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的發展是20世紀人類政治生活、經濟發展、軍事抗衡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在20 世紀人類發展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都與俄羅斯有關,尤其是它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需要研究和總結的東西很多很多。在19世紀末,俄國出現了一批偉大的探索者,如列寧、普列漢諾夫、布哈林等,俄國成了列寧主義的故鄉。80多年前,在沙俄帝國的廢墟上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幾十年寶貴的實踐中,蘇聯發生過一係列驚心動魄的鬥爭,發生過許多翻天覆地的變化,曾取得過為全世界人民所矚目的輝煌成就,也遭受過前所未有的挫折與失誤。尤其是經濟長期上不去,高速度、低效益、人力物力浪費,甚至還出現過人們吃不飽肚子的困難時期。搞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國強民不富,最後落了個聯盟解體的悲痛結局。但是,無論是他們成功的經驗,還是失敗的教訓,對世界各國人民來說都是一筆寶貴財富。處於改革大潮中的中國人民更應珍視這筆財富。正如列寧說過的,“迄今有些已滅亡的政黨,它們之所以滅亡了,就是因為它們驕傲起來,不知自己力量之所在,因為它們怕說出自己的弱點。可是我們不會滅亡,因為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弱點,而且能夠學習克服這些弱點。”可惜的是列寧親自創建的黨後來“驕傲起來了”,沒能夠學會克服自身的弱點,不知道自己的力量之所在,被人家(也可以說是被自家)趕下台,從執政黨變成了一個在野黨,基本沒有發言權和影響力了。
蘇聯曾是全世界無產階級敬仰和向往的地方。因為在那裏,出現了人類曆史上第一個工農當家的政權。蘇聯的成立打破了資本主義一統天下。這一時期,社會主義從無到有,從一國到多國。在此之前,世界上所有國家不是資本主義的,就是資本主義的殖民地,與其對抗的製度還沒有。馬克思的曆史貢獻就在於他把空想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社會主義,列寧的曆史功績就在於他把科學社會主義變成了實踐社會主義。由於進入社會主義的國家都是些政治經濟相對落後的國家,商品經濟都不發達,民主與法製也不健全。所以,各國社會主義在實踐中都出了些問題。社會主義各國既嚐到過勝利和成功的喜悅,也飽受挫折和失敗的困擾。但是,這幾十年社會主義實踐,仍是20 世紀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20 世紀最偉大、最深刻、最具世界意義的社會實驗工程。到現在中國等幾個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成就仍在證實著這種製度的生命力。在一定程度上,中國人今天的改革大業就是對列寧當年在農民占多數國家經濟建設道路探索的繼續。
正如中國學者周尚文、唐妍指出的:任何實驗都是要付出代價的,社會實驗尤為如此,因為它所涉及的是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它比自然科學實驗要複雜得多。它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社會實驗需要幾代人的不斷實踐、不斷探索、反複認識、不斷總結。因此社會實驗不可避免地要經受各種磨難與反複,才能從幼稚走向成熟。尤其是蘇聯的社會主義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實驗,難度更大,磨難更多,反複是不可避免的,教訓是非常深刻的,但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是走向成熟的最好營養品。馬克思說過,無產階級革命者常常會“十分無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圖的不徹底性、弱點和不適當的地方。它經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進中停下腳步,返回到仿佛已經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開始把這些事情再做一遍”。在人類曆史長河中,20世紀的社會主義隻是一個初期實驗階段,社會主義要走的路還很長。駐足21世紀之初,認真回顧與總結20 世紀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非常重要,因為這是社會主義走向成熟的重要條件。
蘇聯曾是中國革命的榜樣與楷模。孫中山先生在20 世紀初就曾提出過“以俄為師”的口號。50 年代中國曾流行過這樣一句話:“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當初我們到底要向蘇俄學什麽?後來我們到底向蘇俄學了些什麽?這些都需要我們認真地去思索。這點是由俄國和中國的落後國情決定的。1917年俄國的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1949 年的中國資本主義不發達。在這樣的國家,無產階級既要打倒封建製度,又要推翻資本剝削。正如列寧講的,與其說俄國無產階級苦於資本主義,還不如說其苦於資本主義不發達。俄國無產階級首先要掃除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還要清除阻礙社會主義發展的障礙物。另外,俄國的資產階級很軟弱。列寧說過,1812年十二月黨人起義是俄國資產階級第一次革命,也是最後一次革命。1917 年二月革命中出現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既無能又軟弱。他們無力解決和平、土地、麵包問題,因而也沒有獲得人民大眾的支持。在十月革命初期,列寧首先提出土地國有化,並把所有銀行和大工業收為國有。他認為這些措施隻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決不等於實行社會主義”。列寧特別強調土地國有。他認為:“實行土地國有化之後,土地的分配應根據自由的商品農業的要求,土地分給善於經營的農場主,而不是分給懶惰的農民。因為這些農民大都是按照舊傳統來經營,隻適應宗法經濟的條件,而不適合資本主義的條件。這種國有化就是完全消滅土地私有製,經營土地有充分自由。”列寧講的要點是:一是大宗生產資料(包括土地、礦山、交通、銀行、資源等)一定要收為國有。二是讓人們有經營自由。三是對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及私有經濟既允許存在,又要加以限製。可見在1917—1918年蘇俄的經濟結構是多元的,列寧主張的是一種混合經濟體製。到1918—1921年蘇俄三年內戰時期,為了應付戰爭,他們不僅限製和取消了經營自由,而且擴大了公有製,造成了新政權的危機。1921—1928 年列寧的新經濟政策首次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聯係起來了,提出讓農民先富起來。但在所有製問題上沒有突破。到了30 年代,由於國際局勢的惡化,戰爭臨近,斯大林人為地加速了生產關係的變更,國家經濟生活完全實行高度集權的國家製定的計劃體製。地方和企業無自主權,私有經濟和外資企業無立足之地。這種體製既無競爭力,也沒有效率和活力。中國從1949年的土地改革,到1956 年的公私合營,再到1958 年的三麵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基本上完成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走的就是蘇俄道路,基本上排除了私有經濟。國家包攬了一切,國家什麽都管。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情況下,人為地把生產關係拔得越高,生產力水平就越低。經濟生活本身就是豐富多彩的,單一的國家所有製弊病肯定很多。按理說公有製充分體現了人民當家做主人的目標,盡力讓公民進行自治管理。但是後來在實踐中這種國有製就是把經濟管理權交給了政府,交給了官員,把國有企業變成了官辦企業,這就必然導致了官僚主義,使社會主義企業陷入困境,而且越陷越深,經營困難越來越大。當然也有效益很好的國有企業,他們內部運行機製很好,但畢竟是少數,不占主流。有人講至今中國和俄羅斯都沒有完全獨立意義上的自主企業,沒有成熟的企業文化,沒有具備國際競爭力的名牌產品,無法與發達國家的品牌去搶占國際市場,特別是高科技產品。
列寧在把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變成實踐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到底有哪些經驗可以肯定;列寧主義有哪些思想成果是可以汲取、可以繼承的;列寧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精髓到底是什麽,這些都值得我們認真去總結。我們不能把蘇聯解體的悲劇以及俄羅斯十年激進改革的失誤都看成是20世紀社會主義的失敗與終結。我們應該好好地反思一下20 世紀人類史上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總結其經驗和教訓,沿著我們自己選擇的道路前進。我們認為以下幾個要點最能反映列寧社會主義思想的本質,也能幫助我們深層次地理解蘇聯70年發展道路及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價值與意義:
第一,生產力發展是社會主義的第一要素。衡量一種社會製度的好壞標準主要有兩個:一個要看它是否能推動生產力迅速發展,二看人民生活是否真正改善。列寧曾明確說過,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進步的最高標準”。20 世紀社會主義都是在經濟落後的國家首先取得勝利的。其意義在於向世人展示,在一個沒有剝削的、以公有製為主體的社會裏,同樣可以實現生產力的迅猛發展。俄國在十月革命後,徹底拋棄了西方舊有的發展道路,尋求邁向現代化的新途徑。它與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它既不依靠對外掠奪,也不靠對內剝削,而是依靠艱苦的內部積累來籌集資金搞現代化;它把大宗的生產資料掌握在國家手中,消除了私人或財團控製國家經濟、影響國家政治的諸多弊病。此外它還提倡按勞分配、主張社會福利、實現社會平等、反對兩極分化、主張共同富裕等等。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突破。隻要把發展生產力放在突出地位,全心全意抓經濟,一心一意搞建設,社會主義仍將會具有活力和優越性。列寧當年曾提出過一個公式,非常有名:蘇維埃政權+普魯士鐵路秩序+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 +美國的教育 =完全的社會主義。可見列寧當年正是從科學技術、經濟管理、文化教育、交通運輸等方麵來理解社會主義的。這就是說社會主義不僅是一種先進的政治製度,而且更應該具有高度發達的生產力水平。
當然發展生產力有它自身的規律,生產關係滯後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係超前給生產力發展造成的危害更大。在中俄這樣的落後國家裏,人們通過革命手段打破了舊的生產關係,調動了勞動者們的生產積極性,為生產力的發展開拓了廣闊的道路。但是由於這些國家原先的生產力水平低下,沒有雄厚的物質基礎,在打破舊的生產關係之後,到底要建立起什麽樣的所有製才能適用於這種轉變,這是前人所沒有預見到的。列寧曾說過:由公有製代替私有製,是共產黨人確信無疑的綱領。“當我們奪取了政權並著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時,我們就知道了這個道理。可是改造的形式和改造的發展速度,我們都不知道。隻有集體的經驗,隻有千百萬人的經驗,才能在這方麵給我們以決定性的指示。”但是在中俄幾十年的實踐中,理論上過高估計了社會主義公有製的優越性,實踐上一味追求一大二公,長期找不到公有製促進生產力持續穩定發展的運行機製。斯大林把國有企業和集體農莊作為公有製的主體。鐵托在發現斯大林這一套並不適用於南斯拉夫時就堅決實施社會自治所有製,取得了重大突破與成就。中國先搞合作化,後搞人民公社。這些超前的生產關係與生產力水平嚴重脫節,造成企業沒效益,群眾沒幹勁,“公社的活兒,慢慢磨,做得多了劃不著”,這就嚴重地影響了生產力的發展。直到今天,中俄在體製轉軌中,如何搞活國有企業,如何在堅持國有製條件下促進各種所有製的協調發展,人們都在不停地探索,沒有現成的答案和方法,沒有靈丹妙藥。
第二,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性。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隻有計劃經濟才能克服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才能克服資本主義周期性的危機。恩格斯說過:到了社會主義“社會生產的無政府主義狀態就會讓位於按照全社會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社會性的計劃調節。”可見計劃經濟是傳統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列寧在十月革命後也講過:“隻有按照一個總的大計劃進行建設,並力求合理地使用經濟資源,才配稱為社會主義。”到了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提出:新經濟政策就是要在社會主義國家裏自覺地利用商品貨幣關係,在國家調節市場的基礎上實施計劃經濟。他說:“新經濟政策並不是要改變統一的國家經濟計劃,不是要超出計劃範圍,而是要改變實現計劃的辦法。”這時列寧明確提出反對那種無所不包的計劃,並認為:“現在對我們來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就等於官僚主義的空想。”列寧在經濟管理理論上的重要突破就在於他首次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結合起來了。這種結合就是一種能激發活力的經濟體製,它的活力就來源於對計劃體製下商品價值規律的認識。
事實上,計劃經濟是社會化大生產自身的客觀要求。西方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危機時期麵對危機苦無良策,社會一片混亂,而蘇聯計劃體製卻發揮了巨大威力,年均工業生產增長率在15%以上。這就給西方人指點了迷津,啟發了他們的思路,歐美各國都全麵強化了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幹預,實行國家調控與自由市場並舉。這就使西方進入了很長時期的穩定發展階段。人們從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理論中都能看到國家調控和計劃體製的影響。難怪布熱津斯基把西方普遍建立與實施的以宏觀調控為主的市場經濟說成是“共產主義思想精髓的間接傳播的成果”。問題出在斯大林放棄了列寧把計劃與市場結合起來的探索,把自上而下的計劃法律化、凝固化、命令化,中央下達給地方和企業的生產指標是硬杠子,完不成就要追究領導人的法律責任;企業領導人隻對上級負責,隻管完成上級下達的指標,完不成上報虛假數字也得完成,否則厄運難逃。1932 年有位中央有色金屬部門的負責人看到上級下達的指標時講了一句:這些數字都是異想天開,結果到大肅反時他被處決了,罪名就是反對工業化。在這裏企業的自主權越來越少,企業資金全由國家無償下撥,利稅全都上繳,產品價格也由國家統一製定,這就形成了一種產品模式。事實上,中央製定的計劃和指標並不一定適合地方和企業的情況,計劃沒有市場變化快。蘇聯多數企業產品積壓嚴重,浪費現象十分普遍。許多企業生產指標完成得很好,卻沒掙錢,不講效益。這與西方企業按訂單生產、庫存等於零形成顯明對比。難怪在競爭中蘇聯模式敗下陣來,其中許多因素都值得我們仔細回味。這種自上而下的計劃管理,管得太多,統得過死,嚴重束縛了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缺乏充滿活力的競爭發展機製。這種計劃管理機製充滿長官意誌,經濟發展長期失衡,致使國家經濟長期處於一種僵化和半封閉狀態。
這種計劃體製的局限來源於認識上的誤區。在20 世紀社會主義的初期實踐中,人們長期認為,市場是資本主義的,而計劃是社會主義的,而且這兩者截然對立,互不相容。這樣人們就把計劃當成了目的,違背了經濟發展的規律。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同誌明確說過:“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這種認識與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有共同點,也是指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之一。
第三,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問題。應該說,社會主義本質是民主的,民主是社會主義的基本要素之一。民主與社會主義是相輔相成的,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由於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製,就使得真正意義上的人民民主變成現實。社會主義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社會公正,按勞分配。它對所有人實行統一政策、統一法律、統一要求和統一製度。1936 年蘇聯憲法是社會主義曆史上的第一部憲法,它明確規定人民享有最廣泛的民主權利。它被稱為人類史上最民主的憲法。它的頒布與實施曾引起國內外的廣泛注意和好評。英國的韋伯夫婦認為1936 年的蘇聯憲法比1776年的枟人權宣言枠和1793 年的枟法國革命宣言枠更有意義。宋慶齡稱這部憲法是“人類最偉大的成就”。羅曼· 羅蘭說:“這部憲法在生活中實現了直到今天為止始終不過是人類夢想的偉大口號——自由、平等、博愛。”可見,民主在蘇聯憲法及理論宣傳上是很誘人的。
但是在實踐上,在斯大林時期及後斯大林時代,民主和法製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好,實踐中破壞民主與法製的問題太多。在這些政治、經濟、文化都落後的國家裏,並沒有把社會主義為民主提供的巨大可能轉化為現實,也沒有把社會主義民主的巨大潛力真正發揮出來。在斯大林時代,不僅沒有實現充分的民主,反而出現了一些非民主、偽民主、反民主的極端做法,嚴重地破壞了民主與法製,如蘇共20 年代的黨內鬥爭、30 年代的大肅反、40—50年代的個人崇拜;60年代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大災難,都給社會主義抹了黑,至今回憶起來仍令人痛心疾首。
在20 世紀社會主義初期實踐中,一些國家出現的踐踏民主、破壞法製的現象,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在這些落後國家裏,人們深受皇權意識及小農意識的幹擾,農民自己代表不了自己,總希望出現救世主。斯大林體製權力自上而下行使,人民長期處於無權地位,領導權力過大,體製上的弊病導致了一些破壞民主與法製的社會畸形現象。再加上國內外環境的影響,人們又片麵誇大階級鬥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造成濫用行政權力,行政權大於法律(權大於法),民主秩序和健全的法製建不起來,製定好的法律也有空子可鑽,或被人為破壞。直到今天,民主與法製建設仍是社會主義國家麵臨的重大任務。
第四,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20世紀社會主義實驗開創了全民社會福利和全民社會保障製度的先河,這是社會主義對人類文明發展史所做的一個重要貢獻。有一句話我們都很熟悉,即社會主義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社會主義追求的社會發展的目標是公平和公正,它不僅強調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而且強調消滅剝削、消除貧富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社會主義國家決策者們在製訂政策與計劃時必須考慮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和願望,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幾十年來,各社會主義國家大力發展公共福利事業,全麵改善和提高人民大眾的生活質量,不斷創造條件豐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這些都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標誌和體現。
早在1917年列寧就提出過要實行完全的國家福利保障製度,福利費用全由國家負擔。蘇維埃政權一成立就頒布了職工患病失業保險法,保證勞動者的切身利益。20 年代蘇聯在經濟實力尚不強大的情況下,決定為勞動者提供勞動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實在的權利,醫療和上學基本上免費,充分體現了新政權的本質特征。到30年代,蘇聯基本上消滅了失業,並開始為老年人和殘疾人提供物質保證,對分娩者、患大病、妊娠者提供免費服務。至今俄羅斯退休老人仍有許多優惠及免費項目。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保障項目很多,人們在這裏比在西方生活費用要低,生活壓力要小。總之,社會主義保障製度維護了社會的長治久安,保證人民安居樂業,營造了安定祥和的社會環境,為發展經濟和推動社會進步創造了條件。在20 世紀前50 年裏,社會主義的福利製度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並成為人們了解社會主義的窗口。
西方有識之士在20年代就曾提出學習蘇聯的社會保障及社會福利製度。當時英國內閣大臣瓊斯就講,應該學習布爾什維克的榜樣,推進社會改革。30 年代美國總統羅斯福實行新政,擴大就業門路,實行社會改革,向勞動者讓利,使美國度過了經濟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各國都把強化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作為醫治社會動亂的良方,都向勞動人民做了讓步,實行社會改良政策,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北歐的瑞典、芬蘭、挪威等國就是由代表工人利益的社會民主黨來執政的,他們推行的就是全民福利政策,他們也以高福利國家而享譽世界。應該指出的是,由於戰後西方各國的經濟實力迅猛提高,國家向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投入大量資金,在很大程度上使貧困者得到救助,社會矛盾有所緩和,避免了社會衝突和動亂,國家經濟長期穩定持續高速發展。經濟越發展,他們向福利事業投入就越多。這樣,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與經濟進入了一種良性循環狀態之中。西方把這些稱為社會的“安全閥”、“減震器”。
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深思:由於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家沒有形成競爭機製,福利一多倒養了一些懶漢,滋生懶惰情緒。本來福利製度是為了保證社會公正和公平,但是在這些不發達國家,人們長期隻講公平,不講效益;隻講平等,不講競爭;隻求平均,不要差別;不患寡隻患不均,這就嚴重地弱化了社會發展的動力機製,使社會福利事業沒有起到應有的激勵作用,有時還起副作用。可見西方向社會主義學福利政策,可比他們做得好,效果好。看來社會主義改革必須下工夫處理好公平與效益以及處理好發展經濟實力與完善福利保障製度的關係。
以上我們從四個方麵概括了列寧思想的成果及列寧對社會主義要素的探索,我們隻是從這四個方麵來總結蘇聯70年偉大實踐裏最重要的經驗和教訓。當然這裏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們的概括隻是初步的和探討性的。我們已經能從中受到很大的啟示:列寧的思想是人類曆史上的優秀成果,70 年蘇聯道路是一次偉大的實踐和探索。