指向蘇共。作為黨的總書記，這是犯罪。此後，蘇共中的民主綱領派領導人公開講：“黨已成為改革的主要障礙。不對黨進行徹底改造，任何改革方案都是不嚴肅的。現在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已不再相信蘇共能進行改革，共產黨的領導威信急劇下降，現已接近危機點。”這個激進派在蘇共二十八大上發言時公開講：“蘇共二址八大要解決的不是要不要市場經濟的問題，而是要不要蘇共問題，蘇共永遠退出曆史舞台的問題。”蘇聯枟星期枠周刊 1990 年第 11 期發表文章開始論述多黨製問題。在此之前，著名的民主派人士葉利欽、波波夫、索布恰克等人宣布退出蘇共。蘇共已陷入建黨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在1 990 年蘇聯社會陷入全麵危機背景及其壓力下，蘇共二十八大修改了黨章，蘇聯議會也修改了憲法中關於確認蘇共在蘇聯社會中領導地位的第六條條款，從而取消了蘇共的領導地位，提出在蘇聯實施多黨製及政治多元化，實行三權分立及議會民主。這樣國家大權從蘇共中央政治局轉入到總統委員會手中，蘇共分裂成若幹黨派。一些加盟共和國共產黨組織已自行解散。可見，蘇聯解體過程實際從蘇共二十八大已經開始了。戈爾巴喬夫改革走向了危機深淵。應該看到，正是戈氏理論混亂及自我否定打開了蘇共瓦解及意識形態混亂的大門。意識形態的混亂又造成了人們的精神空虛、道德困境及各種社會病態。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戈爾巴喬夫又自動放棄了輿論陣地。1990 年7 月15 日，戈爾巴喬夫發布了關於電視和廣播民主化的命令。命令說：“在蘇聯，政治多元化實際上已經形成，這就要求我國廣播電視的性質要發生根本的變化。”“國家的廣播電視應該獨立於政治和社會組織，不允許任何政黨進行壟斷。”應該看到新聞媒介是國家機器的核心部件。如果這個部位出了問題，國家機器就會癱瘓，人民群眾就不知所從，社會生活就無法得到宏觀控製，聯盟解體就隻是時間問題了。
西方對蘇聯解體也負有一定責任，尤其是美國。搞垮蘇聯一直是它的既定目標。在二戰後，在蘇美核競賽中，美國就占了上風，它既用先進科技成果發展軍工產品，又十分重視生產高、精、尖的民用品，以占領世界市場。而蘇聯經濟完全陷入軍事圈子裏，沒有用科技發展拳頭產業，也沒有發揮自己資源與科技人才優勢，致使民用工業與軍事工業長期在高耗、低效、懶散、浪費中維持。美國借此迫使對手在專一核競賽中瓦解經濟、分化政治，進而促使其垮台。二戰後美國控製了整個西歐市場，形成了對蘇聯東歐的經濟優勢。在與美國核競賽上，蘇聯投入了過多的人力、物力、財力，蘇聯被美國拖垮了。
自2 0 世紀5 0 年代初以來，蘇聯和東歐國內3 年一小亂，8年一大亂，國內階級鬥爭、權力鬥爭不斷，社會主義陣營自行瓦解。進入80 年代後期，蘇聯在內外戰鬥中經濟增長減慢，國內體製弊病越來越嚴重，幾乎走入死胡同。國際上中蘇論爭日趨激烈，蘇東關係日趨緊張。60 年代中蘇分歧與爭論進而擴大到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搞“大論戰”，開始出現局部軍事對抗與戰爭，其結局當然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自我摧毀。
就在80 年代蘇聯經濟岌岌可危的狀況下，裏根政府采取兩項重大措施，瓦解了蘇聯經濟。一是降低石油價格，斷了蘇聯的一大財源；二是推行“星球大戰計劃”，叩響了新的一輪軍備競賽的警鍾，迫使蘇聯應戰。美國利用“星球大戰計劃”將新興學科牽引提前15 年，尤其是在計算機運用上掌握世界主導權。而且，裏根政府自1983 年5 月大肆宣揚“星球大戰計劃”，其重要目的就在於瓦解蘇聯。1995 年3 月14 日俄羅斯的枟紅星報枠揭示，美國早在198 2 年上半年就製足了旨在使前蘇聯經濟崩潰計劃。當時裏根簽發了32 號命令，批準了一係列經濟措施及外交活動。該命令的第一句話就是：“讓他們去浪費力量，把主動權抓過來。”此後，美國到處散布假情報，誘使蘇聯上鉤，迫使他們去大量花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蘇聯領導人是在審視美國冷戰戰略上出現了重大判斷上的錯誤，使其國策出現偏差，這裏表現出其決策人的低層次、低水平。冷戰達到了戰爭所達不到的水平，可見冷戰之冷。這也使人們看到：最大的失誤正是戰略決策的失誤。總之，蘇聯在這輪新的軍備競賽中是個徹底的失敗者，而這次失敗的代價太大，教訓慘痛而深刻。
1 98 5年，54 歲的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並開始改革。頭兩年勢頭很猛，19 85—198 7 年國內改革氣氛十分活躍，他的改革成果已引起國際關注。尤其是在蘇共二十七大上，他提出要恢複列寧關於糧食稅的思想，並從大中企業入手，加速改革步伐。人們認為，如果戈爾巴喬夫能采取穩妥步驟，使改革與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思想接軌，那麽就不會出現今天這種解體局麵。可惜的是，戈爾巴喬夫沒有這種戰略素質，瞻前顧後，左右搖擺，斷送了改革的大好前程，自己也斷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眾人也指責他是聯盟解體的罪魁禍首。改革初期，他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紅極一時；改革中間，他主意不定，優柔寡斷，遭人唾棄；改革後期，他步入歧途，體製改革之舟翻覆車越軌。他的政治威望一落千丈。在蘇聯解體後，羅斯托夫市的一位黨員寫了一篇十分精彩的文章。文中說戈爾巴喬夫是人類曆史上罕見的總統：作為總統，他背叛了國家；作為領袖，他背叛了人民；作為總書記，他背叛了共產黨；作為最高統帥，他背叛了武裝部隊；作為一個人，他背叛了所有朋友。文章最後結論是：“他是一個孤家寡人，是遭社會唾棄的一具政治僵屍。”但下台後的戈爾巴喬夫仍不甘心失敗，他時而怨恨不已，牢騷不斷，時而雄心勃勃，伺機東山再起。1 99 2 年 3 月 3 日，他自籌資金，成立了一個戈爾巴喬夫基金會，研究和預測俄羅斯社會政治經濟形勢。大多數人對他的基金會嗤之以鼻，認為他再也不會有什麽作為。1 99 2 年3 月他出訪德國，在慕尼黑發表了枟從專製走向民主枠的演講，引起了俄國內輿論的反感。1 992 年5 月時他還訪問過美國，四處遊說。美國一家報紙報道了他的行蹤，文章的標題是枟戈爾巴喬夫：資本主義的工具枠。就在戈爾巴喬夫在國外到處講演時，俄羅斯國內組建起了一個“公眾調查戈爾巴喬夫委員會”，他們以“大量文件及國際法專家的結論”為依據，得出了戈爾巴喬夫在任職期間違背誓言，違反憲法和法律，給人民和國家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該委員會向俄檢察長對戈氏提出刑事起訴，並要求將他交付法庭審判，還追究他在“八一九”事件中所起的壞作用。總之，下台的戈爾巴喬夫眾叛親離，十分狼狽。
但是我們應從曆史學角度來評判他，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也不能搞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老一套。戈爾巴喬夫在執政初期確實為國家做了些大事。至少有兩點可以肯定：一是他結束了冷戰局麵，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二是他把蘇聯經濟從軍事軌道上拉了出來，使蘇聯社會沿著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文化多元化的方向發展。這兩條應該說是符合世界潮流的，順應了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當代世界的走勢。在當今世界上能改變世界格局的人不多。要害是戈爾巴喬夫政治素質太低，對解決國內改革全方位的難題無能為力，他隻能應付表麵上的眼前的事變，而不能統籌戰略全局，也拿不出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全方位國策。前幾年對他十分忠心的衛隊長、前克格勃將軍符· 麥德維傑夫在枟新時代枠雜誌上撰文，稱他是個“陽奉陰違之輩”，“他說的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正是他的素質斷送了他的政治生命。戈爾巴喬夫正好集中了國家領導人人才素質的負麵因素，才走上了自我斷送的絕路。他對蘇聯解體及蘇共瓦解負有一定的曆史責任。
從改革戰略看，戈爾巴喬夫改革最大失誤在突破口的選擇上。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改革思路比較正確：一從農業入手，二從物價入手，三從企業入手。“新官上任三把火。”應該說，戈爾巴喬夫這三把火燒得好。農業是經濟的基礎，無農不穩，中國改革就是從農業開始的。蘇聯70 年中曆屆改革者也都從農業入手。但是農業改革是個大工程，時間短看不出效果。改革物價勢在必行，因為蘇聯物價遠離價值，但物價改革又容易引起市場混亂；從企業改革入手，調整企業領導班子，又衝撞了一些既得利益者，引起了一大堆官僚們的反對。這樣改革不到兩年，黨內就出現了以利加喬夫為首的反對派，使戈氏改革陷入困境。
蘇聯維護官僚極權製的力量相當強大，從沙俄時代算起，曆代改革者都沒有好下場。在蘇聯70 年發展中，官僚特權問題不但沒解決，反而愈演愈烈。由於複雜的因素，長期以來，蘇聯很難把一些真正人才分流到各級領導層中去，各級領導多為二三流人才。還有許多是依靠關係爬上去的。年齡老化、知識淡化、思想頹化，舊體製鑄造出一批“政治靠文件，經濟靠指令”式的幹部隊伍。國際戰略專家認為：自上而下的縱向經濟結構容易產生和滋養官僚階層。這些人即不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也不懂得資本主義經營方式。他們根本不把黨和國家利益放在眼裏，也不關心改革大業的成敗。這批人應該看成是蘇聯瓦解及聯盟解體的禍根子。他們破壞了改革，從而使蘇共和蘇聯徹底垮台。
當反對派成了氣候之後，戈爾巴喬夫又放棄了抓農業、抓企業、抓物價的策略，轉向從政治改革入手。這個時間大約是1 98 7年。也就是說，從19 87 年起戈爾巴喬夫改革逐步變味了。他打出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旗幟，提出了“多一些民主、多一些社會主義”的口號，什麽話都可以說，什麽人都可以批判，什麽樣的組織都可以成立。盡管戈爾巴喬夫提出改革先讓人放開口說話有一定道理，但是他卻在這個關鍵問題上犯上戰略性的錯誤，使蘇聯改革走入歧途。
眾所周知，在世界各國的發展道路上經濟是主航道，蘇聯致命的問題是經濟結構病。但戈爾巴喬夫偏離了這一改革主路線——農業和企業，卻在民主社會主義山溝裏打遊擊，顯然是南轅北轍，頭痛醫腳。況且，他的“民主與自由”是一種脫離實際的政策，造成改革過程中連續的失策、失誤、失控，社會一片混亂，最終造成一種不可收拾、無法挽救的悲慘局麵。
早在19 88 年2 月，捷克出生的美國經濟學家簡· 瓦羅斯就曾指出，戈爾巴喬夫的致命錯誤就在於他沒有頂住利加喬夫這類傳統勢力的壓力，沒有把農業改革放在重要位置上，進而犯了某種關鍵性的戰略錯誤，從而把改革大業拖入危險之中。瓦羅斯還講，農業改革會立竿見影。受政府政策鼓勵，農民一年內就能把新鮮水果、蔬菜擺滿貨架，兩年內就能把雞、鴨、魚肉擺滿市場。戈爾巴喬夫喪失了這個機會。
戈爾巴喬夫從以經濟為中心轉變至以政治為中心的改革思想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論與說法，這些觀點集中在他寫的枟改革與新思維枠一書裏。他的主觀目的是先用政治改革來喚起蘇聯人民生機勃勃的創造熱情及大無畏的勇氣，使蘇聯從停滯、僵化狀態中解脫出來，然後再解決經濟問題。當時美國著名的蘇聯問題專家斯蒂易· 科恩就講過：“戈爾巴喬夫確實激發了蘇聯社會新的活力，但這將會給蘇聯社會帶來重大的政治後果。”事實驗證了科恩的預見。在戈爾巴喬夫的民主社會主義旗幟下，到蘇聯劇變前夕，全蘇卷入各種政治組織的人數達250 萬，出現了45 個大的政治組織，其中激進派組織僅占 2%，但他們卻控製著40%的輿論工具。他們不是推進改革的有效力量，而是社會不安定的動亂因素，他們時而極“左”，時而極右。曆史教訓一再證明，極“左”極右思想是互相反彈的，他們不僅重創社會的精神路線，而且也在摧毀著社會的物質基礎。
世界曆史證明，向市場經濟過渡是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西方至少用了兩個多世紀的時間。據美國枟紐約時報枠估計，蘇聯東歐私有化進程至少要10 0 年。但是在劇變前蘇聯經濟學界有人提出“五百天計劃”，試圖通過50 0 天奮鬥就能完成向私有化過渡，由於該計劃係空中樓閣，最後胎死腹中。他們急如星火般地奔向市場經濟，他們還沒有認識到構建市場經濟的長期性及複雜性。
在國內外各種思潮合流影響下，計劃經濟被蘇聯公民看成是“萬惡之源”，而市場經濟被看成是靈丹妙藥。計劃經濟體製及聯盟之間正常經濟聯係一下子雪崩式的被摧垮了，而市場經濟框架一時又搭建不起來，蘇聯經濟成了一座空中樓閣。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既瓦解了計劃經濟，又沒建起市場經濟。最後使蘇聯陷入自己瓦解自己的結局，埋下聯盟解體的根子。經濟一片混亂，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
現在讓我們看看蘇聯是如何瓦解的，再看看戈爾巴喬夫是怎樣在政治上自己打倒自己的。從1988 年起到1991 年年底這3 年中，戈爾巴喬夫把蘇聯改革之車開進了政治鬥爭的漩渦之中，好像陷入泥潭，再也沒有開出來，直到翻車。也就是說，在蘇聯解體前3 年裏，他們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用在辯論政治是非上了，而不再關注經濟改革，放棄了經濟改革這一主旋律。他們甚至翻出曆史老賬，糾纏不休，把政治改革也引入了歧途，造成了蘇聯解體的嚴重後果。
在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國是資本主義世界中最落後的一個國家，它是通過政治突破方式建立起工農新政權的。在這類國家裏，即政治經濟相對落後的國家裏，由於各種曆史原因，人民群眾沒有經過民主訓練，再加上農民占多數，莊稼漢隻求溫飽，不求民主。因此，在它的生命全過程中必須始終強化中央政治總攬權，牢牢把握國家發展的總的戰略全局。西方一些專家也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隻要充滿活力，並且與廣大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係，是任何手段也無法戰勝的。作為黨的總書記，戈爾巴喬夫通過三個步驟把一個擁有近1 900 萬黨員的蘇聯共產黨打倒了。蘇共在政治上的失敗和垮台就造成了嚴重後果。
戈爾巴喬夫在政治上自我打倒的第一步就是關於斯大林的評價問題。這一步是從戈爾巴喬夫慶祝十月革命 70 周年的報告開始的（1987年 11 月）。它確定了蘇聯改革的新構想：改革的構想是否定斯大林體製，否定原體製必然涉及這個體製創建人斯大林，因為斯大林是這個體製的化身與象征。其實，從批判斯大林入手推動改革，已不是新東西了。30 多年前赫魯曉夫就這樣幹過。50 年代改革初期，赫魯曉夫就調動過所有輿論工具攻擊斯大林，借以鼓動起人們的政治熱情，為改革鳴鑼開道。當他的改革控製不住局麵時，赫魯曉夫又歌頌斯大林，借以穩住陣腳，控製局勢，這似乎是鳴金收兵。當戈爾巴喬夫改革遭到阻力時，他也步赫魯曉夫後塵，走上了反斯大林的道路。1 98 7 年 11月1 日枟改革與新思維枠一書出版，他提出了政治上多元化及公開性原則。不怕揭瘡疤。他提出一切都公開，國家政治以後不再有隱蔽地帶。1 1 月 7 日，他發表慶祝十月革命 70 周年的長篇講演，其中一節專門講曆史人物的評價問題。他明確指出：“斯大林的個性是極其矛盾的。據我們所掌握的材料，斯大林及其周圍的人在大規模鎮壓和違法現象中對人民所犯的過錯是巨大的和不可原諒的。”
1 98 9 年1 月6 日，蘇共政治局委員雅科夫列夫對西德枟明鏡枠周刊記者講，斯大林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曆史上最大和最不負責任的修正主義，斯大林賦予馬克思主義一種特殊的教條主義，致使馬克思主義失去力量。19 89 年7 月蘇聯枟青年近衛軍枠月刊上發表了列寧格勒工學院女教師尼娜· 安德烈耶娃的信，批評戈爾巴喬夫及雅科夫列夫的講話：“公開性之河必須淨化，否則將是一種難以控製的自發勢力及無政府主義思潮。”“在惡意貶低斯大林的盾牌後麵，正聚集著已開始對馬列主義、十月革命的攻擊力量。這些人要完全否定蘇聯人民的曆史，並且把這些當成了改革的成果。”此後蘇聯國內放映一些 30 年代消滅富農、大清洗時的新聞紀錄片，發表了一係列有關消滅富農的文章。這就引起一片混亂，造成人們信仰危機。
對重要曆史人物的評價對一個國家及一個政黨來說是生命攸關的大事，不能掉以輕心，更不能偏激，帶上感情色彩。作為蘇共領袖的戈爾巴喬夫明智的做法是不要把改革的注意力轉移到曆史問題上，堅持以經濟為中心的戰略，對斯大林評價應該客觀、公正、準確。並且，對這一敏感問題不允許突破，在曆史重大問題上不能有任何退讓，否則準會引起混亂，破壞改革大業。在這點上，中國197 9 年改革以來，“文化大革命“及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鄧小平同誌處理得十分正確，其效果也非常突出。“往事不堪回首”，一切往前看，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這裏鄧小平表現出了一個成熟政治家的大家風範，在關鍵時刻能把握大局，才保證了中國改革的順利進行。與之相比，戈爾巴喬夫顯得十分無能，他是一個不合格的改革家，也是一個不成熟的政治家。
在戈爾巴喬夫多元化、自由化、公開化旗幟下，3 年裏蘇聯一下子冒出來9000 多個大小不等的政治組織，其中 3000 個左右的大組織裏比較有實力的隻有 40 多個。這些名目各異的組織大部分把蘇聯看成仇敵，以反共為其擴大組織的主要手段。他們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能量要比西方對蘇聯瓦解的力量大得多。這些反共思潮代表人物，千方百計地尋找打倒蘇共的政治突破口，進而使蘇聯政治局勢陷入一種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戈爾巴喬夫的講話及專著，正好給了反對勢力一個提示：否定斯大林就等於否定斯大林體製，否定斯大林體製，就等於否定蘇聯共產黨業績及其本身。這正是戈爾巴喬夫自我打倒的關鍵之處。對斯大林及斯大林體製的評價問題，始終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蘇聯曆史發展道路上的關鍵，對曆史人物的評價是一個民族政治素質的標誌，也是後代人推動國家發展的一個啟動器。盡管斯大林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與錯誤，但對他的評價應該實事求是，堅持客觀科學的原則。我們講的改革，不是推翻重來，而是完善與革新。如果完全否定了自己國家的發展道路，砍掉了自己社會生活中的旗幟，那就沒有改革大業可言了。
斯大林（1 879—19 53）是位有爭議的曆史人物，但是他在蘇聯曆史舞台上演出過有聲有色的一幕，占有突出的曆史地位。與俄國曆史上所有傑出人物相比，他的成績最顯著，犯下的錯誤也最嚴重。在斯大林一生中有兩大曆史功績，足以彪炳史冊：第一，在他執政30 年中，蘇聯從一個落後的以自然經濟為主的國家變成了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大國，創造了經濟騰飛的曆史奇跡。自從1861 年農奴製改革以來，曆代沙皇都夢寐以求地追求大國地位，發展經濟。但受沙皇專製及農奴製殘餘的嚴重束縛，經濟無法起飛。他們也曾對外發動戰爭，以求發展，結果是不但沒有獲利，反受其害。一戰耗盡俄國的國力和財力，導致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現實對俄國70 年前的發展道路做出了曆史結論：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俄國。
十月革命使俄國走上了社會主義發展道路。20—30 年代，斯大林通過兩個五年計劃（1928—1936），使蘇聯工業產值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斯大林用事實向世人證明：社會主義製度是有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資本主義發展速度的。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斯大林創立了一套體製，盡管它有缺陷，但它畢竟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實踐了的社會主義模式，為後來者提供了借鑒，積累了經驗。斯大林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開創者及建築師。
第二，他為打敗法西斯，為取得衛國戰爭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1941 到1945 年的蘇聯衛國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主戰場。這場戰爭是文明與野蠻、民主與獨裁的一場大搏鬥。它的結果影響了整個人類社會發展過程。斯大林在這場戰爭中表現出超人的膽識及卓越組織能力與號召力。他頂住了希特勒的閃電戰術，擊破了德國法西斯不可戰勝的神話，給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以極大鼓舞。斯大林又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倡導者，他促進並完成了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建立。蘇聯紅軍是戰勝法西斯的主力，蘇聯人口損失及物質損失是二戰參加國損失總量的41%。斯大林是這支主力軍的統帥，其作用不可低估。
斯大林一生嚴重錯誤有三條：一是他的個人缺點，有權力欲、喜猜疑、很粗暴；在思想方法上形而上學、片麵化、絕對化；二是對他的個人崇拜的形成，造成蘇聯政治體製缺點的膨脹，也造成蘇聯社會生活中許多不正常、不合理現象。第三，也是斯大林一生中最嚴重的錯誤，這就是他的階級鬥爭理論及肅反擴大化問題。這也是最容易被人揪住的小辮子。因為 19 36—1 93 9 年肅反所造成的結果是很悲慘的：三年肅反中受迫害的各級幹部達4 00 萬~50 0 萬人，其中至少有50 萬人被槍決了。肅反是斯大林一生中最黑暗的一頁，它給社會主義抹了黑，造成了蘇聯社會生活及領導集團中長期不穩定，也損害了蘇聯經濟和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
但是，在改革過程中對曆史人物評價是個敏感題目，不宜翻舊賬。到了20 世紀90 年代再用批判斯大林來推動改革已是戰略錯誤。應該看到，對斯大林評價是個戰略視點問題，並非是他個人功過問題。從這點上來說戈爾巴喬夫是有罪的，正是他在慶祝十月革命7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引起了否定斯大林、攻擊蘇聯道路及蘇共的風波。據查，在蘇聯解體之前，卷入各種政治組織及各種政治活動的人約為 25 0 萬。其中真正反斯大林、反對蘇共的是少數，但這一小部分人能量大，他們能誤導處在觀望之中的多數人。後來形成的幾大派別就是在這種基礎上形成的。事實上他們中的無論哪個組織都不能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及廣大蘇共黨員。當時多數人實質上觀望。他們中極少數人是在爭奪權力。沒有個人野心他們不會有那麽高的熱情。他們根本沒有把國家前途與人民利益放在心上。一些人惟恐天下不亂。從一定角度上說，否定斯大林、否定蘇共，也就是為資產階級政治打通道路。他們高呼的“民主、自由”口號，實質就是自由地瓦解國家經濟，自由地醜化社會主義製度，自由地否定自己的發展道路。
戈爾巴喬夫在政治上自我打倒的第二步是否定列寧。如果說全麵否定斯大林是為全麵打倒蘇共尋找政治突破口的話，那麽誣蔑、否定列寧就是挖蘇共“老祖墳”。大約在1 990 年前後，蘇聯興起了改名熱，許多以列寧名字命名的城市、街道紛紛改名。如列寧格勒改為聖彼得堡，以列寧姓命名的烏裏揚諾夫斯克改為辛比爾斯克，列寧納巴德（塔吉克第二大城市）改為苦盞。1990 年7 月10 日，蘇共中央做出決議：“中央明確表示堅決反對對列寧進行人身攻擊，保護這位政治家和思想家免受詆毀、汙辱，是每個黨員和公民的責任。”從這段文字中我們已能看出問題的嚴重程度。1990 年 10 月 12 日，戈爾巴喬夫就製止侮辱曆史博物館及國家標誌物發布命令，命令說：“近來各地不斷發生粗暴淩辱蘇聯國家奠基人列寧紀念碑、十月革命建築物、衛國戰爭紀念碑事件，政府堅決製止這種野蠻行為。”但實質上放開容易製止難，一旦喪失原則，混亂局麵不可收拾。一紙命令豈能製止得了？！
1 99 1年“八一九”事件剛一結束，莫斯科市長波波夫就下令關閉列寧博物館。1991 年9 月 5 日民主派代表人物索布恰克在人代會上提出要將列寧遺體搬出紅場。當時蘇聯文化部長在會上就講：“列寧墓是曆史時刻的一種反映。正是這個人給貧困、無知和饑餓的人民帶來了希望。”由於多數人反對，列寧墓才保存至今。1 99 2 年6 月，索布恰克又一次提出要遷葬列寧遺體，索布恰克甚至還同有關專家研究搬遷列寧遺體的技術問題。但多數公民及政黨認為：索氏此舉是在侮辱曆史偉人，並且會引起新的不安定因素。1992 年8 月 17 日，有關要遷移列寧遺體的傳聞不脛而走，10 00 多名群眾自發到紅場去保衛列寧墓。他們手拿紅旗及列寧像，隊伍中橫幅上寫著：“列寧永遠與人民在一起”、“不許觸動列寧”、“恢複蘇聯”等標語，格外醒目。這次自發集會持續了3 個小時。在此之後甚至有人在報上寫文章，建議把列寧遺體賣給美國人，供醫學研究之用。但出於對政局穩定考慮，俄當局始終未敢觸動這一問題。據統計，蘇聯50 萬以上人口的城市有 5 3 座，在 19 90 年之後改名的達 3 1 座，占61%。這種改名熱反映出的是一種非理性色彩的政治傾向，也反映出蘇聯社會的不穩定程度。而且，在一些城市還出現推倒列寧塑像、封閉列寧博物館等事件。這些政治現象總根源正是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自由化。赫魯曉夫當年批判斯大林十分激烈，但他沒有動列寧。戈爾巴喬夫與之相比顯得更可憎，他竟然把政治棍子打在了列寧的頭上。等到蘇聯解體已成事實時，人們才看出了這批誣蔑列寧的人的真正狼子野心。其要害是否定70 年蘇聯各族人民的發展曆史。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全世界，列寧的傑出貢獻及卓越才能都是公認的。在蘇聯解體前夕，一些人肆意詆毀列寧，其目的是要把馬列主義從蘇聯大地上掃除出去，讓蘇聯人民失去精神支柱及旗幟。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馬克思和列寧的紀念物仍被保存著，供世界人民去瞻仰。至今西方還有一批專門研究馬列主義的學者。
直到最近，關於列寧遺體的保護與處理問題仍被一些人搞得沸沸揚揚。列寧陵墓坐落在莫斯科紅場上，在克裏姆林前方。1924 年1 月27 日裝有列寧遺體的水晶棺安放在這裏。最初陵墓為木結構，19 30 年時改為花崗石和大理石建造。1 94 5 年又更新了水晶棺，陵墓內部又加以裝修。1 976 年又進行過一次檢修。列寧陵墓的結構與色調，肅穆凝重，外嵌有貴重大理石，黑色和灰色拉長石，深紅色的花崗石和方斑石。深紅色代表革命旗幟，黑色表達人民永遠悼念之情。陵墓體積為 58 00 立方米，內部容積為 24 00 立方米。墓前刻有列寧字樣的碑石淨重 60噸。陵墓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墓頂為平台。每逢重大節日，國家領導人即在此檢閱遊行隊伍及武裝部隊。平台兩側為觀禮台。沿黑色大理石台階而下，轉彎轉入陵墓中心悼念大廳。列寧安詳地躺在水晶棺裏，身著黃色上衣，胸前佩有一枚紅旗勳章。四季常青的樅樹環繞陵墓四周。陵墓每周開放兩次，人們自覺排起長隊，川流不息的人群肅靜地穿過紅場來瞻仰列寧遺容。克裏姆林宮斯巴斯克塔樓的自鳴鍾，每隔 15 分鍾鳴響一次，倍增肅穆氣氛。列寧墓旁隆重而莊嚴的1 號換崗儀式成了紅場一道風景線，每天都吸引著成千上萬遊人參觀。列寧陵墓已成為蘇維埃革命史的物化標誌。
但是，在戈爾巴喬夫自由化政策引導下，19 91 年 9 月，列寧格勒一政界要人竟提出要把列寧遺體搬出紅場，遷出莫斯科。直到今天，企圖毀壞列寧遺體及靈柩的言論及行為仍沒有停止。葉利欽曾表示要將這件重大事情交由人民投票公決。事實上，列寧在臨終前確實希望把自己葬在彼得格勒“沃爾霍夫斯科耶墓地”，因為列寧的母親葬在那兒。但是，列寧去世後，黨集中了全國人民的極為強烈的願望，把列寧墓安置在雄偉的莫斯科紅場。這標誌著蘇聯人民要把列寧的曆史功績、十月革命的光輝、蘇維埃國家創世紀的功勳定在國家心髒之處，並永遠昭示給他們的子孫後代及世界人民。多年來，列寧陵墓像克裏姆林宮那顆閃閃的紅星一樣，它一直激勵著蘇聯各族人民。它既是曆史的閃光點，又是現實走向的路標。如果說列寧墓是當年蘇聯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旗幟與路標的話，那麽要搬遷列寧墓的人就是要砍倒這麵旗幟，抹去這一象征。
戈爾巴喬夫在政治上自我打倒的第三步是放縱一些人攻擊十月革命。在1990 年11 月7 日，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大城市裏民主派上街遊行，他們打的標語牌上寫著：“十月政變是俄羅斯的悲劇！”“打倒列寧主義！”“打倒蘇共！”“葉利欽救救俄羅斯！”等口號。19 90 年9 月19 日枟消息報枠頭版發表文章枟11 月7 日人們向我們祝賀什麽？枠中寫到：“每年到11 月 7 日友好國家都要向我們發賀電，很難想象今年他們該如何措辭，因為這一天越來越使我們難堪。正如一個人在年輕時犯過錯誤，不久前又組織了新家庭，人們硬要繼續向新的家庭成員祝賀已解除了婚約的初婚紀念日。”199 0 年10 月20 日，“民主俄羅斯”在莫斯科舉行代表大會，他們宣布將把11 月7 日改為悼念在共產黨恐怖活動中犧牲者的節日。
眾所周知，十月革命顯示了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蘇共前身）在推翻沙皇專製製度中的作用。十月革命是俄國廣大工農兵群眾以大無畏的改天換地的精神，對舊世界的轉變實現了勝利的突破，在人類曆史上第一次讓普通勞動者及其代表掌握了國家政權。革命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政權從一個階級手中轉移到另一個階級的手中。僅就這一點它就具有偉大的開創性。列寧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性質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此之前，世界上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就是其殖民地。因此可以這樣說，十月革命是人類從根本上改變以貧養富世界格局的光輝起點。不管以後還要經過多少坎坷，但人類總是要走向這一彼岸：世界是勞動者的世界，勞動人民是這個世界的真正主人（目前從整體上看世界仍是一個以貧養富的世界）。從大戰略角度上看，俄國十月革命是改變以貧養富失衡世界的良好開端，而良性起點永遠是至高無上的，不容否定的。
但到了80 年代末，蘇聯出現了“十月革命沒有必要”的論調。對這股歪風戈爾巴喬夫非但不製止，反而火上澆油。在西方，一些學者也承認列寧這一壯舉，稱列寧是偉大的革命家。而蘇聯一些人卻一風吹，連根拔。這實質上是從根本上否定了蘇聯70 年發展道路，否定無產階級勝利和社會主義製度，從而完全否定了蘇共自己。這批否定十月革命的人實質上在為人剝削人的製度出力賣命，完全暴露了他們的資產階級屬性。戈爾巴喬夫容忍這些人自由宣揚資產階級論調，是自我打倒的典型表現。
長期以來蘇聯共產黨在政治上實行“絕對統一”、“絕對服從”、“絕對正確”的絕對哲學，破壞了執政黨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血肉聯係。在戈爾巴喬夫執政時又搞“絕對公開”、“絕對自由”、“絕對多元化”的絕對哲學，再次破壞了黨與人民的統一。這種從極“左”向極右的轉變，為各種資產階級思潮的複活與泛濫打開了大閘，導致了社會混亂及蘇共的瓦解。實際上，人世間就沒有絕對自由。自由的真正含意就是對一切負責。如果在思想方法上推行絕對統一，那麽共產黨人就是自己孤立自己；如果奉行絕對自由，那就是共產黨自己瓦解自己。這就是蘇共垮台為我們提供的寶貴經驗教訓。
蘇聯解體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意識形態上。戈爾巴喬夫自己搞亂了自己的陣地。尤其是在1 989 年之後，戈爾巴喬夫搞亂了國家思想文化戰線，從而搞亂了人們的意識形態，也從根本上搞亂了社會秩序及社會生活，最終造成了政治動蕩及嚴重的社會危機，引發了人們思想心理上的病態，從社會個體上開始了自我否定的序曲。信仰危機及蘇共瓦解就是戈爾巴喬夫公開性、自由化理論的幾個苦果。70 年來，曆屆蘇共領導人不重視對斯大林體製弊病進行根本性的改革，不重視執政黨自身的建設，不重視對新時代條件下符合本國國情的建設道路的理論探索。久而久之，嚴重地削弱了執政黨的政治活力，也逐漸地降低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黨內外出現的嚴重的腐敗現象愈演愈烈，政府不能有效地組織社會生活，執政黨拿不出總攬改革的成熟方案，幹部嚴重脫離群眾。1990 年7 月2 日，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二十八大上講：“幾十年來，蘇共隻是為專橫的官僚體製服務，這導致了黨內關係的嚴重變形，挑選幹部上的嚴重變形；在黨組織內部造成了一種漠不關心、無動於衷的消極氣氛。”戈爾巴喬夫的這些說法，實際上是動搖了改革的領導力量，把鬥爭矛頭指向蘇共。作為黨的總書記，這是犯罪。此後，蘇共中的民主綱領派領導人公開講：“黨已成為改革的主要障礙。不對黨進行徹底改造，任何改革方案都是不嚴肅的。現在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已不再相信蘇共能進行改革，共產黨的領導威信急劇下降，現已接近危機點。”這個激進派在蘇共二十八大上發言時公開講：“蘇共二址八大要解決的不是要不要市場經濟的問題，而是要不要蘇共問題，蘇共永遠退出曆史舞台的問題。”蘇聯枟星期枠周刊 1990 年第 11 期發表文章開始論述多黨製問題。在此之前，著名的民主派人士葉利欽、波波夫、索布恰克等人宣布退出蘇共。蘇共已陷入建黨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在1 990 年蘇聯社會陷入全麵危機背景及其壓力下，蘇共二十八大修改了黨章，蘇聯議會也修改了憲法中關於確認蘇共在蘇聯社會中領導地位的第六條條款，從而取消了蘇共的領導地位，提出在蘇聯實施多黨製及政治多元化，實行三權分立及議會民主。這樣國家大權從蘇共中央政治局轉入到總統委員會手中，蘇共分裂成若幹黨派。一些加盟共和國共產黨組織已自行解散。可見，蘇聯解體過程實際從蘇共二十八大已經開始了。戈爾巴喬夫改革走向了危機深淵。應該看到，正是戈氏理論混亂及自我否定打開了蘇共瓦解及意識形態混亂的大門。意識形態的混亂又造成了人們的精神空虛、道德困境及各種社會病態。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戈爾巴喬夫又自動放棄了輿論陣地。1990 年7 月15 日，戈爾巴喬夫發布了關於電視和廣播民主化的命令。命令說：“在蘇聯，政治多元化實際上已經形成，這就要求我國廣播電視的性質要發生根本的變化。”“國家的廣播電視應該獨立於政治和社會組織，不允許任何政黨進行壟斷。”應該看到新聞媒介是國家機器的核心部件。如果這個部位出了問題，國家機器就會癱瘓，人民群眾就不知所從，社會生活就無法得到宏觀控製，聯盟解體就隻是時間問題了。
西方對蘇聯解體也負有一定責任，尤其是美國。搞垮蘇聯一直是它的既定目標。在二戰後，在蘇美核競賽中，美國就占了上風，它既用先進科技成果發展軍工產品，又十分重視生產高、精、尖的民用品，以占領世界市場。而蘇聯經濟完全陷入軍事圈子裏，沒有用科技發展拳頭產業，也沒有發揮自己資源與科技人才優勢，致使民用工業與軍事工業長期在高耗、低效、懶散、浪費中維持。美國借此迫使對手在專一核競賽中瓦解經濟、分化政治，進而促使其垮台。二戰後美國控製了整個西歐市場，形成了對蘇聯東歐的經濟優勢。在與美國核競賽上，蘇聯投入了過多的人力、物力、財力，蘇聯被美國拖垮了。
自2 0 世紀5 0 年代初以來，蘇聯和東歐國內3 年一小亂，8年一大亂，國內階級鬥爭、權力鬥爭不斷，社會主義陣營自行瓦解。進入80 年代後期，蘇聯在內外戰鬥中經濟增長減慢，國內體製弊病越來越嚴重，幾乎走入死胡同。國際上中蘇論爭日趨激烈，蘇東關係日趨緊張。60 年代中蘇分歧與爭論進而擴大到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搞“大論戰”，開始出現局部軍事對抗與戰爭，其結局當然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自我摧毀。
就在80 年代蘇聯經濟岌岌可危的狀況下，裏根政府采取兩項重大措施，瓦解了蘇聯經濟。一是降低石油價格，斷了蘇聯的一大財源；二是推行“星球大戰計劃”，叩響了新的一輪軍備競賽的警鍾，迫使蘇聯應戰。美國利用“星球大戰計劃”將新興學科牽引提前15 年，尤其是在計算機運用上掌握世界主導權。而且，裏根政府自1983 年5 月大肆宣揚“星球大戰計劃”，其重要目的就在於瓦解蘇聯。1995 年3 月14 日俄羅斯的枟紅星報枠揭示，美國早在198 2 年上半年就製足了旨在使前蘇聯經濟崩潰計劃。當時裏根簽發了32 號命令，批準了一係列經濟措施及外交活動。該命令的第一句話就是：“讓他們去浪費力量，把主動權抓過來。”此後，美國到處散布假情報，誘使蘇聯上鉤，迫使他們去大量花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蘇聯領導人是在審視美國冷戰戰略上出現了重大判斷上的錯誤，使其國策出現偏差，這裏表現出其決策人的低層次、低水平。冷戰達到了戰爭所達不到的水平，可見冷戰之冷。這也使人們看到：最大的失誤正是戰略決策的失誤。總之，蘇聯在這輪新的軍備競賽中是個徹底的失敗者，而這次失敗的代價太大，教訓慘痛而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